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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宋太祖一声“贵州”
北宋开宝七年（974年）。
这一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兵10余万，水陆并进，一举攻陷南唐，弄得年富力强的后主李煜（时年38岁），只好放下皇帝的本职工作，“专心致志”地去干了几年的专业词人——当然，这一来也让我们有机会读到“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这样一些经典的诗词了。
这一年，在京城开封的金銮宝殿上，从高级将领华丽转身为大宋皇帝的赵匡胤，不时接见着来自边疆地区的部落头领表示归顺的朝拜，眼见着自己的大宋王朝的版图正一天天地扩大，心里那是一个字“爽”。
当然，皇帝心里明白，好些边远地方他是根本顾不过来的。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但是，你即使再遥远，只要承认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是“奉天承运”的，只要你认可天下姓“赵”就行了，别的一切都照旧，你的地盘你做主——这就是赵匡胤治理边陲地区的基本方针。
这一年，远在天涯的夜郎故土上的矩州的领导人、彝族土司普贵一行，也生怕被边缘了，不辞辛苦，紧赶慢赶，千里迢迢赶来京城朝贡。他不仅仅带来了大包小包北方少见的土特产，最重要的是，他还带来了矩州的“土地使用权证”（“率土内附”）。据学者考证，这个“矩州”，就在今天的贵阳一带，唐代就有这么称呼了。
普贵受到了大宋皇上的亲切接见。
在充分肯定了普土司的明大理，识大体，顾大局，态度端正，行为可嘉后，赵皇帝还说了这么一番著名的话：本人啊，一向以仁义治理天下，从南到北，各族各众，没有不在我大宋面前俯首称臣的。只有你们这个贵州啊，远在天边，一直没个正确鲜明的态度（“惟尔贵州，远在要服”），再照这样蒙混下去，我恐怕真有那么一天，会发大军讨伐啦（“不贡故我伐之”）……
赵大皇帝这话很有些吓唬人的味道。但联想到这位“真命天子”自登基以来，为取缔还在各地违法经营的“黑皇帝”，这些年就没有消停过：攻南平，占武平，陷后蜀，灭南汉，取南唐，还真不好说他那打算讨伐“贵州”的话，仅仅是组织上对某些土司的口头警告而已。
幸好，普贵在正确的时间，抱着正确的态度，来到正确的地方，表达了正确的立场。
赵匡胤对普贵的这番话，记录在正式颁发的文书之中 [1] 。
后人更看重的是，该文书中出现了“惟尔贵州”这四个字——这是“贵州”一词的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
后人对这个“贵州”有不同的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矩”与“贵”音近，是北方人的赵匡胤听岔了（“土音讹矩为贵”），误会而已。细细想想，那个时代没有推广普通话，一口河南方言的太祖皇帝和来自西南高原的部族头目面对面，前一位开口闭口“中不中”，后一个的汉语水平可能还有待“过级”，现场翻译估计也得连蒙带猜加忽悠，才能勉强完成双方的沟通任务。
也有研究者说，宋太祖对普贵“率土归附”的行动非常满意，在气氛亲切友好的谈话中，把“矩州”称为“贵州”，就犹如今天我们说“贵国”、“贵地”、“贵姓”一样，是敬词的使用，客套话而已。
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宋太祖的这一声“贵州”，都实在是了不起——“贵州”一词从此载入了历史文献。
朝贡之后，普贵自然得到了一堆纪念品，还有“矩州刺史”的头衔（注意，还不是“贵州”刺史），兴高采烈地回家继续当他的矩州土司了（“世守如旧”）。
尽管在此后的漫长的岁月里，“贵州”的名分问题一直“磕磕绊绊”，但它最终还是取“矩州”、“顺元”等而代之，来到了大明王朝。
[1] 宋太祖赵匡胤《敕普贵书》称：“惟尔贵州，远在要服。”见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