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期间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不仅避免了一次可能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为顺利冲出10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从失败走向胜利进行了一次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一、密切联系群众，使毛泽东获得不能进攻打鼓新场的真理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在多数人都坚持要打的情况下，毛泽东一人为什么坚决反对？后来人们说，这时毛泽东手中握有真理。人们也不禁要问：毛泽东的真理又从何而来？

据《卢志英事迹考略》载，关于毛泽东在苟坝掌握打鼓新场的敌情，不只是中央军委二局的电报，应该还有另一个来源：对于情报，因分析水平的不同，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意见的可能是有的，不足为怪，但是请读者注意，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同样的敌情，毛泽东和大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显然不正常。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说明毛泽东有着不只是二局单一的情报来源，或者说，有着同样来自二局但更深处，此时其他人包括领导人还不知晓的微纤渠道。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历史的诸多记载里，有一个微弱纤小的细节记载。苟坝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地方的同志”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根据地建设”。这是一个不完全是史学研究论文而是有着类似报告文学或传记文学的记载，因此人们有理由不予认真的对待。但我们咨询考察了它的出处，证实它有确实来源，而非信口浮言。^[1]

文中提到的“几位地方同志”是谁，毛泽东同他们谈了些什么？该文作者在调查研究后得到证实，此时潜伏在毕节专员公署任总务科长的卢志英，对薛岳、王家烈及滇军的驻防，到毕节周围，包括打鼓新场的山川形势都做过详细考察，并用秘密信件或电报向党中央详细做过汇报。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几位地方同志”的名字，但很明显文章作者倾向卢志英是其中之一的。

此外，几十年来，平正仡佬族乡流传着一个故事：当地一个叫山登铭的地理先生，在仡佬族中很有威信，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3月的一天，红军中的毛大汉请山登铭找几个仡佬族人摆摆龙门阵。于是山登铭约了芶敖德（应为苟在鹏——作者注）等人到马坎兰石头见到了毛大汉。摆谈中，山登铭说他在打鼓新场周围看到很多国军，听当地人讲是打“红毛”的，叫毛大汉注意。毛大汉当即派人和山登铭一起赶往打鼓新场摸清了敌军布防情况。事后，毛大汉、周恩来等在兰石头召集二三十名仡佬族人开了一次感谢会，并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周恩来说，要不是山登铭和平家寨（今平正仡佬族乡政府所在地）的仡佬族同胞，红军肯定要吃大亏。这时山登铭等才知毛大汉就是毛泽东。^[2]因此，可以判定毛泽东在苟坝会议前接见的地方同志中，除卢志英外，还有山登铭、苟在鹏等。正是毛泽东听取了卢志英、山登铭等地方同志的意见，确信打鼓新场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才坚持放弃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央红军免遭一次可能全军覆灭的危险。

二、密切联系群众，使中央红军获得当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中央红军于3月7日进驻鸭溪、枫香一带后，一边备战，一边休整，一边宣传，开展发动群众工作。3月10日，驻长五间的军委纵队某单位在房子旁边的草坪上主持召开了有几百个农民参加的群众大会。据群众回忆，一位白胡子的老红军讲了两个多小时，向群众宣传进行革命，获得翻身做主人的道理。中央红军在当地短短的一周内，仅在苟坝就发动群众成立了花苗田南京坝革命委员会、南京坝农协会、苟坝抗捐委员会、花苗田陶瓷工人工会、南京坝赤卫队，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得到了实惠。红军在苟坝期间，纪律严明。1985年，据已75岁的傅再英老人回忆，红军讲话都很客气。78岁的黄在全（女）回忆说，红军未来之前，反动派宣传说红军要吃人，我连夜把两个孩子和一个七八十斤重的猪送到后山去了。第二天悄悄下山看动静，我婆母在家，她说，红军给她饭吃，很和气的，说红军吃什么人啰，造谣的，快把孩子们都接回来吧。平家寨田少周开始听信反动派的宣传，跑到山上没敢回家，等红军转移后，回家一看，牛栏圈里堆满了青草，猪圈槽中剩下不少饲料，打开房门，见桌子上压有一张纸条，田少周不识字，后请人辨认，纸条上写着：你们干人不在家，红军来了住你家，柜里漆蜡两三斤，我们拿来已点灯，付给铜钱十二吊，请你收下莫多心，红军北上打日本，领导干人闹翻身。^[3]

红军通过开展多种方式做群众工作，使群众从不了解、不理解到认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从而衷心拥护红军。在遵义县的许多地方，都有当地群众自发救助受伤红军的感人故事。在娄山关、红花岗战场上，附近的群众自发组织担架队，从战地将红军伤员抬回后方治疗。1935年3月7日，红一军团卫生部在鸭溪白岩沟遭到敌机轰炸，当地群众闻讯，赶到现场，迅速将幸存红军伤员抬回家中救治。有一个红军战士掉队，途经农民邱玉才家门口，眼看就要落入国民党清乡大队敌手。邱玉才的母亲赶紧把这位红军喊进屋内，推到楼上同邱玉才还没有订婚的三妹假装睡在一起，说这位红军是她的姑爷（女婿），尽管保丁抓去毒打审问，她依然不改口。过后，这位不知名的红军在邱玉才的掩护下，安全归队。

红军在苟坝期间，在群众房屋的墙壁上刷写了许多宣传标语。红军走后，当地保长下令各家各户涂擦红军标语，群众则用生石灰调成浆在红军标语上涂一层，将前来督查的保长搪塞走了事。用生石灰浆涂盖的红军标语，反而起了保护作用，石灰浆脱落后，红军标语就像刚写的一样，许多红军标语能保存至今，都是群众巧妙保护的结果。

从以上几个简单的例子看出，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只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群众就会想方设法给予回报。

三、密切联系群众，使中央红军跳出敌人包围胜利冲出绝境

中央红军在遵义期间，人生地不熟，何以在遵义三进三出，穿插于崇山峻岭之中如鱼得水？当时的统治者，占尽天时地利的国民党军队反而成了“睁眼瞎”，被红军牵着鼻子转得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的去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遵义县城乡群众主动给红军当向导，给予了红军转战遵义县境极大的支持。三岔河、懒板凳（今南白）的许多干人，主动赶到红军驻地，要求给红军带路。后坝的杨仲凡带着红军从后坝场启程，经池坪、鸭溪、白腊坎至黄沙河，一直把驻在他家乡的那个营带到贵阳三桥后才回家。仡佬族青年罗顺才上山砍柴，一阵枪声过后，看见8位红军朝他跑来，他拦住红军说，清乡队在追你们，前边有个山洞，你们快跟我去躲藏起来。他把这8位红军隐藏好后，一边唱着山歌一边迎着清乡队走去，清乡队员凶神恶煞地讯问他看见“共匪”没有，罗顺才若无其事回答：“我不晓得哪个是‘共匪’，只见几个提枪的上那边去了。”哄走清乡队后，罗顺才去到他二姐家，做了饭菜，送到山洞中。一连几天，他边给红军送饭，一边打听红军大部队去向，红军四渡赤水返回遵义县时，这8位红军由罗顺才带路，在倒流水归队。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是红军走了群众路线，群众才给红军带路！

在苟坝会议上成立的“新三人团”，尽管被赋予全权指挥军事的权力，也并没有像1934年5月成立的老“三人团”那样包办一切，甚至前方指挥作战时，部队什么时候吃饭睡觉，机枪架在什么地方都写进作战方案，听不进前线部队的合理建议。“新三人团”则是在南渡乌江、挥军入滇，从而摆脱国民党追军的关键决策时，采纳了红三军团的建议而作出的。四渡赤水之后，1935年3月25日22时，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建议，目前部队向西机动困难，以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认为只要4至6小时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处架起浮桥过江。^[4]毛泽东接受建议，次日决定中央红军集结主力改经长干山与枫香坝中间地段南下。于3月31日在梯子岩等地全部渡过乌江，一下子就跳出了敌人在遵义等地的重围。4月13日，“新三人团”再次接受三军团建议，决定西渡北盘江进入云南，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遵义会议后一直谋划渡过长江，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构想。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只有走好群众路线，群众才会给我们“带路”，这是中央红军在苟坝期间进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_{[1]
《中华读书报》，2011年7月13日。}_{[2]
费侃如：《四渡赤水战役中的情报工作》，载《遵义》总第74期。}_{[3]
《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第194页。}_{[4]
金一南：《苦难辉煌》，2009年1月第1版，第334页。}

纪念遵义会议八十周年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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