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系列会议谈遵义会议精神

城池可以占领，地方可以征服，但人心无法占领，精神无法征服。遵义会议精神是随着对遵义会议的深入研究而提炼出来的，是党和红军在遵义会议及前后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优秀特质，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985年，廖汉生参观遵义会议会址题写“遵义会精神永放光芒”。1991年，李鹏参观遵义会议会址题写“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2年，贵州省第九次党代会号召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激励党员干部群众振兴贵州。2003年，贵州省委召开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座谈会。此后，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角度研究遵义会议精神，见仁见智。本文吸纳部分专家领导观点，结合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系列会议的研究，试谈对此问题的一管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

由于“左”倾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指挥，加之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虽然中央苏区军民浴血奋战一年，但仍未能打败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面对不断丧师失地而日趋恶化的军事形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8.7万人被迫“西征”，计划离开江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到11月中旬，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三道封锁线。随后，蒋介石构筑以湘江以依托的第四道封锁线。本应衔枝疾走的红军却因“举国大迁移”而龟行蛙步。良机坐失，于是被迫于11月底12月初在广西东北部与各路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红军锐减至3万多人。

由于方向错误、人员锐减、士气低落、伤病满营，湘江战役后的红军可谓危如累卵。12月8日，中革军委指出湘军主力“拟追我入黔”，决定红军九日“继续西进”（首次暴露红军入黔意图）。12月12日，中央部分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不去湘西去黔北的主张，引发了激烈争论。最后，会议决定进行“战术转兵”，即“借道黔东去湘西”，维持“左”倾原定战略方针。

（一）伟大转折起点——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入黔第一城——黎平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城的军委总司令部驻地召开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会议。黎平会议表面是就继续西进贵州还是北上湘西展开激烈争论，实质却是集中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最后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去湘西的意见，采纳了毛泽东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决定进军黔北，符合“胜可守、败可走”的军事部署——情况允许则在此地域建立川黔边苏区，北可渡长江找张国焘，东可去湘西会贺、萧，再不然也可西进云南求发展。

黎平会议的历史意义有：第一，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第二，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黎平转兵，将战略方针由“离开江西去湘西”改为“不去湘西去黔北”，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军心、团结队伍的作用。“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第三，首次限制最高“三人团”的军事专权，“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决心恢复军委集体领导原则。19日，朱、周签署电令，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离开黎平的中央红军，兵分左、右两个纵队向黔北进军，穿州过府，通过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境，扭转了被动态势。一言以蔽之，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迎来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曙光，成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起点！

2003年，石仲泉参观黎平会议会址时题写“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在《长征行》中说：“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这一系列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个系列会议的综合作用，才推动着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

（二）伟大转折前夜——猴场会议

12月31日，抵达瓮安猴场的博古、李德等主张不过乌江，先在南岸打游击，再寻机东进湘西。有鉴于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此开会。周恩来于1972年说：“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 ^[1]

经过激烈争论，于1935年1月1日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第一，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第二，进一步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第三，缩编军委纵队，提高战斗力。显而易见，猴场会议又一次批判和纠正了“左”倾路线。正因为它再次肯定转兵黔北，才会有此后的挺进黔北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所以说它是伟大转折的前夜。

会后，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三路同时突破乌江，向黔北重镇遵义城前进。

（三）伟大转折实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6团智取遵义，实现了通道会议事实开始、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猴场会议维持的战略方针——转兵黔北。9日，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随军委纵队进入黔北遵义。15～17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

作为系列会议核心的遵义会议，其主要决定有：第一，确定新的战略方针。由于黔北地瘠民贫、烟毒泛滥等原因，遵义会议调整了战略方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指出：“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2] 第二，彻底终止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恢复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第三，调整中央领导核心，实现伟大转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2月5日，在扎西会议上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作出调整，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不仅纠正了错误军事路线，而且改变了中央政治局构成，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43年，张闻天说：“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由上述可知，黎平会议调整了战略方针、开始解决军事指挥问题，猴场会议维持转兵黔北方针、基本解决军事指挥问题、动摇“左”倾中央领导，遵义会议又调整战略方针、彻底解决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中央领导。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

（一）坚定信念

石仲泉在《遵义会议精神刍议》中说：信念坚定是不少“精神”的共性内容，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坚定信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继续奋勇向前。

长征初期特别是湘江战役后，因错误的军事指挥而使中央红军遭受惨败，少数人甚至产生张皇失措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党和红军陷于极度危难之中，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党和红军信念坚定不动摇，相继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积极探寻新的战略方针，逐步纠正错误路线，从而转危为安！红军靠什么打败数量和装备都优于己的国民党军队？靠坚定的理想信念，靠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高尚情操。毛泽东在娄山关写下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不畏艰辛、勇闯天涯的真实写照。

黎平会议指出，“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21日的总政治部训令号召要“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为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奋斗”。猴场会议要求：“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紧要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指出：“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它雄厚的历史泉源，它是不能消灭的，它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挫折丝毫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皇失措……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3]

无论是当年艰难的万里长征，还是当今的现代化建设新长征，挫折总是难免的。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要看到未来的光明。只要奋斗目标确定了，就应认准方向不改变，坚定信念不气馁。中国共产党始终抱有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所以才能历经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要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我们应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要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20世纪，红军靠坚定信念书写了伟大传奇——长征；21世纪，我们要续写辉煌还得靠坚定信念。

（二）实事求是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班固的《汉书》。毛泽东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即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4] 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是因为反“围剿”把中央苏区反丢了。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再遭重创。面对强敌围追堵截，先要设法跳出包围圈，保存革命力量。若非要北上湘西钻罗网，将无异于“坐着烂船下险滩”。因此，必须要实事求是地调整对策并采取行动：先改变行军路线，改北上湘西为西进贵州；后调整战略方针；再相机改选中央高层领导，能者上、庸者让。

遵义会议的实事求是表现为：一是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一分为二地总结了反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再次调整战略方针。二是正确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提出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毛泽东早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即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5] 三是顺应了要求调整“左”倾中央领导人的呼声，起用了一些曾被错误批判的同志，开始解决组织问题。毛泽东能逐步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因为他为了革命前途而不顾个人境遇，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的主张，反对照搬洋教条，逐步赢得理解和支持。综观历史，如果离开实事求是，敢想敢说就会陷于想入非非、瞎说一气。

我们要继续弘扬实事求是精神，牢记用巨大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努力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自觉把思想从不合事宜的观念和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实话、鼓实劲、办实事。我们要正确认识省情，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扎实推进贵州的现代化和小康建设进程。

（三）独立自主

毛泽东曾指出：“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6] 独立自主是反教条主义的表现，也是中国革命能够取胜的重要保证，其作用则依实事求是的程度来决定，它体现了逐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诚如张黔生在《论遵义会议精神》中所说：“独立自主必须符合实事求是精神，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独立自主才有意义。”

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从其独立自主性来看：首先，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成功范例。会议撤销李德指挥权、排除共产国际干扰，看似偶然，因党中央已与共产国际中断通讯联系；实则必然，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连连受挫，已使越来越多的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路。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共，在幼年时期曾得到国际的许多帮助和指示。但因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了解国情而对中国革命也有过不少错误指令，使中共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平心而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其次，遵义会议突破了教条主义束缚，敢于同“左”倾路线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尤其是王稼祥、张闻天从“左”倾错误领导圈子中分离出来，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再次，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勇于探索，独立自主地依靠不断实践而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幼稚的早期中国革命表现为非“左”即右，充分说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也没有既定的道路可走，要靠我们摸索，外国模式仅供借鉴。如今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自创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基本国情、独立自主地成功探索革命和发展道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综上所述，我们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对外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对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把本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地方党委在政治思想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应根据本地特点去走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

（四）民主团结

讲求民主团结，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实现伟大转折的重要因素。第一，遵义会议只批军事路线，不批政治路线，甚至在决议中还肯定其正确。这是毛泽东等人为团结大多数人而采取的策略，因为多数与会者尚未充分认识政治路线错误，若操之过急可能会适得其反。1943年，张闻天说：“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 ^[7] 团结是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第二，在长征出发前后，毛泽东就不时地做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工作。湘江战役后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等人在惨胜如败的事实面前，坚定支持毛泽东，反对“左”倾中央领导，却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当然，大多数参会者对毛泽东的支持，也促成了遵义会议圆满召开。第三，博古的高风亮节，助推了革命的发展。尽管在遵义会议上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受到了激烈批评，但他还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并坦诚地接受了会议决定，调整战略方针、取消“三人团”、更换军事领导；政治局常委们在重新分工时，他又毅然交权。

而今，有极少数单位一把手喜欢一个人说了算，不听别人讲话（或讲完），更容不得不同声音；独断专行，工作作风不民主，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屑于集思广益，造成决策失误。因此，中共历来反对“一言堂”的领导作风。试想，如果长征中的博古等人不识大体顾大局，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遵义会议上实事求是的诸决定能通得过吗？

（五）敢于担责

敢于担责需要勇气，难得以身作则，贵在立行立改。要修正上级领导决策的错误，谈何容易；而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非易事。

遵义会议就是因为积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了伟大转折而载入史册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责的精神，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真理为准绳，修正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错误。周恩来于1956年说：“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 ^[8]

在遵义会议上，大部分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干部敢于担责。博古警卫员康念祥谈及遵义会议前后的博古道：“他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伍修权回忆博古道：“虽然是会上受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 ^[9] 周恩来在会上勇敢承认错误并积极担责，开展自我批评，使会议转向批判军事路线。正是由于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道会议才决定战术转兵。黎平会议确定战略转兵黔北，他更是厥功至伟。周恩来于1943年《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 ^[10] 对红军的失利，已经离开军队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仍忧党忧军，他“虽不在其位却仍谋其政”，根据变化态势实事求是地提出新的战略建议，表现了一个中共党员坚持真理、敢于担责的高尚品德。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只有忠于事实，才能拥有真理；只有忠于真理，才能发展顺利，减少波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壮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非它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而是因为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显然，敢于担责是为人、做官的必备品质，是成就大业的关键所在。

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理服人而非以权压人；集中体现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简言之，它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反思过去，旨在创造美好未来。毋庸置疑，我们研究遵义会议精神，就是为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敢于担责”的精神。79年过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遗产仍在惠及后人，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弥足珍贵。我们要始终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再创辉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