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苗族的支系及其分布

自秦汉苗族逐步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氏族制度亦逐步解体。但由于苗族的特殊历史条件，即不断的战争和迁徙，为了生存斗争的需要，血缘关系并未完全松弛；相反，艰难的生活和残酷的斗争，使苗族的各个部分产生了强韧的内聚力，而血缘关系和氏族组织的残余成了维系内部团结的重要纽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苗族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原来的氏族部落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了各个不同的宗支。苗族的这种宗支仍然是以血缘关系（尽管实际上已比较疏远）为纽带的。他们按宗支进行战斗和迁徙，到新的地方后又按宗支聚族而居。随着分布地域日趋辽阔，相互间山水阻隔和环境的差别，分处各地的苗族各宗支，虽仍保持着苗族的某些共性，但同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演变成从服饰、习俗、信仰到语言，都互有差异的不同的支系。

清康熙年间陆次云《峒溪纤志》云：“苗人，盘瓠之种也……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 ^[1] 康熙年间黄元《黔中杂记》亦云：“饮食起居，诸苗亦相若，惟衣裳颜色则各从其类。如白苗衣白，黑苗衣青是也。” ^[2] 自清初以后，其他文献也多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等作为苗族的主要支系。这种区分，主要是以服饰颜色为标志，当然不够科学，但大致还是反映了苗族内部不同支系的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并且约定俗成，有些称呼已习以为常，至今仍为苗族自己所沿袭使用。笔者1987年云南之行，所到之处如昭通和文山，访问苗族老人时，谁是“白苗”（苗语称“蒙豆”），谁是“花苗”（苗语称“蒙周”），谁是“青苗”（苗语称“蒙诗”）等，是分得很清楚的。谈话间，有称自己是“大花苗”的，有的自我介绍说是“白苗”，十分自然。据此看来，沿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称呼（只要不带诬蔑和歧视性质的）来表述苗族内部存在的不同支系是可以的。

《皇清职贡图》“白苗”图

当然在我们使用“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等称呼时，不能只看作服饰颜色的区别，还应具体研究其共性和特点，赋予这些代表苗族不同支系的称呼以科学的内涵。其实，这些不同支系除服饰颜色不同外，服装的式样和发型头饰、宗教信仰和崇拜、习俗礼仪、语言等，在具有作为统一民族的共性的基础上，都存在某些差异。笔者在云南实地考察时见到：“大花苗”妇女是盘髻于顶稍前倾，横插木梳（现在多改用塑料梳），不包头巾，穿麻布百褶裙，披花披肩（形如铠甲），花布裹腿；“白苗”妇女则头包盘形帕（节日盛装还饰以彩珠银铃），穿紧袖花边衣，系麻布百褶裙。二者显然有别。再如语言，云南“白苗”“花苗”虽然属苗语川黔滇方言，但“白苗”操川黔滇次方言，“花苗”操滇东北次方言，二者有相同的和有对应关系的一些单词，却因声韵不同，基本上不能通话。笔者访问时，彝良的“大花苗”和“白苗”还各自介绍了一些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如，老人去世，“大花苗”不披孝，不烧纸，不下跪，不作道场，“白苗”则是死人时吹芦笙；“大花苗”一般为小家庭，儿子结婚后就分居，“白苗”则大家庭较多，并且妇女当家的多（例如：洛旺区树草乡王文刚家，1985年时共有26口人，母亲当家）。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区别。当然二者共同的地方也不少。大概正因如此，“花苗”和“白苗”构成了统一苗族中两个不同的支系。

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明代先后有“白苗”“黑苗”“红苗”作为一股较强大的势力活跃于历史舞台，给明王朝统治者造成某种威胁，因而成为“征讨”的对象。

《明实录》虽没有关于“花苗”和“青苗”的记载，但清康熙初年陈鼎《黔游记》在叙述黔省“苗蛮”种类时，已提及“花苗”和“青苗”等。至康熙中叶田雯的《黔书》，对“花苗”“青苗”的习俗更作了详细的介绍。这说明，其形成的时间与“白苗”“黑苗”“红苗”相近，也应是在清初以前，即元明之际。

《皇清职贡图》“红苗”图

《皇清职贡图》“黑苗”图

在汉文献中，除“花苗”“白苗”“青苗”“黑苗”“红苗”外，对苗族的称呼还名目繁多。如在田雯《黔书》中还有“西苗”“牯羊苗”“谷蔺苗”“平伐司苗”“九股黑苗”“紫姜苗”“九名九姓苗”“短裙苗”“天苗”“阳洞罗汉苗”等10多种。在时间稍后一些的李宗昉《黔记》中，除以上称呼外，又加上了“宋家苗”“蔡家苗”“杨保苗”“佯儣苗”“洞苗”“箐苗”“爷头苗”“洞崽苗”“八寨黑苗”“清江黑苗”“楼居黑苗”“黑山苗”“黑生苗”“高坡苗”“鸦雀苗”“葫芦苗”“洪州苗”“车寨苗”“黑脚苗”“郎慈苗”“伶家苗”“侗家苗”“水家苗”等20多种。这些称呼中除少数明显属于其他民族（如“伶家苗”“侗家苗”“水家苗”）和族属尚难确定的（如“宋家苗”“蔡家苗”“杨保苗”“佯儣苗”）之外，大多数实际上是五大支系苗族局部的和小地区性的别称。例如，据田雯《黔书》的记载，“天苗”在天坝一带，“一名黑苗”，“白苗”亦名“东苗”“西苗”。又如，所谓“八寨黑苗”“清江黑苗”“黑山苗”“黑生苗”等，其实都属“黑苗”。当然也有不包括在五大支系之内的，如“洞苗”“箐苗”“阳洞罗汉苗”等。据笔者实地考察，黔西北和滇东北的“花苗”，又分为“大花苗”和“小花苗”；在云南文山和滇南一带，除“白苗”（“蒙豆”）和“青苗”（“蒙诗”）外，还有“箐苗”（“蒙抓”）、“汉苗”（“蒙刷”）等，而“青苗”内部又有“蒙苏”“蒙陪”“蒙叭”“蒙诗”的区分。可见，苗族的大小支系繁多，“花苗”“白苗”“青苗”“黑苗”“红苗”等五支只是举其大者。

从《明实录》记载看，“白苗”（“东苗”）主要活动于贵州龙里、平伐、都匀一带，即今贵州中部；“黑苗”起事地点夭坝干即今夭坝，在都匀、丹寨、雷山之间，属黔东南地区；对“红苗”的“征讨”集中在铜仁府及相邻地区，即今贵州、湖南、重庆三省（市）交界地区。田雯《黔书》载：“花苗”在新贵县、广顺州，“东苗西苗”在新贵县之谷池里，“白苗”在龙里县，“青苗”在镇宁州，“九股黑苗”在兴隆卫、凯里司，“与偏桥之黑苗一类”，“生苗”在施秉县，“红苗”在铜仁府。新贵县在今贵阳市东南部，广顺州即今安顺地区长顺县地，兴隆卫即今黄平县，凯里司即今凯里市，偏桥在今施秉县东。又李宗昉《黔记》载：“花苗，在贵筑、大定、安顺、遵义属”；“红苗，在铜仁府属”；“青苗，在黔西、镇宁及修文、贵筑等处”；“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等处”；“白苗，在龙里、贵定、黔西等属”。大定，明建大方城，清改大定府，即今贵州西部毕节市大方县；贵筑即今贵阳市地；八寨、丹江，今合为黔东南的丹寨县；清江，即今黔东南的剑河县；古州，今黔东南的榕江县。其余与今县（市）同。

此外，清乾隆初年编纂的《皇清职贡图》载：“苗人相传为盘瓠之种，楚粤黔皆有之。其在滇者，惟曲靖、东川、昭通等府花苗，随各属土流兼辖。”清道光《云南志·南蛮志》引旧志云：苗“有九种，黔省最多。在滇，则宣威、镇雄亦有之，多是花苗”。

《皇清职贡图》“花苗”图

《皇清职贡图》“青苗”妇女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明清之际苗族的五大支系，主要是活动于今贵州省，以及相邻的湘西、川南、滇东北等地，基本上即历史上的夜郎、牂牁和武陵五溪地区。这说明，苗族的主要支系很可能最初就是形成于这一地域之内。其分布情况，“黑苗”和“红苗”相对比较稳定范围也比较明确：武陵五溪地区，主要为“红苗”分布区；原牂牁东部、南部，即今黔东南及相邻地区，为“黑苗”所聚居。“花苗”“白苗”“青苗”都处于原夜郎和牂牁的中部、西部，即今贵州毕节、安顺、黔西南和遵义、贵阳、黔南一带。在见于文献记载时三支系已呈现交错混杂状态，并且从地方志和口碑资料看，明清之际都已进入滇东南、滇东北和川南、桂西北。如果参证一下各地苗族关于迁徙路线的传说，并考虑到苗族现实的分布状况，我们对“花苗”“白苗”和“青苗”在明清之际的分布范围及流动趋向，大致还是可以做出区分：“青苗”以居贵州的中部为主，有一部分经安顺、黔西南远徙至滇东南各地及越南边境；“白苗”，原聚居于川南和黔北，往南延伸至贵阳、都匀地区，后有一部分进入广西北部，有一部分由川南叙永等地进入滇东北，但其主要流动趋向是经安顺、黔西南移居滇东南各地，以及桂西隆林、西林和越南边界地区，故至今文山一带成为“白苗”的主要聚居区；“花苗”，在遵义、贵阳、安顺地区虽有分布，但明清之际主要集中在黔西北毕节地区和滇东北昭通地区；威宁以东大方、毕节一带主要是“小花苗”分布区，威宁和昭通地区各县主要住有“大花苗”，并且自明末清初后一部分更远徙曲靖、东川、楚雄及昆明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