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遵义会议精神文化内涵的探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2011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纵观中共90年的历史有三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第一次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第二次就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第三次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已故的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原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的一部中共党史或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场革命’，实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取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其间有两次会议在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转折意义：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另一次是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 对遵义会议给予了极高的历史评价，如今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古田精神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表述，遵义会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一、遵义会议精神提出的过程

井冈山精神最早是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提出的，就此，毛泽东深情地说道：“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 ^[2] 1972年11月，邓小平在井冈山参观时曾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井冈山精神丢不得。”1989年10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登上井冈山时，深有感触地说：“这里是革命的摇篮，能从中汲取精神养料，我看这一点很重要。”他指出，井冈山精神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3] 此后，井冈山的精神被明确确定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关于延安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 ^[4] 关于古田会议的精神，古田会议纪念馆和福建省龙岩党史办合作，成立了一个古田会议精神研究会，通过多年的研究与探索，古田会议的精神被概括为：“思想建党，永葆先进；政治建军，人民本色；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团结奉献，勇闯新路。”

遵义会议精神比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古田精神等提出的时间都晚，这和遵义会议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地位很不相称，而且遵义会议精神的提出还有一个逐步趋于完善的过程，1995年1月10日至12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委党校、贵州省委讲师团、贵州省社科院、贵州省社科联和当时的遵义地委、行署在贵阳联合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有会议代表把遵义会议及长征精神归纳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团结拼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5] 2002年4月22日上午，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贵阳隆重开幕，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钱运录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开创富民兴黔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钱运录提出以“遵义会议精神”来鼓舞激励贵州干部群众改变贵州面貌，随后，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将遵义会议精神归纳为20个字，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随后，这20个字的遵义会议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提到遵义会议精神时均采用此种说法，如，遵义市残联理事长黄运华发表在《中国残疾人》2005年第8期的《遵义精神，再展辉煌》一文中说：“弘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 ^[6]

2009年6月10日，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说：“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是历史留给世界、留给遵义的宝贵财富，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遵义会议都是我们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精神动力。”可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已经得到了官方及大多数专家的认可。但仍然有人就遵义会议精神提出自己的观点，如：为纪念建党90周年，2011年6月5日下午，由遵义市党委宣传部、遵义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遵义会议精神”讲座在遵义师范学院举行，贵州遵义市原旅游局局长、研究“遵义会议”专家黄先荣在讲座中提出，遵义会议的精神是“建好统帅部，走出特色路”。可见，迄今为止关于遵义会议精神的表述尚无一个得到所有人认可的定论。

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与形成

该如何科学、全面、准确地表述遵义会议的精神？我认为应该从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谈起，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

（一）勇于探索、循序渐进地追求真理的精神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在遵义会议前还召开了3次会议，即湖南通道、贵州黎平和贵州猴场三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说这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准备会议”，而在遵义会议召开后，还有2次延续会议，即云南扎西会议、贵州苟坝会议，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由此，可见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而我们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时，绝对不能孤零零地只研究遵义会议，而放弃对遵义会议前后召开的其他5次会议的研究。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正确的认识来源于不断的探索中，同时这中间又充满了曲折，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的那样，“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7]

（二）由放弃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的精神

李德原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李德”是他在中国活动期间使用的名字，意思他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李德来中国前，仅有两次简单的军事经历，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把他请到中央苏区的，在当时的中央苏区“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 ^[8] 其他将领，如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对李德也很崇拜。并在博古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并成为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李德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长征的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采取了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再次使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当年，李德刚到中央苏区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八万多人”。 ^[9] 当红军长征渡过湘江时，“只剩下三万多人”。 ^[10] 1926年博古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回国，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共中央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按原定计划，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11] 在遵义会议上，集中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及转移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批评了博古、李德脱离实际，错误估计敌我双方的实际力量，并停止了李德、博古对军队的领导。这也证明了，“什么时候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改革就能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事业带来损失”。 ^[12]

（三）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倡导民主团结的精神

在中央苏区时，李德就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当时在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广大红军指战员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竟然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建了一个三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四周是稻田，在稻田里还专门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五分钟，“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 ^[13] 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两位高水平的翻译，并配备了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一整套服务人员，李德生活上的用品也都由总参管理局等部门特殊供应，有时李德还不满足，亲自去要。

当时，李德对妇女有着极大的兴趣，据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来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 ^[14] 博古知道后，对李德依然是言听计从，在博古还没有来得及办理时，李德还是出事了。

因为这时李德已经看上了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他“对这位年轻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 ^[15] ，李德还不断地去找她，那位女同志的丈夫知道此事后，急忙向领导反映此事，对此有关领导对这位“洋钦差”也无可奈何。博古知道后，决定通过党组织，在红军女战士中郑重地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最后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为李德物色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广东籍女子，肖月华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反对嫁给李德，后来经过领导的多次说服动员，她以完成一件组织上交给的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李德结了婚。由此可见，博古对李德的方方面面都是有求必应的，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经回忆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16]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李德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接着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推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战争中，李德极力推行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短促突击”、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等一整套方针，完全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游击战术，李德、博古二人还一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由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独断专权，党内民主遭到了严重践踏，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而在遵义会议上，坚持民主集中原则、倡导民主团结的精神，当时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坦诚地交流着各自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激烈的争辩，最后也在服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共识。

（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实现独立自主、务求必胜的精神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军事指挥上的危害，李德、博古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被解除。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而这个决议是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个《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上还作出了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初期成立的以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随后，1935年2月5日前后，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交界一带，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4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时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而上述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完成的，特别是毛泽东，他不仅拥有中国革命和战争实践经验，而且懂得中国革命和战争规律与特点，这为后来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提供领导上的保障，可以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