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苗”区的形成

宋元以后，苗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常常被分成“生”“熟”两类。从《明实录》的记载看，“生苗”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初年。如，永乐三年（1405）正月二十八日载：“湖广都指挥谢凤等奏，招谕答意等五寨生苗皆向化。” ^[1] 同年七月初四载：“辰州卫指挥佥事龚能等招谕筸子坪等处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四百五十三户向化，廖彪等各遣子来朝，请设官抚治。” ^[2] 又，同年九月十一日载：“指挥丁能、杜福等抚谕四川亚坚等十一寨生苗，百三十六户向化……上以生苗叛服无常，命悉隶酉阳宣抚司管属，免其赋役。” ^[3]

何谓“生苗”？有关史志解释颇多。明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云：“苗人，古三苗之裔……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近省界（即经制府、州、县界）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 ^[4] 清方亨咸《苗俗纪闻》云：“自沅州以西即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种类甚多。曰黑脚苗，曰花苗……皆苗裔也。但有生熟之异。生者匿深箐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力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 ^[5] 龚柴《苗民考》云：“其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洞，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 ^[6] 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苗有土司者熟苗，无管者为生苗。”

从史志的这类解释可以看出，所谓“生苗”“熟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就苗族同汉族的关系而言，即邻近汉区或与汉人杂居区，生活习俗同汉人比较接近，能讲汉话的苗民，谓之“熟苗”；居住在偏僻山区，与汉人关系疏远，言语不通，生活习俗各异的苗民，则被称为“生苗”。二是就苗族同封建国家政权的关系而言，即已被纳入户籍，受地方官吏直接管辖，遭受封建国家赋税和徭役剥削的苗族居民，被称为“熟苗”；反之，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府均“鞭长莫及”，不能进行直接统治和剥削，仍保持某种自立自主状态的苗民，则属“生苗”。三是就苗族同土司的关系而言，即处于土司领地之内，受土司管辖、奴役的也算“熟苗”；分布于土司辖区之外，土司势力亦不能进入的，为“生苗”。看来，这种划分在科学上并没有什么价值，并且在封建文人的笔下，还难免不带有某种诬蔑和歧视的色调。但它多少还是反映了各地苗族发展的不同历史状况。封建统治者往往正是依据“生苗”“熟苗”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策略和采取不同的手段，以分化瓦解苗族，达到维系对整个苗族统治的目的。这种不同的统治策略和手段，反过来对苗族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加深了各地苗族发展的不平衡性。

“生苗”和“熟苗”既然是一个相对的历史范畴，就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元明和清初，“生苗”可能是相当多的，故郭子章说：“生苗多而熟苗寡。”但随着封建王朝统治势力的扩展和苗族、汉族接触、交往的加强，必然有一个“生苗”不断变为“熟苗”的过程。从《明实录》记载看，“生苗”分布的范围，开始是相当广的。如上引材料就有“答意等五寨生苗”“筸子坪等处三十五寨生苗”“四川亚坚等十一寨生苗”。此外，宣德七年（1432）九月初二日载：“贵州都匀卫陈蒙烂土长官司……地连古州八万生苗。” ^[7] 正统四年（1439）二月初八日载：“贵州……苗金虫等纠集洪江生苗。” ^[8] 成化十六年（1480）二月十三日载：“贵州都匀等处欲征剿生苗和夭坝干黑苗。” ^[9] 亚坚，在今重庆酉阳境内。筸子坪，处武陵五溪地区中部，当时属湖广省，今为湖南凤凰县。答意，在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古州八万，在今贵州榕江县。洪江，在今贵州都匀市。在明代前期，凡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苗族都被称为“生苗”。田雯又记载：“何谓生苗？定番之谷蔺，兴隆、清平、偏桥之九股，都匀之紫姜、夭坝、九名九姓，镇远之黑苗，铜仁之红苗，黎平之阳洞罗汉苗……是也。” ^[10] 所谓“谷蔺”“九股”“紫姜”“夭坝”“九名九姓”等均为各地和各支系苗族的不同名称。定番，即明之程番府和程番长官司治地，今贵州惠水县；兴隆、清平、偏桥三卫，在今贵州黄平、施秉一带。这就是说，分布在今天贵州镇远、黄平、施秉、惠水、都匀、黎平、铜仁等地的各个不同支系的苗族，都曾属于“生苗”范畴。后来，由于封建王朝的不断“征剿”和“招抚”，上述这些地区大多建制设官，或委土司治理，致使不少“生苗”被迫归向“王化”，被套上封建赋税徭役的枷锁，逐步变成了“熟苗”。如据《明实录》载，万历九年（1581）十月，“贵州苗坪、夭漂等一百五十六寨苗民党银、阿盖等相率归附，更其寨为归化，编入都匀府版籍” ^[11] 。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地区本已建制设官或安置土司，这些地区的苗族已成封建官府和土司所控制的“熟苗”，后通过斗争和反抗，争得某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官府和土司控制，又重新列入了“生苗”的范畴。如贵州八寨（今丹寨县）地区，自元末播州宣慰使杨辉“讨平”后，置夭坝安抚司，至明代200余年间，均由土司夭氏管辖。清顺治入关后，安抚司夭朝王归顺，袭职如故，八寨地仍为夭氏所有，隶都匀府。但康熙十二年（1673），“苗酋将夭应禄杀害”，“后流土均不受制，分据土地，自相雄长者近六十年” ^[12] 。也就是说，这部分苗民又变成了“无管”“生苗”，致使张广泗于雍正八年（1730）复“开生苗地，以夭坝长官司地置八寨厅”。又如五溪地区的“上六里”地（即今湖南花垣县），史志记载：“唐武德四年开黔中南蛮地，置绥阳、都上等县，属永顺溪州地。五代置土司，彭姓者为溪州刺史。宋熙宁间开复……属奖锦地。”即元明以前，这一地区已属官府和土官管辖。但“元弃为六里生苗” ^[13] ，即到了元代始被放弃，成为“生苗”地。明王朝建立后，又曾加以“开辟”。洪武十一年（1378），设崇山卫，后改千户所（故治在今花垣县吉卫）。二十八年（1395）因粮运艰难，废崇山卫，另设镇溪千户所（故治在今湖南吉首市）。第二年，以孙应隆（一作龙）为卢溪县主簿，入溪峒进行招抚，编户造册，“分镇溪、崇山一百二十四寨为十里，自高岩下谓之下四里，高岩上谓之上六里”，并规定由永顺土司“担承”。后“上六里苗人以地近保靖，改归保靖土司担承” ^[14] 。看来，“上六里”苗民又一度纳入了官府和土司管辖范围，但为时不长。据明辰州推官侯加地记载，十里苗民自编户造册，“国初畏法，颇贡常赋。后土官征调冒爵……兼淫索者众，所民遂多黠纵，始称难治，常贡浸不供。惟下四里颇遵汉法……至六里苗民则阳顺阴逆，叛服无定，兵戈几无虚日，土司徒有担承之名” ^[15] 。就是说，由于“上六里”苗民不断起而反抗，实际上又摆脱了官府和土司的控制，成为“化外”之“生苗”。直至清雍正年间“开辟”，“上六里”又才“始入我舆图”。 ^[16]

在某些较大的苗族聚居区，大概正是由于苗族势力的发展和不断进行反抗，封建官府和土司的武力均不足以使其臣服，不得不让其处于“化外”。这样，在元明之际经过一些沿革兴废，至清初改土归流前，逐渐形成了两大块相对稳定的“生苗”区。从史料记载看，一是今湖南、重庆、贵州三省（市）交界的“红苗”区，一是贵州都匀以东，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主的“黑苗”区。

武陵五溪和今湖南、重庆、贵州三省（市）交界的“红苗”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红苗”，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因明初置镇溪千户所和筸子坪长官司，复称“镇筸红苗”；处于“上六里”和贵州铜仁府境的，又常被称为“上六里苗”和“铜仁苗”。从史志记载看，“红苗”自明初年开始，即长期被视为“生苗”。如上引《明实录》记载，永乐和宣德年间，多次称筸子坪和铜仁府内治古、答意一带的苗族为“生苗”。又如，明万历年间户部侍郎杨嗣昌奏称：“今川、湖、贵三省除土司外，别有无主生苗，如所称红苗。” ^[17] 《大清一统志·镇远府》载：“生苗，在施秉县，与铜仁府红苗为一类，有吴、龙、石、麻、田。”清初辰州知府刘应中《平苗记》云：“楚、黔、蜀万山之交，皆苗也。种类不一，曰红苗，以其衣带尚红也。曰生苗，以其强悍不通声教，且别于熟苗也。” ^[18] 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当时“红苗”分布相当广，人数众多，“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种类殆得十万” ^[19] 。当然，所有的“红苗”在元明和清初不会始终都是“生苗”。由于封建王朝的不断征讨，被纳入版籍变成“熟苗”的，总的趋势会日益增多。至明末清初，“川、湖、贵”三省“红苗”中，仍被视为“生苗”，弃之于“化外”的，只是聚居于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地方，即今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和湘西凤凰、花垣、吉首等县（市）及邻近地区的苗族。据清方显《辨苗纪略》所载，其地域四至界限是：“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 ^[20] 明万历年间，由西南五寨司地经筸子坪司、镇溪所，东北至保靖司境，半环这一地区曾筑有一道“边墙”。故又常以“边墙”为界，划分“生苗”和“熟苗”。“边墙”之内的苗民称为“生苗”，“边墙”以外的苗民为“熟苗”。“内”“外”的位置也有相反称呼的。如清严如煜《苗疆风俗考》云：“考苗疆边墙旧址，自亭子关（五寨司地，今凤凰县西）起，东北绕浪中江至盛华哨，过长坪……绕乾州城、镇溪所，又西北至良章营、喜鹊营（保靖司地，今保靖县东南）止。边墙以外者为生苗，边墙内间有与民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与内地人民无异，则熟苗也。” ^[21] 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凤凰设厅清编户口时，苗民为31000余口 ^[22] 。若以今凤凰、花垣、吉首、松桃四县（市）计，明末清初湘黔边腊尔山地区的“生苗”，大概在15万人左右。

黔东南地区，即古牂牁东部，宋元以后以雷公山脉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另一个苗族主要聚居区。如前所述，这一地区的苗族主要属“黑苗”。所谓“黑苗”，在各地又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九股苗”“黑山苗”“黑生苗”“黑脚苗”“楼居黑苗”“紫姜苗”“夭苗”等皆是。这块以“黑苗”为主的“生苗”区，史志记载较多。李宗昉《黔记》载：“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等处，族类甚繁，习俗各殊，衣皆尚黑。” ^[23] 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载：“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为熟苗，无管者为生苗，衣服皆尚黑，故曰黑苗。”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黑苗，一名生苗，以黎平、都匀二府为中心，而延至贵州之东南部。”正如不能把所有的“红苗”说成“生苗”一样，所有“黑苗”也不全属“生苗”，其中属于“生苗”部分的具体地域范围和人口数，史志也有一些记载。如魏源《西南夷改流记》指出：“镇远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据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窟。” ^[24] 《贵州通志·土民志》引《台拱文献》云：“台拱，昔为生苗巢穴。苗族以九股为最著，生齿繁盛，近丹江者曰上九股，近施秉者曰下九股，寨密人稠。”林溥《古州杂记》云：“古州为百蛮地，自古不通声教。雍正七年，张经略广泗守黎平，以金币贿生苗，假道入省，因密记其道里山川险阻形势，陈诸大帅，购募通事，略定其地，遂入版图。幅员一千余里，东西二百十里，南北三百六十里许，计苗民四百五十四寨，计户二万七千有奇。” ^[25] 据这些记载判断，黔东南这块“黑苗”“生苗”区，大致是东起黎平界，西至都匀，北达施秉、镇远界，南抵古州（榕江），处于清水江和都柳江之间，以雷公山为中心，南北较宽，东西稍窄的长方形地带。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包括台江（原台拱）、剑河、凯里、雷山、丹寨（原八寨、丹江）、榕江等县（市）。其人口数，虽经明清之际的一再“征讨”、屠杀，至归流前尚应在20万人以上。

清初，除上述湘黔边和黔东南两大块“生苗”区外，还有一些“生苗”寨落分布在其他地区。如，都匀以西，贵阳、安顺以南，现今长顺、惠水、镇宁、关岭、贞丰、望谟、紫云、罗甸之间，即杂处有大批“生苗”。据记载，“广顺、定番、镇宁诸边”有“生苗”680余寨，“镇宁、永丰、永贞、安顺诸生苗”和“侬、仲”等共有1300多寨 ^[26] 。其中，特别是望谟、紫云、贞丰、罗甸交界的大小麻山，形成一块较大的“生苗”区。又如，黔、湘、桂交界，现今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和贵州黎平之间的“花衣苗”，明代和清初实际上也是未归入“版籍”的“生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