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仪、李端棻世家

李朝仪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广东乡试在广州举行，来自新会县的梁启超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主持这次乡试的主考是贵州的李端棻，副主考是福建的王仁堪。两位主考均被梁启超出众的才华所吸引，他们一致认为该考生是个奇才，前途未可限量。李端棻告诉王仁堪，说自己多年来一直为堂妹李慧仙寻找一位称心的夫婿，而这时已找到了最好的人选。此时王仁堪也正考虑招梁启超为女婿。见主考官话已说出，只好隐忍心事，连声称好。

通过调查，李端棻了解到梁启超的家世及个人的简历，得知梁中秀才时仅十一岁，被广东学政叶大焯誉为“神童”秀才。之后，他入“学海堂”深造，熟读经、史、子、集，兼具训诂辞章之学，从而成为学海堂出类拔萃的高材生。为了试探梁启超对婚姻的态度，李端棻私下与他见过一面。初次见面，这位十六岁的天才少年给李端棻极好的印象：青涩的面孔英气逼人，炯炯的目光充满自信；得体的举止洋溢着书卷气，对答之际流露出聪明睿智；在梁启超眼中，李端棻儒雅谦和，和蔼可亲，有长者之风，与那些满脸骄矜、一身戾气的达官显宦判若两人。由于双方推诚相见，交谈的气氛越加和谐。当李端棻向其表白“以妹妻之”的心愿时，梁启超毫不扭捏，慨然应诺。就这样，梁启超这位之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天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宣传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才华横溢的大学者，与贵阳李氏家族结成了秦晋之好。

李端棻祖籍湖南衡阳府清泉县（今衡阳县）。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其祖父征调入黔，落籍贵阳，家住勇烈街。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李端棻五叔李朝仪（李慧仙之父）考中进士，为李氏家族入黔后第一位进士。

李朝仪，字藻周，早年事迹不详。进入仕途后，李朝仪从知县做到顺天（北京）府尹（相当于市长），为官三十七年，始终秉持儒家“民本”思想，以清正廉洁、才干出众赢得朝野的赞誉。

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李朝仪出任平谷知县，面对治地多盗、社会治安混乱的状况，实行“梭行法”，一面派员四处搜捕盗贼，一面明察暗访，直捣盗贼巢穴。在其沉重的打击下，平谷治安大为改善。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李朝仪调任三河知县。为振兴地方文教，他捐廉创建书院，奖励选拔贫寒的读书人，“三河文风之振自此始”。

咸丰三年至四年（一八五三～一八五四），李朝仪相继出任南路厅、东路厅同知。时值林凤祥、李开芳率领太平军北伐，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迅速推进到保定城南的张登，直接威胁到北京西苑的安危。面对严峻的形势，李朝仪沉着应对，处乱不惊，整顿团练，整肃治安，深沟高壑，以待来敌。不久，太平军逼近天津时，因孤军深入，为避免覆灭，突围南下……西苑解围后，京城地区又迭遭旱灾、蝗灾打击。面对干涸的土地，荡然无存的庄稼，李朝仪面色凝重，计上心头。为了使治地民众少受苦难，他迅速动员他们抗旱、灭虫，将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点。之后，由于战事紧张，李朝仪又随僧格林沁在宁河、营城、北地、大沽各处修筑炮台，竣工后，他把工程中节约的巨款上交国库，未尝取公家一钱。

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五月二十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后，进犯天津，对通州（今通县）形成了极大的威胁。通州为天津通往北京的门户和粮道，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鉴于城中缺粮、土匪成患，民心不稳，李朝仪打开皇仓，赈济民众，并组织军民众护城肃匪。在他的领导下，通州官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六月底，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胁迫下，清政府分别与英国、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通州的紧张局势也缓和下来。由于李朝仪在通州的出色表现，清廷升任其为候补知府。

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五月，英法美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奋战下，联军遭到惨败：英战舰被击沉三艘，英法官兵死伤数百人，仓皇逃出大沽口。这次战役，李朝仪因协助僧格林沁击败联军有功，受到朝廷嘉奖，“归知府班尽先补用”。次年，他奉旨分办直隶团练。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经直隶总督曾国藩荐举，李朝仪升永定河道员，负责管理该河两岸的水利事务。在此期间，每遇汛期险情，李朝仪必亲往抢护，“未晓赴工所，日暮始回……验收料垛，必亲为丈量，有不如式（工程要求）者，责令赔偿，尽除架井虚空碎料搀和之病。”与此同时，他重视民生和堤岸的防护。李朝仪在任的八年中，永定河两岸的民众对他兴修水利、体恤民困的各种举措，口碑甚好。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四月，李朝仪升山东盐运使，九月任山东按察使，十一月授顺天府尹。为改变京城官员骄横、玩忽职守的弊病，他常告诫下属：“惟以洁己奉公相戒勉，使之所惮，屏绝夤缘请托（向上攀附），行之期年（满一年），吏治（官吏治事的成绩）一变。”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李朝仪病逝于顺天府任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之上疏，请求将李朝仪事迹付与国史馆立传，并在固安县为其建祠。

如果说李朝仪是一位对国家殚精竭虑的“忠臣良吏”，那末他的侄子李端棻则是清王朝“大变局”时的“国运舵手”。

将西方民主思想传入贵阳的李端棻

李端棻，字苾园，幼年丧父，依母而育。在李端棻的成长过程中，舅父何亮清与五叔李朝仪起着关键作用。何亮清出身于贵阳文化世家，俊雅斯文，博闻强识，自小与姐姐感情深笃。姐姐孀居后，他扮演了侄子儿时的游伴和严师，对李端棻的身心健康、苦学成才倾尽了心力。李端棻自小敏而好学，志向远大，深得五叔李朝仪喜爱。五叔“以学问吏治闻于时，以圣贤之教率其家”的大家风范，无疑熔铸了李端棻“立身行事，大节凛然不可犯”人格特质。李端棻晚年谈及叔父和舅父对自己的影响时，曾感慨地说道：“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李端棻荣膺进士。在翰林院任编修期间，他受大学士倭仁、罗文恪程朱理学之熏陶，学德大进。之后他历任山西、顺天、广东、四川、山东等地乡试主考官及全国会试副总裁，仕途一帆风顺；后又相继出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刑部侍郎、仓场总督，戊戌七月授礼部尚书。

李端棻天性纯孝，对母亲早年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时刻铭记在心，显达后竭尽孝心侍奉母亲。母亲病故时，他“哀毁骨立，奉榇归里”。对五叔李朝仪，他一生奉侍如父，即令须发白时仍亲奉膳食，恭谨如初；对堂弟端榘、端燊、端棨、端楘及堂妹慧仙，他关怀备至，“饮食衣服相共”。

李端棻和梁启超感情亲密，两人既是师生，又是郎舅，且是同志。婚后梁启超与妻子一直寄居在李端棻家中，因此梁后来有“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之说。可以说这十年是李端棻与梁启超最光辉的十年。他俩朝夕相处，相互砥砺，议西学、论维新，彼此都从对方身上得到不少教益。李端棻的学识人格、为政清廉的官风及开明的思想，令梁启超景仰钦服；而梁启超才华横溢、敢为人先的人格魅力，亦给李端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维新思想的认知上，梁启超秉持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的精辟观念，完全与李端棻的看法不谋而合。毋庸置疑，梁启超的思想，为李之后的《请推广学校折》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其自觉去了解西学、投身维新变法、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辉煌篇章；而梁启超呢，这十年正是他参加“公车上书”、筹办《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及积极参与“百日维新”最闪光的十年。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工部侍郎李端棻向清廷上《请推广学校折》，从而揭开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序幕。在这个奏折中，李端棻全面系统地阐释、规划了未来中国教育的全景。其“一经五纬”的主张，可说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主纲：以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及各省中小学为主干；重要措施有：设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纸，派遣游历西洋者，以此扩大“西学”的传播。奏折得到光绪帝的首肯，并由政府采纳而付诸实施。

《请推广学校折》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宣告了新式教育的开始，敲响了封建教育的丧钟。几年后，中国终于“废科举，兴学堂”，结束了自隋唐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为“少年中国”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的传播起到“清道夫”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仅凭这一点，李端棻就可以永载史册。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戊戌变法，李端棻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和政策的制定者，时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是光绪帝为之信赖的几个大臣之一。虽然这场变法最终失败，但李端棻在变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广大士人要求维新变法、挽救危亡的代表，那么李端棻代表的就是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改革派。历史证明，任何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若没有上层改革派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亦将无所建树。

李端棻是一个虚怀若谷、爱惜贤才的人，他一生拔擢了不少人才，除梁启超外，甲午战后他曾保举严修、唐才常、熊希龄等十六人。戊戌变法时，他又密荐康有为、谭嗣同“才堪大用”。对李端棻而言，这些被拔擢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历史证明，李端棻所拔擢的人才，大多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他们是维新变法、启迪民智和推翻帝制的开路先锋。如天津人严修，在任贵州学政时，改革旧式教育，传播西方文化，为贵州的教育事业竭尽心力，奠定了贵州新式教育的基石。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逃往香港，杨深秀、康有溥及军机四卿被捕惨死，李端棻亦因“滥保匪人”而革职查办，流放新疆。对变法的失败及自己的不幸遭遇，他愤愤不平，感触良多，赋诗曰：

在流放新疆的三年中，面对人生的际遇，李端棻处之泰然，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官位之失、住居之简陋及衣食之粗劣，完全置之度外，而时时关心国事。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闻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李端棻痛心疾首，痛感“国威之坠落、国权之凌夷”，然而自己远戍新疆，形同囚犯，只能祈祝国运昌隆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李端棻遇赦返乡，虽历经磨难，而意志愈坚。每当想起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割地狂潮时，他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和民主理念的一代新人，为国家和民族输送有用人才，同时为桑梓尽力。

次年，李端棻受聘贵阳经世学堂。他以讲台作宣传阵地，极力向学生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他专题讲授“卢梭论”与“培根论”，大讲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向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发动了一次次猛攻。

李端棻的言论、思想犹如一股股春风，给沉闷闭塞的贵阳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渴求知识，追求民主的青年无异福音，然而与守旧派的理念大相径庭，因此遭到他们的极端仇视。有一次，一位学生把卢梭比作孔孟，得到李端棻的赞赏，将其成绩列为优等，顿时贵阳城舆论大哗。守旧派认为李端棻宣扬西方“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思想是“渎圣”，其恶果将危及清廷统治，于是诽谤中伤，大肆攻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其中一首诽谤诗这么写道：

恐吓威胁始终吓不倒李端棻，他仍高举着民主自由之大旗，继续为着启迪民智、培养贵州新青年而昂首前进。此期间李端棻写了不少诗，其中三首极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民主自由理念。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李端棻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垂涎贵州铁路矿产之事，认为国家“利益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便发起组织“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之后又联合于德楷、唐尔镛等人将贵阳府中学堂迁往雪涯路，更名贵阳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李端棻寄信给远在日本的梁启超，信中有“昔人称有三岁而翁，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君子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之句，表达了自己老当益壮，志在报国的年轻心态。梁启超读到这里，感慨地将李端棻与历史典故中的“廉将军（廉颇）之善饭，马伏波（马援）之据鞍”相比，以表对其穷且愈坚、老而弥笃精神的赞美。

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二日，李端棻病故于家宅中，春秋七十有五。次年三月十二日，葬于贵阳城郊大关口先人坟地……

附录李氏进士表：

李朝仪：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乙巳恩科进士，官至顺天府尹。

李端棻：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癸亥恩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李端榘：系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丙戌科进士，官陕西宝鸡知县。

李端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戊戌科进士，官广东廉州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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