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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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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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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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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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收起]
《从江文化绘图》操作手册
1.项目背景
何谓“中国文化与发展伙伴关系”之《从江文化绘图》？项目的宗旨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谁来执行？标准是什么？怎么测量？
2.项目村的确定
项目村选择标准是什么？如何确认和调整？
3.团队的组建
项目当地负责人的产生及作用？为什么要有记录员？什么样的人适合？如何确立关系？为什么要志愿者小组？项目实施中如何保持文化敏感性？
4.培训
当地负责人和记录员的培训要点各是什么？有哪些培训方式？
5.村民动员
村民如何参与项目？个别访谈和群体活动，各级政府的作用，村民的感受和收益。
6.操作过程
项目流程，节奏掌控，不平衡怎么办？阶段成果和最后产出。
7.工具的设计和运用
如何确定工具？什么样的工具是有效的？怎么使用工具？
8.费用的使用
费用来源，财务制度，费用使用原则，费用的难处。
9.宣传和外部影响的作用
项目宣传的价值，哪些外部影响是需要特别强化的，隔绝的壁垒。
10.后续发展和项目成果巩固
骨干力量的形成，组织形式，资源的接续，心中的种子。
1.项目背景
1.1 2008年末，联合国各驻华机构与中国政府合作实施“中国文化与发展伙伴关系”项目，项目重点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及发展。此项目来源于2006年12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西班牙政府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协议中，由西班牙政府在未来4年内向联合国系统注资5.28亿欧元，用以在发展中国家加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1.2“文化与发展”是千年发展目标基金所列出的八大主题之一，它的总体目标是“保护、提升文化权利与政治参与”。
1.3 鉴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国政府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项目点确定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从江县；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市、陇川县；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地区。
1.4 中国文化与发展伙伴关系项目共设计了两大成果，七大产出。两大成果分别是：成果一为通过改善公共政策和服务来加强少数民族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成果二为少数民族被赋予管理文化资源的权利并得益于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
1.5 “文化绘图”是产出2.1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工作是：“提高少数民族理解与保护文化资源（有形的和无形的）的途径和能力，增强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意识”，从而“赋予少数民族管理文化资源并从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中受益的权利。”
（注： 2009年3月从江县文化保护志愿者小组成立
Congjiang Folk Culture Protection Volunteer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2009.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注： 2009年9月记录员第一次培训，第一次摸到摄像机。
First training workshop for village cultural recorders in September 2009，first exposure to video camera.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1.6 “文化绘图”为产出2.1三项活动之一（另两项为：博物馆提升与传统农业遗产保护与发展），立项活动地点为贵州省从江县。
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分别作为本产出的联合国方与中方牵头单位。鉴于所有活动都在贵州实施，贵州省文物局代表国家文物局作为产出2.1的政府协调和监督执行机构，从江县政府文体广电局代表当地政府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后勤支持。“文化绘图”的具体执行机构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由其负责活动的技术投入、组织和执行项目的田野及其他培训、研讨、宣传等活动。
1.8 项目中“文化与发展”的含义之一是“以文化作为一种工具，推动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层则意为还原文化为“决定人们的行为、话语以及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知”。在这一更宽泛的定义上，所有的项目活动均建立在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充分了解与尊重之上，强调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应以敏感、灵活与人性化的方法照顾到少数民族的需求，培育社区参与公共管理与发展事务的主人翁精神与能力。
1.9 项目基于当下中国普遍存在的在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受到极大挑战，许多传统文化在外力的冲击下，面临逐渐走向消失的危险。以及在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冲击下，少数民族面临着保持民族文化身份的同时，融入和参与更加广泛的社会活动与公共管理的挑战。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是重要的。而另一方面，人们也日益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保护多元化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课题。
1.10 所谓“文化绘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为保护文化多样性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其核心是：1）鼓励各界致力于巩固和振兴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文化身份；2）振兴世代间的合作与凝聚力；3）帮助促进知识向后代的传递，这是促进智力﹑精神﹑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1.11 项目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MDG-F）负责监测和评估，其中项目地村民的参与度被视为项目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准，并被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单向受益，仅被动接受援助与支持；第二个层次：了解项目内容，在被要求或邀请时，参加项目相关活动；第三个层次：主动提出自己的见解与意见；第四个层次：参与项目相关活动的决策过程。
（注： 摆鸠村的动员会，全靠记录员范锡彪把项目的宗旨跟村民们说清楚。
Motivation meeting in Baijiu organized by Fan Xibiao.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注： 摆鸠村妇女在跟记录员讲述她们的生活。
Baijiu ladies talking about their life.
从江志愿者 摄
Photo by Congjiang volunteer）
2.项目村的确定
2.1 项目产出地贵州省从江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端的大山深处，与广西接壤，是贵州省内最后通公路的县，国家级贫困县。
2.2 项目实施时间有限，了解当地信息从几方面入手：1）收集已发表的关于从江少数民族各村寨情况的书籍和论文，了解专家学者对从江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描述和研究成果；2）接触当地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当地长期观察研究民俗民间文化的民间学者和民族文化传承人；3）听取省和县政府的发展规划和战略。
2.3 项目负责人在当地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观察当地少数民族社区。
2.4 项目村选择三要点：坚持项目的宗旨；具有可操作性；兼顾各利益群体的诉求及当地民众的实际收益。
2.5 首先考虑涵盖从江境内五个（苗、侗、水、瑶、壮）世居少数民族，并兼顾每个民族的各主要支脉，在参与面上尽量顾全民族和文化特征的代表性。
2.5.1 综合各方意见，提炼出从江现有的几种发展类型：1）已有一定开发程度的著名村寨；2）靠近“两高”（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出口和站点具有近期开发可能的村寨；3）交通不便但风光优美，县里有意开发的月亮山梯田一带；4）较偏远而文化有特色的村寨。
2.5.2 村寨里能找到对社区文化有所了解，愿意为村寨的文化传承做点事情，同时具有记录和汉语写作能力，最好在村寨还有一定影响力的当地人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人是项目实施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2.5.3 与本产出的其他子项目相协调，尽量选择重叠的村寨，以共享资源和知识，互为依照，产生综合效应（见“选择村寨表”）。
2.6 项目最后选出11个实验村，实际操作中，因当地交通困难，通讯不畅，各村情况及选择的“记录员”状况不一，实施水平参差不齐。选点时有过于顾“全”的问题，确定之后没有设计过程中的调整机制，这样的项目不确定因素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本项目实验村确定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
3.团队的组建
（注： 敬酒。
Wine toasting.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3.1 项目实施机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贯秉持“帮助社区居民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理念，将自己定位在辅助、引导、桥梁和志愿者的位置，执行过程坚持以当地社区民众为主体，促其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了解自己是自己文化遗产的主人和保护人。这也是本项目设计的核心，故在项目的各个环节皆要围绕这个核心来做。
3.2 首先是寻找当地项目负责人。“当地”的概念非常重要，应理解为对当地文化各方面都有相当深入了解的人。他应该是“当地文化中人”。某种意义上，他是项目在当地的“向导”。
3.2.1 过于学者化或过于草根的人选可能负担不起组织和协调的职能。有一定的干部身份背景的人在当地有一定声望，有利于开展工作。但若来自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由当地政府指派，则可能无法独立担当此角色。
3.2.2 项目实施时间不到3年，聘用专职人员的话，一要考虑项目费用支出问题，二要考虑任职者暂时脱离现有机制带来的风险，故以兼职为好。兼职的困难是，“主业”常会影响“副业”，所以项目工作不能完全指望任职者按时按量完成。而且，任职者很有可能因为在项目中发挥的作用而被当地政府发现，委以更多的工作，随着项目的进行越来越忙。但这仍可视为一种收益，这也将有利于任职者今后在当地发挥长久的作用。
3.2.3 寻找的过程先要把项目作为目标，通过各种渠道，请当地相关人士介绍，政府主管部门的推荐，网络上的信息等等。更好的办法是尽早让当地合适的人选知道项目消息，关心同样事情的人，会有交集点，在彼此的寻找中相遇。本项目即是教科文的项目官员在“从江民俗摄影网”上留言后，与当地负责人初次见面的。
（注： 高增村记录员杨通荣家2009年10月遇火灾，在临时搭起的小棚里还在整理村寨火灾后的扫寨习俗。
Yang Tongrong’s house caught on fire in October 2009. In his temporary house after the fire，Yang was diligently recording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conducted by village elders after the fire.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3.2.4 考虑是否合适的因素除能力外，还有：1）本人意愿，但对项目有过于功利诉求的人除外；2）主管部门的认可，这才能保证之后能够开展工作；3）相关合作者的态度，缺乏公信力，或容易招嫉，都会使工作无法进行，这是尤须辨察的难点。
3.3.项目先确定在每个项目村选一位“记录员”，他的任务是在本村寨向村民介绍项目的意图和目的，联络村民参与进来，记录和整理本村的文化。他是项目在村寨的联络员，组织者和宣传者，也是具体实施文化记录、整理的工作人员，是项目田野工作的核心人物。
3.3.1 首先这个人热爱本民族本村寨文化且有责任感，仅仅将之视为任务或工作的人就不要考虑了。这样的项目，工作者的付出，很难以报酬衡量。一定是有责任感和热情的人，才可能是参与项目的人选。
3.3.2 要完成项目记录工作必须具有汉字写作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选择范围，尤其是妇女，11个村12个记录员中仅一名女性。
（注： 几位侗族村寨的记录员一起讨论他们村寨的“记录大纲”。
Several Dong village recorders discussing about their village cultural archive outlines.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注： 培训老师到现场指导记录员拍摄。
Trainer coaching recorders how to film.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3.3.3 在村寨中的号召力是选择的重要考虑。村干部事务较多，本项目又是个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事，所以最好不要考虑。当过村干部或刚离职的村干部是比较好的人选，他们一般家还在村寨里，对家乡非常熟悉，在家乡有声望，对内对外都有沟通能力，能得到社区的信任。本项目12位记录员，1个现任，2个刚退休（其中一个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村干部，5个曾当过村干部，这部分较另一部分完全村民身份的记录员，实际操作效果要好不少。
3.4 因项目涉及的时间跨度为3年，涉及的村寨也比较多，需要和当地团队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作为一个项目，有效的管理亦是顺利实施的必要保证，故执行机构和当地负责人、记录员都签了工作协议，在项目开始时逐条向大家解释彼此的权利义务和项目实施中的要求以及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大家了解和同意后，签署工作协议，各执一份。对此，当地团队是能够接受的。
3.5 一村选择一位记录员，优势在于相对便于管理，费用的使用较易掌握，沟通成本低，任务目标明确无以推诿。我们将之称为“种子记录员”，意思很清楚，就是希望这颗种子在各村发芽开花结果，撒下更多的种子。但这个工作依靠这么几个记录员，力量过于单薄，虽然有的记录员在村寨号召力和组织力较强，但限于经费和人手等各种因素，只有三四个村的记录员在项目期间在本村组建起村民组织，形成村寨文化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弊端。
（注： 增冲村记录员潘和林在古老的鼓楼前给村民们分发2011年“文化日历”。
Pan Helin from Zengchong distributing 2011 village cultural calendars in front of the ancient drum tower.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3.6 项目执行机构、项目负责人、当地负责人及当地团队，构成项目的当地实施团队。同时项目本身是一个开放体：国际项目内的多方，和项目必须要面对的外界公众。执行机构发挥NGO特色，通过网络招募，组成了由北京志愿者组成的团队，负责“转译”工作。也就是以更能为外界了解的语言、形式，向项目各方和社会公众展示当地项目实施情况。在当今世界差异巨大的现状中，这个团队非常必要。
3.6.1 两个团队在执行机构和项目负责人统筹之下，以项目为共同目标。因双方都是志愿者，困于经费和时间，很难有直接的接触。执行机构和项目负责人首先要学习保持文化上的敏感，了解处在不同的场域、背景、文化的团队，各方面的差异是客观的，互相配合的核心是尊重、理解，有的时候需消化因不同造成的困难。
3.6.2 “转译”定下的原则是：文意改动不能改变当地村民的原意；形式创意不能触犯项目村的文化禁忌。这需要在项目过程中时时注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沟通，及时交流工作成果，听取意见。这个工作主要由项目负责人担当。
4.培训
4.1 培训是贯穿始终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4.2 当地负责人的培训主要是让其尽可能全面了解项目的来龙去脉，项目的总体架构和本项目的情况，项目宗旨和目的，产出的具体要求等等。
4.2.1 最好能邀请当地负责人直接接触项目主办方项目官员，在更深入了解项目背景和意义的同时，能激发使命感和荣誉感。同时也使主办方了解对方，便于项目实施中的沟通和合作。
4.2.2 了解项目执行机构是培训的核心环节，一起工作是最好的方式。机构的性质、构成，项目经费的情况，机构以往的经验和成果，工作价值观，工作方式，这些是之后合作的基础，须彼此达成基本的认同。但也需要接受彼此的差异。
4.2.3 拜访专家学者，加深对项目理念纵、深两方面的了解，开阔视野。
4.3 接触项目之初，有必要请业内专家到当地对全体记录员进行理念培训。专家的系统性和权威性的讲解，能在较短时间内让大家对项目的意义宗旨有较全面系统的理解。
4.4 实例示范比较有针对性，容易明了。项目执行机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之前在云南勐连傣族地区实施的“勐马档案”项目，文本和实践都很具体，与项目实施地的情形相似。此项目中，以此为蓝本作示范，记录员能比较详细地了解具体要怎么样去做，做的标准是什么。相反的例子是，“绘图”这个工具因为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范本或有过操作经验的专家来培训，使得大家对此的理解很单一，没有打开思路，之后实施的效果比较单薄。
（注： 项目当地负责人梁全康喜好摄影，透过镜头，他对当地的民情风俗已关注了20多年。
Project local focal point Liang Quankang is very passionate about photography. Through his camera lens，he has closely observed the local folk culture for over 20 years.
张成武 摄
Photo by Zhang Chengwu）
4.4.1 互动式的培训当地人并不是很熟悉，教科文项目官员在培训“文化日历”时，设置了大家分组提交“工作流程”的环节，在综合了讨论意见之后确定最后的工作流程。每个人因为自己的参与印象深刻，非常清楚每一步骤。而且，这种工作方式也让大家了解到彼此尊重，参与式和发表意见及采纳意见是怎么回事，无意中培训了一种工作方式。项目理念如何寻求到具体的可操作的方式传递出去，这是培训中要解决的难点。
4.4.2 现场观摩，如果有可能，尽可能让大家参加做得比较好的村的活动，这样会有启发性，也能互相激发。
4.5 技能培训也是个渐进的过程，本项目为每位记录员配置数码照相机一台，录音笔一支，录像机则两到三个人一个。外请的专业老师主要教录像机使用和拍摄的要点，因为很多记录员以前没有碰过这些东西，所以要打消他们的顾虑，每个人都上手最重要。老师带领现场观摩拍摄，现场讲解和示范，会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对领会技术要点很有用。
4.5.1 技能培训要结合项目的拍摄主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对培训对象拍出来的片子及时讲评，本项目当地负责人是有20多年摄影经验的摄影爱好者，对当地题材非常熟悉，能以记录员明白的语言，针对每次出现的具体问题加以分析。有些问题需要反复地讲，对机器的操作有个逐渐熟悉的过程，而且个体差异很大，如果每个项目村多几个记录员，影像的品质和选择性会好一些，可以克服单一记录员的局限。
5.村民动员
5.1 本项目是一个庞大的国家项目，由联合国与国家七个部委合作实施，是个自上而下的项目，动员从国家层面直到县政府。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动员，对“文化绘图”所针对的乡村民众是完全隔绝的。这种动员所起的作用是，在政府的相关部门相关的人那里正了名分，知道什么来头，大体怎么回事。这是“自上”的价值所在。
5.1.1 真正和村寨直接关联的是乡镇一级政府，政府动员之后要落实的工作一是形成公文下达至乡镇；二是请主管领导在相关的全县会议上介绍项目；三是在项目村确定后再请县政府协调部门专门告知项目所属乡镇主要领导。之后，项目负责人和当地负责人最好能拜访项目所在乡镇主要领导，介绍项目宗旨。这一层面政府官员的观念和关注，不仅在项目期间，也是日后民众意愿能否上达，甚至能否形成的不可逾越的一方。这是“而下”的意义。
（注： 最后形成的“地图”上包含了村寨的文化信息。
Final product of the cultural map contains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village.
从江志愿者 摄
Photo by Congjiang volunteer）
（注： “文化绘图”是村民反复讨论得出的。
The cultural maps is an outcome of repeated discussion by villagers.
从江志愿者 摄
Photo by Congjiang volunteer）
5.1.2 当地团队的动员要请县主管部门主管领导出面，不光为体现项目的重要性，确认项目的可信度，在现有结构下，政府的态度和首肯，对民众意味着一种赋权。如果把这视为一种关系的建立，在民间社会和社会的管理者之间是需要通路的，一方面赋权于民，另一方面是民意的形成和回馈。项目设计的两大成果，所谓改善公共政策和少数民族被赋权，就是要建立这个通路。虽然，这不是一个项目能解决的问题。
5.2 村寨动员的核心是“记录员”，即本地精英，他们对项目的热情和在村寨中的影响力是动员效果的基础。“记录员”和村长书记关系紧密，或本人就是“村干”的，召集效果最佳，他们最清楚该找什么人，哪些人能起作用。而动员会能来的人越多越好，所以，时间的选择很重要，在乡村生活里，实际上是非常难找到一个很多人能够自愿参加一场聚会的时间的。如果太匆忙，只能是走过场而已。
5.2.1 项目负责人和当地负责人的参加很有必要，外面的声音和上面的声音，所传递的信息对村民有新鲜感和权威感，能激发人们对一件事的兴趣和思考，这样的身份也带有“赋权”的使命，让“记录员”在其社区范围内被赋予某种责任，确立某种身份。这种“外力”的作用，有必要，但并非绝对管用。“社区领袖”的角色从本质上说，是其自身具有“领袖”的特质，为当地人认可。“外力”更多的在于“发现”，而不是“塑造”。
5.2.2 单纯的会议形式是官方的，不是民间的。从一开始就要按社区人自己的行为方式去做，这是体现“社区人自己的事”的最好方式。村民聚会没有酒没有肉是不行的，外来人除了带去你的使命和理念，最好带去足够多、足够肥的肉，在敬酒敬肉中，他们会感受到这个外来的“项目”是怎么回事。信任和尊重，体现在彼此的相处上。
（注： 高良村82岁水族讲述人潘胜康，他为把村寨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感到欣慰。
82 years old narrator Pan Shengkang feels satisfied that he could record the village history for the benefit of younger generations.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5.3 相对而言，开发较弱，也就是比较“落后”的村寨，项目的覆盖面反而大，交通便利的旅游村寨，经济较发达地区，村民参与的热情低，参与度明显不如前者。这固然和项目选择的“记录员”的个人因素有关，但不完全是这一个原因。11个项目村中属于同一个发展类型里的村寨几乎都存在这问题，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5.4 “公信力”是凝聚力的基石，每个记录员都会被村民与“钱”扯上关系，“记录员”工作最大的难度就是如何让村民信服他，相信他做的这个事是大家的事而不是他个人的事，甚至只是个赚钱的事。这个事情单靠行政手段没用，外人基本无计可施。记录员具有这种凝聚力的村寨，村民的参与度截然不同。
5.5 “记录员”以“访谈”形式为最日常的工作方法，邀约寨老摆谈，一件事，一个传说，一个习俗地讲述，讲述和记录是非常庄重认真的文化传承方式，被访谈者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自身文化的价值感。
5.5.1 妇女的参与需要特别对待，她们在村寨中还没有独立地系统地表述意见的习惯，“记录员”多采取集合一群人一起的方式，她们在可信赖的“自己人”面前，用自己的语言，聊自己的生活，一般都能很投入地加入进来。
5.6 照相和录像是动员村民广泛了解，参与项目的有效方式。在村寨日常熟悉的生活中，有照相机和录像机的加入，凸显出“记录”的存在，参与其间的人对身处其中会有“异样”的感觉，产生所谓“意识”。
5.7 尽可能及时地，更多地给村民反馈工作成果，“记录员”拍摄的照片、录像、整理的文稿，以简洁的方式呈现都好，让村民马上“看到”是关键。看到他们讲的掌故形成了文字，看到他们的习俗节庆被拍了下来，如果能不断地提供项目较正式的文本，上面载有与他们村寨记录有关的信息，对村民的激励作用极大。
5.8 单一“记录员”作为“种子”的方式，解决了项目管理上的难题，但显然不可能一种模式适合所有状况，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村寨的差异很大，加之人的差异，导致项目村寨执行状况不太平衡。有些村寨，比如那些较发达、较大的村寨，外部的介入力量可能需要更多些，内部的精英若能组成团队，对形成内在凝聚力会更有帮助。本项目困于人力物力，未能做更多的尝试和努力，是为缺憾。
（注： 高良村记录员潘官武是村长，他组织村民在地头讨论本村的文化。
Pan Guanwu，village chief and recorder of Gaoliang village，organizes a meeting with villagers about village culture in the field.
从江志愿者 摄
Photo by Congjiang volunteer）
（注： 摆鸠村村民多次坐在一起谈论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他们在项目期间成立了村民“斗牛协会”。
Baijiu villagers often sit together to talk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history. During the project time frame，they formed a village buffalo-fighting association.
从江志愿者 摄
Photo by Congjiang volunteer）
6.操作过程
6.1 本项目从与执行机构签约到最后结题，跨度3年，实际实施期从2009年3月～2011年10月。
6.2 项目过程分为：准备阶段，启动阶段，组建和培训阶段，实地实施阶段，整理和后期制作阶段，总结阶段。
6.3 准备阶段（2009.3～2009.4）重点是确定项目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各方面的了解。
6.3.1 项目负责人需要了解整个项目的背景、理念、构成和要求，与项目各方接触，与执行机构磨合，学习相关项目的实施经验，形成初步的项目实施方案，并与合作各方达成共识。
6.4 启动阶段（2009.5～2009.6）的重点是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确定当地负责人，确定项目村寨，初定项目流程。
6.4.1 与当地各方发生接触，不要过早下结论，不要过于依赖某一方面，要给足够的时间去做了解和接触工作，保持谨慎的态度，任何与单方面过于紧密的关系都可能给工作带来限制，不能陷入当地的利益圈，但要保持对项目各方利益的敏感。
6.4.2 尽可能多的到田野一线去，县城和乡村目前是“城”和“乡”的最后分野之地，对“基点”的实际体验是设计项目流程的重要依据。对“基点”的交通、通讯状况，村民的日常作息节奏，村寨精英的状况，村寨的自然和组织结构要大致进行摸底。
6.4.3 确定“项目村”要考虑项目的要求和各相关方的诉求，另一个考虑点是项目资源在实际操作中与当地状况的匹配度，这是个难点，实际上也不可能在项目的启动阶段就弄明白，故而建议最初设计的“项目点”要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在实施中，加以修正。这个调整应该是“从少到多”比“从多到少”容易实现。
6.4.4 制定项目流程。时间点的控制是任何项目都必须做的，对于“民众参与”同时立足“社区人自己操作”的项目，要注意的是对实际操作阶段的时间要留有余地，当地的情况变化，对于时间和成果的控制都是考验。
6.5 组建和培训阶段（2009.7～2009.10）的重点是和当地团队的磨合，及当地团队成员具备投入项目的理念和技能上的必要准备。
（注： 摆鸠村村民决定恢复斗牛，这个牛塘是他们全村人出钱出力出地建起来的。
Baijiu villagers decided to revive the buffalo-fighting tradition. All villagers chipped in money to build a buffalo ring.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注： 下尧村妇女意识到自己文化的美好，开始恢复唱壮歌，还请村里的老人来听。
Xiayao village ladies recognize the beauty of their culture and restart Zhuang singing. They invite the elders to listen.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6.5.1 和当地团队成员彼此熟悉和了解是合作的前提，这是个需要发挥当地人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有外来理念植入，是在他们熟悉的生活中，发掘或强化某些他们并不很清晰的意识的事。彼此意思的传达和理解需要多种方式，较正式的培训和会议式的语境，是不足以传情达意的。而无论怎样，达到彼此完全了解和认知，步调完全一致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6.5.2 对执行机构和当地团队双方的责权利一定要在开始时尽可能地解释清楚，给当地团队充分提出问题和了解的可能性，对经费来源和主要用途要有所交代，对可以给予的费用和报酬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字也要有大致的概念，这是投入项目前很重要的心理准备。
6.5.3 第一时间准备好提供给当地团队的设备，并解决归属权的问题，给大家熟悉掌握设备的时间。
6.6 实地实施阶段（2009.11～2011.3）的重点是把握项目村进展情况，并要认真地关注过程中的成效。
6.6.1 本项目的设计特点之一既是项目操作过程本身所产生的效应，也是项目目的的一部分。也就是在项目中让更多的当地居民提升对自己文化的认知，从而达到“文化自觉”，增强社区凝聚力，传达出当地人自己的意见，提高自己保护自己的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它不是要通过项目达成个什么结论，或研究出什么成果。项目过程的监控成为项目至关重要的环节。
（注： 高良村村民决定教孩子们跳水族的“铜鼓舞”，到他们最重要的民族节日卯节时，孩子们就可以表演了。
Gaoliang villagers decide to teach children the Copper Drum dance. On their most important Mao festival，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give a performance.
潘官武 摄
Photo by Pan Guanwu）
6.6.2 所以对项目中出现的情况要及时了解和反应，因为这些是无法在流程中预先设计的。有的项目村表示村民自发地恢复牛塘并且开始斗牛了，就要马上予以支持，给予小额资金作为“种子基金”，以作示范。有的记录员提出要用资金把村里的某个传统活动或节日“操作一下”，这就要搞清楚这是要搞一场给外人看的表演，还是村民们自己生活中依然愿意存留下去的东西，这是时常需要去把握的。
6.6.3 村民的参与度也是要不断加以注意的。项目的监测体系过程中曾派专家到项目实地考察，提出女性参与度较低和民族语言读音的记录问题，这些项目团队容易忽略的地方，监测体系的及时提点是过程中不能缺少的。
6.6.4 项目中发现问题在过程中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寻找解决方案，包括“工具”的开发和使用，事先安排的不一定适合当地，有些事先没想到的情况，或者过程中产生的新点子，第一时间要去落实。过程中的成效，只有过程中的作用力适当，方有可能产生。
6.6.5 节奏的掌握在现场要考虑很多因素，农忙农闲，天气家事，还有项目初期和后期，尤其到后期，要加多去现场的次数，每次都要明确强调完成工作的最后限期，给当地团队必要的督促。也要适当延长“最后截稿日”，项目原计划完成“绘图和记录”工作的时间是2011年春节前，最后延到2011年3月底。
6.7 整理和后期制作阶段（2011.4～2011.8）的重点是务必保持当地记录的“原汁原味”，同时要以最能让外界“喜闻乐见”的样式呈现。
6.7.1 因为记录员基本以手写记录为主，要在当地解决文档录入，过程中至少请每位记录员校对两遍电子文稿，重点解决录入错误，和意思看不明白的地方，另外若有民族语言读音标注的地方，因之后别人无法核校，必须在当地核对完成。要在当地文稿基本完成后，让记录员有专门的时间把打印出来的电子文稿带回村里，一来请村民确认内容无误，二是给他们时间充分校对。
6.7.2 后期编辑文字部分，只做理顺的工作。不动原意，保留原有的句式思路逻辑和用词。改错字，修改明显重复的和看不明白的文句。保持记录的原有风貌。
6.7.3 不把“完整性”作为项目主要诉求。一是所谓“完整”本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学院式的体例完整，发现很容易把记录员引向寻找既有资料，或埋头文案本身，偏离了项目村民参与，提高意识的本意，变成整理故纸堆了。再则，记录员和村民非专业写作者，时间，精力和文字能力都有限，加上项目的时间也是有限定的。当然这和本项目未能在项目村组织起更强大的团队，并直接把培训做到各项目村有关。所以，记录的完整性也无法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
6.7.4 照片的说明及与文字的配合是后期整理的难题，要求记录员把照片按编号写下说明，但项目时间长，数码相机相对拍的内容较多较杂，还有大量记录员拍的和项目无关的内容，他们没有电脑可以自己处理，手写的说明很难记全。最后，照片的处理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尤其是人物，每个讲述人的照片是哪张，这样的问题有很多。
6.7.5 影像和平面设计，执行机构邀请对保护文化有热情的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员志愿者完成，这一模式再次体现了项目倡导的“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这些都市的年轻志愿者，在整理中了解学习到多样的文化传统，同时他们给项目贡献了他们的专长，让遥远的、11个大山小村寨村民的文化记忆，用这个世界另一部分人习惯的方式得以呈现。
6.7.6 志愿者模式的困难首先自然是时间，效率打折扣；二是没有到过当地，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只靠间接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容，语言听不懂，编辑剪辑中的错误在所难免，跟踪和校验工作特别要仔细。
（注： 2010年9月，小黄传歌节请来雷山达地的苗族村民共享盛会。
Miao villagers from Leishan Dadi are invited to join Xiaohuang’s singing festival in September 2010.
杨通荣 摄
Photo by Yang Tongrong）
（注： 小黄村的潘培花1995年曾去巴黎演唱过侗族大歌，她也是这个村仅有的几个学了大学课程的女性之一。
Pan Peihua from Xiaohuang was invited to sing Dong songs in Paris. She is the one of the few females in the village with higher education.
从江志愿者 摄
Photo by Congjiang volunteer）
（注： 2009年9月，摆鸠村恢复斗牛后的第一次斗牛活动，还只是村里的村民在牛塘边的山坡上做点小买卖。
The first buffalo-fighting event in Baijiu in September 2009 after its revival. During the first event，only Baijiu villagers were making some small business for participants.
范锡彪 摄
Photo by Fan Xibiao）
6.8 总结阶段
（2011.9～2011.10）重点是让当地村民看到成果，留下后续长远发展的基础。
6.8.1 一定要给各项目村寨呈现他们村经过整理包装后的“文化绘图和档案”，让他们对自己的成果，对自己的文化由衷地感到自豪，感到被尊重的价值。也让他们通过成果的实现意识到自己参与之后，文化得到传承和保护。
6.8.2 郑重给予所有参与项目的当地记录员、村民可以示人的纪念品、证书、村寨标志，让有形的东西固化无形的影响，把项目所带来的意识留存下来。
6.8.3 大力宣传项目期间成立的当地民间组织，通告当地政府，给予适当的支持，保持必要的关注。
（注： 增冲村2011年春节恢复了“吃相思”活动，请20多年没走动的小黄村村民来做客。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2011，Zengchong village revived the tradition of Friendship Banquet. Xiaohuang villager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banquet which hasn’t taken place since the past 20 years.
潘和林 摄
Photo by Pan Helin）
7.工具的设计和使用
7.1 “文化绘图”是联合国教科文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采用的一种提升地区文化意识的有效工具，意在让当地人自己梳理文化资源，通过有意识地自我描绘，重新认识自身文化，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提升其自觉，在社区产生共同保护、传承和共享的意愿。
7.1.2 这个工具原意是使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由项目参与社区的居民共同定位、标志，甚至发现自己的文化资源，在地图上一一画出，在一个既有的系统上，确立自身文化的位置。可如果严格按原样照搬的话，在完全没有电脑的山寨操作，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力量。根据当地状况，我们舍弃了GIS系统，采用“写意”的手工“绘图”方式，请村民任意发明自己的图例，只要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文化现象画上即可。
7.1.3 使用这个工具后发现，如果没有外部的理念和技术培训的加入，对村民进行启发和组织，村民虽然都能理解，所有项目村也都把本村的主要文化资源画在了地图上，但有两点弊病：1）流于“像”。受限于“图”的概念，认为既然是村寨的“地图”和文化的“图形”，就要画得像，未能把关注力放在“应该画什么？”“为什么要画？”的讨论上；2）流于“浅”。一张图，很可能不多的人一次讨论就完成了，很难达成项目所期望的深层的效果。
7.1.4 分析原因，有一部分和本土的水土是否适应有关。“有用”与否是乡间人考量一件事能否接受的基本出发点，我们起码没跟村民们说明白，一张“图”，对他们有什么用。
7.2 为达到同样目的，执行机构曾在云南孟连傣族村寨勐马村操作一个“勐马档案”项目，是以“自己记录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为号召，用“档案”作为工具。在本项目中，一开始就移植了这个工具。
7.2.1 这个工具较易于被村民接受。项目所涉五个少数民族的村寨历史和其他文化习俗等各方面大多都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而所有人对“记载历史”的概念都是无需多加解释就明白的，尤其是上年纪的寨老，不管能不能看懂，有一本自己村的“档案”，他们认为很有用。
（注： 2011年再有斗牛活动时，附近的小贩开着车来此卖东西。
During the buffalo-fighting events in 2011，vendors nearby drove to Baijiu to do business.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7.2.2 记录员开始使用这个工具时，偏向于资料收集，侧重点在“史料齐全”上，甚至有引经据典，从已有的书籍中寻找材料的情况。因为有“勐马档案”这个和当地状况非常相近的案例，培训中大家很快弄明白了我们强调的“讲述”和“记录”的意思，绝大多数项目村的“文化档案”由村民讲述，记录员记录构成。
7.2.3 讲述方式有一对一，一对组，做得好的村寨参与讲述的人次达到五六十人，但因为记录员人数少，每个人在村寨中的处境不同，有的村寨记录员能访谈到的村民只有五六个，还是有一定的局限。
7.3 工具是否能让参与者见到实效，让他们感觉“有用”确实是和参与广度和深度直接相关。过程中采纳了记录员的提议，每次培训期间都让记录员选择部分他们拍摄的本村各种活动的照片洗印出来，把录像刻录成盘，带回去送给村民。为此还赠送了电脑给当地志愿者，不断从北京购买光盘。这样做非常有效果，记录员说村民们终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村民直观地看到他们的生活被记录下来，男女老少谁都看得懂，很是高兴。
7.3.1 这是项目设计时没有预想到的，使用这个工具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如果充分使用，除非有额外的经费来源。记录员总是在抱怨给村民的光碟照片太少，这个工具没能用到位。
7.4.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又受到联合项目中其他项目给项目点做日历的启发，执行机构和教科文共同开发的“文化日历”这一新工具。并在2010年项目进行中段马上投入使用。
7.4.1 这个工具从村民选择哪种照片可以代表本村风貌开始，有的村寨记录员还把选出的日历照片张贴在村委会公示，让未能参加讨论的村民有机会发表意见。村民自己确定日历上的“吉祥语”，讨论哪些是需要标注的本村的“特殊日子”，直到记录员校验北京志愿者设计出来的日历小品，历时半年，这样围绕一件具体的事的参与，因为目的明确具体又有时效性，比较“实在”，村民的参与热情和程度都比较高。
7.4.2 2010年12月每个项目村每个村民家庭得到一张自己本村的，由北京志愿者设计，在北京印制好的“文化日历”，上面是他们自己村的照片，自己提出的“吉祥语”，而且上面特别标出的是他们这个村“自己的日子”。这是村民自己参与过的活动，马上见到“成果”，每个家庭都如获至宝，贴在家里最明显的地方。这个日历起码可以伴随一个家庭一年的时间。
7.4.3 “文化日历”让项目村在当地体会到了“骄傲”的味道，周围村寨，亲戚朋友，乡里镇上的，包括来旅游的，开车路过的，看见后都很稀罕，向村民讨要，或者购买，这种实实在在的文化自豪正是项目希望看到的。
（注： 当地负责人、项目官员与都市年轻人座谈。
An interactive session for project local focal point，project manager and urban young people.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7.5 2.1项目中期以后采纳其他执行机构的建议，不定期的“简报”也是很有实效的工具。弥补了项目各个向度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对项目村来说，他们看到自己村的事真的已让世界知道了，“简报”提供最快捷的实证。对项目各方，特别是相关的具有决策权的政府各层机构得到来自权威机构的信息，多少能让他们了解到项目的理念，项目在做什么，项目村的村民的一些意愿。项目不可能建立制度型的通路，至少可以建立一点联系，或者，施加一点影响力。
（注： 岜沙村的“文化地图”上有很多旅游图上不曾有的信息。
The village cultural map contains a lot of information unavailable in a tourist map.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8.费用的使用
8.1 项目总的资金来源为西班牙政府，是其2006年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签署的协议，并于2007年启动的千年目标发展基金（MDG-F）。
8.2 《从江文化绘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具体执行，费用由前者拨付，后者需向前者提交预算和结算报告，教科文组织是项目的授权方，也是合作者和监控者。
8.3 项目分三期进行，合同和款项也分期签署、拨付。合同签署之前需提交费用预算和项目计划，结束时提交结算报告，审核通过后拨付尾款。
8.4 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要求，向执行机构提交每期实施的费用预算，交由财务按预算安排用度。鉴于项目的实地状况复杂，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可作标尺，项目前期阶段的具体预算大约只能做四到六个月的，留有调整的空间。
8.5 购买设备的费用支出比较容易控制，难题是如何分配使用。每人一个的工具分配上容易些，像录像机这种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工具，初期使用时问题较多，每个人都想用，按照需求分配很难判断，没有什么客观正确的标准。后来决定按固定的长短轮流使用，大家各自提出自己最需要的时间，共同商讨排期，算是基本解决了使用的问题。
8.5.1 设备的配置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是所有权，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所有设备在项目期间要保证项目的使用，项目结束后，归当地团队，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能够妥善地使用设备，但这又延伸出第二个问题，就是村民对记录员收益的感受，会有部分人认为记录员的工作是得到好处的，所以是他个人的事，而不愿意配合记录员的工作。后来采取给村民们印发照片和光碟，也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些设备的用途，有助于缓解负面的感受，但不是所有村寨都收到希望的效果。记录员本人如何使用这些东西，他的公信力是最核心的问题。
8.6 项目确定给当地团队支付劳务费而非稿费，意思是，记录员是共同参与项目的工作者，而非只是完成“稿件”的写作。这是基于项目非营利的性质，记录员是项目村的“种子”，起到启发村民，带动村民和组织村民的作用，为此工作起见，给予一定的劳务补助。所有项目村的记录员劳务费是一样的，而实际上，各村记录员最后整理出来的文稿量差距还是挺大的，从劳务费的角度去说，大家基本能够心态平和地接受，如果按照文字量去支付报酬，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平衡，也偏离了项目的重心。
（注： 执行机构的项目宣传广告。Project poster by the 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注： 邀请项目官员共同进行公共讲座宣传项目宗旨。
The project officers were invited to conduct public lectures to raise awareness on the project objectives.
北京志愿者 摄
Photo by Beijing volunteer）
8.7 各项目村记录员工作费用分配，是个极大的难题，各村寨存在差别，各记录员也不一样，可是我们拿不出大家能认同的测量标准，也不可能让记录员提出很精确的预算计划，记录员自己也很难预想他们哪些工作需要费用，需要多少，组织村民有时是吃顿饭，有时是送瓶酒。最后采取了最简单的方法：等额分配，各村一样，请记录员自己酌情安排。但明确一点，就是不直接给村民钱。
（注： 当地负责人、执行机构人员及台湾志愿者共同制作项目宣传片。
Project local focal point，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 staff and Taiwan volunteers jointly prepare the project video for online dissemination.
梁全康 摄
Photo by Liang Quankang）
（注： 看到“文化日历”，大家真是爱不释手。
Villagers love the cultural calendars a lot.
潘官武 摄
Photo by Pan Guanwu）
（注： 记录员和志愿者拍摄的村寨活动照片很受村民喜爱。
Villagers love the photos taken by recorders and volunteers.
张成文 摄
Photo by Zhang Chengwen）
8.7.1 在费用分配上，总的来说“平均”是更应该偏重的选择，不一定合理，因为很难合理，那就要考虑平衡，因为这是个敏感地带，原则就是不要陷在其中，把关注点转移到这件事上。心态的平衡比实际的平衡重要。
8.8 村民对项目的费用和记录员的收入很关注，项目的公益性质可以反复在当地团队的培训和沟通中去解释和说明，但钱的多与少，是个相对概念，不是靠说能达到彼此全然地了解的。每个记录员差不多都遇到村民对他们个人所得的质疑，也都抱怨过费用太少，很多事没办法做。
8.8.1 首先是相信记录员自身，他们的能力和他们的责任感；其次是记录员之间大家的所得是公开透明的，这样也是当地团队自身的一个监督和互证体系，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最后大家都是看得到的；再有就是每次支付的费用额要有限度，项目实施阶段，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劳务费和工作费用。相对短的时间和有限的费用，便于对使用情况能够有个大体的了解。
8.8.2 对村寨有特殊活动，采取特别申请的方式，若是项目目标之内的（参见6.6.2），另外给予专门的小额资金资助。这也是为了解决费用均分，而村寨项目开展的状况不同的问题。
9.宣传和外部影响的作用
9.1 项目的开放度是使其增加力量的途径，这是宣传的目的。
9.2 联合项目各方的沟通，最佳效果是互为资源，互为补充，产生合力。单一项目都有其侧重面，可以从别的项目的角度和成果中衡量自身的定位，确定更清晰的内涵和外延。
9.2.1 联合项目内部可进行多头交流，彼此共享项目资源。然而在项目所在地，则应尽可能以一个声音出现，言出多头，人来自各方，容易给当地带来困扰和负担，分散了项目的注意力。
9.3 因为政府结构的缘故，很难有一个牵头机构能统揽各项目，在实施的层面，很有可能政府各部门之间，部门的各主管之间，县和乡之间的隔绝比想象的大，所以项目在当地的宣传是不能忽略的，产出2.1的简报出现后，至少有一个渠道及时在各层政府间通报项目的情况，让项目的过程有一个统一的呈现。
9.3.1 针对政府层面的宣传另一个角度是项目所倡导的社区民众这一方，或转达他们的情况，或协助他们主动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几个项目村恢复传统活动或节日，第一次到县里争取资源无果，第二次要鼓励帮助他们接着来，双方的了解需要时间耐心勇气和技巧，项目需特别关心这方面的动向。
9.3.2 邀请政府领导参与到项目中，而不只是汇报和报告对象，促成政府和民间从一个新的角度互相审视，是善政的开始，也是民众真实意愿最直接的陈述。请一个乡镇主要领导参加一次真正村民自己组织的斗牛活动，是最好的公关活动。
9.4 媒体是传播的主渠道，透过报纸电视传播项目，能让更多的人知晓项目，也给当地人更多的自信，所有媒体报道都有必要让当地人了解，电视节目能收到的提前通知播出时间，收不到的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播出盘，交县电视台播放。宣传的作用对外面的世界是增加了解，对内部的人是提升意识。
9.5 公众宣传更有效的方式是面对面的沟通，执行机构组织项目负责人，项目当地负责人，联合国项目协调员，教科文的项目官员以座谈的方式，讲座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项目，针对他们感兴趣或质疑的地方展开对话，能比较深入地阐述项目的理念做法和成效，是很实在的“文化多样性”和“公众参与”的教育，会给参加的人留下印象。
9.5.1 执行机构的网站上，所有有关项目的报告，媒体报道，活动详情和影像资料都在第一时间上传，向社会公众公开，既是宣传项目，也接受大众的监督，同时让它成为公众共享的资源。
9.6 邀请志愿者加入后期制作，可视为公众教育的一部分，这一则出于NGO机构人力资源有限的现实，一则与NGO的属性相关，她所倡导的志愿者精神，和公民参与意识，以及本项目的社区人自己保护自己的文化的宗旨，志愿者和民众是项目的主体。
（注： 高良村建筑。
Gaoliang village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潘官武 摄
Photo by Pan Guanwu）
（注： 村民们手写的“水汉字对照图”。
Comparison of Shui script with Han script.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注： 杆洞村壮族老人蒙海手绘当地已消失的民俗。
Gandong village elder Meng Hai makes a hand drawing of a local custom which is not longer in existence.
王晓望 摄
Photo by Wang Xiaowang）
9.6.1 志愿者参与项目后期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一次碰撞，他们加深了对一些可能从没去过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的了解，在其激发下发挥了创造性的工作。志愿者人数很少，但也可以视为这个大都市里的小小“种子”，或许，哪一天就开花结果了。
9.7 面向特定对象有针对性的宣传要注重效果，明白对方的诉求，讲究策略和包装，以“效益”为原则。“公益事业”和“文保事业”是非常需要推销的，是极其需要资源的。“商业营销”的方式同样可以用，只要不卖假货，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社会、资源都是要争取的。
（注： 迎着阳光。
Welcoming the sun.
张成武 摄
Photo by Zhang Chengwu）
9.7.1 针对性“营销”的重点是项目所需要而项目资源无法覆盖的，或者，是项目所在地后续可以发展的方面，要找到合适的“卖点”，卖给合适的人。
10.后续发展和项目成果巩固
10.1 项目进行之中就要考虑后续事宜，“项目后”能留下些什么？首先留下的是人，就是项目村的“记录员”，他们是“种子”。项目进行的一年半，每季度集中一次，前后进行了八次培训，他们对项目理念比较清楚，是项目村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领导力，这是项目留在当地最有价值的财富。
10.2 项目当地负责人与项目村记录员，经过项目过程的配合，有一定的团队意识。有些项目村也成立了各式村民自己的文化保护方面的组织，在当地可以说建构了公民组织的雏形。
10.3 从江当地摄影爱好者颇多，项目之初就是通过“从江民俗摄影网”结识了项目当地负责人，这是一批对民族文化，地区风物，和当地环境充满热爱的人。项目期间，以当地负责人为核心，帮助他们成立了志愿者小组，在项目过程中，协助当地负责人开展工作。
10.3.1 给志愿者小组配置了电脑，发挥他们的特长给项目村民复制光盘。项目村有大型活动时，由当地负责人组织志愿者前往共同拍摄，之后把照片和光盘送给村民，并且在“从江民俗摄影网”上发布。这已基本成为一个长效行为。
10.3.2 志愿者小组吸纳了县里的干部加入，他们不一定是文化系统的，但对本地的文化保护长期关注，志愿者小组的成立，强化了他们行为的志愿性，组织性，长效性。由于他们的身份，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
10.4 项目最终产出并不是“完成式”，而是“未完成式”，是开放的。每个记录员与村民商定的本村“记录大纲”作为“文化档案”的一部分，都收录在各项目村的文本里了，但项目期间并没有完成“大纲”里的所有内容，项目也有意识地留下了这个“缺口”，项目只是个示范，村民们可以继续把他们没有整理完的村寨档案记录下去。这也是前面所说的未把“完整性”作为主要诉求的意味。
（注： 节日。
Festival.
张成武 摄
Photo by Zhang Chengwu）
（注： 斗牛时的欢乐。
Joy of buffalo-fighting.
杨通荣 摄
Photo by Yang Tongrong）
10.4.1 “文化日历”则采取了重复的手法，2011年日历已完成，在项目的最后收尾阶段，每个项目村将按照上次的方法再来一回，项目村每户村民家将得到2012年本村寨文化日历。这个强化效应既是希望村民的自我文化意识和自豪感能得到巩固，也希望这个形式能给当地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资效仿。
10.5 意识的形成和觉醒是个长久的过程，客观地说，所有这些效应都是很薄弱的，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强大得多的外来文化的侵扰，萌生了一点的“文化自觉”最需要的有三：1）政府正确引导；2）外力继续推动；3）获得资金支持。
10.5.1 作为负责任的执行机构，把项目地作为基地，和当地团队、志愿者保持联系，继续以当地为对象申请新的项目支持，把项目所产生的结果延伸下去，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艰难的课题。
《从江文化绘图》项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