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透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因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毫无疑问，这表明，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史上的历史地位。但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有哪些标志性因素呢？它们在遵义会议上又是如何体现的呢？笔者试图从政党政治视角，根据遵义会议及相关史料作一梳理分析。

一、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条件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政党由阶级中最活跃、最坚定、最有觉悟的一部分组成，有理论、有领袖、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纪律，这些特征构成了政党的基本要素。成熟的政党，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性描述。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虽然也没有对此给予具体回答，但在其讲话中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一些基本条件。他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 ^[1]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 ^[2] 实际上，列宁提出了判断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成熟的两个条件：“组成比较稳定的集团”和“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根据列宁的党建学说，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3] 无疑，这三大作风也内含了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条件。改革开放后，着眼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邓小平明确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的，也很不成熟。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4] 邓小平则认为“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是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均没有对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条件给予全面的规定性说明，只是各自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就目前学术界来看，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成熟条件的研究也没有达成共识，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类：一是领导核心成熟说 ^[5] 。该观点认为领导核心成熟是党成熟的主要标志。二是理论成熟说 ^[6] 。该观点认为理论成熟是政党成熟的标志。三是理论思维成熟说 ^[7] 。该观点认为理论思维成熟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根据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党建学说理论，在借鉴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基本条件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有一个比较稳定和比较成熟的领导核心。二是能够自觉地或比较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问题。三是要经过斗争的锻炼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逐步走向成熟。四是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把原则性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然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那么，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因素在遵义会议上又是如何体现呢？

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因素

从遵义会议主要议程及解决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要素已初具雏形，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遵义会议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格局。一个政党成熟的首要标志是领导核心的成熟。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陈独秀作为中共创始人，虽然从一大到五大一直居于中共领导领袖地位，但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因为他的升降去留完全由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甚至是它的驻华代表所决定，事实上，除了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其他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也都是凌驾于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之上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继陈独秀之后，虽然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断变更，但均因无法摆脱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的操控，都没有主持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路线，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反而屡遭挫折。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8] 。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9] 。会议关于“取消三人团”的这一项规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也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虽然对改选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由于时间局促，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健全还有待会后“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会议结束后第一天，政治局对常委分工首先作出一项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2月5日，红军于转战途中，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2月21日，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经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因周恩来、王稼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至此，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使命完成，初步形成了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历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后，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由于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不能独立自主地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无论是中共领导人的选举任命，还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很多问题都要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影响。客观地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帮助的，但又因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加之不能及时掌握革命形势的变化，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大的损失。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和扶持下，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一跃进入中央政治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操控，由于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加之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对于党内的许多人有极大的迷惑作用，所以由此开始了其“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同年10月，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责。博古虽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大树拱手让给了这个外国人。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事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的专权，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统帅，是“太上皇”。李德等人根本不懂得也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他在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下，“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10] ，结果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使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前，我们党在面临许多重大问题时，往往请示共产国际，难以独立自主地解决，甚至连自己领袖的推选也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一切表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政治上还不成熟。遵义会议在我们党的成长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历程。它是我们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按照我们党自己的意志，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这表明：“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11] 开始全面转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2] ，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时期。

遵义会议在党的成长史上创造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功解决党内分歧、矛盾的范例。虽然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并进行活动的。但是，由于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党内分歧和矛盾的经验，所以在处理党内分歧和矛盾时，往往受制于共产国际的意图，听候共产国际的裁决；加之，我们党长期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无法开展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结果助长了党内家长制作风。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在党内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意见，实行家长制领导作风，由于其错误路线得不到有效抵制和纠正，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以“钦差大臣”自居，大搞独断专行，对自觉抵制“左”倾错误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窒息，党内正确意见得不到及时反映和采纳，致使“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这表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之前长达14年间，我们党一直没有能找到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处理党内分歧和矛盾的方法。遵义会议在党的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会议由博古主持，首先由他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主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强调客观原因，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竭力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博古虽然主持会议，但他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周恩来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检讨了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军事指挥的错误作了诚恳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根据遵义会议召开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谈提纲，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但又不过分追究他们个人的责任，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等待他们的觉醒。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站在博古、李德一边，不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未压制他们，允其正常地作报告、发言，可对会议的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不仅如此，会后中央未惩办、打击这些同志，而是尽力发挥其作用。博古从中央一把手的位置上被调整下来后，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凯丰继续主持团中央工作，后来还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事宜。李德意志坚强，随红军走完长征全程。在长征后期，中央发挥李德熟悉军事业务的特长，让其主持红军的整编工作。遵义会议依靠我们党自身力量，通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党的成长史上是一个成功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

遵义会议在党的成长史上，创造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采取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机适当时再去解决。这一策略，表现出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在我党成长史上，创造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遵义会议上曾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明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在会议上只批判了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也没有提及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指出：“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 ^[13]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思想认识还不一致，条件还未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加之战争形势紧迫，会议没有就政治路线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 ^[14]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对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张闻天后来回忆说：“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15] 对此策略，李维汉则作了较为详细地说明。他说：“战争的胜负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这时，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16]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对路线是非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打下了基础。

三、结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重温遵义会议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这段历史，我们得到四点启示：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二是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积极发展党内民主，自觉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事业蓬勃兴旺的重要保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有力武器。四是我们在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时，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从把握全局中，协调各方关系，妥善处理各种不同的情况和问题，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