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共和红军民主与团结建设的一个新起点

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遵义会议产生的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重大成果，即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以及团结统一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起点又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在延安时期逐步达到一个崭新的起点。

一、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建设的实际

遵义会议前，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存在许多问题，甚至严重问题。虽然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要求党做到“团结”和“民主”，但是实践确实是“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 ^[1]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及近代以来的军阀混战社会，造成了中国社会家长式统治，以长官意志唯是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弊病，必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有这样或那样、或重或轻的表现，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纲领不能够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切实落实。这不单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高层而言，也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各级领导而言；这不单是针对中央苏区而言，也是针对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而言。毛泽东分析说：“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入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尽，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2] 很严重的表现是，无论哪里，都是“党代表”“特派员”凌驾于党组织和红军组织之上，一人一手遮天，不管什么事，就是一人说了算。如：夏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但是，他在湘鄂西的表现，则是以“钦差大臣”自居，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纲领。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革命的客观情况，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群体心里和区域环境等，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形成许多大小不同的根据地即“山头”。这些“山头”虽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每一个“山头”都是总革命力量的一组不可少的力量。但是却都有相对独立的活动区域和活动方式，以及独自的一些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由于前面已经叙述的原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理论水平不一、领导能力不强和工作方法不当，存在留俄派、留法派、国内派（又形成许多派）等，就会使各个“山头”难免不产生宗派情绪，闹“山头”大小，贡献大小，地位高低，进而产生“山头主义”，从而影响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团结统一。客观地说，遵义会议前，影响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现象，比较普遍存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存在许多问题，甚至严重问题。不只是“山头”与“山头”之间存在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的诸多问题，就是同一个“山头”内，也存在宗派斗争，不团结现象。

如：中央苏区的王佐、袁文才事件，就是明显的惨痛的宗派斗争事件；鄂豫皖苏区的高层创始人员集体，在1932年至1934年间几乎被杀完，也是宗派斗争的苦果。

二、遵义会议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主集中制及团结建设达到新的起点

遵义会议创建了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切实落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纲领、增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引起了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及普通指战员对“左”倾路线的怀疑和不满。毛泽东以及一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忧虑党的前途，忧虑红军的前途，忧虑革命前途，达到极致。“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致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 ^[3] “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的严酷的实际，立足于党和红军的团结，说服了党中央的多数”，团结了党中央的多数 ^[4] ，力争纠正博古和李德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遭遇的险恶形势，中国共产党内部和红军内部的思想混乱、不满情绪、急躁情绪、消极情绪、涣散现象等，严重威胁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安危，创造新的苏区的使命的实现。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安危，解除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切实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使党和红军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统一，就必须召开一个能够解决以上所说的问题的会议。在中央红军1935年1月攻占遵义城后，召开一个能够解决以上所说的问题的会议时机成熟了，于是就有了“遵义会议”。

对于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的就是批判、“纠正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途中实行退却逃跑的战略错误”。 ^[5] “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6] 。对于遵义会议为什么采取新的方式只批判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黄克诚将军解释说：“因为，当时的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如果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那么伤害的同志就多了”。 ^[7] 很明确，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记取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因而采取了上述方针。黄克诚将军的说法是客观的。历史已经证明，遵义会议的方针、决策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完成了预想的任务，很成功。但是，这并不是说，会议期间没有斗争。可以说，斗争相当激烈、尖锐，与会代表常常是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争论虽然激烈、尖锐，但却很民主，没有不让人说话的情况，没有打棍子、乱扣帽子情况，没有人生攻击，更没有抓人、打人、株连“九族”、在党的下层组织和红军中搞“改组式的”运动，没有诛杀意见不同的人的情况。这与以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反倾向斗争的做法，根本不同。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遵义会议时汲取了以往反倾向斗争的经验教训，在革命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反倾向已经是以人为善，以理服人，切实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纲领、立足于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了。很明确，遵义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建设开了个好头。

遵义会议，没有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改组中央委员会，更没有撤换中央和红军中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搞宗派，重要的只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对不适宜做军事工作的人的工作进行了调整，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稳定团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先例。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有力量，依靠团结统一，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8] 事情非常清楚，遵义会议开展反倾向斗争，实行的是“民主”而不是“专断”，实行的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没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宗派斗争那一套，实行的是切实落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纲领、增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的方针，成功地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建设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这就是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开始由方针政策、原则规定、原则或不完全的制度规定逐步形成完整的制度优势。

三、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坚持遵义会议精神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团结建设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中国革命的宗旨、目的、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出发，认识到切实落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纲领，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的重大任务。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此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坚定地维护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着力不断地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只是将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其他领导人位子没有动。到了“鸡鸣三省”（石厢子）地方，中共中央根据党的建设和军事斗争形势的要求，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原则，在维护和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对高层领导人工作进行了调整。可以说，这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的会理县城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的分歧公开化了，围绕着“要不要毛泽东领导”的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和红军召开了“会理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等许多中共中央领导和红军领导，本着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精神，让人说话，发泄出气。毛泽东等不拉帮结派、不搞宗派斗争、不整人，而是尽善尽言，以理服人，最终基本化解了矛盾，增进了同志间互信，维护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进一步认识到坚决维护遵义会议精神、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的重要性。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了张国焘分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中共中央闹独立、危害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事件。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极为重视，立足于遵义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果断作出决策。首先，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各有优长、不足，要相互支持、学习。张国焘的错误是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与张国焘路线作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9] 当时，彭德怀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明确说：“不可，目前红军中广大指战员尚不了解真相，如此则引起部队的混乱，这个决定也暂时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10] 其次，张国焘头脑膨胀，坚持错误，对抗中央的北上方针，电令徐、陈率北上的右路军南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张国焘“解决分歧”问题的手段是清楚的，所以，为了中共中央的安全，红军不分裂，坚决实施北上方针，当机立断带领坚持北上方针的红军部队北上。为此避免了红军内部发生摩擦、意外事件。很明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解决张国焘事件的思路，仍然坚持的是遵义会议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原则。这为红四方面军后来终于北上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坚持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建设又达到一个新起点

遵循遵义会议精神，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最终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两大任务，即坚持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打倒蒋家王朝，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两大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完成这两大任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牺牲。很明确，完成两大任务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在坚持遵义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迈上新的起点。面对两大历史任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部，存在着很多不适应的情况。党风、学风、文风都存在严重不正问题，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严重侵蚀着党和人民军队的肌体，党和人民军队的民主政治和团结统一建设面临严重考验。为此，中共中央在解决军事上遇到的新问题的同时，开始逐步解决党和红军（人民军队）在遵义会议时没有条件能够解决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等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遵义会议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精神，促使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又达到一个新的起点。

能否遵循遵义会议精神对待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当时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能否在新的地区站住脚，能否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根据张国焘对待错误的态度以及党内和红军内部的团结趋势，作出《关于在党内公布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公布1935年9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央关于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等。这些“决议”“指示”强调，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与程度，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张国焘错误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11] 同时劝告张国焘及极少数张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回到中央的路线上来。明确表示“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石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1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总结历史经验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克服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13] 后来，只是在张国焘叛逃后，中共中央才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等决议。历史证明，正确处理张国焘事件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党和红军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的新鲜经验。

以上说明：一，虽然出了张国焘分裂中国共产党、分裂红军、投敌变节、背叛革命的事件，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然坚持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要求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团结的人越多越好。这充分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遵义会议精神，认真总结了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搞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必须保障党内和军内团结的思想根深蒂固蒂固，“五湖四海”思想已经形成。二，毛泽东对待张国焘的错误持坚决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对红四方面军及其广大指战员持爱护和保护立场，坚决抵制错误地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其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言行，他要求在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其广大指战员问题方面，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党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展示了他高超的策略水平。三，中央实施的“团结——斗争——团结”这样一个解决党内军内斗争的原则，发展了遵义会议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原则，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四，事实充分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做到了仁至义尽，尽量挽救，没有一棍子打死。须知，这一历史时期，人们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于“肃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系列主张和实践，就初步解除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牢固团结在党的周围为革命轻装上阵。要强调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决定以党的决议形式规范对待红四方面军及其广大指战员的行为，应该说是党的开创性的重大决策，这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前已论及，遵义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情况，只批判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思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错误。到了延安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状况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共中央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的条件逐渐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探索中国革命理论、道路、制度，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国共产党建设等获得伟大成果，完全解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着手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条件解决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又要求必须解决的问题。围绕“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决议，毛泽东作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中国工人发刊词》《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时局问题及其他》《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等报告、讲话、指示，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也有相关阐述，从“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反对压制民主”“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内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全党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及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创造团结和睦的条件和气氛，各方面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反对分裂，反对搞阴谋诡计”等方面，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 ^[14] “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 ^[15] 毛泽东强调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16]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17] 他还指出：“遵义会议与克服张国焘错误之后，我们的党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的时期了。”“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也正是由于民主方法，保证着交换意见，并使之概括起来作出结论，形成全党一致的方针”。 ^[18] 很清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角度、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把民主与集中、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与团结统一的科学关系讲透彻了。

毛泽东等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指出：我们党采取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无领导的破坏纪律的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状态。“我们工作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 ^[19] 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遵循遵义会议的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原则去做的。努力实施“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实行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在人民军队，坚持和创新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三大原则，使中国共产党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完全形成制度化优势。

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他》讲话中指出：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党内要团结，党的干部要团结，党的各地方的干部，都对革命作出了贡献。“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两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

“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 ^[20] 毛泽东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实际上有许多“山头”。党要团结，党的七大要开成团结的大会。选举，要照顾到各方面，要认识“山头”，要照顾“山头”，缩小“山头”。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关系搞好了，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有不同，一方面军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锺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用，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 ^[21]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的政策。“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责任”。 ^[22] 为此，毛泽东强调：这次选举的“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 ^[23] 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还说：张国焘的学问比我好。“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们从另一方面想，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就整了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所以张国焘的学问就好，毛泽东的学问就不好”。 ^[24] 毛泽东这个讲话，很幽默，很听不顺耳的话，很民主，确实是对中国共产党团结统一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从上述可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即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原则，再次强调，不要搞山头主义，团团伙伙。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对犯错误的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方针，说明毛泽东干部政策已经成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全党和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以及人民群众自觉地接受和运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最终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始终关注和要尽力妥善解决“山头”问题。他深入阐述了“山头”“山头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群体心理根源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主观因素，以及“山头”和“山头主义”的危害性，以及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方法等问题，认为，革命是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各个“山头”的事业，各个“山头”的团结，密切的协同作战，就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夺取胜利的重要保障。革命的“山头”无论大小，都是革命大局中的“一局”，大局不能缺小局，“大局”与“小局”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为此，他总是从中国革命的大局而不是从中央苏区“大山头”视角出发来衡量、评价每个“山头”的作用，做到了客观、公正、民主，这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迈上新起点奠定了又一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人民军队）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是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遵义会议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人民军队）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遵循遵义会议精神，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的经验的基础上，又把党和人们军队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推到了一个崭新的起点，完全制度化优势。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时期的民主集中制和团结统一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党的建设，对于“资政育人”，对于“知史爱党”，对于纠正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描述等，都有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正能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