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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半个世纪的两次台湾之行
所属图书：《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 出版日期：2016-07-01 文章字数：3310字

相隔半个世纪的两次台湾之行

我祖籍台湾新竹县关西镇深坑子。20世纪初，父亲黄国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台湾外出打工，先后在日本、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后定居大陆，担任当时的南京东南大学蚕桑系主任（详见《台声》2008年12期）。我1925年出生在南京，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与台湾有什么关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南京，父母不得不带着我们背井离乡逃难到当时的大后方贵州省。我在贵州省读了7年书，直到大学一年级。后来，日寇又进攻贵阳，一度打到了独山，形势紧迫，我就转学到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后进入云南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规定，凡是当年从南京逃难出去的学生可以转学还乡，我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南京。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非常严肃而郑重地告诉我，我们过去填报的籍贯广东省梅县是不对的，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台湾省新竹县关西镇深坑乡。由于过去台湾被日本侵占，只好用客家祖地梅县替代。父亲将我在台湾的堂哥黄金汉写来的书信拿给我看，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己原来是台湾人。

为了弥补对家乡欠缺的了解和认识，我决定返乡读书，转学到当时台湾最好的台湾大学。

认祖归宗的首次台湾行

1946年10月，我带着堂哥给父亲的信到了上海，找到设在延安东路的上海台湾同乡会，与负责人徐盟山详细说明了有关情况，得到同乡会开具的证明信，购买了一张台湾轮船公司的船票，于10月15日乘坐“中兴号”客轮前往光复一年后的祖国宝岛台湾，踏上了首次返乡的旅程。

轮船抵达基隆港，接船的是我在云南大学的同学李蜀生的哥哥李淮生，他当时在台湾凤梨公司任会计主任。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我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忍不住对着大海高声呼喊：“故乡，我回来了！”

由于绕道延误了时间，开学报到时间已过，我只好拿着转学证明书请父亲在日本读士官学校时的挚友，我叫他五叔的黄国书帮忙，黄国书时任台湾警备司令部高级参谋，住在圆山，在台湾有些地位。他找到时任台大校长的庄长恭，说明情况，使我进入了农学院森林系。当时的森林系实力很强，系主任是著名林学家梁希，教授中也是名家荟萃，包括汤惠荪、李惠林、康瀚、林渭访等，还有一些留在台湾尚未回国的日本学者，如田中长三郎、正宗严敬、细川隆英等。在学校，我还遇到我在云南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叶树藩，师生久别重逢，格外亲切。

过完寒假，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台湾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我当时住在台北中山北路李淮生大哥的家里，记得出门后看到满街都是人，场面喧闹，我跑到富田町学校，在试验场地见到叶树藩老师，他告诉我，形势很乱，学校已经停课，你不用去了，免生意外。我在动荡的台北市熬了1个多星期，后来国民党当局调来军队镇压台湾民众的起义，一时间黑云压顶，血雨腥风。我逃离台北，回到新竹关西镇老家，住在三伯父处，算是暂时安顿下来后，堂兄金汉带着我走访亲友，算是初步熟悉了我在台湾的亲戚。我同父异母的三个哥哥，大哥黄金其长期漂泊在外，二哥黄金焕被日本抓到太平洋瓜达康乃尔岛海军陆战队当兵，侥幸生存下来，日本投降后回到新竹，在内湾开了一个小碾米作坊勉强维生，三哥黄金学被抓到海南岛当兵，回来后在家务农。

令我难忘的是，在台湾我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她叫郭育英。郭家在关西镇开了一家医院，郭医生是父亲儿时要好的同学，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郭淑英，在关西镇公所当秘书，我在去拜会罗享锦镇长时还和她打过乒乓球，二女儿就是郭育英，是护士，长得很清秀，我常去他们家的医院，所以与她渐渐熟识起来。虽然我心里喜欢，但始终不好意思说出来。她讲一口客家话，也会讲日语，我只能讲普通话和英语，交流起来颇为困难，我很着急。后来回到大陆，我终于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她，可是因为紧张的缘故，信封上把名字写错了，写成“郭淑育”，两姐妹也不知我要写给谁，闹了个大笑话。时隔半个世纪，我再次回到家乡时，侄儿们还拿这件在当地颇为有名的趣事奚落我。

我在关西住了2个月，没有书读，没有事做，很无聊。我想起在贵阳读中学时的老师薛人仰（他后来曾担任“总统府资政”），他当时在板桥台北县政府任民政局长。托他的关系，我在民政局的社会课当了一名课员，负责处理台北县因台风暴雨引发灾害的救助工作，每月工资台币38元。从1947年5—8月，共在民政局工作了4个月。期间，我抽空到嘉义阿里山游玩了一次，山上遮天蔽日的红桧大森林非常壮观，每棵树的直径都有两三米，让我这个学森林的青年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也为我后来在大陆承担国家级大型课题《中国植被》台湾分册等项目打下第一块基石。

1947年8月底，我忽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报，要我速回南京并与她一同到贵州省父亲那里。我于是辞去工作，告别家乡，于9月1日又一次搭乘来台时乘坐的“中兴号”轮返回大陆。没想到，海天遥遥，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来之不易的第二次台湾行

回到大陆后不久，两岸隔绝，我与台湾亲友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在贵州大学农艺系完成学业，1950年毕业后，先在遵义专署农林科工作2年，之后调到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教授植物地理学，先后担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以及贵州省科委主任、贵州省台联会会长等职。

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20世纪70年代，福建沿海的我军部队开始向台湾空飘大陆的土特产和宣传品，我试着将贵州的茅台酒连同一封家信通过空飘传往台湾，本没有寄望能有什么结果，只是抒发一下长久积压的思乡情怀。没想到，这封信竟奇迹般地飞到了新竹境内，被我堂弟黄孟陶的朋友捡到后转交给他，两岸的亲缘就这样神奇地连接上了！在台湾的亲戚朋友得知我们这些在大陆的亲人的情况后，无比兴奋，奔走转告。由于不方便通信，孟陶就想了个办法，通过他在香港的挚友黄义做中间人，往来转寄邮件。

必须提到的是，通过香港转寄的邮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急需的有关台湾植被方面的书籍资料。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为了填补我国植物科研领域的空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主持了一项国家级大型科研课题《中国植被》的编写工作，各省的植被分册均有相应的科研力量负责，但《台湾植被》部分却遇到无人承担的窘况。后来，中国科学院了解到我是台湾人，又曾去过台湾，就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在一缺资料，二不能入岛实地考察的困难条件下，我经过艰苦努力，包括用上述办法从台湾拿到了大批资料，用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庞大工程。

能够再次回到台湾故乡探亲访友并实地验证台湾的植被现况一直是我心中的梦想。但因为所任社会职务的原因，几次申请都被台湾当局拒绝，直到1995年，大哥金其生病，才终获批准。

此次回台去是搭乘飞机，没有了50年前舟船劳顿的辛苦。在桃园机场，与侄儿们欢聚一堂，感慨万分，想起当年我在基隆港大声呼喊“故乡我回来了”的情形，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为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台湾植被》的内容，我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考察了台湾全岛重要的生态保护区。侄儿国勇专门开车带着我环岛一圈，还特别在我曾到过的阿里山深处住了一晚。

在花莲，与老友东华大学资源研究所徐国士教授喜相逢，徐教授曾任太鲁阁公园管理处主任，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可谓如数家珍。在他的陪同下，我仔细参观了太鲁阁公园。太鲁阁峡谷是东台湾最著名的游览地，此处大理石岩溶地貌构成的崇山幽谷俊秀奇绝，巍峨壮丽。我们驱车一直抵达台湾罕见的积雪高地——海拔3500米的合欢山，详细考察了这里的石灰岩植被、常绿阔叶林、亚高山草地、冷杉林等植物群落，对于当前台湾植被的类型和状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照我所编写的《台湾植被》，书中植被情况基本上完全吻合，仅有少数类型遭到破坏不复存在了。

此行收获极大，第二年，浸透着我10年心血的《台湾植被》一书被台湾地景出版公司在岛内发行了繁体字版，算是给这项意义深远的国家任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回想往事，百感交集，时隔半个世纪的两次台湾故乡之行，纵贯了历史发展的多少起伏波澜，融汇了多少令人感伤的故事。在当前两岸出现难得的和平、和谐发展的新时期，我默默祝愿，两岸骨肉同胞能够真正捐弃前嫌，携手并肩，共同描绘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原载于《台声》2009年5期）

相宝留云：一名台湾省籍老教授的杂感随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