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雷山县域清代民国屯堡汉族名人录

雷山县域安屯设堡以后，进入雷山的汉民族中，出了许多“教育名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军政名人”等有影响的人物，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今，在近300年的历史时空中，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正如史话说的：“雁过寒潭，雁去而留其影；风来疏竹，风过而还留其声”。这些人的历史功过，录中稍有评价，而更多的内涵，让读者们自去品读、品味、品评。

（一）教育人物

史上称为“化外之地”的苗族地区，苗族民众传承的是自己民族的文化；汉族的文化知识在苗族地区的传播，是由汉族人士来推动的。

——丹江官办学堂推动人王香秋

王香秋，汉族，生于咸丰七年（1857年），祖籍江西南昌。清朝同治时期，其父携其妻室儿女，从江西迁徙到贵州丹江厅望抚堡（今望丰乡望丰村）避难。光绪二年（1876年），丹江厅署从老丹江迁肇泰堡，王香秋父子随即从望抚堡迁入丹江厅城居住，买田建房，安家创业。在当地购买杉圆木，水运到锦屏茅坪出卖，从事木材经营。

香秋幼年时，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在其父的教诲下，通读《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书，后来入书院，研读经史典籍。由于他勤学苦练，善于写作，喜好诗词。同治八年（1869年），12岁的香秋参与单生文武科考，获文秀才。香秋学识渊博，在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理论等方面均有造诣。

香秋定居丹江镇厅城后，在今雷山县城中街9号修建有横五间、顺五间木质结构两幢大木房。他除了从事杉圆木经营外，还为民间财产纠纷向官府书写请求调解的文书报告（旧时称禀帖），为百姓书写出卖、抵押、典当、租赁等田土、山林产权的契约。老百姓到他家请他书写禀帖、契约，并在他家宿食，求者络绎不绝。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都匀知府王玉麟创办小学堂。王香秋、梁玉仁等文化人奔走呼吁，促使时任丹江厅通判李文宝废除丹阳书院，设立丹江初等小学堂，并被选为教员。同年，设鸡讲初等小学堂和排羊初等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王香秋等又促使丹江厅在城内设立师范传习所，后改为丹江高初两等小学堂。香秋在丹江对推动官办学堂、发展文化教育、改善民族地区面貌做出了贡献。成为民族地区兴学育才、百年树人的先导之一。丹江厅因之文风兴起，人才辈出，寄振兴民族于教育之望。

香秋为发展民族教育，积极主张劝导子女入学读书，建议官府清理绝户田土作学田及修建校舍，聘请教员经费。香秋目睹苗族子弟在校求学常遭歧视，他坚持“有教无类”，对苗汉学生平等相待。在他们倡导下，苗汉学生团结奋进，建立友情，体现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香秋关心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有一次他在深入丹江小学堂听课中，发现在授课中存在一些不利于学童的安排，故指出，如将不同文化层次的弟子聚在一起授课，基础差的不知教员所云，基础好的又觉得浅显乏味，结果均无所得益，自然达不到教学效果。应采取因材施教的办法，将文化基础不同的学童分舍讲授，从而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王香秋在丹小学堂执教期间，从不屈从权势和迷恋仕途，他热爱教育，在执教中，终年挑灯备课，批改作业，研究精深。每次授课，深入浅出，室内皆鸦雀无声。批改作业（主要是作文），常召学子当面指教，并经常家访，或把后进生召至其家，耐心进行辅导。其待人平等，对学子关心爱护，亲如子侄，遇有学而不进者，则耐心教育。一次，一个家离县城不远的苗族学子生病，他亲往诊断，回家煎药送服，直到病愈。诸学子无不为这位良师之为所感动。他惜时如金，严于律己，无论酷暑严冬，均准时到校。他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培养了梁聚五等知名苗族学者。

王香秋目睹上自朝廷贵官、下自平民百姓吸食鸦片给人民带来的伤害，作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的文化人，为了不使学生吸食鸦片，他在教室壁上书写告示，痛斥鸦片之毒害，劝诫学子毋染恶习。最后，他希望“诸生能一一听教，切忌染恶习”。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香秋对鸦片流毒天下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民族地区未来的前瞻性，以及忧民的高尚情怀值得后人赞赏钦仰。

王香秋自迁入丹江厅之日起，就开始对当地苗族村落寨情进行调查了解，掌握民风民俗，百姓生活，同时还关心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现状。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香先生因病逝世，享年65岁。当时丹江厅城总人口约2000人。出殡时，亲友学生参加送葬者数百人，备受哀荣。

——苗乡汉知识文化的传播者陶文章

陶文章，汉族，雷山县苗族地区汉文化的传播者之一。道光十八年（1839年）生于榕江亚路。其父陶思敏，祖父陶秀教，都是教私塾的先生，陶文章从小便受到良好的诗文熏陶，在榕江乡试中“童生”。父母死后，由于生活贫困，陶于是携妻儿迁到榕江忠诚堡设馆教书。但单靠教书养活全家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教书放假的间隙，他常到丹江一带卖些从广西进来的杂货。年长日久，认识了丹江一带许多苗族朋友。后来，丹江鸡勇苗寨人民请他留下来教书，这样，陶文章就留下来在丹江教书。在当时私塾义学和书院是同等重要的办学方式。因为陶文章教育有方，一年后，在鸡勇一带已经小有名望，很受当时丹江厅衙门的重视。

光绪二年（1876年），他的大儿子在榕江忠诚堡诞生，陶文章回家探亲后，决定举家搬迁到丹江厅落户。迁来时最早定居在陶尧，并继续在陶尧、治安、郎荡等地教书。后来迁住治安堡。当时丹江厅城西门街有一所私塾规模较大，聘请陶文章与湖南来的罗先生两人来教书。于是陶文章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迁进厅城，住于西门的火神庙里，继续以教私塾为生。

在清朝初年到光绪年间，苗族乡间很少有人会说汉语，特别是没有人认识汉字。陶文章定居陶尧以后，在苗乡中开始创办了私塾，教苗族子弟说汉语、学习汉字。当时有许多苗族子弟去他开办的私塾之中读书学习。如排卡的梁廷超、梁廷书，干皎的唐学谦等，都拜在他的门下。经几年的学习，这些人都能通汉语、习汉字。

陶文章老先生当时不仅在丹江厅苗族地区率先办起了私塾，传播汉族语言文字。之后，又在陶尧片区的治安堡、排卡寨、干皎寨、干苕寨、虎阳寨、羊苟和新寨先后办起了7所私塾班，陶文章先生的学子唐学谦、梁廷超等人后来成了这个片区受人尊重的私塾先生。从清光绪年间到民国末年（即人民政权建立初期）苗寨培养出了164个至少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而汉族聚居的治安堡，在50多年间，私塾的举办和授徒从未间断过，像岑玉田、蔡岑文、田鉴如、王克章、陆安义、田茂林这些人都是陶文章的弟子，他们同时也是治安堡著名的私塾先生。正是因为有陶文章先生深入苗族地区传播汉语文，一代代人薪火传承，使许多苗族子弟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光绪九年（1883年），陶文章先生病死于西门的火神庙中，时年44岁。陶先生死后，先是草葬于螺蛳盖，后移葬宰雄坡上。

陶文章先生过世后，其子陶之贵，仍子承父业，到雷山较偏远的山坡苗寨高岩设馆授徒，并娶高岩苗族杨氏女为妻。陶之贵先生过世后，其子陶为良继承父业，人民政权建立后仍以教书为业，曾任雷山民族中学教导主任。其他儿子陶国伦、陶国光，其女陶国兰均为教师，现均在讲台上执鞭教书。而陶文章老先生之前的祖父、父亲皆是舌耕授徒的先生。陶家6代人皆为教师，可谓教师世家。

——女子教育的推动者谢静仁

谢静仁，女，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原籍四川省荣昌县。少时入学读经书。及长，因家境困难，辍学居家做针线活。19岁与佘雨民结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佘雨民在贵州省定番州（今惠水）衙门任师爷，静仁随职去定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佘弃政从教后，于光绪十八年（1902年），经友人介绍到丹江设馆课蒙，静仁又随夫由定番迁往丹江。到此以后，她深感当地民风淳朴，水绿山青，但看到雷公山山峦重叠，交通闭塞，文化极为落后，尤其经常与之接触的妇女，大多是文盲，但又有要求上学读书的心愿。于是静仁决心在丹江开拓女子教育事业。与其夫相商，决意定居此地。清末民初，静仁在丹江城内租用尤姓所有的一间木房作居室，在家里开设私塾，收女学童教授经书及手工作业。民国八年（1919年），静仁得到地方人士及县知事的支持，创办丹江女子初等小学堂，并延请当地名塾师莫让三、胡孔章等教授经书，自己教自述及手工课。同年，受“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新思潮的启示，静仁决心改革旧的教学制度，学堂停止教经书，聘请刚由贵阳蚕桑学校毕业返乡的青年秦筱泉以及贵阳师范学校毕业的苗族青年侯教之等到学校任教，并开设国文、算术、音乐、体育等课程，但因此而引来了封建势力的反对。静仁劝教师不要气馁，并劝说家长顶住逆流。在秦、侯等教师的宣传教育下，女学生放开缠足，剪掉长辫。静仁身为学堂主事，支持进步，鼓励学生大胆为之，首开丹江地区汉族妇女剪辫放足的先例。

静仁在办学中，循循善诱，犹如父母之对子女，爱之深，责之严，以身作则，并注意照顾大龄女生的特点，要求教师善教善导。多年以后，80岁的学生蔡邦德每念及此，仍感叹不已。她对待自己的子女更是严格，绝不允许沾染社会恶习，视敲诈、嫖赌为仇雠。静仁一生更是清贫自励，长子佘辉庭任国民党陆军少将十余年，她不愿去随子享清福，长住在丹江城内一间木平房里，和睦邻里，爱护儿媳，宽厚仁慈，淡泊生活，也喜与家庭妇女叙家常，摆谈持家为人和教育儿子的方法。晚年，手中仍不离针线活，自食其力，颇受乡邻的尊敬，都尊称她为“佘师太”。

——教徒习文又习桑的教师秦筱泉

秦筱泉，字文源，男，汉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出生。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连城堡人。少读私塾，后进入丹江高初两等小学堂，毕业后抱着“实业救国”的信念，考入贵州甲种农业学校蚕桑科学习。民国九年（1920年），筱泉应聘到丹江女子小学任教，当时学校以读经书为主，兼教算术及手工。筱泉与侯教之等青年教师到校后，极为主张停教经书，开设修身、国文、自述、常识、美术、音乐、体操及手工等课程。女学生唱歌和上操场，遭到封建势力的指责和反对，筱泉与侯教之等鼓励女学生剪掉长辫子，不裹小脚，唤起女性冲出封建礼教樊笼的意识。

民国十一年（1922年），筱泉与蔡邦德等创办半工半读的女子蚕桑传习所，并自任教师，教以植桑、养蚕、缫丝等理论技术，开雷山县职业教育的先例。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秦筱泉与侯教之等在北区西江创办丹江县立第二两级小学。历任丹江、西江、凯里等校教员、校长。在教学上，他讲求课堂艺术，态度严肃端正，授课时语言简洁、形象、生动，板书规范，字迹工整，得到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

筱泉一生淡泊，不喜为官。丹江县政府曾委他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在职半年，即辞职回家办私学。后台江县田粮处委任他为西江征收处主任，亦仅在职一年，即弃职回家从事农耕，发展烤烟生产，并致力野生柞蚕的观察和研究，拟整理成册，然志未遂，于1952年病故，享年54岁。

——教人习武习医的李冰

李冰，男，汉族。当地人称之为“铁罗汉”。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四川省简州（今简阳）东乡木城，12岁上峨嵋山习武，武功造诣颇深，运气时周身肌肉硬如铁块，有好事者，征得李冰同意，用棕绳系其颈，让两个健壮青年用力往两边拉，冰坦然自若，因而乡人都称李冰为“铁罗汉”。20岁返回乡里，不久参加四川“红类教”起义反清，事败，更名为李树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参加“哥老会”被尊为“大爷”。光绪三十年（1904年）经他人检举告发，为避缉捕，逃到贵州。寄居于同门兄弟贵阳黔灵山铁肩和尚处，后经铁肩和尚介绍到遵义、桐梓等地设馆收徒。又到黔南、黔东南10余县设馆授徒。民国四年（1915年），炉山洛棉有个姓黄的财主以势欺人，指使家丁打手20余人强抢段姓之女为妻，李冰路见不平，仗义相助，打败了黄家一伙强徒。黄姓抢亲受挫，买通了官府将李冰逮捕入狱，后因李冰治好炉山县长熊志清长子的刀伤而获释。此后他定居丹江。他习中草医偏方，医治跌打损伤、风湿痛疽等病症有奇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雷山县丹江镇羊场堡农民陈长林，由田间挑稻草回家，途中跌倒，被挑草扁担的铁尖穿通肚子，生命垂危，经他医治一个月痊愈。

李冰在设馆授业时，白天教读经书，晚上教习武术，还兼传授中草医药。要求严格，指点认真。对困难学生不但不收学金，还解囊相助。乡村农民争相敦聘，达官显贵也来求教。国民革命军第10军第28师师长王天锡、台拱县长严济普曾拜其为师。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丹江县长潘咏笙聘他为家庭塾师，其子女念慈、念荣（女）、念湘曾在其馆受业。

李冰从教30余年，设馆授业遍及贵州20多个县市，学生、门徒在黔东南甚多。

——教师、社会贤达陶怀民

陶怀民，男，汉族。原名宪章，字之贵，乡邻尊称为“陶公”。与郑祉祥老先生合称“郑陶二公”。光绪六年（1880年）生于治安堡。3岁丧父，5岁别母，其父陶文章是丹江有名的私塾先生，早年与一湖南人罗老先生在西门设馆教书，陶文章去世后，陶怀民与挚友郑祉祥同拜罗老先生为师，后被罗老先生收为义子。

陶怀民长大后，继承其父教书为业，曾在鸡勇、鸡脚、高岩、山湾、陶尧等苗乡汉寨教书。后出任丹江县厘金局局长、团防局局长。以后赋闲在家，常参与调解民间纠纷及关心慈善事业。勤俭节约，稍有积蓄后，购置田地，最后发展成为丹江地区小有名望的首户和地方绅士。

1923年至1940年的17年间，是丹江县最混乱、最动荡的年代，先后换了12个县长。在此期间，陶怀民两次险些丧命。

1925年，杨昌隆为报复县政府，联合水牛寨悍匪攻破丹江城。接着又在1927年联合余文超抢劫72寨，两人各霸一方，占山为王，与县政府分庭抗礼。县长王守美带兵清剿。1928年余文超被擒。1929年梁秉初接任县长之后，认为身为团防局长的陶怀民和中区区长刘兴元不但征剿国民党残军不力，而且有与土匪勾结之嫌。于是将余文超、陶怀民、刘兴元押送榕江问罪。结果余文超被斩，刘兴元关死狱中，陶怀民则倾家荡产交款得以保释。

1936年郭辅相任丹江县长之后，认为征剿国民党残军大队长杨昌隆、中区区长徐频舟、区员胡钟武关系密切，与政府作对，于是收买杨昌隆的贴身警卫，在区公所枪杀杨、徐、胡3人。枪杀的当晚，陶怀民、郑祉祥也同时在区公所闲聊，灯熄枪响，郑、陶二人浑身溅满鲜血，险些丧命。命是保住了，但却惹下了无穷的事端，不得不第二次家荡产。

1938年，贪得无厌而又昏庸无作为的程毅复任县长之后，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摊派苛捐杂税，老百姓怨声载道。1939年10月10日赶场天，杨玉芳、杨应祥、石金玉、余正和、余文彬、金元荣、杨正芳、杨正华、王德清等各路苗族首领，联合一举攻破丹江县城（后人称之为“双十节”破城）。程毅险些被活捉，县政府被掳掠一空，保警队被彻底打垮。此后数日，丹江县城风声鹤唳，一日数惊。10月19日，程毅下台，黄友群任县长。黄对暴动的苗民，实行的剿抚兼施的政策。一面组织兵力偷袭脚雄，夜袭咱刀，围剿高岩。一面委派地方绅士梁启文、陶怀民为招抚员，奔赴各村各寨访贫问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明大义。动员暴动的苗民接受政府的安抚，回家与亲人团聚。陶怀民冒着生命的危险，亲自到高岩去动员其小舅杨正芳，皆到各去动员其学生杨应祥带头向政府缴枪投诚，使丹江县的人民免受更大的惊扰。从1940年直到人民政权建立，雷山县再没发生破城的事件。

1941年，贵州省政府以“户不满万户，地不足千里”为由，把一个好端端的丹江县划分给八寨、台拱。原来的丹江县又一度动荡起来，鸡鸣狗盗、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泛滥成灾，人民怨声载道，世风日衰。为顺应民意，梁聚五、郑祉祥、陶怀民、蔡良材、王继先、陶济舟、蔡伯村、罗雨峰、蔡用宾等地方绅士联名上书省政府，要求恢复县治，并推选郑祉祥、陶怀民二人亲自去贵阳面禀。1944年4月8日，经省府批准，成立雷山设治局，从此才结束了隔河分两县的局面。

陶怀民自小无依无靠，艰辛备尝。成年之后，又两度遭劫。但他持家严谨，教子有方，家业兴旺之后，他仍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积极参与社会的慈善事业。人民政权建立前，雷山县最大的木桥就是他投资修建起来的。因为连年的大水常把大桥冲垮，他便抽出一分产业划为“船田”。平时架桥，涨水渡船，使丹江河两岸畅通无阻。寒冬腊月，他开仓施舍。

为使子女们勤学若读，他不知从何处抄来四首诗，每逢正月初一，都让5个儿子背读一遍，其中的两首是：

“夏日炎，夏日炎，荷花莲叶满池边。闭户思颜孟，斋居读圣贤。书，我问你，磨穿铁砚，坐破寒窗，何日荣宗耀祖，使我连中三元。”

“秋日凉，秋日凉，菊花飘满万丛香。闭户思颜孟，斋居读圣贤。书，我问你，磨穿铁砚、坐破寒窗，何日荣宗耀祖，使我连中三元。”

——教育家兼社会贤达的郑祉祥

郑祉祥，名发贵，又名文炳，以字行。男，汉族。即当时丹江城内人们常说的“郑陶二公”的郑公。祖籍四川重庆南川县八角坎。先祖父郑登福迁移到贵州省思南府郑家坳居住，后又迁到贵州省丹江厅鸡讲司格头山落户多年。

祉祥生于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随父迁住丹江厅城定居。祉祥随父迁住丹江厅城时，就入义学读书。他读书好学上进，考上贵州省自治研究所深造。毕业后，在丹江初等小学教学，对丹江县的教育事业有一定贡献。历任丹江镇团防总局局长、经费局局长、财政局局长等职。他为丹江的社会公益事业，曾多次与陶公等人联名呼吁，非常用心。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九月去世。

——追求光明与民主的教师蔡邦华

蔡邦华，男，汉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生，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中街人。1928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校。历任炉山县教育局长、丹江县教育局长、丹江小学校长、从江县教育局长、雷山局立中学教师。1950年初任雷山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邦华的青壮年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中国人民抗战斗争的高潮中，蔡邦华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四省。继而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任丹江县教育局长、丹江小学校长的蔡邦华，在交通不便而又偏僻落后的丹江县城，发动丹江县教育界（主要是丹江小学）的广大师生，手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锦绣河山”的标语、旗帜，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向民众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大战歼灭日军坂坦师团千余人的事迹。

蔡邦华注意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他们投笔从戎、参军抗日。这些青年学生在抗日战争中为雷山各族人民争光，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蔡邦华宣传鼓动的效果。

1947年，杨光文、李谦、孟庆仁、王天行等进步教师到雷山治局中学任教，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当时蔡邦华在雷中任教，与他们相处甚密。受杨光文的启发，思想趋向进步。1947年10月重阳节那天，请杨等4位老师到家喝重阳酒。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蔡邦华利用地方势力将反动的校长王亦飞赶走，支持杨光文任校长（杨光文是他表兄杨通经的侄儿，也是他的学生）。1948年3月，杨光文、杜青、李谦三位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送贵阳。那时其子蔡家常在雷中初三班读书。蔡邦华给4元大洋作路费，支持其子长途跋涉，去贵阳杨光文家报信，设法营救。杨光文等老师被押走后第二天，蔡家常到凯里杨光文的表姐李淑家，得杨光文留信，嘱密交炉山黄坳唐树本（杨的贵大同学，炉山地下党交通负责人，人民政权建立后任贵阳清华中学校长，2002年逝世）。家常到万潮找到唐树本，交信给他。到木基卡（地名）与由雷中逃出的王天行、孟庆仁二老师同行，同到贵阳后才与他二人分手。

1949年11月，炉山县人民政权建立后，家常约李雄、陆安富同学去炉山，通过地下党人李光庭、唐树本介绍到炉山县委书记崔芳廷处反映情况。时值镇远干校招生，崔书记将贵州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布告及镇远干校招生布告交与他，嘱在雷山张贴。当时雷山尚未建立人民政权，他告诉父亲蔡邦华在他走后再秘密张贴布告在西门，邦华后来照此做了。

1950年2月17日，解放军151团3营8连第一次进军雷山县，蔡邦华与进步青年李雄、文质彬、潘文彬等出城欢迎解放军，并组织支前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有雷山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王春智同志的回忆文章作证）。

1953年2月28日，蔡邦华病逝于雷山。享年49岁。

——给苗寨传播汉文化知识的陆安义先生

陆安义，男，汉族。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治安堡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一个塾师家庭，排行第二。7岁跟随其父入私塾读书。18岁后，继承父业，开馆授徒。自此，毕生以教为业，是陆氏迁居陶尧治安堡后的第六代塾师。

雷山县地处偏僻，交通极为不便，苗族儿童入学，困难重重，安义采取在家设馆和应约到农村办私塾的办法施教。他不顾山高路险，不分道途远近，终年劳碌，使少数民族子弟得到上学读书的机会。他曾到过固鲁、丹江、西江、营上、大塘，以及百里之外的永乐、达地等数18个村寨办学。

安义平生办学对学生要求严格，希望学生学有所得，不虚度光阴。他本人简朴度日，经济上从不苛求于家长。对家庭贫困年终交不起学费学生，常抱恻隐之心，或者只要一斤叶子烟或三五斤米，或者索性不要。他喜与少数民族群众相处，不挖苦、不歧视，平等待人，他与陶尧苗族老人唐德海等长期交往，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在旧社会里，他饱经兵匪骚扰的动荡生活。人民政权建立后，他相信和热爱共产党、解放军，1950年，解放军进入雷山征剿国民党残军时，他正在固鲁猫猫河设馆教书，见到老百姓担惊受怕，上山躲避，他便劝告老百姓说：“我生长50多岁只看到这支军队好，你们不必跑了”。自己则稳坐在猫猫河的学堂里，照常教书。

安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冲击，可是他并没有丝毫埋怨，仍坚定地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1971年在治安堡本宅寿终，享年73岁。临终时还教育子女永远跟共产党走。

——从事教育工作一生的罗秀明

罗秀明先生系雷山县望丰堡人，汉族，生于1915年12月，1933年—1934年就读于都匀师范，1939年被保送到贵阳青岩方言讲习班培训。自1939年开始回桑梓教育，辗转任教于龙塘小学、丹江小学、望丰小学等学校，还担任过望丰小学的教导主任和校长。在雷山人民政权建立前的十余年中，从未间断过教育工作。尽管期间曾有过从政机遇却不为之所动，1945年10月望丰乡曾经民意推选，选罗秀明先生为副乡长，但他推辞不就，只是一心一意从事教育工作。人民政权建立，他就积极投身到党的教育事业中去，努力为党工作。他写道，从教以后就“坚定信心以教育工作作为生平不可移易的事业”。

人民政权建立后党的教育政策开辟了新天地，创建了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罗秀明如鱼得水很好地发挥了这方面的专长。1950年10月，他奉人民政府指示，任望丰乡完小校长。实际工作中，他全身扑在教育工作上，任完小校长时，除抓全面工作外，还经常代课；每逢周末（周六去周日返）要下到各初小作指导、与乡村干部联系开展农村的扫盲工作，到完小的在校生家中作家庭访问。还要开展动员流动学生来校、动员家长将尚未上学的孩子送去读书等工作。他除了到县城开会外，从没有离开过学校，只有在寒暑假时才会短暂回家看看。

工作上他虚心学习、精益求精。每个学期都要数次到县城的丹江小学去听课，将体会带回学校与老师们共同研究、改进。他没有课时，随时到本校课堂听课，于业务学习时间提出自己的见解共同研究、改进。总之，千方百计为提高本校的教学质量不懈努力。在他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每年送出去的毕业生中，升学的人相当多。据我所知，在1956年就有一名学生（任德）被直接保送到北京就读。

由于罗秀明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且有一定的成绩，在1954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此后又一次当选连任。1957年夏天还有幸被选送到他曾经就学过的青岩去疗养。足见党和政府对其所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是予以肯定。当时工作虽然繁忙艰苦，但他的心情是愉快、舒畅的。回想人民政权建立前他是教书的，但自己的大女儿却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辍学。人民政权建立后儿女们都能上学了，而且1956年大女儿、大儿子都上了初中。如此鲜明的对比令他对旧社会无比憎恨，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誓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毕生精力。不幸的是，“反右”运动开始了，“反右”派扩大化，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

他后来写道：平生执教未知时，骤雨狂风我亦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秀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返回教育系统，安置到雷山民中工作。并且，在1981年，他还被推选为州政协委员。到工作岗位后心甘情愿地干好后勤工作，尽职尽责地服务于教学、服务于老师和同学，得到大家的好评。

1995年4月5日，罗秀明先生仙逝于雷山县民中他本人的宿舍中，享年80岁。

罗秀明先生是从旧社会挣扎过来的人，在新旧社会的对比、体会、感受、认识上是非常深刻的，虽受过冤，但却由衷地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拥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若论憾事，那就是他没有能在党的教育事上尽更多的力！

（二）文人墨客

安屯设堡以后，汉人进入雷山苗疆，读书习文，曾涌现出不少文人墨客。

——诗词书画皆精的陶玉美

陶玉美，男，汉族。祖籍湖南凤凰。清道光年间，其父陶廷魁及其叔陶廷杰从湖南镇竿（今凤凰）迁入贵州省丹江厅城居住。光绪二年（1876年）丹江厅署从老丹江迁肇泰堡，陶廷魁、陶廷杰兄弟亦迁入厅城安家落户。陶家世代书香门第。陶廷杰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殿试恩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顺天府同考官、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巡抚等职。玉美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又受书香世家文化影响和熏陶，先进塾馆而后入书院，研读经史典籍。咸丰九年（1858年）在厅县学童生考试名列前茅，录中文秀才（生员），是丹江学童科考中，首批考取文秀才者。玉美文论通达，喜诗文歌赋，其书画在地方颇有影响，书法楷行皆工，尤喜画梅，时在丹江城中有身份的人家，门楣厅堂多铜陵陶玉美书画作品。

——厅衙文案高手陈琼瑛

陈琼瑛，男，汉族。生卒不详。贵州省都匀府丹江厅人（即今雷山县丹江镇）。家住城内西后街。幼读诗书，颇具文才。曾任丹江厅文案，为丹江厅红笔师爷，代通判处理文牍事宜。陈琼瑛作《咏雷公山》一首传世。

咏雷公山

——诗词书画俱佳的文人罗雨峰

罗雨峰，男，汉族。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人，县内知名的书法家、诗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丹江厅黄茅岭司肇泰堡。少读私塾。家境贫寒，发奋为学，刻苦自励。22岁时，左手患疾，乃致残，后辍学居家，靠自学苦读成材。民国三年（1914年）以后，先后在知县衙门及县厘金局任录事、文书。有了职业，薪俸虽微薄，但求知兴趣更浓，每月薪俸多用于购买书籍和笔墨纸张。每工作之余，闭门在家，读书习字，年已30还拒谈婚事。乡邻讥之为“书呆子”。他常以“苦读寒窗不为名，翻卷夜夜到深更，一心希望攀丹桂，雪满中庭不断声”自励。

罗雨峰酷爱诗文，尤喜书画。对中国历代名人诗句，多能背诵长吟，对名书法家颜、柳、欧、苏字帖，经常临摹，集各家之长，练就了一手好字。他写的毛笔行、楷大字、圆润丰满，潇洒俊逸，刚劲有力，时人视为墨宝。遗憾的是“文革”时焚烧殆尽。

罗雨峰热爱家乡山山水水，几次上老丹江，观看厅城旧址；攀登雷公坪、鸟瞰巍峨群山；流连“丹江八景”，饱览“九曲烟波”；走千家苗寨，体会苗族人民的朴实生活，足迹遍及雷山各地。有了实感后，加以提炼升华。他以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和流利形象的语言，绣绘家乡秀丽的景色，淳朴的风情。曾以《浪淘沙》词牌，描绘“雷山八景”，情理交融，比喻贴切，信手拈来，皆成佳句。如赋雷公山：“四百里纵横，雾锁云吞，出头敢说众山惊”。写观音阁：“花草长如三月盛，竹松管教四时幽。”赞美西江苗寨跳芦笙：“裙钗结队舞翩翩，独咏霓裳出坐仙。”写苗族姑娘的装饰：“头角峥嵘皆俊俏，满身银甲赛婵娟。”述家道衰微：“家贫儿女衣单薄，米贵爹娘饭少添”，“樵夫吃惯千家饭，不羡官场俸禄高”。等等。由于罗雨峰所处的时代是雷山历史上最为黑暗动荡的时代：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匪连兵接，烧杀掳掠，尸横遍野，饿殍载道，豺狼入城，民不聊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可终日。面临的是破城劫牢，跑反逃荒，心惊胆战，度日如年的状态。而诗人家无恒产，债台高筑、痼疾缠绵，生机惨淡，身历其境，曾真切地以史诗记录下这段历史。他主张“作诗为文写实”。赞誉“历代名贤遗书中愿交不少言穷之文留传于世”。纵观罗雨峰以安贫为志，持淡泊家风，其道德文章，尚不失平民诗人本色。

罗雨峰曾任丹江县政府文书、科员，荔波县政府征收主任、雷山设治局地方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作了不少的诗文和楹联，惜已散失。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忧郁伤感，生活维艰，1969年冬在家病故，享年79岁。有一子二女，均参加了革命工作。

罗雨峰著有《咏观音阁》和《丹江八景》等诗文传世。

咏观音阁

观音阁对联

寄调西江月·咏灾词

浪走风尘

丹江八景

调寄《浪淘沙》

（三）军政名人

如果说史籍文人的着眼点在于审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载历史真实，那么对于军政人员，特别是军政官员而言，其着眼点却在于当前社会和未来前景的运筹。当中不凡有顺应者和成就者，也有施逆者和败坏者，还有时顺应和时逆者。拂去历史的尘埃，依社会发展的主流来评说。

——请清兵围剿苗族义军的书生陈朝刚

这首名为《咏雷公山》的诗，在清朝的雷山，是为数不多的，为一名叫陈朝刚丹江厅文书所著。

陈朝刚是屯堡之后代，汉族，按照陈家族谱记载，其为陈家的九世祖，都匀府丹江厅人（即今雷山县丹江镇），家住在内西后街。原任丹江厅文书。咸丰五年（1855年），苗族义军杨大六部围攻丹江厅城时陈朝刚被通判差遣前往贵阳求救兵，以解丹江厅之危。当时杨大六攻城，各个路口尚未堵坚，只要能有往来护送的人，还可以通过围攻的防护线。陈朝刚把求救公文放在米草内打成绳子，之后制成草鞋，穿在脚上避免检查，由敢死队护送出城，钻进山上的松林往排洛走，才没有被抓。出了排洛，他改变成一般往来行人的打扮，一路前往贵阳。途中所见，凄凉景象，实在惨然。有时候，隔山岭上，常见旗峰绕绕；有时候，几面山岗喊杀连天；有时摇旗呐喊，锣鼓喧天，刀枪交接，炮火连天，杀声震耳。陈朝刚掺杂在逃难的人丛中，独自晓行夜宿，不分日夜，一直向贵阳省城走去。这时的贵阳正似一张被蚕啃食的桑叶，东边占上一块，西边缺去半边，零零星星的房舍，歪斜倒塌，破瓦残烁，行人绝踪，惨不堪言。他知道这是兵马践踏以及火灾烧毁后之景况，找不到投递公文处的着落处。陈朝刚进退两难，只好走向回来的道路。他正在五岔道上徘徊，后面来了一群青年，陈朝刚问他们，请问哪条道路是向丹江黄毛岭去的大道，大家异口同声说：大哥我们也是向那里去的，只管跟着我们前去就是……在忙乱之中，陈朝刚一直就跟他们走了两三天。陈朝刚看他们有说有笑，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按陈朝刚的衡量，在两三天的行途中，应该快要接近家乡了，为何不像来时的道路。他在踌躇间，不知进退，可是一路上的兵荒马乱，自己已身不由己，与一起相识的那几个人一起往多人的地方走。按他的分析：那走得齐的大概是官家的队伍，那零星散乱的大概是绿林的好汉，那扶老携幼的可能是逃难的老百姓。在心绪较乱中，只好随人流爬山越岭向前头走去，走了半天，觉得语言不通，想背道而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后面是你推我拉，务必要与他们一道走，方才了事，同时又把他夹在众人中。从此，陈朝刚就在包夹中早走羊肠，夜宿荒郊，马不停蹄，人不停步，奔忙了好多日，没有办法，陈朝刚只好“听天由命”任他们摆布。经过十几天的步行，他们被一路人送到一个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的地方，才知道这是一个洞口，洞口外随时有人值班，他们对陈朝刚四五个人不闻不问，陈朝刚他们也只是知道有饭了便吃，在洞里基本不知道白天夜晚。他们几人在洞里大约待了十来天，有一天，只听说：“一手交身，一手交人，我们只论身不论人，身多身少，一概不谈，只是脚植手杆家敢硬敢……”“革时，当然，高用味”“很敢喽”（很好哇），这些话陈朝刚隐隐约约听懂一些。就在这里，他们被赶出黑洞。在阳光下，一直有一个老头把陈朝刚守着，另外一起同行的那几个陌生人，也一并各有车道去把他们带走了。之后老头一手把陈朝刚拉着，一边走着一边说道：“小哥，我们这地方已是云南交界，他们已把你卖给我听我的差遣，老汉看你忠厚老实，只要你给我家看牛守牛搞得好，将来还有你的出路，如果调皮跳脑，没有你的好处，反正你是被卖给我家的，就算我家里人，我们也没有什么外心对待你，好吗？”就这样，陈朝刚到了这老头家，前后三年有余，每天只知砍柴割草，放羊守牛，知道他家老幼三口，其中一个姑娘跟陈朝刚不相上下。陈朝刚经常听得老头两夫妇口中谈道：“我看这小子倒还忠厚，等待咱们的姑娘长大成人，就可以配给他做妻子，成家立业，承业继祖，也不柱我们白走人间一趟。”陈朝刚就这样在这两个老人的另眼相待下，得到亲切的关怀，以后对陈朝刚的出入，完全放心，固然也是很好的。但他又再想自己离家以后，不知家庭境况如何，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岂不是游子眼泪父母心中血，自己还有什么值得留念呢。“虽然此地风光好，还有思家一片心”的心，归心似箭。可是他非常犹豫，两个老人非常盛情，对自己特别好，而且大凡家庭收支出入，都很放心给陈朝刚管理。本来老人要促成这段婚姻的，但陈朝刚决定不做那负心事，留人家的女儿失身给自己而经无所依归，便一再推婚。于是他从推婚那天起，每天暗地烧一个食团，将那饭团暗地收藏起来。终于在一天早上他离开那老汉家，在远离那地方已有二三里的地方遇到平时一道守牛的牧童哥，他对那守牛的牧童哥说：好哥哥，希望你回家时，跟我多多拜上那老人家，说是我回家去了，今后有机会，再来深深道谢他老人知遇之恩。在归心似箭的旅途中，陈朝刚唯恐又遇上第二次拐骗，只好换上褴褛衣衫，匆匆忙忙夜行晓宿，越山过岭，草木萋萋，离开了横断山脉，踏进了苗岭山区，渡过了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老家丹江。但回到老丹江，看老丹江老城是破瓦残砾，空城寂寂，白云野狗，知道一门八十余口已是丹江山城的冤鬼了。

陈朝刚从被派遣前去贵阳搬救兵到回老家，前后达18年。同治十年（1871年）陈朝刚回到丹江厅时，义军已被清军剿除，局势大定。陈朝刚复任丹江营骑尉兼文书。

——七县统带何名超

何名超，字希庭，乳名老长。男，后归母族为苗族。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在贵州省八寨厅乌洛乡柳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正月二十四日病逝于永乐街上家中，享年66岁。死后葬于其生前曾率部扎屯过的仁寿村，即现羊乌寨背后坡屯上。

何氏先祖原居河南，明朝太祖皇帝洪武四年（1371年）随明朝征黔大军进入贵州，后居住在都匀府，数世后又迁居三合县四十寨。至入黔何氏12世时，又一支族人从三合四十寨徙居八寨厅乌洛乡柳乌寨。至何名超时已是入黔何氏第17代了。至何名超父辈，弟兄4人，即何廷松、何廷宾、何廷修、何廷标。长兄与二兄无嗣，三兄与何廷标均有后裔至今。何名超系何廷标之长子，名超之二弟何名宏，字显亭，三弟何名伍，四弟何名扬，字崇轩，以后为何名超部属之营长。

何氏迁居柳乌后历时200余年，杂居于苗族之中，入乡随俗，习苗语，着苗装，取苗名，从苗俗，与苗族通婚，遂与苗族自然融合，后代的民族族别遂报为苗族，是柳乌何氏族别今为苗族之由来是也。

何名超之祖父辈，为生活计，开荒种地于柳乌立碑坳坎上岭岗一带。祖母何熊氏死后，亦葬于斯地。在何熊氏坟塚不远处，有一蒋姓之坟塚，立碑圈墓，修得甚好，堪称柳乌地区第一流修得好的坟塚，人称蒋良燕坟。

以何名超之祖父辈至父辈，尤其是父辈壮年时期，正处在大坪山咸同苗民起义失败之时，清政府为缓和与当地苗、水民族的冲突，下令地方官府对民众减轻税负、应夫供役等事，民众稍有些生息时机。父亲一辈通过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已小有些许产业，只可惜无多识几个字的人。当地一刘姓之人，甚有文化，是一刀笔吏，为人奸猾狠毒，且娴于辞令。为削弱何廷标之产业，减少与己抗衡的人，就邀集一蒋姓的裁缝同谋陷害何廷标。刘姓三人将蒋良燕坟之碑帽搬过来放到何熊氏之墓门上，然后让蒋裁缝状告何廷标企图展蒋家的后劲，毁坏蒋家的坟墓。当境有关衡门传示当地地保等人现场验证，确实是蒋良燕坟之碑帽摞在何熊氏之坟墓门上。俗话说：“生人妻，死人墓，惹着就是祸。”这场官司一直打了好几年，每次刘某与人上八寨告状时，都经过何廷标家屋背后，总是高喊：“何老狗，又到八寨告状去，非告倒你不可！”何廷标听后非常气愤，有时吃些冷饭，穿上草鞋就跟后赶上八寨，有时妻子李氏未煮熟饭，就叫李氏捏上一两个饭团，在灶孔火炭上烧一烧成些锅巴，拿上饭团边吃边走，上八寨与刘某案前对质。由于刘有文化，加上旁人及蒋裁缝说这蒋良燕是当时陕西巡抚蒋某人的先人，于县是衙就把何廷标拘捕下狱，长期关押，何廷标坐牢坐得头发长到肩背，像蓬松乱麻。刘某对旁人开心地说：“何老狗这回被我整得关了很久了，头发长得差点到屁股了，多好玩！”多年官司打下来，何氏所置的家业也扫光卖尽，家徒四壁，仅存水碾一架。倾家荡产后，何廷标径有司查清无罪释放出来了。此时听说剑河地界清水江畔的昂英、杨苕有荒田甚多，何廷标意欲举家徙居彼外谋生。在三哥何廷修及其他堂叔伯兄弟的好言劝尉下，不忍兄弟分离之情，何廷修又拨自己的六十挑田产让其耕种，养家糊口。但何廷标坚决不收受，三哥只好自家耕种，秋收时把答应送给的田丘所收的谷子抬到弟弟家去，无微不至的关照，最后才让何廷标安心下来。经此磨难之后，饱尝了没文化的痛苦，于是何廷标省吃俭用，下决心让儿辈发愤读书。何名超的三伯父何廷修之长子何名馨，与何名超年纪相仿，两人的父母亲都让他们读书，二人在家人的鼓励教育下，加上自己天资聪明，刻苦勤学，学业很有造诣。在何名超18岁（1896年）那年，偕同何名馨二人赴都匀府参加府试。

据前人传：当时的考题是要在一张二指宽三寸长的小纸上写出由1到1万。许多考生都被愣住了，这么大的一张小纸，即使字号再小，也难从1到1万呀？何名超灵机一动，想起读过的《三字经》上不是有“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读句吗？于是依此写到纸上，然后第一个交卷上去。当一些考生还在冥思苦想，一些在埋头细写时，考试时间已到。等到放榜时，何名超考中了秀才。堂兄弟何名馨没有考中，以后一辈子都以教私塾为生，过着十分清贫困苦的生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八十多岁的高龄老死于榕江县寨蒿镇边榜村。但他老人家却培养出那个时代一个在柳乌何氏族中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何品达。

当何名超考中秀才，报子星夜兼程送喜报到柳乌家中时，族人等十分高兴，欣喜何氏族中数辈人出了一个能读会写的秀才。报子送喜报到家放鞭炮庆贺时，何名超之母亲李乃昂却还穿着破衣烂裙在田间劳作，名超之父叫人找了衣裤送去穿好，母亲才敢回家中见客。父亲没有钱打发送喜报的报子，只好去跟别人借钱来打发报子出门。由此可见当时何名超家境的贫困。正因为受这等穷困家境的影响，何名超以后才在他办事过程中处处考虑到穷人的疾苦，同情关照穷人。

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贵州都督唐继尧下令委任何名超为八寨、丹江、台拱、三合、都江、剑河、榕江等7县边防团务总办。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何名超受命于贵州军总司令袁祖铭，组编“贵州军左路独立旅南方游击统带部”，何名超任统带，仍辖原属七县；岑泽民任团长，驻扎排调，朱砂厂，辖1团4营，一个直属大队，有兵员600余名，主要任务为堵防滇军侵黔，剿匪安民。

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称“建国联军第十一军第二师南方游击统带部”，受十一军军长李世荣节制，何名超任统带，岑泽民任团长。缩编后，辖1团2营，何名扬任一营营长，移驻丹江，乌洛等地，统带部留常备兵员60名，余为后备人员，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待命征发，维护地方治安。

何名超治军有方，纪律严明，惜兵爱民，体恤穷苦，生活俭朴，重义轻财，大义灭亲，深得辖区民众官绅拥戴敬仰。1938年因年考辞官，1939年5月，贵州省省长王家烈先生委任其为贵州军第一师师长，同年11月，又湖南省重金聘请出任省长，均因年老于以辞谢。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丹江县知事李伯修勒交房捐，瓦房每间大洋20元，木皮房每间大洋10元。丹江羊排保董杨昌隆拒绝不交。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伯修游说集中区区长莫克俊，企图暗害杨昌隆，李、莫二人以约杨议事为幌子，计骗杨昌隆到县署，将其捆绑下牢，并打算将杨昌隆押往独山专署，以抗税罪名借上司之手将杨昌隆杀害。杨昌隆之弟杨昌元为救其兄，串联猫猫河余六植、乌开当嘎俄、脚雄杨绍明等，准备破城劫狱。是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凌晨，以余六植为首的劫狱队500余人，冲入城内，直取监狱。狱卒杨友祥做内应，背着杨昌隆逃出牢门。知事李伯修越城往治安逃遁，莫克俊躲于仓脚幸免，师父赵某被杀。余六植、杨昌隆率部占锯丹江县城，区长莫克俊投奔乌洛何统带，请求发兵援助。民国十四年（1925年）农历二月，何名超带千余人直奔丹江县城。余、杨见来势凶猛，知不能敌，带所部兵丁隐蔽于雷公山原始密林中，以窥动静。何名超进驻丹江后，抓住破城头目之一的杨绍明枭首示众。于是余杨联络台拱八寨、凯里等来了2000余多人，秘密聚集雷公山，尊杨昌隆为大哥，伺机驱逐何统带。

民国十五年（1926年）农历九月八日三更时分，杨昌隆率领2000余人，将丹江城团团围住，随即攻入城中，何名超部200多人仓皇应战，在城内十字街与杨昌隆的大刀队短兵相接，何部伤亡惨重。县知事钱寿乔逃脱，主任科员陶吉阶被杀，衙署被打毁，文案被焚烧。战后，军民60余具尸体集葬于犀牛塘螺蛳盖。何名超兵败回乌洛，莫克俊无处藏身，被杨昌隆部下士兵搜出处死，悬首城门示众。农历九月二十三日，何名超增调援军，又请凯里民团来丹江协助围剿，杨、余部始退出丹江城。此后，双方常有小规模的摩擦。

为维护地方的安宁，打击歪风邪气，树立正气，淳化地方民风。何名超大义灭亲，取信于民，受到民众的拥护，深得百姓的拥戴。

何名超二弟何名宏之二子何品华，年轻气盛，不务正业，在地方上为所欲为，常明抢暗偷，偷鸡摸狗，调戏侮辱妇女，专做坏事，为地方民众切齿痛恨。何名起听后，即派人把何品华抓起来，捆绑押送到都江县监狱关押，并随后发送公文，示意都江县县长处死何品华。都江县县长碍着何统带面子不好杀死，就把何品华关在监牢中，先是少送饭，后来就不送饭，饿得他在牢中吼闹怒骂，让其饿到连被子衣服都撕来吃了，最后连自己排出的粪便也捧来吃，后来经不起多天的饥饿折磨而死于狱中，以后也不让家人去收尸。

排调唐某，是何名超的亲妹夫，此人一贯好赌，坏事常作，横行乡里，欺压穷苦，在地方民愤极大。一年夏天，他在赌钱，其二内兄何名宏亦在场，何挽着袖子，唐看见说：“二哥，你手杆好白好肥，刀插下去肯定舒服。”何就笑说答：“你试试看！”唐就当真了，出其不意地抽出匕首一刀插下去，何的手臂流血不止，疼痛万分，他却在旁大笑，由此可见唐某手段的残忍、心地的恶毒。因唐在地方上作恶多端，民众告到县衙，县府决定派兵差来捉拿唐某枪决，铲除民间恶势力。此事会议商议决定时，何名超亦在八寨县县政府，是知道县府的安排的。那天，何名超与来排调抓唐某的兵差一起出发，到了望乡台后，何名超先行，但他却骑马和随行人员到方胜刘家歇息去了。第二天县里的差人枪杀唐某在宰脑，他听到枪声后，才从方胜到排调来，并安慰唐的家属说：“我来迟了，要是来早点，我对他说说，求求情，也许唐姑爷就不会死了。”

陆柏林是平永有钱人家之一，其为富不仁，吝啬至极。韦国贤是平永有势一方的人物，他和他的一帮兄弟，常干一些明敲暗抢鱼肉百姓的事。由于陆柏林的吝啬，惹得韦国贤及其弟兄们心中不舒服，总想方设法敲诈陆柏林，搞得陆伯林在平永坐不安稳，弄得陆柏林一家人心惶惶。后来际家在平永实在住不下去，就举家搬到乌洛投靠何名超，求其保护。陆到了乌洛后常常酒肉好菜好饭邀请何名超，何名超知其原因后，对陆说：“你经常酒肉的招待我，我倒安逸，可你年长月久下去还行吗？我劝你还是回平永老家住去。”陆感到为难，生怕回去住不成，还要遭到韦国贤等人勒索敲诈。何名超说：“回去吧，主意我早就给你想好了，你就选择个日子动身吧，到时我会帮你的。”陆家动身那天，何名超来送行，交给陆柏林两封密信，说：“主意就在信中，你到平永后，可以拆开第一封，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办，方保你家安宁。”

陆柏林到平永后，拆开第一封信看，信中说你以往太小气，太吝啬了，一毛不拔，所以韦国贤等人才专找你的麻烦。现在，你要舍得破费，杀一头大猪，置酒请地方上有名望的乡绅及韦国贤和他的弟兄伙大吃一餐。席上再请一位有名望的人当众拆开第二封信，宣读信中的内容，以后你家就会住得安稳了。

陆柏林遵照此嘱咐去办了，请酒那天，乡中名绅和韦国贤等人到齐，大家入座后，陆柏林请一位有才学的德高望重的名绅拆开密信，当众宣读信中内容。原来是何统带对韦国贤的委任令，任命韦国贤为平永地区剿匪大队长，令其维持地方秩序，防止匪患，确保地方安宁。韦国贤得此委任令后，觉得自己受到赏识，得到了重用，就按何统带的要求办事，不再做危害地方安宁的勾当，平永地区社会秩序就此一度安稳下来，陆柏林也就安心居住了。

何名超在任职期间，十分关注地方民众的安居乐业。为维护地方秩序，防止匪盗打家劫舍和外来军阀势力的侵扰，曾在汉阳兵工厂疏散下来的人员中，请来广西陆川籍的邱玉华、黄炮匠等人，在柳乌大岭开炉制造枪支，所造的枪名为“二马驹”，分发给地方各保稍有经济能力的人家，平时可以用作自己保护自家用，集中时就可以武装民团，为地方民团增强了武装力量。

家住凉水井对面坡的罗乔额，人称其外号叫罗大裤脚。此人家境贫穷且食量很大，喝酒用水瓢装，吃饭用小盆装。俗话说：吃得就做得，力气特大。全家人生活，靠种田罗打短工卖柴度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十分艰难。

一年春天，罗家已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一天早上，罗大裤脚挑上前天砍好的如黄缸大一捆的干柴到乌洛街上卖，打算卖得柴钱好买几升米回家煮早食。可是守了一早上，没有人来买。眼看早上做买卖的人都快散光了，仍没有人过问，罗大裤脚心里着急，在那里无精打采地坐在石头上。这时何名超手里拿着一根烟杆，反背着手慢慢地走过来，走到罗大裤脚柴担前停住问道：“大裤脚，你的柴卖一早上都卖不销，你要多少钱一挑？”罗答：“两毫子”。何说：“天不早了，卖不销算了，挑到我家去，换一顿早饭吃行不行？”罗笑着道：“真的？何名超！”“我何名超哪时哄过你？”罗心里暗自盘算：“老子一餐要吃一升米，到你家换早餐饭吃也值得。”于是挑着柴跟到何名超家中。

何名超叫家人摆上饭菜，打酒上米一起吃起来，罗大裤脚放开食肠，饱吃一餐。吃饱后，罗大裤脚起身要回家了，何名超递给他四毫子银币，罗大裤脚感到意外，不敢接钱说：“刚才我俩不是说好了那挑柴是换一餐早饭吃的嘛，咋个还开钱呢？”何名超说：“大裤脚，你是饱了，可是家里的老婆孩子可能还饿着吧？快拿去，去买一两升米回家给老婆孩子吃吧。”罗大裤脚双手接过钱，才谢声不绝地出门去。

排告寨那时住户很少，人口不多。王浩泽家是排告的富户，可是为人却不够大方，吝啬到极点。因此当地人在他家有事时，很少出重力帮大忙。

那年，王六公的老娘归西了，来请何名超去为他家主持丧事当总管，并嘱咐何名超在乌洛街上一带讨8名身强力壮的抬丧的人去为他家抬丧，送王老太上山。何名超出面去讨，个个都乐意去。去排告王家的那天早上，讨去帮忙的八个壮汉都已齐集何名超家，准备一齐出发，可是何名超临时有事不能与大家同行，就嘱咐那8个人先走，缓些时间他后边再来。那8个人就先走了。何名超办好事后，口袋里装上20块送礼的大洋就上排告王家了。当他走到排告出来架枧岩时，碰到那8个人往回走来，何名超就问：“你们怎么不去了，是在等我？”大家说：“何公，我们去了，因为我们手边紧，没有钱多送礼，每个人只送两三毫子，账房先生嫌少，不收我们的礼钱，我们不好脸在，就转回来了。”何名超：“不要紧，跟我一起去。”边学边摸出口袋的大洋，每人给了两块，八二就去了16块，何名超只剩下4块钱了，对大家说：“你们每人拿这两块大洋去送礼，他就收了。”大家说：“何公，好是好，那样你的礼钱不就少了。”何名超说：“没关系，这20块钱我是准备送礼的，拿给你们是送礼，我拿去送也是送礼，都是送他家，我是去他家当总管，送少点他也不会不接的！”那8个壮汉又跟何名超一起到王六公家去。送礼时，账房先生这回不再嫌少，收下了。

第二天寅时，发丧出门了，要捆好棺木才抬上山。何名超就指着棺木对众人高声吩咐：“大家吃着，舅爷、姑爷、女婿等亲戚家捆这头，抬这头，那头由帮忙的人负责。”帮忙的那头有讨来的那8个壮汉和其他一些人在旁边准备着捆的架势，而王家内亲这头却没有人拢边，等了好一阵没有动静，何名超又再喊，但来王家的那些亲戚都是骑马坐轿的人，哪个是抬过丧的？仍无人敢拢边。眼看天色越来越明，距下场的时辰越来越近，主人家急了，没办法，只好求何名超出主意，何名超说：“没办法，只有出钱请人了。”于是主人只好出每人两块大洋请那些帮忙的人，大家才七手八脚的捆好抬丧上山。

事后，那8个壮汉每人都拿着王家请的那两块活路钱来还何名超，何名超却说：“那是你们的辛苦钱，我要你们的做什么，拿回家去买油盐吧！”何名超又一次巧妙地惩罚了吝啬的富人，帮助了穷苦人。

民国十四年（1925年），贵州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赤地知里，草木枯死，田土龟裂，谷物无收。第二年大闹饥荒，农民为图生存，在死亡线上苦挣苦扎，或是逃荒要饭，或是挖蕨粑度日，蕨粑一直挖到当年秋天。凡是有蕨茎根的山坡，一山一山的都挖空了。

饥荒年成，饥民个个骨瘦如柴，面容憔悴，能吃的树皮野菜都吃光了。有的连蕨茎也挖不动了，只有等死，饥殍常见。为了自身生存，有的互换子吃。在土司田背后坡上，有一地名人称“吴毛吃崽”，就是因人吃人而产生的。

这年米价奇贵，一块大洋买不到一升米。起先有钱还买到一点米，后来无钱再买，再后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米了。有的地主粮商囤积居奇，而有的是为了预备自家的后路。何名超眼看再这样下去，必然会饿死更多的人。为了使本地农民免于饿死，就组织人员首先打开自家的粮仓，把粮食过称、造册、登记、发放给缺粮的农民，救济饥饿的穷苦人。接着按此方式，在他的带领下，在长坡打开与自己同姓的何先福家的粮仓，把粮食发放给长坡一带饥饿的农民。留用初期，长坡一些老年人还常谈及此事，感谢他济贫扶困的救命之恩。往下就去簸箕寨打开谭家的、排告王家的，还有永乐街上李茂斋等一些人家的。这一举动，救助了不少在死亡边缘上挣扎的穷苦人。他这种抑制富户，扶持穷困的做法，一直受到乌洛地区人们的称颂。

何名超虽为七县统带，却身材矮小，个头不超过1.6米，体重不过60公斤，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生活朴素，穿着无华。据说他有时出门办事，总是身披一个粽粑叶斗篷，穿一套家机布衣衫，脚穿一双草鞋，一身平常人打扮，没有半点官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贵州部分县有人种鸦片，省府知晓后，遂下令查烟禁烟，何名超受命下榕江去督察禁烟。去时，带了四五名随行人员，他不升伐竿，也不骑马，却背着一个粽粑叶斗篷，脚穿草鞋，与随行人员拉开近一里路的距离，走在前面。榕江县府的官老爷知道那天何名超要来了，下午都列队到古平永河口梨子园来迎接，何名超到时，谁也想不到他就是何名超。迎接队伍中有人问：“喂！你从平永下来，看见七县统带何名超大老爷来了没有？”何答：“来了，就在后边不远，快到了。”边说边径直朝街上走去。迎接的人七等八等，等到何名超的随行人到时，没见骑马、坐伐竿的人，就问道：“请问谁是何大老爷？”随行人员答；“何老爷刚才不是先来了吗？”“先来了？没有骑马坐伐竿的人过来呀？”“嗨！骑什么马！就是背着竹篾斗篷的那个！”迎接的人一个个才如梦初醒，想不到何大老爷竟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人物。

乌洛，地处雷公山山区南麓，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文化也就更落后。清末年间，湖南人周伯康、冯老八等游乌洛地区，听闻当地迫切需要学点文化，就相邀设立私垫，通过三五年的教学后，地方父老看到有些成绩，于是各村寨稍有些钱又希望自家子弟有点文化的人家就一二十户邀集起来，出钱请先生设馆教学。

为了培养地方人才，当地很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有识父老，想方设法建立一所像样一点的学校。在何统带等的发起下，与区长王开国等人召集地方乡绅父老商讨，请示县府同意，于1931年筹建，至1934年落成。学校名为“八寨县乌洛两级小学”，以后改称“八寨县乌洛小学”。学校落成之前，就已在各村寨招生，并到外地聘请有较丰富教育教学经验的人来主持教学，就这样，一所像样的学校办起来了，年复一年，为永乐地区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那个年代，八寨县还没有中学，读中学的要上到都匀、贵阳，或到榕江等地方去读。为培养高一层次的文化人才，在当时时势发展的推动和在县、区各地方乡绅的迫切要求下，何名超及县长等人发起建立八寨县中学，为建校舍，选择校址，找工匠、分摊民工、采集材料等工作有序进行。木料选定在朱砂厂李、马二家的山林砍伐，因为八寨附近只有那里有杉木。待民工去砍伐时，受到山主的阻挠，不让砍树，于是何名超亲自上朱砂厂李马二家去做说服工作，对其晓之以理，喻之以义，最后二家同意砍伐，始得木料修建校舍，经过一年多的修建，八寨中学终于建成了。

何统带对永乐街上的儿童青年，常常给以正面教育，发现有不肯上学的，好言规劝，让其好好去读书，发现有说脏话的，立即予以批评教育，对永乐街上的民俗风气有很大的影响。

何名超为统带期间，公正清廉，不贪图钱财。三合县某某，仗着自家势强富有，打死了人，出了命案，死者家告到何名超府前，杀手那家就挑了两挑银子来贿请何名超，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名超不为钱财所动，半分半文都不收受，原封不动地将银子退了回去，却到三合去公正地处理了此案。何名超的三弟何名伍家境贫困，当时也同何名超一起到三合去，看到何名超把银子退回去，就说：“大哥！你不要多，就要一点，送给我也好嘛。”何名超回答说：“俗话讲，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短，我还怎样去处理好事情？”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正月二十四日，何名超以66岁高龄病逝。出殡时，群众排成长龙为其披孝拉白，送葬队伍前面已到凉水井，队尾还在街上，长达1.5公里，足见其在群众中威望非同一般。至今，乌洛、三合、都江、八寨等一些地方的群众，对“何统带”赞不绝口。

——雷山屯堡出国留学第一人蔡西庚

蔡西庚，名运常，男，汉族，人称三少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生，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营上村（培墉堡）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曾任国民党陆军第19路军蔡廷锴部炮兵第53团少将团长，后出任炮兵学校教官、步兵学校教育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分校战术研究处处长、将官班主任等职。授衔陆军中将。

西庚祖籍玉屏县平溪镇南宁堡马面坡。清光绪年间，其父蔡景命受行署委为丹江厅丹江营守备之职，统率丹江营1000余名绿营兵镇守丹江，故举家迁移到丹江厅丹江营随职生活，遂定居营上。西庚在家按字辈取名运常，是第三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姐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废丹阳书院改设初等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在丹江城关设高初两等小学堂，西庚与梁聚五、胡仲毓等均为丹江高初两等小学堂的学生。高等学堂毕业后，当时他有个大伯在贵阳厘金局做事，他就赴贵阳投靠，进入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办的崇武学堂学习军事，后又转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因成绩优异，被云南省政府保送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这时，士官学校有一个教授是日本族人田中浓物，见西庚长得英俊潇洒，学术双优，可成大器，于是就将其女儿田中书本子（中国名字叫田崇英）许配给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西庚作为一名军人，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乃携妻回国报效祖国。抵达上海后，即投入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两广部队），出任炮兵第53团团长，率部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虽然坚持了三个月，但终因武器低劣，兼以国民党内部和战未定，不予支援，终于不敌日军的强大攻势，19路军退往福建、两广地区，西庚则随部队驻扎在文本，并在文本与一名门闺秀万雪莹（湖北沔阳人）结婚。田中书本子与西庚通信时，因中文不太熟练，有时用日文书写，被后妻万雪莹发现，举报他为日本间谍，西庚即被撤销团长职务，并被追查。因当时是战争时期，卖国之罪谁也担不起。西庚用重金买通其原籍玉屏县熟人，设法将在玉屏老家居住的前妻田中书本子除掉，以除后患而洗刷卖国之臭名。这个日本妻子当时身边带有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才6个月。据其大儿子大彦声泪俱下地回忆：其母在被用绳索勒死后，即葬在玉屏南宁堡马面坡。

西庚处置完前妻后，不久官复原职，并提升为陆军中将，长期在遵义、都匀从事炮兵学校教官、步兵学校教育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七分校战术研究处处长、将官班主任等军事教育工作（《贵州军事志》有记载），未带兵参加作战。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但他迟迟未去南京履任，而是长居遵义，与王家烈、宋思一、欧百川、吴剑平等军政要员往来，搓麻将、喝茶饮酒，潇洒度日。1948年又毅然退伍返回都匀城内居住（他在任时在都匀置有房屋田产），买牛买鸭来养，打算归隐田园。

1949年11月贵州省人民政权建立，他原来的部下国民党宪兵团长王仲书（平塘县人）从南京逃跑回黔经过都匀时，特来看望老首长，并约他一起拖队伍上山打游击，抗拒解放军。西庚深知大势已去，无能为力，拒绝了王仲书的要求。1950年9月15日王仲书怒而将其绑架到都匀县平浪镇（距都匀城40余里）平傍村将其杀害，终年55岁。后当地群众将其草草掩埋。在“大跃进”时，因为要开荒造田，又由当地农会主席（姓蔡）帮助迁往地名为高枧的松林坡上安葬。1995年清明节，其子女才重新竖碑。

——丹江著名民主人士蔡用宾

蔡用宾，男，汉族。雷山县丹江镇人。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1953年12月因病医治无效，在雷山县丹江本宅去世，终年59岁。

蔡用宾出身贫苦，从小就放牛砍柴。但是他求学心切，看到别的儿童能上学读书，非常羡慕，每天总要偷偷地跑到私塾学堂门外去站着。为此，常挨父亲的打骂，母亲哭着劝他打消读书的念头，他则跪着央求“要读书”。时间长了，这种求知的迫切心情，感动了私塾先生和乡邻，私塾先生同意减半学金，乡邻也劝说其父母，他终在12岁时得以入塾读书。入学后，努力学习，放学回家也勤于帮助家里劳动，赢得了父亲的欢心，宣统元年（1909年）进入丹江高初两等小学堂，毕业后想深造，但经济条件不允许，遂投入毛秉权及张远勋部任副官、军需等职。民国十七年（1928年）蔡用宾回到家乡，先后任丹江县东区、南区区长。民国十九年（1930年）毛秉权在雷山一带招编部队下黎平，蔡用宾任编修。后毛秉权兵败，民国二十年（1931年）投奔王海樵部任副官、军需主任，因在战争中右腿负伤，治愈后成残废，行走不大方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方转回家乡，历任丹江镇镇长，丹江小学校长，丹江仓库主任及县政府科员等职。

蔡用宾为人方正，不慕名贪财，同情老百姓的疾苦，如任丹江镇镇长时因为拖欠粮款以“办事不力”被县政府免职，由于肯为穷人说话，不阿谀奉承，很受群众的尊敬。

1950年雷山人民政权建立，蔡用宾积极靠拢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是年10月，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雷山县各族各界第一届人民代表协商会议，被任命为雷山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1951年3月在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与李新三、余国民等三人主持常委会日常工作。在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中，虽右腿带残，不顾腿疼脚痛，坚持工作，走乡入寨，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为争取逃匿的散匪投诚自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人民政权建立初期雷山县社会秩序的迅速好转，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亦兵亦匪的张元勋和毛秉权

张元勋，男，汉族。贵州省丹江县（今雷山县）城南门街人。高小文化，行伍出身，曾任团长、清乡司令等。

元勋青年时，与毛秉权（系丹江县城场坝街人，后移居凯里老街）纠集千余人马，毛自称旅长，元勋在毛的部下任团长。毛秉权和元勋二人带着这帮人马，闯荡湘、桂等省边境及贵州省的印江、思南、剑河、丹江等地，到处抢劫、烧杀掳夺，无恶不作。后黔军清剿，接受招安。元勋亦脱离毛部，在贵阳住了一段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袁祖铭“定黔”后，贵州省清乡总司令部委任元勋为第二路清乡司令，率领千余官兵驻扎在凯里老街和挂丁一带，对炉山、丹江、台拱、剑河、黎平、榕江、下江、永从等县实行剿抚兼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后调防到安顺地区。在贵州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时期，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岁次癸酉年，被刺客杀死在安顺地区的紫云县。

毛秉权，男，汉族。出生年月不详。系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人。曾任国民党军旅长。后又参加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部受谢世钦委派任雷山县县长，后任炉山县县长，第11纵队司令等职。

谢部被解放军186师剿灭后，1951年1月18日，毛秉权从凯里大友庄连夜逃到悦平乡（今排落）龙井村，藏于瓦窑中，被巡逻民兵发现围捕开枪击毙。

——丹江政教名人陶济舟

陶济舟，男，汉族。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贵州省雷山县西街人。济舟系当时丹江县有名的人士之一。

民国时期，历任炉山县长、教育局长、贵阳市财政科科长，三都县地籍整理处处长，麻江县政府主任秘书、代理县长，国民政府监察院云贵监察使署专员，云贵监察使驻贵阳办事处主任。以后，弃政从教，回到雷山县工作，任雷山设治局局立中学教员，丹江小学校长。1945年被推为雷山设治局临时参议会议长。人民政权建立后，1952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

——文案禀帖圣手张保初

张堡初，字忠纯。男，汉族。清光绪十三年一月十七日（1887年2月9日）出生在贵州省丹江县北建堡。

堡初幼年在本堡入塾馆，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等启蒙。年稍长读《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旧时入学必读之书。青少年时，他刻苦读书，学业有成，并且学会为社会各界人士向官府书写报告、请求等应用文。民国五年（1916年）在丹江县城买得三间木房一幢，坐落在县衙门左侧。后移居县城街上，为百姓向官府写报告或请求的文书（旧时叫禀帖）和为民间出卖、抵押、典当、租赁等关系写契约，又用自己的房屋开设塾馆，招收学童读书。由于他教学有方和为百姓向官府所写的申诉报告文书，事由交代清楚，重点突出，笔墨流畅，赢得社会各界人士和百姓的信赖与赞赏。民国十一年（1922年）“定黔”后，黔省战乱又起，永从、下江一带发生骚扰。民国十七年（1928年），黔军第二清乡司令部委派堡初任丙妹分县县长。堡初赴任后，协调社会各界人士，安排民心，社会安定。次年卸职归里，被聘在丹江两级小学任教，从事教育事业。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1932年9月15日）病逝于丹江县城，终年45岁。

——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佘辉庭

佘辉庭，字耀荣，男，汉族。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原籍四川荣昌县，其父佘雨民来黔任职，后又从教，定居雷山县城关。

佘辉庭生长在清贫的教师之家，受父母的教育熏陶，5岁读经书，7岁进官办小学堂，15岁就读贵阳模范中学。因喜踢脚弄棍，曾与同乡好友侯教之、秦筱泉等拜弟子黔灵山铁户和尚为师，习得一身好武艺后考入贵州陆军崇武学堂，毕业后，任滇军唐继尧部排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湘军谭延闿部第一教导队队长；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0军第28师王天锡部连长、营长；民国二十七年（1936年）入陆军大学高教班，毕业后任陆军27军和90军少将参谋长，参加太行山抗日战争；民国三十六6年（1947年）在郑州参加内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遣返；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复到广东、湖南收罗国民党军残部，成立268师，任师长；同年10月接受薛岳、白崇禧委派回贵州；1949年11月，被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委任为贵州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2月被任命为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11月15日贵州解放，在解放大军压境、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佘辉庭于1950年2月9日，在榕江县乐里主动给驻麻江下司的贵州省军区特派员去电请求投诚。2月16日，佘辉庭在雷山县城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21日决定率部投诚，并亲赴凯里与解放军50师副师长黄学义谈判。当佘辉庭与解放军代表商谈改编之际，其部属谢世钦、石开等拒绝受命，于3月14日夜把驻在凯里龙头河的武装带回雷山。由于当时真相难明，佘辉庭及佐属人员被扣押解送军分区，后又解送贵阳关押。1951年元月14日，在镇反运动中以“假投诚”罪论处，佘辉庭在镇远被枪决。

1983年5月1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报告：裁定原判佘辉庭等5人处死刑不当，属于错杀，撤销原判，予以纠正，对佘辉庭等5人按起义人员对待，平反昭雪。

——从英勇抗日到与解放军为敌的谢世钦

谢世钦，男，苗族。苗名春江汤。民国二年（1913年）出生于丹江厅培墉堡（今营上）。

谢世钦青年时，先入都匀五中就读，后转入贵州崇武学堂学习军事。

民国十八年（1929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25军王家烈部第8师任准尉、少尉排长；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国民革命军第25军第3旅任见习中尉、参谋、特务连连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后，先后在国民党陆军第94军121师任少校营长、中校副团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陆军第55师164团任上校团长，驻守武汉至重庆段江防，在湖北三斗坪与日军作战负伤。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在陆军第94军121师任上校参谋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调上海驻防。此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向解放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谢世钦随部调河北涿州与解放军作战负重伤，被解放军俘虏遣返；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联合勤务第42补给支部任上校支部长。十月，任贵州省保安第十团团长。

1949年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进军贵阳，大军压境，为国内外形势所迫，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专员兼保安司令佘辉庭主动给驻麻江县下司的人民解放军特派员去电请求投诚。1950年2月21日到达凯里，与解放军50师副师长黄学义谈判，22日通告所属于一周内集结接受改编。谢世钦与石开合谋，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受命，于3月14日夜率部潜回雷山，并接受台湾“国防部”任命，充任贵州东南绥靖区中将司令官，以雷山为据点组建司令部，下辖2个纵队和8个指挥部、司令部，搜罗国民党军残部和散兵游勇，逼民入营，聚众叛乱，攻打人民解放军和县、区、乡人民政府，强行解散雷山中学，改建为“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雷山干部学校”，招收学员300人，培训反共骨干。亲手写“复兴台”三字悬于会场讲演台上，书写对联：“干校是军中之黄埔，雷山是大陆的台湾”，企图长期盘踞雷公山与人民为敌到底。

1950年8月，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6师从川西进入黔东南征剿国民党残军，与中共独山、镇远两地委组成中共黔东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歼敌指挥部，以两翼包抄、中间突破、村村有兵、山山有人的梳篦战术，向盘踞雷公山区的土匪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部实行合围，历时一月，歼灭谢部7500余人。谢世钦于10月10日被解放军556团一个小分队在建安乡（今黄里乡）黄里村也东坡牛棚里生擒。1950年10月17日，在雷山县城被判处死刑。

——永乐地区国大代表王名称

王名称，男，汉族。1914年生于丹寨县永乐镇排告村。其父王三公为当地名宿、大财主。兄弟姐妹7人，名称排行4，人称满爷。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曾当选丹寨县国大代表。

名称自幼聪慧、好学深思，敏于行而讷于言。5岁发蒙入私塾。1929年入永乐小学初小；1931年升入丹寨小学；1934年在贵阳中学毕业；1937年入广州智用中学高中部毕业；1938年赴上海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内迁江西庐山牯岭，继后又西迁重庆北温泉，1941年名称在重庆北温泉复旦迁址毕业。

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进入国民部国鐀锐特种经济调查处工作，先任干事，1943年升任科长。曾参加编辑《国语千字报》《贵州评论》。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名称仍在经济部工作。1949年3月回乡探亲，接受家乡父老重托，担任丹寨中学校长。不久，贵州解放，名称回乡闲居，又接受匪“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官谢世钦的委任，担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1950年9月，雷山征剿国民党残军战役打响，谢部溃散，王名称连夜回家告别老母，南下柳州，经香港辗转去台湾。到台湾后继续担任国大代表，参与台湾的政治事务，并另组家庭，定居台北，于1995年在台北逝世。其原籍原有妻儿现居麻江县城。其结发妻唐静是贵州松桃县人，王名称的复旦同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唐静任麻江中学、谷峒小学教师，麻江县政协常委。其子在林场工作。

——丹江地区国大代表陶为霖

陶为霖，字春丞。男，汉族。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贵州省丹江县城关人。丹江小学九期毕业。1934年就读于都匀四年制的“四省联合中学”。毕业后先教书，后从政。曾任教于望丰、丹江等地的小学。从政之后，历任省田粮处田亩测量员，丹江县仓库主任、科长，县政府秘书等职。曾带队到遵义、清镇等地测量田亩。

1947年参与梁聚五、陶济舟等三人竞选“国大代表”。三个候选人中，陶为霖当时只有31岁，年纪最轻，最后却以最多票数当选为雷山县国大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雷山县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当时的贵州省政府通知第七专员公署专员佘辉庭邀陶为霖到黄平或黎平县任县长。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婉言谢绝了。后来雷山成立匪“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部”，陶为霖却一直隐居在乡下不肯出山。匪挺进支队攻打舟溪之后，陶为霖的二弟陶为桢得罪了挺进支队队长王统基，被匪司令部捉拿。为霖为了营救二弟，多方求情，最后勉强在匪14纵队李子松部挂了个“纵队军法官”的空衔。

1950年雷山人民政权建立。陶为霖和他的二弟从治安堡进城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186师投诚自新。新政府先安排他在丹江镇为前线筹集粮草，不久正式吸收他参加县政府工作。发给他统一的灰色制服，佩戴“雷山县人民政府”的证章，具体安排他负责修建粮食局仓库。原老粮食局几个木仓，就是他负责修建的。

1951年10月，因系原国民党国大代表，被人民政府镇压。

——策划“黔东事变”的陈信斋

陈信斋，名祖洪，男，汉族，生卒年月不详。贵州省丹江县西江镇营上人。是当时为丹江县著名的私塾老师之一，与佘雨民、陶文章等塾师齐名。中年以后，因其是私塾教师，在各地如丹江、台拱、凯里、都匀等地，都曾设馆教过书，因而交游较广，常常在外地数年不归，因而乡里称他为“云游老人”。正因为常在外面游访，因而加入当时在四川、湘西、湘中一带活动的“同善社”，并被授予较高的职称“正恩”，属于中层一类人物。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当时的丹江县被国民党贵州省政府裁撤，分别划入台拱、八寨两县管辖，丹江河以东划入台拱，河以西划入八寨。以县城关而言，教厂坝、羊场坝归台江，南门坝、响楼坝归丹寨。时值抗日战争正酣，国民党政府抽兵、派款应付抗战，但是这里隔河即是另一个县辖区，抓兵派款时，只要跑过河去就没事了。便令人头痛的是偷盗，夜间作案，被偷者眼睁睁地看着小偷涉河而去，连追赶都来不及。因为那时国民党政府政令不统一，过了河就是跨属辖区，互不认账。对国民党政府强派大包军米及任意抓兵，老百姓极端不满，兼以有“失县”之痛。陈信斋利用这种情绪，与侯教之、侯兴华等联络，发动了“西江暴动”。组织凯里、台拱、丹江、剑河等肥农民达3000多人，称“救国救民军”第六军，自任军长，派侯教之为总指挥，陈文渊为参谋长，邰胜江为第一师师长，陈凤之为第二师师长，命令联保主任派老百姓参加举事，并连续攻下台港、剑河县城，使贵州省政府大为震动，连派保安司令韩文焕、副司令刘鹤鸣率保一团、保二团官兵数千人来西江清剿，火烧西江大寨370余户。后又增派国民党第六战区陆军第199师来西江助剿，方才把事变平息下去。这就是现代史上的“黔东事变”。当时镇远专区专员刘时范为事变著有《黔东事变纪略》一书，详细介绍此一事变。

举事失败后，侯教之、陈文渊逃往湖南靖州避难。陈信斋隐藏在都匀，后在都匀去世。

丹江耆宿，乡土诗人罗雨峰曾有诗咏叹此事。

咏陈信斋

——已投明又走入歧途的王树徵

王树徵，名奇迹，号信之，小名桥灵。男，汉族。贵州省丹江县南屏堡人。生于民国三年（1914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1950年10月27日。

树徵毕业于贵州省都匀（省立）第五中学。毕业后在丹寨县永乐两级小学当教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疯狂侵略中国，全国同胞沉浸在忧国忧民之中。在祖国遭灾受难时，树徵立志驱倭救国，拿起武器与敌人拼搏，于是投笔从戎，背井离乡，离别父母和妻室，独自到云南进入昆明军校学习军事本领，毕业分配到贵州遵义军校当教官。民国三十六年（1945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赴北平军校深造，结业后在国民党军华北“剿总”部队供职。在北平军校深造和后来在国民党军华北“剿总”部队供职期间，怀乡思亲抒发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1949年1月，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北平的国民党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树徵随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和改编后，得知家父王泽琛病重，告假返里省视。在以谢世钦为首的“贵州东南绥靖区司令部”成立和扩充队伍之际，树徵投奔该部，充任该部的支队长，为“绥靖区司令部”阻挠人民解放事业效劳。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于1950年9月15日开始对盘踞在雷公山地区的国民党谢世钦部进行铁壁合围，9月26日雷山县解放，10月27日，王树徵被人民政府处决。

——红军团长、地下党员胡仲毓

胡仲毓，烈士（又名钟武），祖籍江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生于丹江厅肇泰堡。早年就读于丹江县高初两等小学堂。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仲毓在教师梁聚五的指导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为“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迪，于是以他为首发起组织“学生联合会”，在学校反对旧的教育制度，倡议抵制日货、请愿从军、洗雪国耻等。小学毕业后，先在抚远小学任教，后又出任丹江县西区副区长。是时，贵州处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兵戈扰攘，人祸天灾频仍，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仲毓不愿为统治者当帮凶，逼民众纳粮派款，乃辞去西区副区长职务，邀同乡包东山外出做生意，实则是寻找真理。以后，便长时间往返于洪江、沅陵、平江、浏阳、醴陵等地。在沅陵，下榻谢吉昌客栈，谢氏老人看中仲毓诚实忠厚，遂将其女翠兰许其为室，夫妇偕回丹江县居住。1925年，贺龙部（川军第九混成旅，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在铜仁扩军，仲毓与包东山、陶富隆投入该部贺锦斋团。贺龙部纪律严明，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识。仲毓因而结识了我党的早期党员周逸群，后随军参加北伐，转战于慈利、石门、溰州、公安、石首及许昌、临颍、逍遥镇一带。1927年，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一指挥部补充团团长，在湖南石门经周逸群等人介绍，与贺锦斋、李光庭、包东山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保存有周立风（逸群）的照片，贺锦斋遗孀戴桂香亦从桑植来信证明〕，并随军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1928年任红四军一师一团团长。1929年元月，仲毓奉湘鄂西前委派遣与李光庭、包东山等返回黔东地区开展地下斗争。仲毓经过一番周旋，先打入正在丹江招兵买马的张元勋（王家烈部第二路清乡司令）部任编修，时张欲向黎平发展，1930年5月，促毓力促张元勋进击黎平，使之相互攻战，消耗实力，减轻红军北进的阻力。张元勋兵败后退驻丹江，不久又移驻紫云。仲毓脱离该部后，又打入丹江民团杨昌隆部（王家烈委任）部任副团长。1931年初，以调查军情为名，率部属杨应权、陆天兆（宴清）等经都匀、独山、南丹、河池等地，在广西怀远与红七军取得联系，带回一对马号，两盏马灯，作为联络信号。1933年，仲毓第二次下广西，请来一批造枪弹的工人，如邱政等，在丹江县政府北后武庙开设兵工厂，制造步枪及子弹，以备扩充队伍之需。1936年初，毛秉权（王家烈部旅长）率队攻打榕江，取道南下广西，仲毓率民团跟进，在榕江西门坡遭到驻军阻击，兵败。毛秉权出走，仲毓率队返回丹江，仍任杨昌隆部副团长。随后，中共凯里地下党员王毅、喻雷等来丹江与仲毓商议，在雷公山建立武装根据地。为了便于斗争，仲毓又活动打入丹江县中区任区员（区长徐频洲）。当局认为王毅、喻雷等人来丹江活动，行动诡秘，甚为疑忌。又以胡仲毓掌握民团武装、操纵中区政务为由，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进行谋杀。县长郭辅相探知杨昌隆与其部属杨应清（营长）有隙，乃以中区区长一职允诺给杨应清，并重金（大洋300元）收买杨昌隆的弁兵张启光、李国忠、余德清、余正隆等人，于1936年农历9月18日夜，乘杨昌隆、徐频洲、胡仲毓等一起议事之机，将3人一起杀害于丹江镇城南门街。胡仲毓牺牲时年仅34岁。

——善做社会公益事业的蔡良材

蔡良材，男，汉族。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在贵州省丹江厅城十字街（今雷山县城中街），1953年年老寿逝家中。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丹江厅废丹阳书院，设官办丹江初等小学堂。良才与徐频舟、张醉墨、罗雨峰、沈晴岚、胡钟武、侯教之、梁聚五、杨达才等是第一期毕业，后就读于贵州公立法政学堂。民国六年（1917年），当选贵州省议会议员。民国十年（1921年），任贵州省谘议及大定县官产委员，民国十四年（1925年），任台拱县官产委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任花溪县承审员，民国二十四年（1938年）任紫云县政府一科科长。卸职返里后，从事地方慈善公益事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丹江县食盐监销委员会，蔡良才任常务委员。民国十十九年（1940年）五月一日，丹江县食盐监销委员会易名为丹江县战时食盐监销委员会，良才为委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任雷山设治局参议会副参议长。

民国时期，丹江鸡讲社会动乱，台拱反排的百姓邀约结队到鸡讲趁乱抢劫，被地方保警兵清剿，年纪大的都跑掉了，年仅16岁左右的万和清被缉拿，押到丹江县城坐牢，县署决定把万和清拉到河边诛杀。蔡良才得知速往刑场，有理有节地说：“万和清年幼蒙昧无知，盲目行动，杀不得，我担保叫他改邪归正，不再做坏事，走上正路。”他担保万和清的同时，还担保像万和清同样的聂发祥。经他周旋，万和清和聂发祥免遭杀戮，保住生命。之后，万和清把蔡良才当作救命恩人，感恩不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蔡良才出任雷山设治局首届参议会副参议长，4月参加设治局召开第一季度行政会议，讨论议决政治、经济、教育、修路、生产等项工作。6月参加设治局召开合作社理、监事第一次全体联席会议，议决发展合作事业。7月贵州省慈善会敦聘为雷山设治局分会委员，开展雷山的慈善公益事业。11月30日出席设治局局务会议，贯彻贵州省政府对雷山之期望，因苗夷同胞文化水准较低，政治经济地位均甚落后，所以县政府当局特别注意边疆教育的普及提高，雷山在三年内努力达到“统一语言，改良服装，种族通婚”三大目标，消除民族界线。决议先修雷（山）麻（江）线公路，种植烟叶。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良才征得地方人士同意，假雷山中学召开恢复县治座谈会，决议向贵州省政府报告，呼吁雷山设治局改称雷山县。蔡良才对雷山的慈善公益事业和发展经济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是雷山慈善公益事业中汉族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