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转折 全新起点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保证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贯彻，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由此，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中被赋予极高地位，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国内学术界一直把遵义会议视为一个重要标志，“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1] 或者说：“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2]

但近年来，出现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建议也多次被周恩来采用，但大家对毛的地位和权威并不是十分认可，只是将其当作领导层的普通一员。 ^[3]

一、探源“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对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直接指出“……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毛泽东的思想意见表示赞同，其中在政治方面分三点对比了各次“左”倾路线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分别是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犯了错误。《决议》中大量引用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作为党的执行方针，如：“……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对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这一论断最早源自延安整风运动后召开的第六届七中全会后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那么，为什么要召开延安整风运动呢？普遍的看法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4] 从而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此时此刻党内高级干部中谁又是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呢，无疑便是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进入中央领导层，且有留苏经历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教条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或说被迫逃亡，即长征。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红军各团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 ^[5] 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说明，此次战略转移红军损失过半。由此可见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危害。与此同时，教条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留苏归来，并且是较为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毛泽东这样自学成才或者说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抱有怀疑。在这种心理因素影响之下，难免两方马克思主义学习者产生摩擦与矛盾，在处理党内事务和确定方针上有分歧。因此，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提到：“整风运动中，毛的代言人是康生，这很微妙。张闻天是被逼而自我放逐的。整风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树立毛的绝对权威。”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肃清党内的教条主义，而肃清的方式则集中体现在打击国际派代表力量，也就是针对个人进行打压，进而确立毛泽东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但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李东朗在《延安整风四题之我见》中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团结，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人，争取与他们一起工作。

不论延安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纠正还是肃清，不可否认的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执行方式以及达到的最终效果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色彩。《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撰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任弼时起草，毛泽东七次修改。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召开六届七中全会11个月讨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的是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同时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对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说法收录入《决议》。 ^[6] 那么实际上来说，确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对全军全党领导地位的，恐怕是《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剖析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地位

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因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1997年3月22日一次谈话时，杨尚昆曾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于拖，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 ^[7]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想要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地位，我们先要知道遵义会议后对党内职务变动的具体安排。“1935年2月5日晚，在鸡鸣三省村中央常委讨论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这是从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这表明，毛泽东取得了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指挥权。3月12日，中共中央鉴于军情瞬息万变，会多误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战事。” ^[8] “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成立指挥小组，而在三人指挥小组中，又有进一步分工。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9] 当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我人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 ^[10] 由此我们可知，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党的最高决议层，但威望并不高，其地位不仅在张闻天之下，而且在军事上只是周恩来的副手，三人团是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最后军事决定的负责者，对军事指挥仍起决定作用。因此，无论从党的领导权和军事上的指挥权来讲，遵义会议只是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中获得了发言权，离执掌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距离尚远。所以，不能说为期三天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些情况与1967年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相符。毛泽东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11] 即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走向神坛，全国全党对其个人崇拜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谨小慎微的周恩来谈到“三人团”时，直言不讳地说：“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这里也没有说三人小组是以毛泽东为首。 ^[12]

另外，这场争论的另一主角张闻天其人又是怎样呢？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关于张闻天的词条中明确地写着：“1935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3] 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开始当上党的总书记是公认的，党史上确有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他在1959年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含冤病逝。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在邓小平给张闻天的悼词中这样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决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悼词中公开承认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是党的总书记。那么，这可以说明，遵义会议后真正取代博古，成为全军全党领导者的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14] 。由此，张闻天开始负责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此处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这一时期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也是总书记张闻天。其工作包括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保持组织关系，进行汇报申请、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同时也管理全国党组织。而毛泽东作为新领导集体的一员，也在中央会议上作报告和起决议，但仅限于军事问题。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观点，认为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暂时代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5] 。这个说法恐怕有失偏颇，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只是刚刚成为政治局常委，说众人都推举他担任“总书记”，不但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当时中共的组织程序。因为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作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 ^[16]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主持党中央的会议，起草党中央的决议，决定中央的重大政策。瓦窑堡会议、石楼会议、延安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洛川会议、1937年12月会议，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均由其主持。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许多重要会议的决议均由他起草。在确定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过程中，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改苏维埃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的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指示，为推动国共合作，提出“五项要求”“三项保证”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书，均出自其手。加强指导北方局的工作，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直至红军改编，改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等重大决策，均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制订的。张闻天团结各路红军，调配各方面干部共同工作。在把共产党变为全国性大党的过程中，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他统揽全局，运筹帷幄。 ^[17] 张闻天比较民主，主持中央工作时，讨论形势和决策的会议，能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积极发扬民主精神，连毛泽东本人都称赞张闻天是“明君”。 ^[18]

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遵义会议不过是一个起点而已。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反对毛泽东的声音依然存在。据李维汉回忆，会开完之后，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就扬言：“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 ^[19] 聂荣臻也观察到：“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 ^[20] 遵义会议后不久，土城战役失利，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是个败仗。博古乘机诋毁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21] 即使一些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同志，对毛泽东的指挥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1935年4月中旬，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杨尚昆联名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映部队情绪，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22] 曾积极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也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23]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反对意见最为突出。据李德的记载：林彪曾公开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认为毛泽东“尽走弓背”，其结果“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4月下旬，林彪写信给党中央，请求中央将毛泽东撤换，由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这个事件，“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后来，李德指出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地位并不稳定。“毛（泽东）在遵义的‘胜利’并不是像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完美，他在政治局的统治也不是那么巩固”。 ^[24]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历史事实长期地被人为的掩盖了。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谈到遵义会议的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25] 然而，后来许多党史研究者将遵义会议是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领导地位的标志，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胡乔木曾说这个《决议》有一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 ^[26] 认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27] 毛泽东事实上成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是在1935年5月12日的会理会议上。至于组织上的承认，则是在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分工负责军事工作。 ^[28]

三、重大转折，全新起点

从表面上看，遵义会议只是中共党内领导进行了一次人员调整，然而，从这个“旧瓶”中却盛满了“新酒”，就是这个“新酒”将中国革命由一个胜利引领到另一个胜利。

其一，此次会议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全军军事指导思想。遵义会议是党在生死存亡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实现了由“左”倾错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转变。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中，毛泽东研究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军事斗争规律，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受到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反对，直到遵义会议上，一批“左”倾主义者曾讥讽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29] 然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表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路线是正确的。一些曾经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同志也意识到，只有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红军作战，革命事业才有可能转危为安。这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 ^[30] 1935年，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在会上进行了工作报告或发言，讨论持续了三天。最后，“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31] 李德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 ^[32] 陈云后来又深有感触地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 ^[33]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由“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向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34]

其二，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一座里程碑，体现了党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对“左”倾主义路线进行批评。张闻天对博古的报告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35] 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之一，面对党和红军遭受严重的损失，他在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发言中，以坦荡的襟怀主动承担责任，严肃解剖自己，作了认真诚恳的自我批评， ^[36] 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建议毛泽东应该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由于周恩来等人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37]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党内的分歧，往往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致使党内的矛盾不能正确解决，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毛泽东针对王明、博古等人粗暴地对待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党内同志时曾经严肃地指出：“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政策，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 ^[3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肃反”也使许多忠于革命的干部和红军将领被错杀。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相残杀，无疑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遵义会议之后，这种政策得以根本性的扭转。会后，张闻天根据会议精神写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李德和博古所执行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并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39]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措施，对犯错误的同志既严厉批评又竭尽全力地帮助。如博古，仍然让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伍修权在回忆中说：“他虽犯了错误，但很快地认识并改正了错误，服从了党的决议，为人是正派的。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的品德是应该肯定的。”后来，毛泽东也说：“博古同志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也是端正的。” ^[40] 博古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检讨说：他完全遵从共产国际路线，“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 ^[41]

同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 ^[42] 罗明等同志，全部恢复其领导职务。周恩来代表中央向这些同志们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43] 毛泽东经过“三落三起”，他深切理解只有团结同志，才能使中国的革命走得更远。贺子珍观察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发生巨大变化。“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44]

其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之一新”。 ^[45] 遵义会议标志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功，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情。毛泽东曾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46] 然而，在革命初期，中共却没有太多独立自主处理中国实际问题的机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有关中共的一切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活动，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后方能进行，中共几乎没有自主作过重大的决定。中共党内先后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均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才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然而，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在转移过程中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 ^[47] 这客观上为中共中央独立地应对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同时，此次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48]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抛弃教条主义错误。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向毛泽东表示：“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49] 后来他又回忆：“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50]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脱离中国革命和中央苏区实际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遵义会议决议的这个分析，实际上指出了他俩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51] 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时，反复提到独立自主问题。“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 ^[52] 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问题，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53] “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 ^[54] 后来，季米特洛夫在讨论中国问题就说：“请想一想最近两年发生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红军的领导者，它正在作出根本性的转变，大家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国际支部。” ^[55] 由此可见，独立自主是遵义会议最大的亮点和特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实践，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56] 遵义会议在纠正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给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很大的教育，启发和推动他们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

回首中国革命的过程，我们清晰地看到独立自主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而遵义会议彰显了独立自主的意识，突出了独立自主的作用。独立自主成为中共领导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