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头上下风来云去

事实证明，玛雅人关于公元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所谓预测，极不靠谱。但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三月十九日，是那个大明王朝的王朝末日，却绝对正确。

这一天，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

这一天，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结束了明王朝274年的统治。

在这一天后的几十天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兵败失利，南明小朝廷颠簸流离，大小枭雄你争我夺……

贵阳城也被裹挟到了动荡和苦难之中。

一、贵阳城头炮声隆

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为著名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李自成挺进中原，张献忠转战湖广、云贵川，形成南、北两支反明武装。

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大西军占领贵阳。大西军将领孙可望为防御需要，对外城搞了一个强拆以加固老城，外城因此被毁。此即为史书所载的“孙可望毁外城”。

这个孙可望，陕西人，算得上是张献忠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张献忠亡后，孙将军独大（“可望势张”），自我感觉甚好，先号“平东王”，继称“秦王”，在“联明抗清”的旗帜下，玩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套把戏，把蜗居贵州西南的南明小朝廷和永历帝桂王朱由榔玩弄于掌骨间。

他一门心思想，在历史上威风一把。可惜，曹操没当成，一不留神却扮演了董卓的角色。越来越蛮横霸道的作风，更加上对昔日战友的背后捅刀子和往死里整，当年一起出来“闹革命”的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等终于被逼得起来造反。用不着拿起笔作刀枪，直接拳打脚踢便是。于是，虎视眈眈的清军被丢在一旁，“造反派”自个儿倒是你死我活起来。

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自率10万大军向在云南的大西军李定国、刘文秀部发动进攻。未曾想，“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军队居然哗变，阵前公然倒戈，这下孙可望可是老本亏光，只得狼狈不堪逃回贵阳。

替他把守贵阳城的将领叫冯双礼。冯氏原本也是张献忠手下大将，后归于孙可望。

孙可望是夜半三更入得城的，躺上床还在迷迷糊糊间，突闻得轰隆隆大炮声响。惊恐间，但见冯双礼连滚带爬地跑进来大嚷：追兵已至城下，头儿，您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吧！孙可望本来已是惊弓之鸟，此时哪里还顾得仔细甄别？当即在“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预案”——翻身上马，奔另一城门洞出去了。（逃跑时虽情势危急，孙将军也绝对不会“裸奔”，临上马前，没忘在怀里揣上一卷纸。）

正是“贵阳城头炮声隆，报道将军仓惶。”

其实，这所谓的追兵来了，不过是冯双礼看到他的头儿气数已尽，想赶紧送走这位“灶王爷”，自己好早作打算罢了。果然，贵阳城被他随后献给了李定国、刘文秀。一不怕跑，二只怕死。尽管孙将军人在囧途，难免有种种囧事，好在他跑得有力，跑得坚决，一直跑到湖南的长沙城下。

长沙城里住着洪承畴。

抬头望望固若金汤的长沙城，回首看看仅剩下来的10余粉丝，灰头土脸的孙将军倒是没有气馁，掏出那卷纸晃了晃道：有此作见面礼，洪大人是不会不赏脸的！

前明朝重臣洪承畴自降清以来，深得顺治皇帝器重，地位显赫，权倾一时。你只需看看他此时的头衔，就可以知道他有多牛：“钦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别的不说，光是一人统辖（经略）南方5省军政，就已经不得了了。

此时，他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军云贵。

此刻，孙可望送来了“联络图”。

抱定一条道走到黑的投降决心（“穷蹙乞降”），孙可望向大学士阁下详述了滇黔政治军事情况，特别是大西军内部矛盾和分裂情况（“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鼓动新领导下决心征剿云贵（“力陈云贵可取之状”）。

两个月后，孙可望被清廷册封为“义王”。长沙城里，还举行了一场颇为热闹的授勋仪式。接着，孙被召至京城，受到顺治皇帝本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宴会上，顺治帝自然说了一些什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样一类勉励的话。孙将军更是热泪盈眶，表示一定痛改前非，弃暗投明，不负恩泽，再立新功等等。

顺治十四年（1657年），“义王”孙可望领到了一项非常明确的任务：前面的开路进军贵州。

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数十万清军分三路从湖南、广西、四川进攻贵州，三路大军约定贵阳会师。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大军会师贵阳城下。

贵阳城头易帜。

二、被折腾的武侯祠

从永历元年（1647年）到十一年（1657年），孙可望在贵阳是几番杀进几番杀出，“孙”字旗在这里是几番升起几番降落。特别是永历四年（1650年）至十一年（1657年）期间，贵阳城在实际上一直是孙可望的大本营和他对云贵川发号施令的中心。

永历元年（1647年），孙可望首次随大西军进入贵阳。后从贵阳攻云南，取得云南后，孙可望野心日益膨胀，自称“秦王”。永历四年（1650年），再次回师贵阳，在城中大造宫殿，以“国主”自称，令云贵川的官员们到贵阳“朝见”，自己很是快活了些日子。

永历八年（1654年）六月，觉得“秦王”不过瘾的孙可望抵昆明，计划着在云南正式称帝。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孙可望亲自选定的那个黄道吉日，早晨起来就阴云密布，接着是闪电打雷外加倾盆大雨。更让孙可望伤心欲绝的是，为他专门制作的“特供帽”——皇冠，居然会因为尺寸不足，无法套到他那颗脑袋上去……种种迹象，分明演绎的是“世界末日”的悲惨图像，孙将军只好耷拉着脑袋再一次返回贵阳。

人回到现实的贵阳城，心还在称帝的梦境里。孙将军于是再次在贵阳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自称“国主”，而且还“开科取士”，召集云贵川的读书人到贵阳城参加高考，打算也发一些什么状元啊、进士啊的资格证书。

在这些日子里，一门心思要完成称帝大业的孙将军，不知怎的突然对贵阳城内的古建筑发生了兴趣，对文物古迹保护事业表现出了特别的热心：

武侯祠（今翠微园）全景。

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下令对伫立在城南外南明河上、已经颇有些陈旧的甲秀楼进行修葺（“新其阁”），一并得到修葺的还有河岸边的武侯祠（今翠微园），只是，这武侯祠被他改称为观音寺（“指祠地宜寺，寺宜观音”），以供奉他心目中那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诸葛老先生真是“躺着也中枪啊！尽管算不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但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甲秀楼没有被强拆，反而得到维修，实是幸事。

思来想去，这恐怕算得是孙可望此人在贵阳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自然，孙将军也明白，会借东风的诸葛孔明也是不好得罪的，特别是不能把人家活生生弄成无房户，便又令人在河对岸找了块地（今西湖路），另建了一座武侯祠，以安顿诸葛他老人家——算是保护性异地重建。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孙可望即使脑袋想出高血压也绝对想不到的是，270年后，在这座武侯祠的门前，会挂出了一块牌子——“贵阳电气局筹备处”。

这个“局”可不简单，它的组建对整个近代贵州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事件这块牌子挂出的当年中秋夜——民国16年（1927年）9月10日，一台75千瓦的直流发电机在此隆隆响起，贵阳城由是第一次亮起了电灯。

尽管当时这发电量小得“仅以供给机关用灯为限”，然而，这电毕竟给贵阳这座山城带来了新的希望。

自然，这一切都与孙可望毫无关系了。

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孙可望亡。

官方解释：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但当时即传出另外两个死法的版本：

一、某次打猎时，被当作了野猪或者山羊，结果是被“误”射而死（“随出猎被射死”）；

二、“误”喝了含有不小心沾了毒药的酒精饮料而死（“寻被酖”）。

人固有一死。这死不管是重是轻，是如同大石头，还是如同小羽毛，至少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还是该搞清楚的。但孙将军的死因就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只能永远永远地凄凄惨惨戚戚了……

三、吴三桂与贵阳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受清廷委派主持云贵高原工作的吴三桂决定起兵反清，地点云南。

关于此次造反，史称“三藩之乱”，历史文章、小说故事、电视电影讲得多了，这里想尽量简述之：

日益坐大的吴三桂一心想当“黔宁王”，年轻气盛的康熙帝决不允许搞什么“AA”制。最后的结果是这吴三桂铸了一颗大金印，开了一次高峰会，决定和康熙帝“约架”——以“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名义起兵，开始了他人生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叛。吴三桂起兵后的第一个进军目标就是贵阳。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志在必得的吴三桂顺风顺水，前呼后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抵达贵阳城下。

驻守贵阳城的是提督李本深。李大人早就将城门洞开，手捧印鉴，站在城门口处“迎降”。双方见面，少不了说一些“谢天谢地你来了”之类的话，然后，共赴城里星级饭店的盛大晚宴了。

这李大人也是降清高官，甘肃西宁人氏。顺治十四年（1657年），随洪承畴西进来到贵州，并经洪的推荐，担任贵州提督。吴三桂任云贵总管以来，二人有来有往，过从甚密，难怪吴三桂对进军贵州有如此把握。

同时“迎降”的还有巡抚曹申吉。

曹申吉，山东安丘人。清初重要诗人，存诗1400余首。曾任翰林院编修，日讲官。顺治十四年，随洪承畴进取贵州。十六年，经洪承畴推崇，授贵州提督，康熙十年（1671年）七月任贵州巡抚。（此人与黔灵山弘福寺很是有些关系，先按下不表。）

提督又称提督军务总兵官，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巡抚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此二人出城“迎降”，且分别荣任吴三桂的“贵州总管大将军”和“贵州巡抚”，标志着贵州江山易主，城头易帜了。

也有拒绝“迎降”，宁死不屈的。

如时任云贵总督的甘文焜。这位京城兵部秘书出生、官至一品大员的沈阳人氏，在获悉贵州提督李本琛等决意降吴，贵阳城无法固守后，带着10余亲兵往镇远方向驰奔，打算在镇远据守，抵挡叛军。不料，此时的镇远守将已经降了吴三桂，反过来一路追截甘文焜一行。甘最后被追兵围困，不愿投降，对着北方拔刀自刎。（前些年，镇远县在古城吉祥寺遗址上塑立起甘文焜3米高的青石雕像，以纪念这位风骨铮铮的历史人物。）

在这次事变中，兵部主事辛珠、笔帖沙尔图等也拒绝招降，慷慨就义。兵部主事为六品官员，也就是个处级，而笔贴更是办理文书的小官，一般为七品以下。他们本来是跟随部领导来出公差的，换到平日也就是公款旅游一趟罢了，不料此次却意外地碰到吴三桂造反这档子事，在贵阳丢了性命。但他们却也在这样的突发事件面前，显示了他们做人的底线。

吴三桂兵不血刃轻轻松松取得贵阳，拥有了云贵高原这样一片广阔的造反根据地，开局大吉，心情愉快，豪情满怀，壮志凌云。于是挥戈向前，一路东取湖南，一路北进川陕，一时应者如云，大有破竹之势。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至京城，清廷震动（“举朝震惊”），不得不集中火力打黑帮。康熙皇帝甚至一度要御驾亲征，后被群臣劝住，才打消了要亲自南下云贵的念头。

康熙十七年（1678年），67岁的吴三桂在衡州（今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大周，年号昭武。

不过，在清王朝大军的打击下，此时吴氏的形势已转为不妙（“地日蹙，援日寡”），他这个“皇帝”就在登基的这年八月，因废寝忘食，工作极度劳累，再加上不注意按时服药什么的，终于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倒在工作岗位上。

虽然只干了5个月“皇帝”的工作，也总算是过了把皇帝瘾才死。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墦从云南赶去奔丧（吴三桂的儿子因留滞京城，吴三桂起病后，即被康熙帝干掉，尽孝的事只得有劳孙子了）。不过，他只到了贵阳便被拦住，接着在大小百官簇拥下称了帝，改号洪化，算是“帝二代”。

“帝二代”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贵阳城。

在贵阳期间，这个小朝廷还一本正经地铸造发行了钱币“洪化通宝”——这种钱币的最大的价值，就是为后来的钱币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收藏品种。

吴世璠蜗居云贵不出，可康熙皇帝决定“灭灯”。他断定吴三桂一死其部下必发生分裂（“贼必内变”），于是便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连下多道圣旨，要各路大军身在西南，胸怀全国，同仇敌忾，直取贵阳，越快越好（“务同心协力，以济大事，速取贵阳”）。

眼见清军如狼似虎般地直扑贵阳而来，吴世璠连忙脚底板抹油，在夜色掩护下弃贵阳跑回昆明老巢固守。

可康熙帝依然是“零容忍”，不给“洪化帝”喘口气的机会。二十八年（1681年），昆明城破，吴世墦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往事干杯——到他爷爷和老爸那儿报道去了。

吴世璠逃往昆明，清大军抵达贵阳城下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贵州提督”李本琛，再次捧着提督大印、官员花名册等等，出贵阳城“迎降”——又一次上演了似曾相识的历史连续剧。

当时，康熙帝对曾经跟从吴三桂造反的人发布了一个专门的政策（“招抚谕旨”），规定：罪大恶极者是那领头羊的吴三桂，其它的都是“附和之人”，只要真心归顺，服从大清领导，朝廷对这些人则特别开恩，赦免和保全，并“论功录用”。李提督自然也就在被“论功录用”之列了。

李提督何去何从我们管不了，贵阳城却也因此兵不血刃。

四、那山那水那些事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一位中年出家人走出了贵阳城，把目光投向城外那些绿荫覆盖的群山。他一边化缘，一边探寻，希望能寻得一座可以开辟为佛门圣地的地方。

他走到了城西北，一座大山吸引住了他。

贵阳环城皆山，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在城里，城在山中。而眼前这座大山，山势延绵，一峰突起，阳光下，俨然如披锦袍挂紫带。越近山前，山势越发雄奇。参天的古木，嶙峋的峭壁，深邃的山谷，无不显示着大山的威严与厚重；飘浮的云雾，涓涓的清泉，飒飒的山风，又无不透露着大山的灵气与动感。

这位在贵州已经颇有名气的高僧，深深地为跟前的这座大山所折服，他有了一个心愿——在这里兴建寺院。

他每天提锄头登山，或培土植树，或开沟凿池，或在丛生的荆棘中清理出羊肠小道……

这位僧人法号赤松，人称赤松和尚。

同时看中这座大山的还有一个人——时任贵州巡抚的曹申吉。

曹巡抚曾经登上过这座山，认为此山是贵州全省的“龙脉”所在，若在此建成佛门圣地，那绝对是一件“功在当代，荫庇子孙”的事。

曹巡抚跟赤松和尚想到了一块，于是，巡抚大人亲自出任工程建设总指挥，赤松则担任了“首席执行官”。

于是，在之后的若干年内，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等一批建筑相继在大山间落成。这个建筑群有一个总的名号——弘福寺。1983年，被列为全国142座重点寺院之一。

此山原名“大罗顶”，今天人们称呼它“黔灵山”。

赤松和尚当年清理出的羊肠小道，有一段今天被称作“九曲径”。

转了城北，该来到城南。

城北山灵，城南水秀。

且让时光再次上溯——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

这年的一天清晨，一个面孔黝黑的中年人出次南门，过太子桥，经中曹司，绕大水沟，来到一座石桥桥头。

他看到的是，流水蜿蜒，青山相对，阡陌交通，村寨散落。在桥南一座叫花谷峰（今称大将山）的大山脚下，一间小小的餐饮店内，他点了一盅米酒，要了一碗牛肉粉，打开包袱，取出一卷纸，提笔写下他的所见：“……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东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花仡佬。”

这段记叙，后来发表在一部至今依然誉满华夏的巨著中——书名《徐霞客游记》。

花仡佬的得名，是因为这里世居的民族叫仡佬族。

时间来到乾隆年间，在这个叫“花仡佬”的地方，在河滩边，山岩下，一个世居此地的叫周奎的文化人，常常领着家人在此植树种竹，垒坝拦水，建亭修阁。慢慢地，慢慢地，人们惊讶地发现，这片山水原来是如此楚楚动人，如此钟灵毓秀。这个地方，今天人们都叫它花溪公园。

周奎是乾隆年间举人，一辈子最高的职位也就是一个小县城的教育局长而已。不过，他的儿子却成了嘉庆年间进士，当过内阁中书，在省外多个县衙当过领导。这位儿子年轻时，也没少跟着老爹在花溪河畔爬上爬下，为公园的建设开发贡献过力量。

当然，周奎那时对花溪风景的培育开发，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乡土的热爱，很有些“自娱自乐，修身养性”性质。真正的开发是在民国年间。民国25年（1936年）冬，时任贵阳县长的刘剑魂先生策划并主持了对这片风景区的整体开发建设。同时，他采纳了地方有关人士的建议，把“花仡佬”更名为“花溪”。花溪，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名，从此流传开来。

刘氏于次年调任它职，继任者接手继续着公园的修建。不过，公园建设却很快碰到了经费短缺的困扰。经过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贵州人何应钦的推动，民国28年（1939年），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批准成立公园建设筹备委员会，由财政拨款继续建设花溪公园。当然，公园名称也改成了“中正公园”。

1940年3月，公园建成开放。

1944年5月8日，有一对情侣也来到这座公园。黄昏时分，在花溪河畔一家小饭馆，就他俩，点了一份清炖鸡和两个小菜，外加两小盅米酒，算是举办了婚礼。饭后，两人相依着回到公园内一座小宾馆，小宾馆很小，仅有8间客房，名叫“小憩”（今花溪公园内的东舍）。没有电，就着一盏火苗漂浮不定的小油灯，听着窗外哗哗的溪水声，他们谈着过去，谈着未来……

40多年后的1980年代，人们在这座已经被改做饭店的小宾馆内的一楼，辟出一间光线阴暗的小屋，挂出一些发黄的老照片，建了一座纪念馆——“巴金纪念馆”。

当年这对情侣，一位叫巴金，另一位叫萧珊。

五、吴中蕃·周渔璜·《贵州通志》

俗话说，盛世修志。康熙朝无疑属于盛世。

于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时任贵州巡抚的卫既齐决定编纂一部《贵州通志》。为此，他请出了一位已74岁高龄的叫吴中蕃的老先生。吴中蕃，字滋大，贵阳人，明朝末清初年贵州著名诗人。

南明永历年间，他曾出任遵义知县、重庆知府，在礼部和吏部担任过司局级干部职务。明亡后，吴中蕃回到贵阳。清廷获知他是一位有影响的地方名流，便由云贵总督甘文焜出面邀他出山，但几次均被婉拒，且干脆搬到距城40余里一个叫龙山的小村隐居起来（今花溪党武乡）。再后来，吴三桂也打着前明旧臣的名义找上了他，他也一度到云南任职，但看清了吴三桂的野心后，便再度离职返回贵阳（“拂衣而归” ^[1] ）。

需要找些名人来“绷面子”的吴三桂没有甘心，三番两次派人来“劝”他为官。为避骚扰，吴中蕃又一次搬迁，迁到贵阳城南石板哨一个叫芦荻村的小山寨隐居。

没有卫星定位，没人肯给“皇军”带路，吴三桂也没有了办法。

今天，这个山环水绕，绿波荡漾，林木葱茏，溶洞奇巧，叫芦荻村的地方，已经是贵阳大名鼎鼎的4A级旅游景区——天河潭。

吴中蕃先生当年在这里写下的《芦荻八景》等诗，毫无疑问当属天河潭最早的导游词。

吴中蕃为人正派，扶持后学，在诗文方面颇有成就，以至那位写过《桃花扇》的文学大家孔尚任也说，贵州有能跻身全国的一流诗人，是从吴中蕃开始的（“黔阳之有诗，自吴滋大始”）。

让吴中蕃主持修志无疑是最佳人选。

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一位年轻的读书人从几十里外的青岩，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省城，敲响了位于城西的一座林木葱茏的大宅门。大宅门里的主人正是吴中蕃，这位年轻人是应他的邀请而来参与《贵州通志》的编纂的。

吴中蕃所搭建的《贵州通志》的写作班子，自然都是些饱学之士，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便是这位从乡下来的年轻人。他是个“高考状元”，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的乡试，成绩第一，时年22岁。这次应邀前来参与《贵州通志》编纂，他刚刚27岁。

吴中蕃与他可谓忘年之交，曾说，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可以托付的人，现在找到了（“欲觅替人欣已得”）！

“星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从此，不再彷徨，也不再腼腆；张开双臂和你一起，飞的更高，看的更远……”

《贵州通志》脱稿后不久，这个年轻人离开了贵阳北上，他要去京城参加进士级别的“全国高考”。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他29岁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六年（1697年），授翰林院检讨；四十四年（1705年），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四十九年（1710年），升翰林院侍读（皇帝、太子的学术顾问）。五十年（1711年），任顺天学政（京城所在地教育厅厅长，刘墉他老人家也担任过此职，不过要晚几年）。五十一年（1712年），升侍读学士。五十二年（1713年）晋升詹事府詹理（皇子的老师）。继而以钦差大人身份奉旨祭禹陵、明太祖孝陵，检阅浙江、江南两省兵。

周渔璜桐埜书屋（现花溪区黔陶乡）。

在学术上，他参与编纂《皇舆表》、《康熙字典》、《渊鉴内涵》等重要著作。《皇舆表》即《大清地舆图》，是清代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康熙皇帝两次为其作序。《康熙字典》也是康熙亲自下旨编纂的，参与者都是国内著名学者，在27名纂修官中，周渔璜位列第三。

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清代贵州著名诗人。他写西湖的诗句“直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在著名的《随园诗话》里被称为“断句入耳，有终身不能忘者。”

他叫周起渭，民间更喜欢叫他周渔璜。

吴中蕃眼光果然不错。

六、大南门的河 老东门的阁

前面说了甲秀楼，也该说说大南门了。

在贵阳城的多座城门中，大南门很有些得天独厚，那就是它有一条宽阔的护城河——南明河。

南明河曾被叫作南门河，这好理解，因为它位于城池南门外。

南明河这一称谓也很有些年头。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的史籍中，就有“南明河在治城南门外”等的记载，说明至少四五百年前就有了“南明河”这个名称。

南明河岸柳低垂，南城墙临河而建，很有些楚楚动人。只要不逢战乱，大南门外，南明河畔，始终是文人墨客歌妓向往的地方，故有“风雅之地”之誉。文人们在此饮酒赋诗，抚琴唱和，自是风流一时。

而另一些人则划渔舟载鱼鹰，风里来雨里去，把从河里捕鱼作为生计的来源（直到1950年代，人们还可以在此看到打鱼人的身影。在合作化的浪潮中，他们也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渔业生产合作社）。捉到了鱼，趁着新鲜就近摆在南门桥至甲秀楼段的岸边出售。卖鱼的人多了，买鱼的人多了，渐渐形成人来人往的街市。到了清道光年间，这里也就被称作了“打鱼街”（今西湖路）。

大南门城墙上建有两层的阁楼（谯楼）。城门外还建有一道半圆形的城墙，叫月城（今老东门尚有月城，可参观）。一般来说，城门往往是一座城池相对薄弱的地方，故打起仗来攻城方往往是先攻打城门。建月城就是在城门外再建一道城墙，月城城门和主城城门还相互错开，都是为了加强对主城门的保护。

大南门月城外，南明桥无疑是最大的市政工程。

南明桥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过去，大南门在老百姓口中被叫作“南门口”。贵阳城九个城门，唯有这南门还有这样一个外号。没听说过北门口、西门口的吧？

这个“口”，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出入的通道，跟“走西口”的那个“口”，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可以想见大南门在贵阳城交通方面的重要性。而这个重要性的具备显然跟那座叫南明桥的桥有关。

那时，南门口是贵阳人通往湖南、湖北、广西等地的重要节点，出了大南门，过了南明桥，走出去不多远，就踏上湘黔桂的释道了。

南明桥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主持首建南明桥的是一位叫顾成的人。在贵州历史上，此人很是了不得。

他早年跟随朱元璋闹革命，是朱领导的警卫员。跟随领导南征北战，很是勇敢，史载“历经大小数十战，每战必立战功”。朱皇帝征云南，顾成任先锋，进入贵州后奉命驻守贵州，从此与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贵州生活了几十年，在稳定贵州局势，推动贵州建省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的职务是贵州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封镇远侯（大概是镇守边疆，建功立业的意思，跟阳河畔的镇远县城无关），享年85岁。

南明桥历史上曾被称作南门桥、霁虹桥、襄阳桥等。很多人在习惯上叫它南门桥（就在大南门边上嘛），以至到了近代，人们还南门桥、南明桥的混用。

民国26年（1937年），大南门月城被拆除，主城门被封闭，同时在其旁边另外开了一座城门，名为“中正门”。于是，在“中正门”外的那座桥便又被改作了“中正桥”。1945年，主政贵州的杨森重修此桥，竣工后杨氏亲题“中正大桥”四字于桥栏两边半圆形的“安全岛”上。

门也好，桥也好，能够让老百姓口口相传，能够一直被叫下来的，那才是“地名”，是文化。

民国34年（1945年）后，大南门在“拆墙运动”中消失，只留下一个地名——大南门。墙没了，门没了，可这个地名至今依然如雷贯耳。

1911年11月5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以响应武昌义举，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新军，正是通过南明桥进入贵阳城，宣告贵州光复的。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通过南明桥进入贵阳城，宣告贵阳解放的。

600年南明桥，见证了太多的历史事件。

离开南门口，我们来到了老东门。

来到老东门，你无法不看到那座神奇的“阁”。

这文昌阁的的修建，据说与道教有关。

它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地方，这位“帝君”相传为掌管读书人功名禄位之神。所以，那时读书人高考前一定都会来此磕头作揖，希望神灵保佑自己起码能上一本分数线。

明代以来，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对文昌帝君的奉祀也普遍开来，不少地方都建有文昌宫、文昌阁或文昌祠。今贵阳市郊的古镇青岩，还保存着一座文昌阁，只不过去古镇的人多去了“商品一条街”，关心的也多是鸡辣角和卤猪脚，这座阁到是有些寂寞了。

然而，老东门的这座文昌阁还是很不同凡响。

不同凡响在它造型的独特，一句话国内仅存。

专家称老东门文昌阁的建筑结构为“三层三檐不等边九角攒尖顶”。三层楼有三层飞檐好懂，那“九角不等边”是指它的二、三楼飞檐为不等边九角形。咋个不等边？这样说吧：一个圆等分成四份，其中三份各分成两份，这就成了六份；剩下的一份则分成三份，六份加三份就成了九份。懂了吧，就是这么个“九角不等边”。

搞不清楚也不要紧，反正知道它很特别，很了不起，特别是了不起到了全国数以万计的“阁”中，就只有这么一座就足以够了。

是谁搞的设计？民间传“鲁班爷掌的墨线”。

清嘉庆五年（1800年），贵阳发生地震，东门城墙也被震坏好几十米，文昌阁阁顶、墙体受损，但整体上却抗住了地震；抗日战争时期，日机轰炸贵阳，文昌阁附近中弹，导致其地基下沉，柱子下坐，内墙开裂，但整个文昌阁却依然屹立。这些，足见鲁班爷的功夫是何等了得。

清代，从康熙年间到道光年间，文昌阁有过多次修葺和重建。民国年间失修，一度沦为兵营，甚至监狱。1950年代后，其先后被当作学校、办公场所、街道工厂使用，甚至成为民居大杂院，挤进了一十八家房客。“文化大革命”时期，阁内的塑像、壁画等自然在毫无例外地被痛批一顿之后，统统破了“四旧”。

1976年初秋，文昌阁曾遭遇过一次雷击，打坏了阁顶（宝顶），落下一些东西，还让阁内正在踏缝纫机的街道工厂的工人受惊不小。

那年月没短信，更没微博，但消息不胫而走，“民间故事”四处流传——无非是落下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之类。实际上，这个宝顶为铜所铸，内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历书一本、珠子等物若干。宝顶上铸有一些文字，也就是一些与文昌阁修复工程有关的社会各方人士的姓名，属于立此存照罢了。

1980年代以来，文昌阁得到多次修葺，并对游人开放。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昌阁外貌。

七、半截河·六洞桥·一个人

六洞桥今天也只留下一条街名：六洞街。

六洞桥并非是通常理解的是一座6孔的桥，而是6座相去不远的单孔石桥。6桥共享一名——月殿虹桥，这在中国桥梁史上，不知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月殿虹桥的名号很高雅，却早不被人记得，六洞桥的叫法却沿用至今。尽管这六座桥被东拆一座，西拆一座，最后湮没，但它作为地名却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积淀吧！（直到1980年代，六洞桥的第五、六座桥还存在。那第五座桥，实际上就在现在博爱路上，随着博爱路的拓宽改造，早非原来的模样；第六座桥距第五桥不远，也就二三十米，更靠近南明河与贯城河交汇处，桥上被人建了住房，自然已不能通行。）

六洞桥位于今贯城河与南明河的交汇处，短短百余米的河道上，居然架有6座桥，此事背后一定有天大的秘密。

一个说法是，这一小段河流两岸，有永祥寺、药王庙、六桥池馆、藏甲岩等，不仅景色秀美，而且人杰地灵，是上好的风水宝地。在这里建六座桥，就是为了“镇宝”，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也！另一个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这段河的两岸有很多很多的庙宇，庙里有很多很多的出家人，庙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上香的人，为满足群众过桥方便的需要，于是短短的一段河道，就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一直到六座。有副对联说了这个事：“一个坡，九座庙；半节河，六洞桥。”

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一天，六洞桥旁一张姓人家的大宅门里，一个男婴儿呱呱坠地了。孩子的父亲说，此地既称六洞桥，就叫他“之洞”吧！

这位当父亲的叫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作为一个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自然对儿子寄予了比一般人家更高的期望，只是未曾料到，几十年后，这个叫张之洞的孩子，会成为晚清政坛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张之洞幼时的南明河、贯城河无疑是“杨柳岸，晓风残月”、“便纵有千种风情”。张之洞从小就显出不一般的勤奋，还有天分。《清史》称其：“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想来什么《三字经》、《弟子规》啊，统统滚瓜烂熟，不在话下了。

这样，他在以后的“过级考试”中，自然也就一帆风顺：

13岁，取得秀才文凭；

16岁，乡试第一名。千万别被乡试这“乡”字忽悠，这可是全省统考的“高考状元”啊！

26岁，同治二年（1863年），顺利通过礼部主持的会考。在接下来的最为关键的皇帝面试中（殿试），因见解深刻，令人耳目一新（“廷对策不循常式”），获一甲三名。一甲三名一全国正数第三名。

1880年张之洞授翰林院侍读；次年升内阁学士；1883年任两广总督；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1895年出任商务大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晋太子太保。反正是高级干部。

1909年——辛亥革命前一年——张先生去世。

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严禁鸦片，振兴实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兴办洋务，是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在中法、中日战争中，力主抗战。总之，绝对不是混饭吃的庸官。

他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指导和创立了：湖北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工艺学堂（今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南京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前身）。

一个人一辈子能办成一所学校就一定很伟大的了，很了不起了，张之洞居然创办了这么多的高等学府！

张之洞对贵州的教育事业也非常关心，支持贵州开明人士改革旧式书院。得知贵州缺乏“西学课程”教师，立即推荐精通英文和数学的人才来贵州执教，使当年贵州的数学教学水平毫不逊色于发达地区。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自古如此啊！美学者威廉·艾尔斯评价张之洞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张之洞的一系列作为，实际上为辛亥革命提供了物质、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故孙中山也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然而，1966年秋，清末重臣张之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暴尸荒野，遗骨不知所踪；41年后，这位颇具影响的历史名人遗骨终于被找到并将遗骨暂存干南皮县烈士陵园，待张之洞忌日（10月4日）坟墓重建时再行归葬。

我们希望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愿张之洞这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的灵魂永远安宁。

2013年7月，一座张之洞的塑像在他的出生地——贵阳市博爱路附近的六洞街旁揭幕，标志着“张之洞纪念文化园”正式建成开放。这座位于贵阳中心城区，地处南明河畔，占地400余平方米的纪念园，是贵阳人对这位前贤的真挚纪念。

八、那些走出大山的人

当张之洞取得全国高考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意气风发地进入公务员队伍时，有一位贵州人早已在10年前就完成了“北漂”的经历，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在京城那红墙旁的一间屋子里，上班好多年了。

他叫章永康，21岁取进士，22岁任翰林院庶吉士，继而任内阁中书、太子侍读等职。

如果认为那时能走出去，且能跑到京城当上公务员的就一定是“官二代”、“富二代”等等，那你就错了。章永康家境贫寒，母亲以纺纱织布维持家人生计，并在织机旁教会了章永康识字读书，完成了学业。对这位母亲，张之洞也曾亲自撰文，表示了深深的钦佩。

在晚清词坛上，时人不仅将章永康与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并提（“不减唐之温李”），更赞其作品“有骚人之遗风”。

“黔灵峰下茅屋，烟翠绕楼青。”章永康在贵阳期间，曾不止一次地登临贵阳城楼，历览筑城风光，望黔山筑水，系华夏苍生，他写下了不少的诗篇。“不堪更话黔中事，鉄雨金风满故山。”生活在晚清的他，作品充满了对暗淡动荡时局的忧虑，对官府腐败的痛恨，对民不聊生的同情，对贵州局势的关切，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38岁时，他途经贵州大定（今大方），不幸遭遇事变，死于乱军之中 ^[2] 。其诗稿大部因之散失，今存世500余首，收于《瑟庐诗词选》（200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那年月，从贵州走出去的人当然还有很多，有的官做得很大，非常有名。先挑一两个官还不是那么大，名声也不是那么显赫的人说说：

和章永康不同，周钟瑄生活于鼎盛的康熙年间。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海峡那边的台湾诸罗县（今嘉义）来了一个新知县，他是贵阳青岩骑龙村人——周渔璜的同乡，叫周钟瑄。

在诸罗任上，这位周知县勤于政务，关注民情，注意民族关系，重视发展生产，关心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努力减轻百姓负担，在台湾民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他主持编撰的《诸罗县志》，是今人研究台湾历史的珍贵史料。

他一生两次赴台任职，前后达六年时间。台湾民众感念他，将当年他所指导修的塘堰为“周公堰”，还为他塑像建“周公祠”以纪念他（“邑人念之，肖像于龙湖以祀”）。

200多年后，一位有“台湾太史公”之称的学者编了一部《台湾通史》，仿《史记》体例，给一些对台湾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作传。在总共60篇列传中，专门有一篇为“周钟瑄传”。（这部《台湾通史》的作者叫连横——他有个孙子叫连战）。

钱钟书先生在编纂《元诗纪事》时曾说，为编这部书我是煞费苦心，因为资料实在太少，收集起来太难。记得有一个叫陈田的人，编纂过《明诗纪事》这样的书。这个人学问渊博，实在是了不起，只是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这个叫陈田的是贵阳人。

同治八年（1869年），他19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录为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过御史、给事中等职。

陈田可谓“学者型官员”。

作为学者，他编纂的187卷的《明诗纪事》，是研究明诗的重要的学术性著作，其内容涉及明代诗人传记、诗词作品、诗歌品评、诗坛大事、逸闻轶事等等；他还参与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等。他编写的《周渔璜年谱》，是研究周渔璜的重要文献，台北图书馆今有收藏。

作为官员，他不畏强权，仗义执言。其御史任上，北洋大臣袁世凯和军机大臣奕劻权倾一时，没人敢于出面抨击（“无人敢撄其锋者”）。可这位陈田却大胆上疏弹劾此二人（“独发忠义，首先劾之”）o光看看那奏折的题目《疆臣跋扈，庸臣误国，将酿成藩镇之祸》，已经够雷人的吧！他直截了当地说，袁世凯飞扬跋扈，奕劻平庸无能，应当立即罢免。此举一时震动朝野，因事影响太大，袁世凯、奕劻竟然也不敢拿陈田怎样，袁世凯甚至还“放下身段”，多次想拉拢他（“多方牢笼之”）。

那些岁月，走出去的贵州人还很多……

九、陈夔龙其人其事

光绪十二年（1886年），贵州科举界出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八个贵州人同时在国家级高考中中了进士，其中一个叫赵以炯的，更是被钦点为状元。

当上状元自然是特别地风光，何况还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所以，赵状元的家乡青岩镇上就有了座状元府，赵状元的故事也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其实，这八个贵州人中，最值得提及的并不是赵状元，而是陈夔龙——他曾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高位，是继张之洞之后，晚清朝廷又一位贵州籍的、不折不扣的重臣，赵状元是望尘莫及的。

陈夔龙，贵阳人，小时就住在贵阳城内的铁局巷（大十字附近）。他8岁丧父，母亲靠纺纱织布维持家人生计。母亲虽然整日操劳，却从未放弃子女的教育，日日督促孩子读书学习。

陈夔龙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15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此后去了四川，做了总督丁宝桢的幕僚。丁总督是贵州人，很器重这位同乡晚辈，不时把一些重要文案交他办理，外出巡查时也常常把他带上。这段经历对陈夔龙日后仕途发展无疑是很重要的。

一次，丁宝桢提及早年曾带领家乡子弟外出征战，数千贵州人战死疆场，他一直想请朝廷建祠堂以纪念，却因奏疏不合要求而作罢。听了丁宝桢的叹息，年轻的陈夔龙一时冲动，很快就拟出一疏交给了丁总督。丁宝桢看后很是满意，上报给了朝廷，很快就得到了“准予建祠”的批示。于是，在今南明河畔的雪涯路上，有了一座“昭忠祠”。

中进士后，陈夔龙被分配到了兵部（相当于国防部），在部长荣禄手下一干就是10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升郎中，同时兼总理衙门章京（有些相似于外交部），属于正五品的中层干部。

“戊戌变法”失败，支持变法的礼部尚书、贵州人李端棻获罪。陈夔龙不顾笼罩于京城的恐怖气氛，毅然前去探望。看到李端棻正在生病，且马上要被流放新疆，便立即找到军机大臣刚毅，要求能让李端棻养好病再起程，结果还跟刚毅顶撞起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陈夔龙升顺天府丞，兼顺天府尹，这实际上是北京地区的最高长官，位列三品。就在他到任的第二天，义和团在京城火烧外国人的洋货铺，大火蔓延，导致恒兴、恒利、恒和、恒源等四大钱庄歇业。事情惊动了慈禧，当即召见陈夔龙，要他三天之内让“四大银行”恢复营业。陈夔龙果断处理，稳定了形势，以致慈禧后来也说陈夔龙“署事以来，百废俱兴”。

八国联军打到京城，两宫仓皇中出逃。陈夔龙没有跑，三天后，他联络上了还留在京城的另外七个满族亲贵和高官，商议奏请朝廷派出亲信大臣回京同洋人进行和谈，以尽快结束战争状态。陈夔龙亲自拟稿，八人依次签名，然后送已逃到山西的慈禧和光绪皇帝。

很快，圣旨下，命庆亲王奕劻和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回京主持议和大计，同时命陈夔龙等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陈夔龙升任河南布政使，官至从二品。李鸿章说如今能办外交的人才太少，陈夔龙应留在京城办大事，于是，陈夔龙以二品大员的身份继续留在京城，一面参与和谈，一面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此期间，慈禧太后多次召见陈夔龙，还亲命陈夔龙负责京城市容整修。不久后，陈夔龙升任漕运总督，官至正二品，这一年他45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夔龙调任河南巡抚；三十年（1904年），主持大清王朝的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三十二（1906年）年出任江苏巡抚，三十三（1907年）年出任四川总督，三十四年（1908年）调任湖广总督。

也就是在这一年，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被称为宣统皇帝的溥仪登基。宣统元年（1909年），陈夔龙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53岁的他，终于官居一品。然而，这也已经是大清王朝的最后末路，陈夔龙自然不可能再有什么回天之力。武昌起义爆发，民国建立，无可奈何中，向朝廷告假“休养”。

陈夔龙的历史功过，自有史家评说。不过，对于贵阳，陈夔龙倒是有一句话值得称是，他说：“今日博取功名，确由黔发迹，黔不负余，余亦不可负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