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集中群众智慧，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战胜种种困难，创造了种种奇迹，推动党的各项事业不断蓬勃发展，群众路线因而成为我们党的科学工作方法和根本工作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我们党正是在与人民群众民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众所周知，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成功召开，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红军，与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众人的智慧，最终战胜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也正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之后又成为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三人团”的重要成员，并因此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

一、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1934年秋天到来的时候，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更由于“左”倾军事路线领导者的瞎指挥，中央红军虽经顽强奋战，也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最终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红色根据地，开始战略大退却——长征。从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在中央根据地时，虽然“左”倾路线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中的职务，但仍然嫌他碍手碍脚，企图调虎离山，将毛泽东送往前苏联养病，以达到完全消除其在中央苏区影响的目的，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而作罢。 ^[1] 在长征前夕，博古 ^[2] 和李德 ^[3] 又曾考虑将毛泽东与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留在根据地，使中央趁机甩掉这个“包袱”。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4] 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了随中央机关转移的通知。病中的毛泽东坐着担架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1934年12月初，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国民党军队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5]

湘江惨败，促使指战员们开始思考问题的症结。对此，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前面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6]

看到红军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军事指挥者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感觉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毛泽东认为，如果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那么红军将被搞个精光。如果自己再多沉默一天，就是对红军的不负责任。因此，他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谈，公开自己的意见，以纠正“左”倾错误领导。

毛泽东首先把目标瞄向王稼祥和张闻天。王稼祥，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洛甫，即张闻天，1933年1月进入中央根据地，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受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不少。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又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他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便开始真诚地进行反思。

据张闻天记述，长征开始以前，由于害怕毛泽东等人会串联起来反对他们，博古、李德等人曾打算把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才未分散，王稼祥、张闻天也因此得以和毛泽东一道随中央纵队行动。这样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也就极大地方便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于是毛泽东就不辞辛苦，边行军边做王稼祥等同志的思想工作。

巧合的是，当时毛泽东因病从长征一开始就坐着担架行军，而王稼祥也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未愈而坐担架。如此一来，他们同行同住，昼夜交谈。毛泽东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根本道理；其次，是谈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产生了只有推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念头。王稼祥同志首先提出占领遵义城之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主张。毛泽东深表赞同，并要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找了张闻天，张闻天也同意，并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7]

王稼祥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恳切地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8] 张闻天同志在回忆中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9] 王稼祥、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自己的亲身体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站到了毛泽东正确的一边。对此，毛泽东念念不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10] 周恩来也指出：“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 ^[11]

为了促使更多的人觉悟起来，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除了王稼祥、张闻天外，毛泽东又找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谈，找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和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军委以及军团的领导同志谈，谈的结果是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毛泽东。总之，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广大的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2] 因此，毛泽东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对促成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非常关键的。

二、毛泽东发动群众，与“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促使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博古、李德等人面对湘江战役后的不利局面，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正是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必须公开站出来提意见，以迅速解决“左”倾错误领导和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为此，毛泽东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因为如果继续按原定计划行军，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那无异于向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早已报告过王明与共产国际，所以博古、李德肯定会坚持原计划不变。这样，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了使党和红军免于失败的命运，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与博古、李德展开了三个会合的角逐。也可以说，这是遵义会议前为拨正红军战略方向的三次预备会议。

第一回合，通道会议关于红军战略方向之争。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就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近20万军队，设置了三四道防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准备坚持原定计划，率领红军主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是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上，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在此危机关头，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反驳李德的意见。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此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泽东建议红军应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有机会适当休息，以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和支持。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红军西进贵州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毛泽东从此参加了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二回合，黎平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按照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中央红军连战连捷，于12月15日一举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团，占领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3] 这个决定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聂荣臻后来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14]

有关黎平会议《决定》的产生，周恩来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曾这样讲过：“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15]

从以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不仅有了发言权，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策。因此，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所作出的《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

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政治局以决定形式正式否定了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决定，之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连战连捷，打败了王家烈、侯之担所部四个团，并连克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振奋人心的胜利，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于1937年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任被缴械，并速占黎平、黄平、镇远三镇，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捷，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16]

第三回合，猴场会议实际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4年12月底，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现名草场）。军事顾问李德忽然又过问起军事来。原来他一直主张逃跑，此时却提出在渡乌江前消灭国民党追击的两三个师。实际上，此时尾追在红军后面的国民党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纵队四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如果听信李德这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建议，那么，中央主力红军就渡不过乌江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5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17] 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打破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一统天下。 ^[18] 这个规定实际上就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给取消了，开始恢复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的正常秩序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逐步争取和团结了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为顺利举行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城，并拥有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机会。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还有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共计20人。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由他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正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失利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敌强我弱等各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由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在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并全力举荐由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今后的行动。周恩来的发言对与会人员的震动很大，对会议产生了深刻影响。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点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毛泽东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分析以前几次反“围剿”的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和人民结合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李德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在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之后，毛泽东还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使与会的大部分同志心悦诚服。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发言之后，张闻天、朱德等相继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批判，一致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今后红军的行动。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弄得丢失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 ^[19] 朱德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正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关键时刻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 ^[20]

最后，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1]

会议最后形成并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大家的意见，其中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深刻清算了王明军事路线上的“左”倾错误，解决了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圆满结束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后，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中，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是总书记）。之后，当红军进行到贵州金沙县境内的苟坝村时，党中央又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由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得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它也是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