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言

布依族有悠久的历史，起源可追溯到古越人，发源于南北盘江流域。同其他民族一样，布依族同样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布依族先民同样为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布依族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形成自己通行的民族文字，所有的文化事项都只能靠口耳相传，内容不详且难免变异，给历史文化的时间断代造成麻烦。现在的研究，只能根据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内容进行分析以及其他民族的文献特别是汉文献等推测大概。在学界，一般把布依族社会的历史发展分为远古社会、古代社会、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四个阶段。

布依族先民流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语言文字、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几个大类。物质文化方面，最为突出且保存较为完整的有水稻耕作、房屋建筑、服饰文化等，精神文化方面主要有摩教文化、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制度文化方面主要有议榔、寨老制度等。

一、语言文字及教育

布依族有自己的语言，从古到今一直以母语作为交际语，这是布依族先民留给后代的最大财富。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依族的广大农村地区仍少有精通汉语者，现今在布依族地区，民族内部之间的交际仍然以母语为主。远古时候布依族先民在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此后不断完善发展，其音位系统已相当完整成熟，语法完善，通行于广大的布依族地区，没有方言之分，只有小的土语差别。布依族在古时属于汉文献所称的“百越”族群，所以布依语的特点与越语的许多特点相符合。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依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最近的研究中，学界在安龙县发现了古布依文片段，认为布依族在古代就已经发明了自己的母语文字。该片段的文字符号属于象形文字，类似于汉语的甲骨文和金文。这种古文字因种种原因未能通行，过后逐渐被丢失遗忘。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还发现另外一种摩经经文片段，其小部分借用汉字的字形符号，大部分是运用自创的字符，年代也很久远，应该在汉代以前。大约在唐以后，汉文化包括汉字大量传入布依族地区，布依族部分上层人士特别是宗教职业者布摩借用汉语符号来记录布依语重要典籍，这种记录符号只能用布依语进行解读，只能视为记录布依语的文字符号。个别地方，如六盘水，当地布摩用其他民族文字的记音符号来记录摩经。使用最广泛的是各地布摩借用近现代的汉字字形来记录摩经，因有地方土语差别，各地布摩借用的字不尽相同，所以难以通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才为布依族人民创造了拼音文字，也因各种原因未能正式推行。

布依族与汉族的交往开始得很早，其受汉文化的影响很大。从布依族古文字借用汉字字形的情况看，最早可以上推到出现甲骨文的殷商时代。在布依语中，有一小部分词汇在读音上与古汉语相同或相近，一些学者认为这属于偶然相同的同源词，也有学者认为是布依语的古汉语借词。这类借词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生活类的箸、斗、弓、桶，建筑类的梁、瓦，服饰类的帽子、袜子，动物类的马、羊，植物类的桃、梨等，其读音均相同或相近。这类借词和布依语母语的其他基本词汇一样，具有稳定性及构词能力。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冲击，近现代的汉语词汇借词就更多了，涉及范围更广。如工业方面的工厂、工人，现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拖拉机、打米机，生活方面的酱油、味精、洗衣粉、肥皂，交通方面的飞机、火车，政治方面的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经济方面的发票、会计、银行、存款，文教方面的圆珠笔、粉笔，等等。这些新借用的汉语词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现代汉语借词不像布依语基本词汇那样具有构词能力。

由于布依族一直以来没有自己的通行文字，便长期以民间传统文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教育。关于学堂教育，一般指汉学堂教育。布依族地区的学堂教育在汉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贵州历史上的教育记载中可以窥见一二，以作参考。秦汉后，中原文化逐渐传入贵州，此后便有了学堂教育的需求。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经，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史考，尹珍，东汉毋敛县（今独山、荔波一带）人。这段记载一般作为贵州学堂教育的正式开始的标志。而于布依族地区的学堂教育，一般来说要比贵州汉族地区稍晚一些，最初多局限于布依族社会的上层。明清以后，统治者逐渐重视对地方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特别重视对上层人士如土司子弟的教育培养。

二、物质文化

在贵州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布依族先民最早的石器工具。这些石器工具表明，布依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是原始社会公有制，主要从事采集、狩猎和捕捞，大家共同协作，艰难维系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在布依族分布区内，目前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水城人”及其文化、“穿洞人”及其文化、“猫猫洞人”及其文化、安龙观音洞古文化等。此外，安龙的菩萨洞、张口洞，六枝的桃花洞，盘县的大洞，广顺的神仙洞，惠水清水苑大洞等都有类似石器出土。

布依族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飞虎山文化”及各地征集到的石器遗物，如在水城等地征集到的有段石锛、有肩石锛，在平坝、清镇等地征集到的扁平而有肩的石斧及石凿、陶片等。扁石斧和有段石锛具有江南出土石器的特点，体现了对水城文化、穿洞文化、猫猫洞文化的继承。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贵州高原各民族先民的远古经济和文化生活情况。与石器时代的经济特点相适应的工具主要为石器，此外还有部分以木、骨等为材料的各类器具。

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开始的狩猎文化事项，不仅在布依族神话和古歌中有直接的反映，且在一些地方还保存有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狩猎仪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利用自己制造的工具进行狩猎活动，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的新石器时代，古越人驯化了野生稻，此后水稻耕作便成为越人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百越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布依族作为越人后裔，自然继承和发展了古越人发明的水稻耕作技术，最后形成了一整套从农田开垦到作物收藏的完整水稻耕作体系。在布依族社会，许多文化事项似乎都围绕着水稻耕作进行，如节日的安排、住房的设计等。在文学作品中，以水稻为主题的神话和传说故事也有很多，如《茫耶寻种记》《捉旱精》《锁孽龙》等，内容涉及水稻或水稻种植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如《安王与祖王》《六月六的传说》等。总之，稻耕文化在布依族摩经、神话传说、古歌及生活习俗中，都有诸多反映。例如，在摩经《赎谷魂》中有用蛇做绳索套狗犁田的叙述，说明大约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就出现了犁耕，布依族原始农业的生产水平已经提高了，布依族的水稻耕作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工具，有的工具虽然很原始，但很实用，如摘刀等，所以至今仍在有的地方被人们沿用。传统农作物品种很多，“布依族种植的稻谷，曾多达30余个品种，主要有粘米、糯米两大类。” ^[1] 粘米被人们作为日常主食，糯米则主要用作祭品和礼品。

房屋建筑是布依族物质文化的主要成果之一，历史久远，至今尚存。房屋，布依语称为［ʔdan¹za：n²］，［za：n²］是中心词，［ʔdan¹］是量词，常作为词头使用。［ʔdan¹za：n²］在发音上与汉文献中所称的“干栏”契合。“干栏”建筑起源于“巢居”，适合于古代南方百越民族的居住环境。此后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南方少数民族民居建筑。至今，百越民族后裔仍普遍沿袭这一建筑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可细分为全吊脚楼和半边吊脚楼等几种形式，有的地方还因地制宜发展了石板房。

布依族纺织文化的起源也很早。在布依族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于平坝“飞虎山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和赫章县可乐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发掘出陶纺轮，可知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布依族地区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布依族古歌《造万物·造棉造布歌》中记载，远古的时候，世上没有棉，后来人们在从事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山上有植物花絮可以用来纺织成线，结实不易断。将线挽成团，编织成布。从侧面可以看出，布依族纺织文化是在长期的采集生活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来的。

布依族服饰有自己的特点，崇尚青、蓝、白三色。白为布料本色，青、蓝以靛青染就。为了美化服饰，还发明了刺绣和蜡染等工艺饰品。研究发现，清代以前，大部分地区布依族妇女仍着传统的短衣长裙，《旧唐书·南蛮传》中记载，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的南蛮的服饰为“横布两幅，穿中而略其首，名为通裙。”说明在唐代前布依族就已经流行“通裙”。据《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当时布依族妇女服饰为“以青布一方包头，着细褶长裙，多至二十余幅，腹下系五彩挑绣方幅，如绶，仍以青衣袭之。”此时仍以裙装为主。清乾隆以降，受汉文化影响，部分地区的布依族妇女服饰陆续开始易裙为裤。现在，除镇宁、关岭、六盘水、普定、威宁一带的布依族妇女仍穿着传统裙装而外，其余地区已改穿裤装。但各地的服装款式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镇宁服饰、黔南服饰和黔西南服饰等几种类型。

铜鼓在布依族人民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器物，是超度亡灵不可或缺的神器。在西部的布依族地区，铜鼓不同于一般的乐器，除在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及规定的时间外，决不可以随便敲击。但在东部如独山、荔波一带，铜鼓还可以用来为舞蹈伴奏。关于铜鼓，在各地都有许多优美而神奇的传说故事。

水稻是布依族长期以来一直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所以米饭一直是布依族最为重要的主食，以后又发展了麦子、玉米、小米、荞子、高粱和甘薯等作为调剂食物。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布依族也形成了自己的菜肴体系，主要有时鲜、豆制品、酸辣食品、腊肉香肠、甜酒等代表食品。其中，较著名的有独山一带的盐酸、安顺一带的波波糖等。

布依族的制陶和金属冶炼技术也有悠久历史。在布依族地区发掘出几何印文陶器，说明远古时期布依族先民已发明了制陶技术。金属冶炼方面，虽然布依族地区考古发掘尚未发现秦以前的金属器物遗迹，但从布依族神话、古歌及摩经中出现大量关于金属器械的内容的情况来看，远古时布依族先民就已掌握冶炼技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布依族聚居的普安发掘出铸造铜钺的石范，年代在汉文帝年间，由此也可以推测布依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掌握铜钺和铜鼓的铸造技术了。布依族地区铜鼓数量较多且地位崇高，与此应有关系。

医药这方面缺少文字记载，在民间口传文学中也少有记述，但在现实生活中，布依族地区的人们一代代地传下了许许多多的单方和验方。2003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潘炉台等人主编的《布依族医药》一书，总结了布依族医药基本理论、疾病分类及诊疗方法，收录了流行于布依族民间的许多处方和近600余种药名。

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组织制度，一是社会习俗制度。

布依族社会大致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历史阶段。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布依族地方出现了牂牁、夜郎两个国家政权。夜郎被灭后，布依族地区从此处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其政治制度又经历了羁縻制、土司制、亭目制等几个政治制度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明朝以后，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了里、乡、保、甲等制度。

社会组织方面，布依族的民间社会组织主要有宗族制、议榔制和寨老制，均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氏族管理制度。此外，宋朝后期，布依族地区还出现了番、马、枝、埲等社会组织形式。

为维护社会秩序，必然需要一些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最早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产生的时间很早。不成文习惯法源于远古时代，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中由大众共同商议、结合实际不断总结修改，达成需要公众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其属于“议榔”制度下的“榔法”“榔规”，由于原先没有通行的文字记载，通常是口头性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禁忌事项，也可视为习惯法的一种形式。现今在布依族地区仍能了解到的不成文习惯法的处理方式主要有“捞油锅”“包粽粑”“告阴状”等几种。成文习惯法稍晚，多用汉语写就。民间的成文习惯法常以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公示、公告、公约等形式出现，根据现实需求的不同，其具体种类、性质及形式、内容不尽相同。

在布依族社会的人际交往中，有几种比较有特色的方式。一是“浪冒浪哨”，这是一种青年男女结交的方式，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谈情说爱行为。二是“故同”，指同性之间进行结拜。三是“故同弱”，表面上是给小孩子找保爷或保娘，实际上也是大人们相互结交的一种方式。

在婚姻、丧葬等社会习俗方面，布依族至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特色。布依族的婚姻一般要经过相识、择偶、恋爱、说亲、订婚、要“八字”和结婚几个步骤。从研究来看，布依族的婚姻经历了血缘婚、对偶婚到一夫一妻制的一般规律。丧葬礼仪的程序一般要经过报丧、沐浴理发、换穿寿衣、入殓、超度、下葬、复三等环节。布依族的传统葬式有瓮棺葬（二次葬）、石棺葬、木棺葬等几种。

四、精神文化

布依族普遍信仰摩教，摩教已经具备了准人为宗教的一般特点。其起源于布依族的原始宗教，具有典型的多神崇拜特点。在牂牁、夜郎方国时期，原始宗教开始向一神教方向发展，初步形成了准人为宗教——摩教。此后由于政权消失，摩教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明清之后，国外传教士开始在黔西南的布依族地区传播天主教。

布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布依族民间文学中有大量的神话、古歌、传说故事和歌谣等作品流传至今，流传下来的摩经数量更是卷帙浩繁，其不同于口头文学作品也不同于书面文学作品。这些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布依族人民创作的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精神文化产品，对研究布依族各种文化事项具有重要价值。布依族的作家文学通常指用汉文书写的文学作品，起步较晚，有史可考的最早在清代，以莫与俦及其子莫友芝、莫庭芝三父子为代表，学界合称“莫氏三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文学出现了繁荣景象，涌现了众多布依族作家及民族文化工作者。

布依族的神话传说和古歌产生于远古时期，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此后歌谣、民间故事、诗歌、童话寓言、民间说唱、戏剧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不断产生和发展，一直流传到今天。由于缺乏通用的母语文字，这些文学作品都只能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所以也称之为民间口头文学。

音乐舞蹈属于比较特殊的艺术种类，在远古时期，艺术的起源常以综合的形态呈现，故而诗、歌、舞往往融于一体，且多与巫术有密切关系。那些宗教仪式上表演的作品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原始社会延续下来的。布依族的传统乐器主要有唢呐、勒浪、勒尤、姊妹箫、笔管、口弦、木叶、四弦胡、葫芦琴等。音乐方面，布依族民歌在曲调上大致分为大调和小调两种形式，大调庄重，小调优美。较有名的有流行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山歌调，也称《好花红调》，以及流行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古乐八音。此外，在布摩诵经时，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念唱形式，其仅限于诵经时使用。

布依族的传统舞蹈均为集体舞，多与祭祀有关，如“转场舞”“绕坛舞”等，也有一些比较世俗化的舞蹈，如耍龙、舞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了一批专业的舞蹈艺术人才，排演了新的舞蹈节目。

布依族的戏剧曲艺应起源于古代，在民间很早就有了带有祭祀性质的傩戏。明清后，戏曲得到充分发展。传统的布依族戏曲主要有傩戏、地戏、布依戏和花灯戏等。

布依族美术最早可追溯到越人的文身。汉史记载，古越人有文身的习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册亨等地布依族中还有在手上刻绘花纹的习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布依族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人才不断涌现，取得了长足发展。

此外，哲学思想、体育等也是布依族先民创造并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从神话、古歌和摩经中可以看出，远古时期，布依族先民的哲学思想观念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其核心就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超自然力支配着人们的命运等。现今流传下来的布依族体育项目很多，但关于其来源的记录很少。布依族赛马起源较早，《元史》载“仲家蛮牧马有术，骑术上乘。”说明至少在元代时赛马就已在布依族中流行。

五、多元文化的交融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多种文化因素在这里发生碰撞和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不停地继承、吸收、整合、改变中不断向前发展，从而推进整个民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这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完全封闭起来，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必然导致落后。布依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先进文化的民族，其在所处地理环境与汉、苗等诸多民族共同生活，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决定了各民族必定相互影响和交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布依族与汉族的交往最为密切，因此其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最大。在很早以前，布依族人民就已经“读汉书，习汉礼，仿汉俗”。长期以来，相当部分的布依族人对汉族文化形成了认同感，逐渐汉化。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对布依族做过较全面的调查，调查表明，布依族的诸多文化习俗都与附近的汉族大体相同。陈国钧在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中仅就布依族丧俗一项与汉俗进行比较，就有十项相近或相同。“一、死人气绝唾口水与汉俗同。二、为死人沐浴换衣，与汉俗同。三、尸停堂屋之状，与汉俗同。四、择日开吊及发丧，与汉俗同。五、傍尸禁忌，与汉俗同。六、入殓时，穿孝服，用棺木，与汉俗同。七、开吊时亲友助丧，与汉俗同。八、发丧时棺木装扎情形，与汉俗同。九、孝子随跪拜，引路者，散发‘路票’，亲友执香上山与汉俗同。十、坟地由风水先生勘定，埋时念咒诸情与汉俗同。”事实上，在小地域里，民族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从表面上看，说不清是汉族文化影响布依族文化还是布依族文化影响汉族文化，这还得看当地的主流文化是什么。但由于诸多历史原因，造成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我们必须承认，汉族文化在整体上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要比布依族文化先进一些。因此，布依族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吸收其优秀、先进和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每种文化事项，都有其发生和存在的理由及条件，就算那些现在被一些人斥责落后的东西，在民族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一味地全盘否定，否则民族本身也就失去了“自我”。当然对于那些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东西，要有分别地加以改进和提高，甚至对于那些现在看来有些落后、过时的东西，也要善于挖掘和利用其中有益的因素。有些优秀的东西，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没有继承，民族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没有吸收和改进，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在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片面地强调民族特点而泥古不化，反对吸收和借鉴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观念是极其狭隘的，不利于民族的发展进步，但全盘否定民族文化更是太过偏激，这会使民族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继承什么，否定和改进什么，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和判断能力，外界不应横加干涉。

有一些学者感叹，由于布依族善于吸收他族的先进文化，从而使自己的民族特色逐渐淡化了，没有了像侗族的大歌，傣族的泼水节那样特色突出鲜明，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文化事项，该观点引发了关于民族文化保存与发展的一些争论。实际上，民族文化是多方面的、大众性的、整体化的，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发展性，保存、扬弃、改变和发展其中的哪一部分，对于学者而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人民大众的手中。当然，宣传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我们民族工作者应尽的责任，让民族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保存与发展并不是矛盾的，或者说并不总是矛盾的。但当保存与发展进步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理应记住：保存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进步才是硬道理。只有这样，在民族之林中，才不至于使自己处于落后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