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与思考

遵义会议是深刻影响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折，遵义会议精神是我们党极其珍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加强自身建设，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改进工作作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新形势下，研究遵义会议精神，回顾长征历史，总结革命经验，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回眸

1930年至1933年，国民党对红军的四次“围剿”均告失败，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从战略上基本取得了胜利。1933年至1934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最高指挥者博古和李德一开始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屡战失利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策略，使红军遭受沉重打击。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红军只能被迫撤离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奋力突围，先后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1934年11月，红军决定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以极为惨重的代价，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已判定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在红军前进一线地区集结重兵，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由于形势紧迫，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力主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西进渡乌江北上”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军事策略，挥戈西进，进抵乌江南岸。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置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7日，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周恩来则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反报告）。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继续北上，突破腊子口，跨过六盘山，抵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最终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二、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遵义会议实现了领导核心的改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思想主张不仅没有被中央采纳，而且遭到批判。长征一开始，他就“跟着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时地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军事上的被动局面。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使其参与决策。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至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彻底结束。邓小平曾对此这样评价：“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集体领导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党中央，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二）遵义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前，受“左”倾主义影响，中国共产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以后，党的思想路线的错误更加突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前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指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三）遵义会议实现了军事路线的转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由于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博古、李德先后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的错误策略，致使红军遭受重创。湘江一战，红军由原来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权，改由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中央常委分工，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路线上的帮助者”，完全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攻克娄山关、二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之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大军前堵后追的局面，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为长征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研究

关于遵义会议的内涵，理论界、学术界一直在作深入研究，但至今尚无权威性定论。近年来，比较认同的研究结果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族团结、坚定信念、务必求胜。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仍在作为一项重大课题组织研究。这里，我们研究提出“32字”的内涵表述，权当一孔之见。

（一）坚定信念，忠诚于党

坚定信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任何挫折失败都能挺住，继续奋勇向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中国革命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和损失。根据地相继丧失，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主力红军遭受重创，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红军凭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始终保持顽强的意志、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历史转折。毛泽东在娄山关写下的豪迈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勇跨征程的鲜明写照。遵义会议精神昭示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所在。

（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是我们党处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是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遵义会议前的领导核心当中，博古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李德既不懂中国国情又毫无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完全照搬前苏联的军事教科书、军事条令和正规战争的经验。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完全否定毛泽东切合敌我情况制定的军事路线，导致红军损失惨重。危急关头，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持真理，与博古、李德等人展开斗争，奋起挽救危局，并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党和红军的重要关头，正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认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才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精髓。

（三）顾全大局，民主团结

遵义会议前，党内个人专断和惩办主义横行。博古、李德等独断专行，凌驾于中国共产党集体领导之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党和红军面临极其严重的危险。摆脱困境、寻找生机，是党和红军的最大问题和当务之急。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等人为了避免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坚持顾全大局，团结大多数，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全力以赴地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而并没有指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听取各方意见，参会人员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扩大到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及其他领导。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充分讨论的前提下，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决议。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顾全大局，民主团结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四）依靠群众，独立自主

依靠群众，独立自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集中体现。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大革命失败后至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坚决反对毛泽东坚持和倡导的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们以国际路线代表自诩，讥笑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是“非无产阶级观点”“农民的落后思想”，是“狭隘的经验论”“事务主义”“富农思想”等等，并错误地断定“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面推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实践证明，脱离群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路线是错误的，危害是巨大的，代价是惨痛的。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回归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真正实现了由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来领导中国，从而使中国的革命斗争走向胜利。

四、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我们党依靠“坚定信念，忠诚于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依靠群众，独立自主”的精神，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依靠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的宝贵经验和政治优势。遵义会议巨大的历史功绩，使它成为矗立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在新形势下，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遵义会议精神，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的建设，使遵义会议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出新的光芒。

（一）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党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排除万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通过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始终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二）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长征前，“左”倾教条主义者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排斥打击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的人，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畅行无阻，导致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创。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等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同党内错误的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展开斗争；周恩来在会上对自己犯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大力实行民主集中制，以保证科学决策，并以民主集中制为有力武器，赢得了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把党内民主作为党的生命，作为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以扩大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决遏制官僚主义滋长。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党内斗争，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

（三）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当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使用这一根本工作方法时，党的事业曾遭到惨重的失败。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群众路线得到完全恢复，党和红军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既是党的正确认识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形成的过程，也是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服务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群众工作经验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终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创新创造精神，忠诚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不断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四）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攻坚克难，推动遵义加速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

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遭受重创，惨痛的失败并没有打到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意志坚定，攻坚克难，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为抗战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靠的是对共产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理想信念，靠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这种精神，鼓舞着世世代代的遵义儿女。几十年来，遵义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和关怀支持下，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受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等因素影响，贫困落后的基本现状还未根本改变。当前，遵义经济发展路径依然是粗放型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贵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与省内其他市（州）的优势在缩小，同时还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要完成既要“赶”速度，又要“转”方式，还要“保”生态的三重任务，面临巨大挑战。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坚定信念，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把在全省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作为近期首要目标，在解放思想中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和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主战略，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努力推动遵义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建设“五个遵义”而砥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