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历史启迪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路线。正如毛泽东1943年所言：“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例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1] 长征期间，党和红军远离后方，所经过的地区多是非苏区，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闭塞状态，加上国民党的反面宣传，当地群众对党和红军缺乏正确的认识。如何更好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动员沿途群众同情、理解并支持党和红军的军事斗争，从而保证红军转战的胜利，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高度重视群众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和落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当地群众的各个层面，如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开明商人、少数民族群众等被广泛动员起来，以多种方式，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红军，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党和红军在贵州期间的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也为当下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宣传党的群众路线

长征前，党和红军主要活动区域在东南一带，加上国民政府的封锁和反面宣传，闭塞的贵州民众对党和红军的认识有限，或者多为国民党的反面宣传误导，视共产党为“共匪”，认为其“共产共妻”，因而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红军路过之前，远远的躲避。这种陌生感甚至闹出笑话，如萧克回忆录中指出：“我们进入贵州，那里群众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的多少影响，对我们不大了解，有时碰到很多笑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也叫我们‘共匪’。” ^[2] 如何使当地群众从旧的社会宣教中解脱出来，了解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即成为党和红军进入贵州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

其一，加强正面宣传，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如根据贵州军阀部队的地方土著化实际情况，1935年1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要求各级红军“加强地方居民及苗瑶民族中的工作，发动他们特别是白军士兵家属给白军士兵写信散发宣传品等，以散布红军影响”。当时提出的动员群众的口号主要有“红军为解放贵州群众而来，哗变拖枪当红军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贵州”“反对国民党军阀王家烈强迫苗瑶民族当兵”“不受冷、不受饿，要求立即发棉衣穿，要吃饱饭”等。 ^[3] 此外，党和红军广泛利用标语的形式，把党的主张书写到沿途的建筑物上，如“红军公买公卖的”“工人组织起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工人农民加入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农民组织赤色农会”“工人有罢工自由！反对老板打骂工人！工人增加工钱”“中国有力抗日，只有卖国贼国民党才说中国无力抗日”“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等弱小民族”等等，这些通俗易懂、贴近当地群众实际的标语，广泛地宣传了党的群众路线，宣传党的改善工农待遇、民族平等、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主张，加深了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识，对黔北群众起到了广泛的教育和动员作用。

其二，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发布系列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措施。根据占领遵义城后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于乡村的斗争形势，红军总部制定了多项保护当地民众的具体措施，如1935年1月5日《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强调红军大部分部队不进城；在城市住宿的部队，一律不许住商店；对城市中反动机关或商店的没收工作，全由军团政治部保卫局负责；没收反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须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严禁在城内或城郊乱解大小便；对军容不整有碍军风的任何部队及个人入城时，守城部队均有权阻止进城等。随后，红军总政治部又以通令的形式，强调进遵义城的八项注意，即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落伍，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不乱买东西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此外，红军占领遵义期间，为更好的开展群众工作，动员贵州广大群众，支援红军的军事斗争，1935年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布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对党和红军的各级机关发动群众条件、方针、基本环节、方式、策略等做了全面详细的规定。如强调红军发动群众总的方针是要迅速地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武装当地的群众，依靠这些武装起来的群众来扩大红军，配合红军作战。策略上针对不同的群众如工人、农民、城市商业者、知识分子、民间帮会等，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照顾他们的利益，争取他们的支持，如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规定“对于城市乡镇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予自由营业”，“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1935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强调：“对于富农商人的政策，应该更多慎重。向富农捐款或必要时征发其粮食，应该估计有可能时行之，不要乱贴‘空条子’。对于中小城市的商人，一般的不进行捐款”，“打土豪应以筹款及发动群众为中心。”可以说，这些规定周详具体，把党的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处处维护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践行宗旨，注重实效，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其一，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民意。红军长征转战贵州期间，当地底层群众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即是地方军阀统治的苛捐杂税，加上当地的社会发展缓慢，向被认为是贫瘠之区，生产条件落后，社会贫富分化悬殊，下层百姓生活艰难。这种贫困的状况，从当年亲历长征者的回忆录中可以反映，如戴镜元描述贵州民众的贫困情形时指出：“特别是在贵州，贫富的悬殊比在江西，湖南更为突出。贵州劳动人民终年辛勤所得都被军阀地主豪绅剥夺去了，劳动人民的血液快被军阀地主豪绅吸光了。有的人家穷到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小孩子在冬天还是一丝不挂，蹲在路边发抖。……而军阀地主豪绅吃的却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阔绰的洋楼公馆，屋子里都堆满了茅台酒。” ^[4]

其二，公平买卖，维护遵义工商业者的利益。针对遵义当地下层民众的贫穷状况及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红军进驻遵义后，即开展了各种具体的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作。根据遵义等城市的实际，红军采取符合当地群众包括工商业者利益的措施，如陈云分析红军在遵义期间当地商店照常营业的原因，即在于“赤军之苏维埃纸票按日均兑现”。 ^[5] 遵义作为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有新老两城，市面较为繁华，是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座中等城市。红军进城后，经中央批准在市内可以用“红军票”，即在中央苏区发行的纸币，遵义的人民群众称为“红军票”，红军用这些纸币购买生活必需品，在中央红军决定离开黔北时，考虑当地群众的利益，中央决定收回散在遵义市内的“红军票”，主要回收方式是：用没收官僚、资本家的盐巴，以便宜的价格卖给平民百姓，只要“红军票”，不收现大洋。通过这种方式，到红军离开遵义时，“散在遵义市的‘红军票’基本上全部收回，并且又帮助平民百姓买到了便宜的盐巴”， ^[6] 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

其三，分发食盐等，从细处保障底层群众利益。根据贵州不产盐、当时下层民众时常遭遇缺盐之苦的情况，红军转战贵州期间，经常把没收土豪、官府的盐分给当地群众，王首道曾回忆长征中红九军团转战贵州毕节时，在飘儿井给当地穷人“干人”分盐的情景，“次日天明（1935年4月9日），没收反动首领盐庄，一小时内，号召了一千多人分盐，如山如海的干人儿争着要盐，闹得非常热闹”。同时，红军长征途中不像军阀军队那样无偿的抓丁拉夫，对于帮助红军的挑夫，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按时付给他们劳动报酬，所以红军所经途中的民众，除土豪外，愿意“为红军带路，当挑夫，沿途到处成群的加入红军党兵”，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自然心中有数，正如陈云以旁观者的口吻所言：“赤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赤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赤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赤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三、军民鱼水情——遵义期间党的群众路线实效

其一，遵义群众广泛动员起来，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经过前期的宣传动员，当地的青年学生、商人等积极充当红军的宣传员，扩大红军的影响。成仿吾在回忆录中指出了这一点，“我们进占遵义城后，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青年学生，从我们进城第一天起，就自动组织宣传队，手执红旗，在街上演讲，为红军宣传。商人都立即开门营业，并逢人便说红军公道”。这种当地群众的宣传无疑效果明显，带动了更多的人理解红军，声援红军，“后续部分进城时全城群众都在街上欢迎，放鞭炮，高喊‘欢迎红军’‘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中央红军机关进驻遵义城时，为了维护教育秩序，一律不在学校机关驻兵，同时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组织动员，起到了良好效果，许多青年学生自愿踊跃为红军宣传，“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执旗在街上演讲，为赤军演说”。

其二，遵义各界筹粮、筹款，力所能及提供物质支援。红军转战黔北期间，成立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为了帮助红军赶制军装，通过所属的“裁缝工会”动员尽百名缝纫工人和几十部缝纫机，日夜加工，赶制了近万套红军军装。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亦通过“各郊区革命委员会发动裁缝和会缝制衣帽的工人数十人，集中了十几部缝纫机，日夜加班奋战了十几天，做成了两千套军装”。此外，当地的自由职业者也为党的群众路线所感召，向党的革命团体积极捐款，如遵义老城的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余伯荣，红军到来后，表现开明，向红军捐献革命经费一百元。正是由于遵义各界群众的支持，远离根据地、缺乏后方依托的红军转战地瘠民贫的遵义期间，物资供应方面并未遇到太大困难，正如陈云所言红军“因由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其三，遵义各界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提供人力支持。如何克服兵员不足，即成为长征期间红军面临的重要问题，兵民乃胜利之本，兵力的源泉即在人民群众之中。党和红军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赢得了沿途百姓的信任，当地贫苦群众纷纷加入红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军的减员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中央红军在黔北遵义短短的十二天时间内，扩红数量即达四五千人，其数量之大，作用之明显，亲历长征的陈云予以高度评价，“十二天却有四五千人加入赤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赤军，对于赤军有莫大之作用”。遵义会议后，红军转战赤水河地区，二占遵义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沿途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拥塞路旁满面笑容迎接。人们争相为红军带路、挑担子、抬担架。村村都有端茶、捧烟和送鸡蛋的。我军前次北进留下的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医治好了，此时也纷纷归队。群众参军的热情很高，有的连队一天就扩大了几十名新战士”。

四、遵义会议前后党的群众工作的启示

其一，贴近百姓生活，加强宣传动员，是群众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纵览红军长征转战遵义期间的群众路线，其具有实事求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坚持群众利益第一等特点，即充分根据贵州脱离后方，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多族群分布生活艰难等实际情况，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群众工作方法。比如通过通俗简洁的标语口号等形式教育动员广大群众，这是群众路线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其二，关心群众利益，化解实际矛盾是群众路线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不化解实际矛盾，不关注群众切身利益，即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最大表现。红军长征期间，贵州民众最大的矛盾是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及不合理社会制度下的贫穷落后，两极分化。党和红军转战遵义期间，最大程度上以衣物、粮食、食盐等方式接济当地的困难群众，以公平买卖等方式合理地对待城市的工商业者，保证市面的繁荣秩序，回应了当地群众的最大关切，因而取得成效。

其三，接受群众检验，党群关系改善与否是群众路线成败的重要标准。卓有成效的群众路线，使党和红军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最大程度地教育和动员了沿途的群众，如上所言，遵义各族群众自觉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力所能及的提供物质支援，如帮助红军筹粮、筹款、赶制军装等，踊跃参加红军，提供人力支援，军民之间建立了鱼水深情，使党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实践的印证与检验。

总之，党和红军在遵义期间卓有成效的群众路线，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亦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是我们今天可资利用的宝贵财富。当下，在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应该借鉴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回归党的优良传统，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