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贵州五十年-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1939年4月，我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县通海公社八大队一小队。父母务农，父亲有时帮人做“烧酒”，母亲农闲时帮人纺纱、织布、绣花。三岁时，因亲生父母各有二男和一男一女，母亲又怀着我的胞弟，家庭贫穷，成员多，亲生父母就把我送养给了姑妈家，改姓季。但因季家也穷，所以两个家庭都承担起了抚养我、关心我、培养我的责任。升初中时，两家父母商量，如考得起就送我上学，考不起就回家务农。幸好考取了，后来又上了高中，那时学校有人民助学金，我靠助学金读完了初高中。报考大学时，选了离家较近的无锡轻工业学院，又选了和做酒有关的发酵专业，靠助学金、靠自己勤工俭学、靠亲戚朋友的支持艰难地读完了大学。

大学期间，我当了五年的班主席。生产实习时，我搞科研题目，在毕业实习时也是搞科研题目，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在二次实习时全部搞科研题目的。毕业分配时，据说导师的意见是希望把我分到科研单位，再加上我是独子，因此，后来听说第一个分配方案是把我分配在上海某个研究单位，徐英同学（后来成为我的爱人）分在杭州某个单位。由于要求分到上海的人多，就把我挤出来了；第二个方案是分到四川内江制糖发酵研究所。就在这时，1963年全国第二届评酒会结果公布，茅台酒在此次评酒会中结果不理想，引起了贵州省、轻工业部、中央政府直至周总理的高度关注，贵州省调整了贵州茅台酒厂领导班子（书记、厂长），轻工业部派出“四清”工作组到贵州茅台酒厂解决“四清”、“四不清”问题。同时，从全国抽调部分从事酿酒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与贵州的酿酒工程技术人员、茅台酒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科学试点组，对茅台酒生产工艺进行研究、总结，以提高茅台酒质量。而茅台酒厂当时没有这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机缘巧合，第三个分配方案就把我和同学徐英分到了贵州，分到了贵州茅台酒厂。这一来就是整整五十年。

五十年中，曾因家庭困难，父母需要照顾，申请调回老家，初期厂里也同意，但因江苏台海关系紧张，不进人。后来江苏也同意接收了，但厂里又不同意了，后来省轻工业厅不同意了，再后来省委、省政府领导也不同意了。也曾有调我去省轻工业厅工作的机会，我自知不懂轻工其它行业而没同意到省机关工作。到了本世纪初，有位银行的朋友给了我一张报纸，是1939年4月我出生那天的《新华日报》，报纸上竟有一则茅台酒的广告，我暗暗感叹：这真是“缘分”啊！

关心

回想当年初来茅台，说实话确实有很多困难。到茅台酒厂的当天的半夜，同学徐英的房间就被小偷光顾，一夜无法入睡；当时吃的是杂粮，一直到1978年还在吃，菜全是辣的，连汤也是辣的，这让我们这两个江浙人很难适应；交通不便，出门就爬坡下坎；走出去更不要说了，到遵义要两天，到老家要五天五夜。我有恐高症，徐英有晕车毛病，去仁怀县城中枢镇全靠走路，出门如登天。

虽然遇到各种困难，但来自厂里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仍使我们很受感动。徐英房间被盗事件发生时，那时刘厂长还没休息，一方面立即来安慰我们，一方面和其他女员工商量让徐英同志和单身女工住到二楼一间房间，让她有安全感；又如进厂不久我放在枕头下的饭票被盗，当时粮食供应还困难，还定量供应，厂里员工为了不让我挨饿，班组的同志、机关同志纷纷伸出了援助的手，有的送饭票，有的支持粮票，有的送粮食，如红薯等。1970年，我下放车间劳动，劳动强度很大，要起糟、背糟、掏糟、上甑、下甑、甩糟、摊凉、翻掀、收糟、上堆等，全靠人工，而我那时很瘦，只有107斤，从来没从事过这样大强度的体力劳动，起不动糟，负重爬不上木梯，一不小心就摔下了窖坑。那时，工人们对我很关心，如背糟，工友们在放糟到我的背篼时总是轻轻地放，还要用木楦轻轻地勾一下，防止后仰翻倒。安排工作时，尽量安排我做轻一点的活。领导也很关心我，他们知道我家庭困难，养父无人照顾，茅台酒厂邹开良书记在寒冬腊月快要过年的时候利用出差江苏的机会，到农村看望我的父亲，希望他来贵州生活。省轻纺工业厅周高廉厅长在政治、生活、工作上经常帮助我，教育我，关心我。李兴发厂长、王少彬厂长在技术上无保留地教我。轻纺工业厅也很关心我，曾两次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派人到江苏农村看望我的养父。仁怀县的领导也很关心我，如1973年我大学的老师、无锡轻工学院副院长、著名专家、学者朱宝镛来我厂指导，厂里没有小车，我就求助于仁怀的领导，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支持，解决了我的难题。记得贵州老省长王朝文在我担任副科长时就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季，委屈你了……正因为这些关心，使我一家人很感动，也就逐渐坚定下来，坚持到现在。

支持

在领导和员工的关心、帮助和信任下，我逐渐走上了企业领导岗位。1975年当生产科副科长，1981年当副厂长，1983年当厂长直至2011年10月退下来时一直任正厂级管理人员。在这期间，得到了广大员工、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茅台酒生产全靠手工及经验，手翻、肩背、脚踩，手摸、脚踢、鼻闻、口尝，几乎是班组的全部检验手段。为了提高质量，必须坚持传统工艺，这就需要员工的大力支持，也要得到家属的支持。那时长期不涨工资，不发奖金，更无福利，员工们无怨无悔；那时用电都是汽轮机、锅舵机、柴油机和小水力发电，经常因设备、零配件、负荷、输电网络、水量供应等问题影响发电、供电、用电（这种情况直到1993年7月才解决），有时因水、电、汽等问题要造成停产，最多一年有100多次，既影响产量，还影响质量，增加工作量，延长工作时间，造成诸多不便。但员工们都是全力以赴，克服困难，服从调度，支持工作。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仁怀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支持。那个时候征用农民土地，既不给钱，更不安排工作，周边农民都无私地支持茅台的发展；仁怀有些小的水电站，他们的领导和工人们为了保证茅台酒正常生产，经常加班加点抢修水渠、发电机，排除各种故障；有时为了保证茅台酒正常生产，要压减其他工业用电甚至居民生活用电，牵涉到各方的利益，社会各界都能积极配合支持；有几次厂里找到仁怀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支持时，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找到相关部门负责人下达指令，拉掉机关用电、县城生活用电，确保茅台酒厂生产用电，很受感动。从1984年开始，茅台酒厂进入了不断技改和扩建阶段，尤其是扩建，需要征地搬迁，历届党委政府总是全力以赴，确保企业用地按时到位，给予企业全力支持。

可以说，没有广大员工的理解和支持，没有广大员工的艰苦创业，绝不会有茅台的今天；没有仁怀父老乡亲的无私支持，没有仁怀、遵义和贵州省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帮助，绝不会有茅台的今天！

努力

自参加工作以后，我一直在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学习生产工艺，学习工人师傅提高质量、产量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方法。记得那时只要一听到某个班组要开会，讨论研究生产中的问题，我一定会不请自赴，认真听取每个工人的发言，从中吸取营养；同时，也努力完成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做到边做边学，边做边问，尽全力做好，从不叫苦。

1970年初，我赴江苏南通老家为亲生母亲奔丧回来后不久，就被下放到一车间五班劳动，酒师是李兴发，班长是王宗贵，还有陈希均、宋云启等老工人。我既当工人又兼职班组记录员，下班回家后还要帮助收报纸。那时的劳动全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每天每人要搬运13吨糟焙；劳动环境差，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空调，粉尘多；安全隐患多，漏电、鼓风机叶片断裂、背粮爬梯子稍不慎就摔跤、下甑烫伤等。当时我体重只有107斤，开始每天下来总是筋疲力尽，经常从梯子上摔下。有一次腿部受伤，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周。1971年又添了一小孩，工作、家务等累得喘不过气来，劳动时形象也不好，头上戴着鸭舌帽，全身上下一身灰，天天光着身子和员工一起洗澡，就像煮饺子。老乡、同学来看到我狼狈的样子，都希望我早日离开这里，劝我趁乱用稍微强硬的办法调走。但可能是性格的原因，也可能是长期受党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的影响，我始终坚持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从没采取过激的行动。其他“文革”中分来仁怀的大学生大都离开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锻炼，使我学会了所有的制曲和酿酒的技术，学会了评酒，学会了最难的上甑，学会了摘酒，更多的就是把酿酒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对茅台酒工艺进行了梳理。哪些是科学合理，应坚守的，哪些是应规范的，哪些是应改进的。特别是我还学到了很多工人的优秀品质，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一线工人、特别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企业的一线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必须依靠的力量，要从各方面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分配要向他们倾斜，奖金要向他们倾斜，思想上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绝不能和他们争名、争利、争荣誉！

当了企业负责人后，我更加努力工作，不辜负领导的教育培养，不辜负员工群众的期盼。我总是急生产所想，急质量所想，急发展所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分分内分外努力工作。有时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譬如1985年、1993年，我有两次机会调出贵州茅台酒厂到上级机关工作，由于我热爱茅台工艺、茅台员工、茅台事业，就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工作，选择了留下来和同志们共同奋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亲生父母、养父都处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亲生母亲我是在她昏迷后赶回去送别她的，养父是死后赶回去料理后事的；特别是亲生父亲辞世时（1983年10月），正好是茅台酒生产下沙期间，我那时是分管生产的副厂长，而另外一个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已调走，一个副厂长已卧床休养治病，还有一个副厂长身体也不好。为了抓好下沙这个关键工序，确保茅台酒当年的产质量，我没有请假回去奔丧。我的岳母也在那段时间病故，我的爱人徐英同志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为了她的本职工作不受影响，也没有回去奔丧。

茅台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过困难，遇到过挫折。困难、挫折时的工作量更大，更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更需要努力奋发向上。1988、1989年茅台酒就遇到了销售上的困难，逼着我们想办法、出主意找客户，搞宣传走出去，弄得日不思食，夜不思眠。1997、1998年受山西朔州假酒案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商品价格回落、销量下降，效益降低，经销商骤减，可以说是生死考验，在这危急关头，只有努力工作，集思广益，凝聚力量，转变观念，建立队伍，扩大销售网络，才能转危为安！我深深地体会到困难时工作要比正常时工作量多得多，难度大得多，辛苦程度重得多，领导应多帮助下属困难单位！

茅台酒生产虽是传统工艺，但也有无休止的争论，也有完不成生产任务的时候，甚至一度出现为了完成任务而求神拜佛。我努力做到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耻下问，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同志们一起解决了二次酒正常出酒的难题，使茅台酒工艺更加科学合理规范，确保了茅台酒在高速发展时仍然能优质、高产、低耗，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通过长期研究，我们还提出了长期科学适量饮用茅台酒有益健康的观念；通过研究提出了“离开了茅台镇生产不了茅台酒”的观念，把一座金山嵌在了仁怀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我们还提出了茅台酒工艺是中国白酒工艺的活化石，弥补了历史传承上的不足。

变化

由于和茅台的缘分，我从1964年至今还在为国酒事业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在历代茅台员工和历届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我个人的一点点努力，五十年来，茅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来时茅台正处于发展低谷期，茅台酒的产量只有222吨，当年亏损84万多元，实现税金139.9万，上交税金140万，固定资产只有298万，员工484人，还有很多在申请外调；我担任厂长时，即1983年茅台酒产量达到1189吨，利润250万，税金650万，上交税金854万，固定资产1431万，总资产1791万，员工1255人；2011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茅台酒的产量达到了3万吨，销售收入达到242亿，实现利润126亿多，税金60多亿，利税达187亿多，上交税金94亿多，员工约2万。特别是核心企业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不含税收入184亿，比另一家白酒上市公司的203亿少了19亿，但考虑到各公司当年注入“蓄水池”的资金茅台多了15亿，另外他们还有20亿左右非主营业务收入，因此茅台主营业务的收入、实现利润、实现税金、上交税金、股价、上市公司市值、品牌价值、质量在全国白酒行业为第一；上交的税金相当于英国苏格兰地区100多个威士忌酒厂上交税金的总和，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相当于法国科涅克地区白兰地酒销售收入的总和。茅台集团连续十多年的跨越式发展，为把茅台酒打造为“世界蒸馏酒第一品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成绩来之不易！

茅台的变化也带来了仁怀经济社会变化！

如今，仁怀对外交通已不再是当年的等外级公路，高速公路可直达成都、重庆、贵阳等中心城市，航空、铁路、水运等正在加紧建设。

仁怀市发展综合实力不再是在遵义市排名靠后而是长期稳坐第一，在贵州也稳居前列，在西部百强县中排名逐步靠前，2013年排名第15位。

当地农民也从茅台的发展中得到了红利，高粱提价，就业增加，酒业发展，各地巨商纷纷来仁怀投资建厂。

服务业兴旺发达，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连锁超市、名牌产品纷纷来仁怀设分支机构、设超市、设专卖柜店。

如今，茅台集团正处在深化改革，实施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茅台的发展一定会更加稳健。

我坚信茅台的明天会更辉煌，仁怀的明天更辉煌，贵州的明天更辉煌！

我与贵州的故事

目录

专家寄语 对贵州的温情与敬意 [收起]

专家寄语 源自对贵州真实的爱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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