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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
所属图书：《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 出版日期：2017-05-01

五、国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

国立贵州大学和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虽然不是内迁大学，但也是在“文化西迁”的浪潮中创办的，这两所大学的创立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首先，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而贵州在西南开发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又处于比较安全的环境，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在贵州兴办大学。这一时期，东北、华北、华东许多学校疏散，大批专家、学者流散在西南，新办大学有可能聘请到一批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并可以从内迁大学中聘请兼职教授。大量流亡学生来到贵州，贵州的高中毕业生也与日俱增，大学生员充足，这就为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能够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所大学的建立与内迁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有密切关系，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师范、教育两专修科是贵阳师范学院建立的基础，国立贵州大学的创办与大夏大学要求改为国立有着微妙的关系。

1942年7月成立的国立贵州大学

国立贵州大学校徽（1945年8月）

国立贵州大学校歌（1945年8月）

1939年，贵州省参议会提出设立贵州大学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议案，由贵州省政府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经行政院议定，先设立贵州农工学院。1940年12月，教育部电令组织贵州农工学院筹备委员会，以叶秀峰为主任委员，欧元怀、王克仁、商文立、虞振镛为筹备委员。1941年1月，叶秀峰来贵阳考察，选定在贵筑县花溪建院，计划用地2000余亩，因其中600亩水田多次洽谈未能购置，只征购土地1006亩，与贵筑县政：府协商，改定划山地补换，将石头村一带贵阳女中校址连同荒坡千余亩转让农工学院，占地2000余亩，即原贵州农学院旧址。这里风景优美，环境清幽，最适宜办学。10月划定学校范围，动工兴建，1943年初具规模。

1941年10月，正式建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以李书田为院长。李书田为河北昌黎人，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科，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历任北洋大学土木工程、铁路及道路工程教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第一水利实验所所长。上任后延聘了40名教授、副教授，其中有两名贵州籍教授。罗登义，北京农业大学农化系毕业，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兼农业化学系主任，应李书田院长邀请兼任贵州农工学院教授。花莱峰，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帝国大学电机系，开创贵州电气事业，1941年受聘为农工学院教授。农工学院设有农林、农化、农经、土木、矿冶、机电6系及大学先修班。3月招收3个先修班，8月招收6个系一年级新生，12月20日开学上课。时值私立大夏大学经费困难，申请改为国立，大夏董事长何应钦在行政院例会上提出议案，蒋介石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教育部长陈立夫顺水推舟，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成立国立贵州大学。此事遭到大夏大学董事长何应钦、校长王伯群及大夏师生抵制，但建立国立贵州大学已成定局，便以贵州农工学院为基础建立贵州大学，1942年7月正式成立国立贵州大学，简任张廷休为校长。

张廷休，贵州安顺人，南京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回国后任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教育部主任秘书，蒙藏教育司司长，高等教育司司长。上任后，致电李书田院长，表示原聘教授、副教授一律续聘，并在重庆等地招聘一批教授，如地质学教授丁道衡、矿冶学教授崔有濂、物理学教授张永立，数学教授任孟闲，化学教授杨葆昌，机电工程教授竺良甫，土木工程教授葛天回，经济学教授李法宗、刘行骅，英语教授任泰、潘家询，历史学教授姚薇元、社会学教授吴定良等，还聘请茅以升、虞振镛、叶元龙、柳翼谋、任可澄等为特约讲座教授。贵州在外成名的教授大都来到贵大。丁道衡，织金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留学德国，回国后任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受聘为贵州大学教授后任矿冶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兼地质系主任，被选为贵大教授会主席。张永立，贵阳人，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在比利时鲁文大学获博士学位，受聘为贵州大学理工学院教授兼数理系主任。葛天回，毕节人，交大唐山工程学院土木系毕业，历任中山大学、广西大学、重庆大学教授，受聘为贵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任泰，安顺人，任可澄长子，美国欧柏林大学硕士，哈佛大学研究员，历任外交部翻译，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受聘为贵州大学英语教授，又任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所长、教务长。杨葆昌，贵州人，北京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化学硕士，曾任贵阳医学院、大夏大学教授，受聘为贵州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

贵州大学成立之初，设有农工学院、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农工学院仍为原设的农林、农化、农经、土木、矿冶、机电6系；文理学院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社会、数理、化学5系；法商学院设经济、法律两系。1943年，将农工学院分为农学院和工学院，农学院下设农学（后改农林、农艺）、农业化学、农业经济3系，顾青虹、张丕介、罗登义先后任院长。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电工程3系及两年制电机专修科，丁道衡、竺良甫先后任院长。文理学院后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学3系，任泰任文学院长；理学院下设数理、化学、地质学3系，丁道衡任院长。法商学院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工商管理4系。全校共5个学院、16系、1专修科。

农工学院开设的先修班，贵大成立后继续开办，招收高中毕业生，不收同等学力，修业期1年，各科成绩合格者免试升入本科。原设在安顺的贵州省立安顺职业学校，1943年由贵大接办，改为国立贵州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由花莱峰任校长。1947年在石头村办贵大子弟小学。1945年开办文科研究所，分为中国文学部和西南文物研究部，部聘任可澄为所长，任病故后由其子任泰继任，任泰与德国教授鲍克兰为研究员，苗族学者杨汉先为助理研究员。为保证学校用电，设有贵大电厂，花莱峰为总务主任兼厂长。学校还办有农场，设有工程处。

农工学院招收的学生1945年秋毕业，是为贵州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42年7月，贵大与浙江大学、交大唐山工学院、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联合招生，因各系未足招生数额，再录取新生130人；8月单独招生，正取172人，备取生60人入先修班。1942年、在校学生400人、1947年已有学生1156人。学生来源广泛，除本省高中毕业生外，大都是外地流亡学生及华侨归国学生。到1947年毕业3届学生，共计444人。学生除本专业的必修课而外，可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个人趣兴爱好跨院跨系选修其他课程。教师要求学生写读书报告和学年论文，毕业班写毕业论文。学生中建有学生自治会、女同学会、华侨同学会及各系学生会、班会，还有贵大剧团、国剧（京剧）社、音乐社、美术研究社等文艺团体。

教师中，有教授会、讲师会组织，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组成，对教学、科研、教师聘任及学校大事产生重要影响。贵大有“文社”“诗社”“会计学会”“南洋问题研究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办有《贵大学报》《文风杂志》《工商管理》《行行》等刊物。抗战胜利后，外省来的教师返回故乡，有的教师到外地谋职，教学一度受到影响。学校采取措施，新聘了一批教授、副教授、讲师，1948年前后，全校有教师239人，其中，教授63人，兼职教授30人，讲师44人，助教55人，特聘教员2人。这一时期，作家蹇先艾被聘为中文系教授，朱厚锟被聘为外文系教授，顾光中被聘为生物教授，项英杰被聘为历史系教授，李独清、张英骏、谭勤余、张汝舟等或为兼职教授或改任贵大教授，田君亮、刘方岳等名教师都担任特约讲座教授。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根据当时的教育体制和高等学校的布局，结合贵州实际，特别是大学生员不足的情况，1953年教育部决定撤销贵州大学，将贵大工学院的系科调整到重庆大学和昆明工学院，理学院分别调整到云南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法商学院的系科分别调整到四川财经学院和西南政法学院，文学院的中文、历史两系调整到贵阳师范学院，而以农学院的农艺系扩充为贵州农学院。

抗战期间，贵州中等教育发展较快，除国立中学而外，新增了几所省立中学，县立中学普遍建立起来，还办起若干私立中学和职业中学，迫切需要培养大批中学师资。而贵州尚无师范学院，省参议会多次建议在贵州设立一所师范学院，教育部长陈立夫于1940年来贵州视察，也认为“要培养师资以健全各级教育”，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张道藩和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张廷休是贵州人，极力鼓吹在贵州创办师范大学。1941年6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设立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并将私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并入贵阳师院，拨给开办费30万元，明确常年经费31.2万元，聘任王克仁为院长，于10月20日正式开学。

王克仁是贵州兴义人，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教育学院、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授，1940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师院尚属草创，既无校舍、设备，又缺师资。时值省立贵阳师范学校疏散乡间，便以文化路贵阳师范学校为临时校址，借用部分教室上课，学生住在对面的房舍里。王克仁四处奔走，招聘教师，聘留法教育学家熊铭青为教务主任，留美教育家袁公为为训导主任，留日机电工程师赫星吾为总务主任，以贵阳文字学家向知方为院长秘书。聘请大夏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夏元瑮、著名文学家谢六逸、著名翻译家曹未风为兼职教授，聘尹炎武（石公）为中文教授兼国文系主任，聘杨宪益为外文系教授兼主任，聘李锐夫为数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又聘黄国华为生物学教授，陈逹、戴乃迭（杨宪益夫人、英国人）为外文教授，李独清为国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教授），张汝舟为讲师、副教授，到1943年共有教师48人，其中，教授22人，副教授8人，讲师10人，助教8人。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一隅

学院建立后制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组织大纲》，明确“以养成优良健全之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根据贵州的需要和师资情况，起初设立教育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及史地、理化两专修科。1942年增设体育童子军科，同年建立师院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各系学制四年，毕业生可担任高中教师；专科学制两年或三年，毕业生只能担任初中教师。教育系由大夏教育学院演变而来，专业课主要有教育原理、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学等，因考虑到学生毕业后不一定都被聘为教育科长、中学校长或教导主任，遂采取补救措施，加开国文、外语、数学等课程，以便改为专科教师。国文、英语、数学是中学的主科，本院师资也较充实，所以单独设系。历史与地理、物理与化学合科，一则是中学课程设置的需要，二则是师资不足，没有单独设系的条件。因当时各中学都要进行童子军训练和开设体育课，故设立体育童子军科，初为3年，后改2年。原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全部转入贵阳师范学院，1941年8月招收新生，共有学生182人。1942年有本科生190人、专科生73人，1943年有本科生175人、专科生93人。

1943年7月王克仁辞去院长职务，教育部改派齐泮林为院长。齐是河北人，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教育，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到任后，原聘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先后离去，改聘范传坡为教务主任、刘文修为训导主任、侯潘为总务主任。新聘了一批教授，如化学教授谭勤余、数学教授赵咸云、中文教授王驾吾、中文教授谭戒甫、教育学教授王学孟、童体科副教授杜化居等。1944年7月，改史地科为史地系，改理化科为理化系，本科生283人，专科生91人。1945年增设先修班。大夏大学迁走后，贵州省政府决定将大夏在雪涯路的校舍拨给贵阳师范学院，占地44.25亩，但房舍不多。学校走上正轨，由院长、各处主任、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院务会议，讨论和审议重大事项，还设有教务会议、教员升等审查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奖学金审查委员会、院刊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建筑委员会、教职员福利金管理委员会。齐泮林一心办学，不问政治，以超然的态度处事。因是外地人，又不善交往，与外界少有联系，不适应当时的社会，不愿再当院长，1946年暑假回家探亲，一去不返。

1946年11月，教育部电令称：“齐已应北大之聘，故免去其贵阳师范学院院长职务，并派杜叔机接任。”消息传出，全院一片哗然。杜叔机是师院兼职教授，又是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师生们提出“不要政客，要学者”的口号，组织“拒杜运动委员会”，要求教育部取消这一任命。教育部为缓和矛盾做出让步，命杜赴英国考察两月，院长一职由曾景代理。曾是留德哲学博士，师院教授，暗中加入军统，颇有政治手段。他上任后与教授会交涉，承诺不解聘参与“拒杜”的教师，不开除“拒杜”的学生，经费开支受教授会监督，历时4月的“拒杜运动”渐渐平息。他聘请德高望众的王佩芬教授为教务主任，而以江西同乡徐儒教授为总务主任。此时师院的外地学生很多，成立了“湖南同学会”“安徽同学会”“江西同乡会”等组织，院内的空缺多由同乡充任。抗战胜利后，部分教师返回原籍，1947年底全院教师62名，其中，教授29名，副教授11名，讲师14名，助教8名；兼职教授12名，副教授4名，讲师9名。1947年师院到四川、云南、湖南、江西等地招生，连同本省新生共150人，在校学生达481人，其中，教育系108人，国文系82人，英语系46人，数学系33人，史地系68人，理化系41人、体育童子军科42人，先修班61人。曾景在任年余，乱发聘书，财务混乱，出现贪污事件，1947年1月贵阳市法院审理曾景贪污案，造成不良影响，教育部只好将曾免职，于1938年任命萧文灿为院长。

萧文灿，贵州赤水人，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对新兴的《赋值论》研究成果突出，回国后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担任数学教授。他热心教育事业，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养成良好读书风气。上任伊始，在《贵州日报》上宣称：“此后当本终身于教育的初衷，先求安定，后求充实，使贵州教育与日俱进。”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要勤奋用功，将来做个合格的教师，才不致误人子弟。”希望大家“一是学习，二是学习，三仍是学习”。又对教师说：“从事教育工作，要有蜡烛一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贯彻始终的高尚情操，才能终身安于教育而不见异思迁。”他到南京、重庆、武汉、上沙等地招聘了10多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如聘梁祖荫、张英骏为地理学教授，聘胡嗣仁为化学教授，朱厚锟为外语教授，武汉大学研究生周春元为历史系副教授，聘陶行知的弟子戴自庵为师院附小校长等，还聘田君亮、刘方岳等为特约教授。1948年师院新图书馆和理化实验室落成，动工修建礼堂。10月22日，举行师院成立7周年纪念活动，出版院庆特刊《院闻周报》，强调“以新作风培养新校风，以新校风建设新教育，提倡教授治校，指导学生自治，注意实事求是”。师院成立了“教学实习指导委员会”，负责计划、指导、考核学生实习，借以提高教学质量。出版了《贵阳师范学院院刊》《新师院》《教育学术》等刊物，组织学术性团体“南明学会”。1949年，师院共有教师79名，其中，教授39名、副教授10名、讲师8名、助教16名，在校本科生427人、专科生69人。从建校到1949年共毕业学生399人，其中，本科生299人，专科生100人。

1949年3月，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反饥饿运动”，师院召开“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全体学生抢救教职员工学生饥寒运动大会”，1000多人上街游行，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三校教授会联席会议发表《教授会联合会要求改善待遇宣言》。国民党崩溃前夕，企图将贵阳各大学迁走、遣散，师院师生坚决抵制，保护学校安全。11月15日贵阳解放，师院于17日复课。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取消“国立”二字，定名为“贵阳师范学院”，成立师院临时管理委员会，萧文灿为主任委员，胡嗣仁为副主任委员。不久，萧文灿辞去院长职务，调任贵州大学理学院院长。1952年贵阳市人民政府划拨照壁山、思贤山一带为师院新院址，占地372亩，新校舍于1953年竣工，9月15日在新校舍开学。同年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将贵州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师并入贵阳师范学院，将贵阳师院外语、教育两系学生调往西南师范学院和昆明师范学院。调整后，贵阳师范学院设有中文、俄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7系及中文、历史、教育、数学、物理、化学、艺术、体育8个专修科。当年在校学生979人，其中本科377人，专科602人，一半以上是四川、云南的学生。

文化西迁到贵州 滚滚的文化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