31.论治杂病，诀在平调阴阳，培补脾肾-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24年，伯臾先生回乡悬壶行医。当时，乡间农民积劳成疾，故门诊或出诊，病多危重，尤多热病重证，如高热、霍乱、痉病、厥逆等，病情复杂多变，非温病时方如桑菊、银翘等轻清之剂所能奏效。面对棘手之症，伯臾先生在钻研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的基础上，又勤读了吴又可的《温疫论》、戴天章的《广温疫论》和雷少逸的《时病论》，掌握了温病与时行疫毒的治疗差异，实践中使用祛秽浊戾气的方药，使疗效有了很大提高。

伯臾先生并不以此满足，在临诊中，深感温病诸书，虽对保津开窍之法颇多发挥，但对厥逆之变的辨治，尚嫌有不足之处。如当时霍乱流行，病死者甚多，其证见卒然暴吐泻，手足厥冷，汗出，大渴引饮，得饮即吐。一般医家从温病之法，投甘寒（或苦寒）清热之剂，活人者鲜。而伯臾先生据仲景所论，投白通加猪胆汁汤，获效者不少。此后先生从中得到启发，旋即进一步深研《伤寒论》，以补温病之不足，并借鉴《伤寒指掌》一书，探索融汇六经及卫气营血辨证以救治热病重证的方法，终于逐步形成了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的治疗热病的风格。

先生曾治一败血症患者。方××，男，25岁。1980年10月25日初诊。病者原有肾病综合征，尿蛋白++++，住医院内科，使用西药塞替派，在第17次治疗后，白细胞突然下降200/立方毫米，并伴高热（体温40.5℃），两次血培养均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诊断为败血症、继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立即停用噻替派，并用多种抗生素静脉滴注及肌肉注射5天，高热不退，病情凶险，遂邀会诊。症见高热6天不退，入夜口渴，便秘，两下睛有红斑（出血点），苔黄腻、根厚、中裂而干，脉象虚细而数。辨析病系正气大亏，客邪乘虚而入，邪热亢盛，炽于气分，灼伤阴津，且有入营之势。治应扶持正气，清化邪热。投入参白虎汤，兼用凉血药救治之。方用生晒参、铁皮石斛益气保津，石膏、知母、银花、连翘清热透泄，赤芍、丹皮、旱莲草取其凉血散血之意，以杜传变。

综观全方，“清”“透”“养”三法同用。服药2剂，高热得平，白细胞上升至4900/立方毫米。病房医师以此方为清热妙剂，故又嘱患者续服原方3剂。至10月30日再邀会诊，病情出现嗜睡懒言，面色萎黄，汗出较多，口渴胁痛，苔根腻，舌质红中裂，脉细数，重按无力等症。伯臾先生认为，症由邪伤气阴，又过服寒凉清热之剂，更见阳气伤损，有虚阳外越之兆；邪热虽化未彻，有内传少阳之虞。故治疗重在滋养气血，佐彻余邪。方中重用吉林白参、黄芪、当归补气血以托邪，牡蛎、白芍和营卫以敛汗，柴胡、银花、连翘以透余邪，佐入麦冬清热养阴。服4帖后，热病告愈，2周后复查，2次血培养未见细菌生长。伯臾先生先宗温病，后法伤寒，不拘一格，而立法用药，防病于未患，尤为突出。

治病之径，在于“谨调阴阳所在，以平为期”。这里说的“平”，即是阴阳平衡。阴阳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人体，可以理解为脏腑的功能状态，也就是说五脏功能协调。达到这种“平”的手段很多，有的从脏腑辨证入手，如金代张元素的易水学派；有的从脾胃入手，如金元时期李东垣的脾胃学派；有的从滋阴入手，如元代朱丹溪的滋阴学派。这些不同的流派，是中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中医理论是把人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对待的，和现代医学的还原论有本质区别。既然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那么解决这一系统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只要符合中医理论体系，按照辨证论治程序，都能解决问题。刘渡舟先生曾说过：“中医治病好比打开一个个小环套成的大环，只要你打开其中的一个小环，大环就开了，疾病就解决了。”

脾肾二脏，是生命良性循环的根基。“肾为先天之本，性命之根；脾为后天之本，生机所系。盖人之元气，根基于肾培之于脾……”（语出《医学衷中参西录》）。元气是人体生长发育的物质基础，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动力。脾肾强健，则元气充盛，生机活跃，脏腑各司其属；而脾肾虚馁，必元气虚损，脏腑失养，生机衰减。同时，气血乃元气形之于外的具体体现。《医碥》上说：“气与血，并根柢于先天，而长养于后天。”《医学正传》载：“夫人身之正气，与血为配，血行脏中，气行脉外……气血并行，周流乎一身之中，灌溉乎有骸之内，循环无端，运气不悖，而为生生不息之妙用也。”故血充气和是机体健康的表现。“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语出《素问》），临床上求治于中医的多种慢性顽症及疑难杂病，均病因繁多，症情错杂，大多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即以脾肾元气亏损为主，而脾肾为主，气血为治，则疗效高矣。

医溪絮语：名中医治学心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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