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期间群众“幕后”拥军彰显民心向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共历史上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胜利斗争的先河。遵义会议期间，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群众路线尚未做出定型的表述，但是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创造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最为典型的经验。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遵义会议起开始在全党认真贯彻了群众路线，才能领导红军排除万难，胜利到达陕北。遵义会议期间，由于党和红军模范践行群众路线，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最后的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类似的军民之间鱼水深情，真是不胜枚举。更为特殊和鲜为人知的，是一些群众在了解红军的政策主张和革命活动后，虽然没有与红军直接接触，但仍在幕后以实际行动拥护支持红军；一些群众在与红军亲密相处后，虽然红军已经长征远去，但仍旧深情怀念红军，自发拥护支持甚至直接投身革命。本文试从遵义会议期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幕后”拥护支持红军彰显民心向背这个鲜为人知的角度，作一些粗浅的探索和研究。

一、工人“幕后”拥军：造假枪暗助红军强渡乌江、涮石灰水保护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标语，体现阶级觉醒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向乌江南岸挺进。驻守乌江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等渡口的，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的教导师。侯之担的部队装备全靠自己的赤水兵工厂生产。早在中央红军刚进入贵州时，侯之担便命令兵工厂抓紧生产枪支和子弹，以供应部队用以堵截红军。同时，赤水兵工厂里部分有觉悟的工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相互串联生产了一批打不响的步枪。工人们暗中叫这种枪是“捉活的”，意思是指侯之担的士兵使用这种枪，必定被红军“捉活的”。工人们在装子弹调配药料时，有意做假，使一些子弹打不响。有的工人还造了一种打不响就炸烂枪的子弹，子弹一响枪就炸了。虽然后来被侯之担发现了，叫工人们返工，但也有不少这样的坏枪臭弹混进了他的部队里。面对使用劣质武器的“猴子兵”，红军毫不费力就渡过了乌江。乌江被突破，无险可守的侯之担，带着部队逃回了老巢赤水。红军趁势奇袭遵义城，得到了长征以来时间最长的休整。赤水兵工厂这些进步工人的暗中相助，为取得这一系列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赤水兵工厂工人还进一步发动武装暴动，配合红军的革命行动。1935年3月10日在遵义出版的《红星》报，以《赤水工人暴动烧毁侯之担住宅》为题，对此次事件作了报道：

这次暴动，使惊慌失措的侯之担把部队交给手下，自己只身逃往重庆。同时，在红军二渡赤水后，赤水兵工厂工人还发动了石顶山起义，连续攻打赤水县大同区公所、四川省合江县五通区公所。起义持续了一个月，虽然最终失败，但牵制了黔、川两地5000余兵力，有力地策应了红军完成四渡赤水的战略实施。

赤水兵工厂工人上述一系列“幕后”支持红军的行为，体现了贵州工人阶级救亡图存和谋求解放的觉醒。1930年至1934年，在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之前，红七军、红三军、红六军团等曾先后3次转战贵州。红军每到一处，都广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的主张，传播革命思想，指明工农大众求解放的道路，极大地提高了贵州工人队伍的阶级觉悟。1930年5月1日，红七军从广西转战攻克榕江县城后，召开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8000多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参加了会议。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等发表了讲话，宣传“五一”劳动节的意义，阐述工农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的道理，引起了与会工人的强烈共鸣。1933年，赤水兵工厂工人即发起反迫害斗争，进行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遵义会议前转战贵州的红军对贵州工人阶级产生的这些影响，使他们具备了后来在“幕后”支持中央红军的阶级觉悟和思想基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群众组织和工农武装，黔北第一次出现了工人阶级执政的政权机构。红二师地方工作部在桐梓县城成立桐梓县革命政权，委任皮鞋工人刘树柏为县长。在桐梓县松坎区，红军指定船工韩子章为区长。在乡镇一级的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大都是由工人担任。如遵义县中心场革命委员会，正副主席都是锡业工人；沙坝革命委员会主席是泥水工人；桐梓县南郊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打铁工人杜少云。中央组织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还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各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特别提出要改善工人生活，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受到与会工人的热烈拥护。1935年1月11日，在红军代表的指导下，各行业工人代表大会在鲁班庙（今遵义四中内）正式召开。由工人代表吴相臣带领泥水工，石工代表冉海臣带领石工，缝纫工代表冯树清带领缝纫工，木工代表邓云山带领木工、漆工等约400人出席，红军代表宣布成立遵义县赤色工会。赤色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各种活动，显示了觉醒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成立了约800名青壮年工人组成的工人游击队，配合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大地主、大军阀的财产分给穷苦人民，使遵义一时间成了穷人的天下。

红军在遵义的这些活动，使贵州工人阶级进一步感受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解放劳苦大众服务的，是自己的队伍。跟共产党走，支持红军干革命的思想和感情从此在工农大众的脑海里扎根。以至于在红军离开遵义后，被“柏公馆”（即遵义会议会址）主人请去铲除墙壁上红军标语的泥水工人，怀着拥护红军的深厚感情，机智巧妙地用石灰水将所有的标语覆盖保护起来。在建国后复原维修遵义会议会址时，这位泥水工人专门赶到现场指认。经过认真清理，绝大多数红军标语仍清晰可见，重新展现在墙上。直到今天，这些凝聚着遵义工人阶级“幕后”拥军情结的珍贵红军标语，还完好无损地原物保存在遵义会议会址内，成为原汁原味的革命文物，成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农民“幕后”拥军：自发赴乌江放漂传红军喜讯、遗嘱中饱含“中共情结”，彰显“赤”胆红心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在黔北境内转战历时3月，沿途宣传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并且处处为“干人”着想，关心群众疾苦，打击土豪劣绅，为人民除恶雪恨，与工农劳苦大众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凝结了亲人般的骨肉之情。红军的革命活动，使遵义老百姓确信红军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红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

家住遵义县青坑乡的贫苦农民秦国彬，打心眼里感觉到红军是真正为穷苦人谋利益的革命队伍。为此，他暗中当起红军的义务宣传员。1935年3月，红军还未到达青坑之前，他便提前自发做起了一系列“幕后”拥军工作：为了宣传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开展运动战所取得的胜利，更好地瓦解敌人，他在一家闻讯逃跑了的地主堂屋内的木板壁上，画了几幅大漫画，并在漫画旁边配上了“活捉周挥（浑）元郭勋祺”“白军弟兄，你一天挨长官几次打”等标语。为了进一步扩大红军的影响，他还别出心裁，效仿古书中用竹筒装信漂流送达的做法，做了不少白木牌子，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红军的动态，在牌子写上“红军已到茶山关”“红军已到青坑”“红军遵义打胜仗！”等鼓舞人心的字样。并不辞劳苦地把牌子背到乌江上游放漂，向居住在下游的人民群众传递红军到达遵义、救贫苦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喜讯。

在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还广为流传着一个让人不胜动容的故事：一位不是共产党员的农民，在1935年10月去世时，在遗嘱中刻意留下了“甲子中共”四字。而这位农民的坟，一直未曾立碑。直到等到1984年“甲子”年，他的女婿们才为其建墓立碑。并谨遵其遗嘱，将“中共”二字刻到碑上，碑上刻的墓名为“中共仙逝岳考山公登铭老大人之墓”。

据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费侃如研究员考证：这位名叫山登铭的农民，是平正仡佬族乡的头人，在仡佬族中很有威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省立三中校长、我党领导人王若飞舅父黄齐生等进步人士交往密切。在红军一占遵义时，他在现场亲历了省立三中（即今遵义市十一中）的万人大会，初步见识了红军，开始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好感。1935年3月的一天，山登铭在泮水给族人择屋基时，区公所的壮丁们在闲谈时说打鼓新场驻扎了不少国民党正规军。得知这一信息，他谢绝了主人家的殷勤挽留，立即赶回家中，叫族人罗顺成以赶泮水为由，再去仔细打听和核实驻扎在打鼓新场国民党军队的详细情况。罗顺成连夜启程到达泮水，向新场、苦茶园来赶场的亲戚、朋友们打听，了解到打鼓新场军队的实情。然后返回苦茶园本家住一宿，途中看见国民党中央军驻扎在打鼓新场的情况：“岗哨林立，兵多无数，装备精良。”第二天，罗顺成返回平家寨向山登铭作了汇报：“要打大仗了，新场驻扎起正规中央军了……”当日傍晚，山登铭抄小道赶去苟坝，寻访住在马鬃岭山脚新房子卢家房屋的红军“毛大汉”。入夜，山登铭见到了“毛大汉”，向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当地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人，并将所了解到的打鼓新场驻军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山登铭寻访的“毛大汉”就是毛泽东。正是因为了解了山登铭等“幕后”为红军提供的重要情报，使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坚决反对红军进攻“打鼓新场”，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事后，“毛大汉”、周恩来等在马坎兰石头召集二三十位仡佬族人，开了一次感谢会。“毛大汉”说，他和山登铭是老熟人老朋友，希望和所有仡佬族人交朋友。会后，“毛大汉”、周恩来等还请山登铭等吃了一顿饭。周恩来真诚地感谢道：要不是山登铭和平家寨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

正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指战员与山登铭等仡佬族农民真心“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使山登铭在红军离开遵义后，一直心存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虽然他在1935年10月就不幸去世，但他在留下的遗嘱中，却饱含对共产党的无限崇敬和无比深情！要求后人一定要在墓名中刻上“中共”二字，体现了山登铭在与红军分别后，人离心不离，人离情更浓，彰显了他倾向革命、拥护共产党的“赤”胆红心！而且，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一位仡佬族农民虔诚的“中共”情结，翻遍中国革命史册，这都无疑是一则让人闻所未闻的感人故事。

三、知识分子“幕后”拥军：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前秘书长加入中共地下党、仁怀教师由“做好事未遂”到毅然投身革命，见证民心向背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专门向各级政治机关下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这一指示对长征中党的群众工作任务、方针、策略和注意事项进行了全面阐述，对在知识分子中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做了明确规定，专门提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要“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加强对于他们思想上的领导，争取觉悟的革命的分子”。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使一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前秘书长、在国民党阵营里狂放不羁的知识分子，在红军离开遵义后，反而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共地下党，走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行列。使仁怀一位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在“幕后”拥护支持红军时“做好事未遂”，但却在红军离开后，毅然决然地加入地下党组织，投身于革命活动。

遵义会议期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的革命老人徐特立，负责执行党的文化教育工作。他注意团结遵义著名学者朱穆伯和赵乃康等进步知识分子，耐心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教育政策，动员他们出面抢救被黔军溃兵随意践踏的遵义图书馆的文物书籍。徐特立还向红军总政治部建议大量书写张贴“保卫书籍”的红军标语，严禁损坏书籍和文物。红军把保护书籍的行动，提升到“保卫”这样的军事层面的政策高度来执行实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使遵义当年文化教育机构和人士收藏的如被誉为“天下第一府志”《遵义府志》等一大批图书，在战乱中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事实，让朱穆伯和赵乃康等知识分子认识到，真正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是中国共产党，更加激起他们对国民党军阀官僚一味摧残文化扼杀教育的反动、愚昧、无知行径的痛恨。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朱穆伯先生，知识渊博，个性倔强，在贵州很有名望。曾被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礼聘为省政府秘书长，在一次白天开会时，他提着一盏亮的马灯去参加。周西成不解地问：“先生的马灯还亮着？”他回答：“这样黑暗的天，我为什么不亮着。”众人一片哗笑，使周西成尴尬不已。由于他经常这样讽刺时政，不久，周西成借口遵义教界需要，把他“礼送”回遵义从事教学教务工作。而就是这样个性“怪异”的人，却对红军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做法大加赞赏。在红军北上后，曾担任过国民党高官的朱穆伯先生，却心系红军，向往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间，国民党逮捕了遵义几个地下党员和一些进步教师、学生。朱穆伯不顾一切，勇敢地奔走于社会各界。在集会上，他慷慨陈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青年。在1938年国难当头之际，遵义地下党联合群众开办“快读书店”，从延安、重庆和桂林购进《资本论》《新华日报》和《解放》《群众》等书刊。朱穆伯都一一读过，尤其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小册子，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恳切地向其学生、遵义地下党负责人杨天源陈述了对旧中国的认识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希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成为了一名特殊党员。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地下斗争。

1935年3月16日凌晨，红军进占仁怀县城。当时家住仁怀县城南门的小学教员、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周礼明，以自己特殊的“幕后”拥军的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挚爱之情。由于受在外求学从事革命的仁怀人周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省长）、韩念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影响，周礼明秘密阅读进步刊物，一心向往革命。当红军二进遵义转兵仁怀的消息传来，他便将其父买来保家的一支赤水兵工厂造的步枪，用皮纸包好，写上“赤色者用”四个显赫的大字，放在屋内，留待红军到仁怀县城后住进他家时取用。殊不知红军虽然进入仁怀县城，但为了不惊扰百姓，都不进民宅，只露宿街沿屋下，致使他的一番拥军之情未能如愿。

虽然周礼明“做好事未遂”，“赤色者用”步枪“无人取用”，可他却从中看到了一支秋毫无犯、真心为民的队伍，因而更加坚定了他由“幕后”支持革命到直接参加革命的信念和行动。1939年5月，他参与建立起中共仁怀县地下组织。以国民党遵义县政府助理秘书的隐蔽身份，顽强坚持地下的革命斗争。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入川经过仁怀，周礼明召集刘光荣等仁怀地下党员，组织群众热烈欢迎革命队伍再次进入仁怀县城，为仁怀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通过朱穆伯“事后”积极投身革命、周礼明由“幕后”支持革命到直接参加革命等生动事例，表明在遵义会议期间党和红军通过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吸引和凝聚了一大批先进分子拥护红军、参加革命，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正如鲁迅和茅盾在红军长征胜利时致中共中央的电报里所说，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正是当时朱穆伯、周礼明等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和民心所向。

四、国民党官员“幕后”“通共”：习水一区长冒险救治上百名红军伤员、遵义一乡长为救红军伤员贿赂区长，反证党和红军“得民心者得天下”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滇边的镇雄、古蔺、叙永等地区。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川南人民对共产党和红军产生了恐惧心理，纷纷外出躲避。有的群众到山上饿得支持不住了，才悄悄来到家附近找吃的。见红军宁肯冒着严寒露宿街头，也不乱打开群众住房，方恍然大悟，知道受骗，于是奔走相告，到山中将饥肠辘辘的亲人接出。有的群众在红军走后才回家，见家中锅中留下银元、镍币及条子，作为吃去粮食烧去柴草的补偿。据四川省古蔺县太平镇走马坝的群众回忆，红军在老百姓的菜地取食萝卜时，每挖一个萝卜，就在土中埋入一枚铜元。在云南扎西大湾仓上赵怀高家喝了一锅开水，硬付了半元镍币。红军所到之处，尽量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把棉衣、衬衣、粮食、油盐等送给农民。1935年2月9日，红五军团在扎西营上，一个战士看到农民张顺清的母亲衣不蔽体，便把自己穿的衬衣脱下来送给她。这使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以后常说，“从来的军队都是整人的，只有红军不但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反而把自己的东西拿给我们，红军真是好军队”。像这样的动人事迹，真是举不胜举。

这些情况，当时即被蒋介石知晓。他对红军严明的军纪“赞扬”不已，专门给刘湘、潘文华发去电文，要求国民党军学习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的做法，严饬所属爱护民众，电文为：

正如蒋介石电文中所述，红军在遵义会议期间，以其实际行动，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愿意将粮食、鸡、猪卖给红军，为红军带路、舂米、做饭、补衣服，把房子让出来给红军住，向红军提供地方上的情报，带着红军去打土豪的岩洞碉楼以取得给养。不少群众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红军伤员和流落红军。红军这些让蒋介石都“赞扬”的所作所为，使部分国民党地方官员也深受影响。他们虽然当时未能及时弃暗投明，但仍然尽其所能，在“幕后”支持和拥护红军。1935年时任赤水县第七区（今习水县淋滩乡）区长刘纯武和遵义县平安乡（今平正仡佬族乡）乡长牟直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时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刘纯武，在红军离开后，冒着杀头危险，悄悄集中救护了百多名红军伤病员。使贵州赤水河边的一个小乡场淋滩，竟然成为整个长征路上救护红军伤病员最多的地方！红军伤病员被刘纯武医好后，愿意返家的，刘纯武便资助他们返回原籍，总共返回原籍的红军有六七十人。留下来的红军，刘纯武或编入保商队安置就业，或帮助介绍与淋滩当地女子结婚安家。同时，刘纯武暗中支持革命活动开展，保存了长征中唯一一处红军伤病员地下党组织——保商队里的红军地下支部。使这个地下党组织在古蔺地下党中心县委领导下，坚持斗争一直到全国解放。1937年，刘纯武还为红军流落伤病员刘湘辉代邮了写给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信件，并收转了周恩来代替彭德怀写给刘湘辉的回信。使刘湘辉与八路军取得联系，最后重返延安参加革命。

遵义县平安乡乡长牟直卿，曾就读于遵义老三中，受革命老人黄齐生先生影响，注重个人修养，正直为人，善于公道处理与仡佬乡民的关系，深受当地群众信任。关于牟直卿救助流落红军伤病员的事迹，当年红军伤病员的主要藏身之地的黑脚岩（今已被称为“红军洞”），有一块当地人所立的“黑脚岩牟直卿救红军遗址碑”，作了如下记载：

对此，牟直卿生前对其儿女说过：“我救红军，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我宣布不杀红军，他们拥护，所以四面八方的流落红军都到我这里来。我把黑脚岩洞中的红军带到家里，有的安排在可靠人家，有的就在我家做点劳动。他们见我对他们好，也很放心。……人命债账是还不起的呀。总之做点好事是不会招报应的！”

牟直卿救红军的行为，在当时是有大罪的。1940年，坟井坝保长敖克成将牟直卿告到县衙，罪名就是“牟直卿通共”。其时，平安乡所属的泮水区区长是傅道生。牟直卿便到傅道生那里，送了一头羊子和120元大洋，得以免于追究责任。1941年，牟直卿还为此辞去平安乡乡长职务。

一名国民党区长，创造了两项长征之“最”：救治长征中流落的红军伤病员最多，保护了长征中唯一的红军伤病员地下党组织。一名国民党乡长，对于红军伤病员，不图任何利，尽力去救助；而对于上司，为免于“通共”，却不得不去贿赂，并为此辞掉官位。两相比较，民心向背立现，这充分地反证了党和红军真正是深孚众望、深得民心。

综上所述，通过遵义会议期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幕后”拥护支持红军这个角度，更加深刻地表明，遵义会议不仅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而且还通过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扩大了党和红军的社会影响，吸引和凝聚了一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拥护红军、踊跃参加革命，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遵义会议期间这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幕后”拥军，甚至是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幕后”“通共”的这一系列行为，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作用和威力，彰显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支持红军、投身革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这些“幕后”壮举中蕴含的阶级觉醒、“赤”胆红心和民心向背，为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并最终“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光耀千秋的历史和颠扑不倒的真理，作出了最为准确和生动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