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岭：我的乡土小城

一

我老家的布依人，一向把山外的集镇称之为“大地方”。

小时候，我对外面的“大地方”就特别地好奇向往。但是，在我上中学以前，能够走到的“大地方”，只有一个永宁镇；至于比永宁镇大得多的关岭县城，却一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只飘浮在老人们的言谈和传说之中，并在我眼前生成奇妙幻景，伴随我的童年。

大人们说，从法那寨去县城，走小路五十多华里，走大路过永宁镇有六十多华里；其实也就是大半天的路程，而我那时还没有里程概念，总感觉很远很远。

“有大堡在平坞中，曰关岭铺”（即今日关岭县城）

有一回，我逃学逃到幺姑家去了几天，回家来就跟祖父扯谎，说：我跟某某到关岭玩去啦。老爷爷笑问，都到了哪些地方，玩了些什么？我说不上来，只好胡诌一气：人家关岭城里头，房子好大好漂亮，连茅厕都是全部拿玻璃修成的。这突发奇想，来自于我家老屋上的几片玻璃瓦，它们夹在一色青瓦之间，显得亮堂而洋气。祖父呵呵一笑，也不忍心戳穿。直到我进县城上学后，才省悟到我那句谎话编造得太不高明——其他房屋能不能全玻璃建造，还可以讨论，唯独茅厕是绝对不可能修成“玻璃房”的，用现代的网络流行语来调侃，那才真叫完全彻底的“走光”。再说，我祖父是起房造屋的大木匠，早就不少去过关岭，县城里一些旧时宅院，就留有他的手艺，怎么骗得了他呢？实在是童言无忌，乐得老人一笑而已。

老县城俯瞰

后来读书长大，走的“大地方”多了，回头再看关岭县城，感觉它一下子变得那么小，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山里小城。

在关岭县城，没有哪一家不是开门见山。真是地如其名，四山合围环抱，城中还要突起一座孤峰，曰：青龙山。关岭县城，通常就叫关岭，又名关索镇，人行城中，抬头就见关索岭。关索岭，得名于二国蜀将关索的传说；因而，岭下之城，自然也名叫关索镇了。

小城虽小，却因为滇黔公路穿城过境，曾一度日夜车马喧嚣。很多偶尔路过的外地人，从更大的“大地方”过来，对这座弹丸小城大概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即便有一丁点记忆，恐怕也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没有什么特别能吸引过客的东西。不过，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第一次进关岭县城，就处处感觉新奇，兴奋得不得了。

关岭灵龟寺无梁殿

二

一九六二年秋天，我到县城上中学。当时，携带的行李，早已成为“绝版”：一个铺盖卷、一只旧木箱、一把板锄、一张小板凳。

入校方知，学校有大礼堂但没有座位，不自带板凳，听报告就只好坐地上，还得挨批评，且“后果自负”。锄头呢，是种菜用的——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校园后边有大片校属菜地。虽然有父亲一路护送，但初进县城第一天，我就弄得一身灰土满头大汗。

关岭中学，在县城北边的半坡上。看得出，这里原先是一座大庙。不过，遗留的老房子不多，大多做了教职工宿舍；隔着一带花木和竹林，与新修的青砖教学楼形成鲜明对比。从城里头到学校，出马路拐上坡，要登一百多级石阶，上到平台，迎面是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叫“无梁殿”。殿堂内外没有一根木料，全是青石拱顶修砌，称为无梁殿，名副其实。这座无梁殿，当时是学校食堂的总务处。那时候，刚度过“三年大饥荒”中最难熬的阶段，但粮荒并没有完全过去，学生口粮还是低标准定量，只能吃个半饱。所以，对于饥饿的乡下学生来说，这是无比重要的一个机构。关中“老三届”以前的毕业生，大概没有人不记得无梁殿这个老地方。

那时，无论是新生老生，办理住校伙食手续都很复杂。特别是农村学生，先要从家里把一个学期的口粮交到地方粮管所，换成一张单子交到无梁殿，几经周折，最后才拿到一块木制的饭牌。

无梁殿后边西侧有一株巨大的梧桐树，老梧桐树荫下，一直是同学们中、晚两餐分饭用餐的场所。没有桌椅，一律只能蹲起进食，从这个露天“餐厅”历练出来的人，后来到哪里吃饭都快当得很。

那时候，学生食堂的饭，叫“二笼蒸饭”，也叫“木笼盆盆饭”。大灶大锅上，是一个几面封实的大木笼，正面有一道合页木门；伙房工友在百十个铝盆里量好米掺好水，然后，一盆盆地放进大木笼的层屉里去，完了关严木门就开始蒸；蒸好了，又一盆一盆取出来码在一个大案台上，等学生们凭饭牌来取。

每一盆蒸的是六个人的饭，轮流值日，当值学生负责管牌取饭，负责用筷子把饭瓜分成均匀的六份，其他同学则或礼让或争抢，依次把分好的饭块夹到自家碗里，剩下最后一块，就是值日生的，若分得不均匀，他就自己吃亏。饭块呈三角形，大米和包谷两造，时常会吃出砂粒或耗子屎来。菜当然更是大锅菜，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种菜蔬及瓜豆，汤水上漂浮着几点油星子，哄哄眼睛而已。不过，话说回来，每月六块钱的伙食费，你还能指望吃出什么来？后来逐渐改善，每个星期有一餐煮豆腐，每个月有一回炒肉。每到吃豆腐或吃肉的好日子，临开饭的课外活动期间，学生会生活委员就会吹起哨笛扯高声气满世界宣布好消息：“今天下午吃……！”整个校园随即爆发出“呜啊”一阵欢腾，就像电灯熄了很久突然亮起来那样。

所以，每到周末，乡下来的学生们，多半都要回家去补充一下油水。然后，从家里整些干粮带回学校，以备在饿得难挨的时候安抚一下饥肠。一般是包谷花、炒面和粑粑馃之类，好存放，食用方便，一杯水即可下咽。几乎每一个乡下学生的床头木箱里，都有这些东西。春季的关中校园，随处可以感觉到包谷花的香味。

一些家境相对宽余的学生，倒时不时可以下街进馆子，吃碗面条甚至炒菜吃饭。但是，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不仅奢侈而且犯忌。当时，贫困生每月有三至七元不等的助学金，只需交一半的伙食费，少数获最高等级助学金的学生，等于伙食费全免；如果下馆子被发现，其助学金就有可能会被取消，偶尔下街吃东西就很有风险，搞得偷偷摸摸，可怜又可笑。那些年，关岭县城街上，可以炒菜吃饭的就独有一个国营饭店；再就是屈指可数的粉面小吃馆。有学生下馆子，一般都逃不过那些盯梢告密者。

不过，猫有猫路，狗有狗路，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避开探眼的去处：军用食宿站。那是专门为过境军车提供食宿的地方，所以不当正街。那里每天要做很多大馒头，在暂无“军用”的时候，也零卖一些给平头百姓。三两粮票一毛二分钱，面碗那么大的一个白胖馒头，看上去很足实；还免费给一碗“玻璃汤”——在炒过菜的锅里掺一瓢水烧开，撒上一撮葱花，舀在碗里透明见底。我们一帮知情的“饿牢子”，偶尔揣起粮票和零钱溜进去，坐在解放军叔叔们坐过的条凳上，就着“玻璃汤”啃大馒头，那味道，那感觉，一辈子也忘不了。

如今，我每次回关岭，走过油烟弥漫的小吃夜市，炸烤肉食的浓烈香味扑鼻，回想起当年的大馒头玻璃汤，感觉如在梦境，过去和现在的极大反差，一下子都变得那么的虚幻，那么的不真实。

三

现在，遥想当年，“老三届”们就说：正当“吃长饭”的年龄，偏偏就遭饿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慨叹。是的，那时候，我们做梦都想吃一顿饱饭，但同时我们更会贪玩。上课之外，唯一能使我们暂时忘掉饥饿的，就是在这座饥饿的小城里到处寻找快乐。

关岭县城很小，也很简单。一条通城长街，几条巷道，一个六天赶一场的大场坝——也是放露天电影或开“公审大会”的会场。从高处俯瞰，几乎是一目了然。当然，这是我成年之后的看法；当年从乡下初来县城，就感觉这地方好大好热闹好气派。

通常一到星期天，只要没有请假回家，我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就喜欢邀起下街满城乱窜。不过，疯来疯去，也就是几个老地方。

有时候，身上揣有家里寄来的汇款单，就先奔邮电局而去。手头得了点钱，还不敢乱花，得先交伙食费。有时，就拐进十字街三层高的“百货大楼”，买点学校不发的纸笔墨水什么的，顺便在柜台前磨蹭，偷瞧那个卖文具的大姑娘。生得真好看，说话也柔和动听，就是从不肯笑，高中部的哥们就背地叫她“冷美人”。我们就很想瞅到她笑一回。五金公司，也有一个美人。那个就爱笑，眼睛又大又黑，所以外号叫“熊猫”。我们经常假装进去东看西看，实际上是去“围观”她售货。多去几回，她就警觉了。有一次，店里只剩下我们几个，她就瞪起大黑眼睛吼起来：紧倒看哪样看？紧看不买也要开钱的哩！我同学想回一句什么，可是，才冒出个“大姐”，就被她佯嗔抢断：大姐？乱套！叫“大娘”还差不多。小屁崽些，书不好好读，就会鬼混。快滚！我们不敢抗辩，赶紧落荒而逃。刚溜出门外，背后又追来她清脆的声音：哎，转来转来，掉东西了！我们张皇踅回，满地扫描，什么也没看见，方知被“熊猫”耍了。她在柜台那边，就咯咯咯疯笑，两只肥白的手掌捂向嘴角，很像熊猫在开心啃竹子。

当逛店赏美都感觉无味的时候，我们就会腰别一副破球拍，到处去找台子打乒乓球。那些年，关岭城可以打乒乓球的地方不少；县委、工会、邮电局、供销社、粮食局等等很多大单位，会议室兼娱乐室，都有木制的乒乓球桌，比我们中学的水泥球台高级多了。奇怪的是，这些部门的会议室星期天也不上锁，就像专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似的。想来这与我国乒乓球队在国际上夺冠称雄有关，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打乒乓球那幅图片一出，普天之下，乒乓球更是无处不热。但是，找球桌也得看运气；有时东奔西突，不是球桌被一帮玩不来的“小鬼”抢先，就是被高中的“大鬼”们撵得屁滚尿流。

于是，又只有满城街乱窜，游来逛去，可以停下来消磨的去处，一般是十字街的新华书店，或者是贯城小河的老拱桥石栏。

那时候，关岭县城的新华书店还很小套，就那么几列四五米高的书架，但经营管理却比较人性化。不管成人还是学生娃儿，都可以直达柜台里边的书架，还允许选出喜欢的新书在里边翻阅。只是不提供凳子，读者各自捧起一本书，勾起头在书架下边蹲成一排。一本小说看得几十页，就蹲得腿麻脖子酸，只得依依惜别，下一回再来接着看。有时候，从书店出来，还不想回学校，就到贯城河的桥头去观鱼看水。我们一蹭到那桥头上，有时会消停很久。也常会有一些老者，拄着拐杖于此小憩，谈今摆古，优哉游哉。我们呢，就歪在石栏面河旁听，有时会听到惊人妙语或稀奇故事，也沾光一乐。

桥面衔接城街马路，两边桥栏没有任何雕饰，像是青石条拼成的两道矮墙。那时候，桥下的河水清亮，我们趴在青石栏上，就可以窥见鱼儿在桥拱的倒影中悠游。常可见到的，多半是些鲫鱼和俗名“麻十三”的油鱼；在山雨欲来之际，偶尔会有鲤鱼蹦水，但一纵即逝杳无踪影。鲤鱼是水族精灵，深居简出，从不易上钩，更不会陷身“倒须笼”，但还是难逃炸药、渔网和人类制造的污染。因此，在此后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这条小河里的鱼虾就基本上绝种了。

这条小河，从城北的大地庄（布依寨）流淌下来，一路逶迤回旋，落瀑飞花，润泽两岸田野，滋养关岭县城。在小城还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城里的好几口水井，就是这条河水透穿地层滤尽杂质喷出的清泉。那时，沿河两岸，垂柳拂风，野花星点，一道天赐的风景。

大凡养育一方水土的河流，都被人们称为“母亲河”；那么，关岭城的这条小河，也就是关岭人的“母亲河”了。

当年，小河桥头住着一位凉水老伯。他和老伴似乎别无营生，就在门口摆个凉水摊摊度日。别处一分钱一杯，他家两分钱一杯，生意却不是一般的好。关中的学生下街，就必定要去喝他家凉水，喜欢得只差上瘾。一到赶场天就更不用说了，简直供不应求。他家的凉水，就像冰镇过一样，清凉回甜，沁心爽口。整个城街独一无二，令世人称奇，原因何在，却一直是个谜。一说，他家有祖传的秘制配方；更有一说，是他家室内有一口深井，就源自屋旁小河，自然天成，一汲上来就是这样的甘洌美味。大概出于对这条小河的偏爱，我更愿意相信这后一种说法。

在凉水老伯家对岸桥头，是本城唯一的理发店。我们每隔一两个月就得进去一次。我很快发现，理发店临水的一面，原是悬空的吊脚楼，一盆一盆的洗头水，就哗啦哗啦地倾泻到河里边。起初，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天长日久，从凉水老伯家门前往河道里一瞧，只见半条小河已渐成浊流。再一看，不光理发店，两岸近水人家的垃圾、废水，都是毫不犹豫地纷纷往河里抛撒。鱼儿们的灭顶之灾由此开始，奄奄一息直至断子绝孙。我们快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有些同学就发出疑问：凉水老伯家的凉水，到底还干不干净啊？

四

小城里，还有一个我们最爱去的热闹地方：县委球场。

其实，这个篮球场就在县政府办公楼鼻子底下，要穿过政府办公楼前行几十米才到县委大院，但从来没有谁叫它“政府球场”。在“文革”期间，曾一度更名为“县革委球场”。一直以来，关岭的“政治中心”和“体育娱乐中心”，就这样无比贴近地坐落在一起。

当年，在整个关岭县城，用全水泥建造的标准篮球场，印象中仅此一处。在很多年里，这也是全城唯一的篮球赛事场所。

我上初中那几年，我们校队声威大震，一直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夺标劲旅。每逢大赛，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决不会刷落到季军小老三去。而且，每次打到决赛，总是我们“关中”和“工交”及“财贸”三个球队巅峰对决，几乎成了“三国争霸”的格局定式。不过就球技的观赏性而言，又数“关中”和“工交”的比赛最好看。双方虽然平均年龄悬殊，但是旗鼓相当，尤其领战中锋都是玩球高手，赛场上竞技斗勇，精彩不断，高潮迭起。比分常常咬平，加时决胜也是常事。所以，只要轮到这两个王牌军团上场，观众立刻爆满。不仅是球场四周的台阶，就连近旁的县机关宿舍及政府办公楼，也是窗户大开人头攒动，甚至东边堡坎的树桠上，都猫着看球赛的人。走在城街上，老远都能听到赛场上清厉的裁判哨声，以及喝彩之声刮起的阵阵风暴。

那时，“粉丝”、“面条”不分，我们全校师生都以此为荣，这也是我们喜欢县委球场的理由。同班有一个爱打篮球的矮个子，堪称关中队中锋的铁杆“粉丝”，有一次关中队把冠军打飞了，他就将白底红字的“关岭中学”校徽，从胸口上摘下来别到裤腰上，直到校队重新夺冠，他才把校徽又戴回胸口上去。

有时，球赛终场，我们在回校的途中，会碰见颤巍巍的潘太风老先生。我们就会向他行个礼，然后才一溜烟开跑。他是我们学校年纪最大的老师，到底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他喜欢拄着拐杖，一个人在这条县府到学校之间的石坎路上慢歇慢走。从这里，可以俯瞰小城的主体片区，可以遥望天边淡蓝如黛的远山。他时常戴一顶很别致的绒帽，总是面带笑容，口音很难辨听，只教高三语文。

他是从上海“下放”过来的，原是《旅行家》杂志副主编。月薪近二百元，比在任县委书记还高出一截。这对每月吃六元伙食的我们听来，不啻天文数字。据说，他自觉不妥，主动向上级提出，将他的工资减在书记之下。当时，此举被视为高尚的谦逊，传为美谈。多年后才逐渐明白，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真是战战兢兢，如屨薄冰。潘老师语文课上得如何，高中生们从未臧否，常听称道的却是另外两位语文老师：一个是据说水准可教大学的罗文敏；一个是从军队转业下来的营级资深教员石雯。他们为何会到这所偏远的中学执鞭，我们无法知道。反正，那时候政治运动不断；据说，几乎每次运动，都会有一两个颇了得的才俊人物，被上边“下放”到关岭中学来。

这些前辈们是何等不幸，但对于关岭中学，却是幸莫大焉。

一九六一年，关岭中学的高中毕业班，一个不落地考取大学，升学率一度名列贵州全省第二。母校这等骄人的辉煌，可不是刻意“应试”的结果，而是根深叶茂的教育质量使然。

可以说，我上中学那些年，正是关岭中学的黄金时代。

我们学校最棒的几个英语老师，都是从外地“下放”过来的“右派”及问题人士。关中原先开的是俄语，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才改为英语。我们坐在桌椅连体的“苏式课桌”前，聆听“右派”老师上ABC英语课。我个人深切感受，他们是那么的勤勉敬业，在课堂上激情迸发，课讲得那么的智慧生动，令我终身难忘。可是一出教室，就都处处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据说，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法眼暗中监视，只是那时我们年少无知，浑然而不觉罢了。

在我就读期间，更是不断增进从大学毕业分来的年轻教师。那时，他们比高三的“大鬼”们大不了几岁，一个个朝气蓬勃，魅力四射，穷乡僻壤里的关岭中学，一时人才济济，活力无边。

往事历历，他们的青春气息，至今仍常在我的记忆中飞扬。从川大毕业的美女老师王尧美，一双俏丽的丹凤眼，爱说爱笑，时常口吐莲花，和穷学生玩做一堆。可是，一旦手执教鞭走进课堂，“逼鼠”的猫威辣味就出来了，就连惯于捣蛋的学生，也赶紧把尾巴夹起。大家就背后戏称“王熙凤”、“凤辣子”，她也笑而默认。华侨混血高宏智，从印尼到云大攻读六年，也被分到我们学校当老师。他一来，就在生活习惯上做了大幅的改变：把西装革履通通收进一只金属桶子里藏起来，改着茄克和中山装；嘶嘶哈哈地学吃辣椒，经常打赤脚在校园里奔跑。高老师主要教数学，还兼上英语和体育课。他活泼好动，机智幽默而博学广闻，大家都很喜欢他；而他对学生也极尽关切，尤其爱到少数民族村寨去做家访，古往今来地问这问那。然后，就对学生说：太好了，留心处处皆学问。

那波年轻老师的故事很多，足够写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我们上初三的时候，新来一位外语老师，名叫岳铭成，五十来岁的样子。和高宏智老师相反，岳老师偏就只穿西装，从未见他换过其他款式的衣着；矮胖敦笃，面带微笑，华发后梳，纹丝不乱，戴一副金边眼镜，很像什么电影里的胖翻译。还真的就有传闻，说他曾经在国民党某个高级机构当过翻译。如此，当然又是“下放”来的了。当时，整个关岭城就只见他一个人穿西装，很稀罕；据说，有关领导不少找他谈过话，但没用，他阳奉阴违。他给学生用英语讲故事，讲伊索寓言，讲安徒生童话，说一句英语，再说一句汉语，声情并茂，精彩极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字报、“大批判”的革命风暴，把他撕得体无完肤，找不着北。有一天，他就寂然沉到一个荷花塘去了，就像老舍先生绝望而愤投太平湖一样。

此后，“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将这座母校之中我们曾引以自豪的一切，都逐渐冲击得面目全非落花流水。至今，“老三届”同学聚会，一提起母校这些达人往事，无不感伤遗憾。现在的关中校园，规模及设施之现代化气派，已然今非昔比；但我们更为期待的是，对于母校曾经彰显的业绩辉煌，有朝一日能够再现甚而超越。

五

初中毕业，十年恶梦肇始。大串联，打派仗，折腾了一阵子，我便逃离了县城。回乡务农，当民工修铁路，到贵大“读书”。混混就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又回到小城生活。学的是历史，却请求去文化馆领活，干起了写写画画兼打杂的“万金油”行当。

我在文化馆干的活，有点像农民伯伯。忙起来，忙得屁儿冒烟，比如，筹办晚会或组队参加汇演之类。而昏忙了一阵过后，又像是庄稼人的闲月，三天两头找人喝酒，还喜欢揽闲事受闲气。

一个是帮别人买电影票，二是帮别人借书。说是闲事，其实都是很有难度的活路。

那几年，“文革”终结，拨乱反正，一大批遭禁锢了十余年的“毒草”电影一下子解放出来，县城的电影院夜夜火爆，万人空巷。有些影片更是二十四小时连续放映，例如越剧版《红楼梦》、香港喜剧片《三笑》，还有日本片《追捕》和印度的经典老电影《流浪者》等等。电影院的卖票窗口，从早到晚有如蚁拥蜂攒，挤得个一塌糊涂，吵闹骂架经常发生。文化馆与电影公司一个系统且隔壁紧邻，我跟电影院的姐子哥们又是老交道，亲友熟人不耐烦去窗口排队吵架，就找我帮忙去“开后门”弄票。有时，一接手就是十多组人一百多张，还尽受叮嘱要“正位”（好位子），一旦无法满足就只好挨埋怨。因此，到后来，一知道有火爆的影片上映，我就躲得远远的去找地方划拳喝酒，但也常被狠人追踪抓回，履行义务。近年，回县城走过大十字，看见临街的影视大屏，想起这些陈年旧事，就不禁哑然失笑。现如今，就是去买了电影票白送人看，恐怕人家也不稀罕了。

在县民贸店里买到自己称心如意的物品

再说说借书。那时，县城一直没有图书馆。县文化馆和关岭中学有图书室，但藏书并不很多，一般不对外办理借阅。就常有人发牢骚：建国都三十年了，关岭居然还没有个图书馆。民意漫延，筹建县图书馆很快被列入规划。就见馆楼很快建起，馆长也已下文任命，却一直拿不出经费置备图书上架。结果，那座空楼闲置日久，最终被拆掉，地盘也转眼易主，耸起了某实力部门的宿舍楼。当年曾渴望建图书馆的人，谁都不会忘记这件非常刁诡的事情。

也和电影一样，大量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一从尘封的冷宫释放出来，立即求借者如云。时在改革开放之初，更涌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等许多振聋发聩之作，一出版就引发轰动，十分抢手。被“书荒”困顿已久的书迷们，熟人熟事，自然而然就找我的“门路”，帮忙借书。我也是读书人，感同身受，乐于帮忙。但是，有人借书逾期不还，我得上门追讨；还有的书没法收回，最终就该我赔。不过，吃得亏，打得堆，我占得人缘好。当时，很多人家都会有个简朴的小书架，上边的书本都被翻得毛毛的；如今，这种情景再难见到，看电视去了，玩电脑去了。我看见一些豪宅人家，置有带玻门的书架，存放的好书不少，但崭新如初，估计只是“爱书”而已。

此后，我就有了老婆孩子。多半时候是关岭、贵阳两地分居，两头奔波；而在办公兼宿舍的文化馆二楼，也有了一个居家住处。

这地方，不仅开门见山，还可凭栏望水。浑浊的贯城小河，就从楼侧流过。我妹夫从乡下来，趴在楼栏上看那片河湾，可以出神地看上个把钟头，不停地兴叹：看这水淌得好可惜！他家那寨子，自古被称为“干烧地方”，从人到畜到地，每一滴用水都全靠老天落雨，久蓄的池水，比这河水也好不了多少。我说，我在这读书时，这条河水好清亮，后来就越整越污糟了。妹夫说，要是换到在他们那里，包管清亮得很。我深信，却闻之黯然，心头不是个滋味。

我尝想，如果我有权力，或在当权者面前说得起话，有朝一日，定要让这条河水变清。那时候，在县党政机关和很多区、局部门的重要位置上，不少有我的同学、校友，乃至亲戚，找他们反应一下，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心有所动，却无行动，心结未解，情形依旧。一晃又是许多年过去，我因工作变动已经到贵阳定居了。

有一天，家乡来人，才突然得知：关岭县城正大举改造，说要把那条小河用钢筋水泥板“盖起”，在上边修一条“滨河路”。我慌忙又打电话又写信，尽管情知多半已无济于事。理由是：人家有的县城，没得河都要想法用人工现引一条河进来，关岭得天独厚有河穿城，却要把来“盖”成地下水，无异于暴殄天物。倘若能顺乎自然，从头疏理河道，治水还清，将新城街建于河岸，形成有山有水的人文景观，岂不更美哉？可是，电话打不通畅，信函石沉大海。待我回到县城时，小河已被路面覆盖，一条崭新的通衢大道已经是车喧人嘈。命名为“滨河路”。

大年初一，我起了个大早，独自踩着除夕散落的炮仗皮，沿着宽展气派、新楼林立的“滨河路”走出城南。在大路尽头，见到了小河流水，从一个洞口呜咽淌出，依旧沿塔山脚跌宕而下。这亘古的行程，似乎变成了一种逃离。

还好，豪气的“滨河路”还算留情，让这条“母亲河”在路边留下了一只眼睛；这就是莲井，俗称大水井。名为“莲井”，乃出自一个有关莲花的传说；因此，县城关索镇又称“莲城”。井泉上方以青石拱砌封盖，几十平方米见方的盖面，留有数处圆形井口，近似莲花形状，可供多人放桶下去取水。因为，这莲井在过去曾为“关索八景”之一，所以，得以作为文物保存下来。

多年前，还不得自来水的时候，这大井是好几条街巷居民的生活水源。近水街名就叫“莲井路”，西北向及东北向两条巷子，趋井交合，一条叫“上水巷”，一条叫“下水巷”，均是古来的称名，可见其历史之久远。我住在文化馆的头几年，每天必到大水井挑水。白天，这井台是女人世界，小媳妇、大姑娘们，都凑到这里洗涮。俗话说，三个女人闹一湾，而这大水井，经常是女人大扎堆的去处。家长里短，野屎家饭，轶闻奇事，都在这水淋淋的平台争相发布。而在夏天，到了深更半夜，便是男人领地，一个个脱得精光，裸舞似地把清水提将上来，一桶一桶地兜头浇下，暑热尽消，好不淋漓痛快。

六

既然曾有“关索八景”，那么，还有七景又在哪里呢？

一九八六年，我被从文化馆抽调到县“概况办”。这是关岭自一九八二年成立自治县后的新设机构，全称是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纂办公室。在梳理“概况”资料时，涉及“关索八景”，就曾经小有争议。地方文化老人曾方镛先生凭藉史料及记忆，将“八景”尽述其详。然而，在座同仁（包括我在内）则认为“八景”中有六七景早已荡然无存，稍为有迹可寻的，就一处关索岭“御书楼”，也仅余断垣残壁，无“景”可言，只宜一笔带过。如今看来，曾老先生是对的。比如这莲井，要不是有识之士和众多居民力保，一旦埋入地下，时过境迁，还有几个人晓得？因此，曾经存在过的“关索八景”，是关岭历史文化的一页，当借助文字，保存在地方的记忆之中。当然，在概况办由县志办取代之后，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古驿道

那时，我到概况办上班才知道，关索镇设为县城的历史极短，年龄还没得我大。原先，关岭县城设在花江镇，而明清时代曾置于永宁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匪围攻新生政权，因花江未通公路增援不及，保卫县机关的解放军全部牺牲。县政府失守之后，索性迁到320国道上的关索镇，并随即设为县城。于是，在大治之初，镇上很多老庙堂及豪门宅院，就摇身一变，成为县、镇机关或公益场所。关索区及关索镇的办公地，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都还设在土豪门楼里。关岭中学、城关小学，还有县粮食局这些单位，由于设施所需占地较大，则是分别由几处大庙改建而成。

这些古庙当中的文昌阁等处，就曾为“关索八景”之一。

关岭这个地方，作为县城虽然年轻，但从所建寺庙的数量、门类、规模及其历史可见，应在黔中古镇之列。“八景”之一的关索岭城楼，史称“御书楼”，由于雄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故门楼悬匾喻之“滇黔锁钥”，乃清帝康熙所题。城墙内的古驿道旁，也是一座老庙；而城关外下行不远处，有一座关帝庙，名“双泉寺”。相传，孔明南征时，关索（关羽之子）奉命率兵至此，人饥马渴。他的战马前蹄猛刨，竟刨出一股泉水，关索不忿：岂可人不如畜？挥剑柄一顿，又一股清泉应声涌出，是为“马刨井”和“刀把井”，因而有“双泉寺”。关索岭及关索镇，也由此得名。在前文提到的关脚青龙山下，县公安局的办公地址，原先也是一座寺庙，名叫“石牛寺”。成因是青龙山一尊奇石，状如猛牛，不知哪朝哪代从山上滚落下来，屹立于此地。有一首关岭人世代传诵的《石牛诗》，诗曰：

御书楼是城门式高台城楼，因康熙皇帝手书“滇黔锁钥”悬挂其上而得名

那年刚进初一，从城关乡下来的一位同学，跟我讲了个故事。说他来县城参加升学考试，跟七八个同学住宿客马店。考试前一晚上在天井里洗脚时，一个住店的老者对他们说，我念一首《石牛诗》给你们听，哪一个能一字不差地写出来，就可望榜上有名。结果，只有两个写对了。开初只当玩笑，谁知居然应验，那两个真的考取了。讲故事的同学，就是其中之一。我至今不信，但觉得很有意思。改建为关岭中学的那座庙子，名叫“望林寺”。所望的城南两座山坡，过去曾是一片古树老林，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被剃了“光头”，做了小高炉的燃料。即使如今寺庙还存在，也早就无林可望了。

幸存的莲井，还增修了一座井亭。亭子虽然修得有点粗陋，却是尊重地方历史文化的一种昭告及表现。

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滨河路”的建成，使小城有了历史以来最像样的一条大街。而且，由此而始，关岭县城一步接一步的拓展更新所呈现的“城市化”巨变，真是天翻地覆，让人们惊喜不已。

关岭美丽的羌寨

一处又一处现代高楼和花园宅区的崛起，以及早年的穿城正街退居为小街，已经不算什么了；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关索老镇西边的大岩坝子，还建起了一片新城街。同步绿化的街区大道两旁，崭新气派的现代建筑群星罗棋布：星级宾馆、高档酒楼、体育馆、超市、文化艺术中心，还有可容数千人的多功能广场。体育馆的外观恢宏大气，内部功能齐全，落成之初，就举办过国际性的篮球赛事。与当年的“县委球场”，真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多年前，我和朋友由贵阳上“老贵黄”公路一路行来，望着沿途店面招牌艺术层次的参差变化，不由突发感慨：光从招牌设计，就可以看出城市的级别档次——贵阳、安顺、县份，以及乡镇，视觉上的高下悬殊，大可借用“金、银、铜、铁”来区分。可是，如今你再沿途一看，关岭这样的小城老镇，与安顺、贵阳，在这方面已经差不多拉平了。

小城的今昔变迁，说它“日新月异”，一点也不夸张过分。

然而，这一切，属于与时俱进的“共性”，不独关岭县城，在全省各县，乃至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和触及。我更想在此之外，找回这小城与众不同的“个性”的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地方美食品牌耳块粑（亦称达耳粑）？断桥糊辣椒？永宁油豉？……显然不止这些。好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样的饥馑，已然一去不复返，如今人们大多衣食无忧，有时甚至近于铺张奢华。小城人家，即便是自己建了新楼，抑或迁入花园小区，还是照旧将“天地国亲师位”供奉于中堂，还是与亲友维系“礼尚往来”，婚事嫁娶，乐呵呵操办三天五天，喝五吆六，麻将声声，主尊客贵，皆大欢喜。

无意间，一些珍贵的东西，却从我们的眼前身边消逝，从我们的生活中流失，也一去不复返了。是些什么呢？一时也说不清楚，就随它去罢。只惟愿：富人不要富得只剩下钱；穷人不要穷得无立锥之地。如是，则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