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密码：乌当之过往人事

引子

品读乡土，这是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品读乌当更是如此。不过，就我浅薄的知识积累和人生阅历，指望在有限的篇幅中，对一个地方作系统的梳理或描述，视角难免受限，甚至有眼高手低之嫌！

那么，我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贵州省地质学校的一个实习地说起吧——那个地方位于省城贵阳的东北面，地质学家为其冠名“乌当-洛湾盆地”，当地人称“乌当大坝”、“洛湾大坝”，合称“万亩大坝”。但两个大坝中间被山脉阻隔，形成相对独立的格局。这里土地平整，水源充足利于灌溉，是稻米和油菜籽的主要产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个，随部队转业回黔的父亲，由云南大理的洱海之滨移民贵阳市郊毛栗山的“贵州省地质学校”。每到夏天，地校的老师都要带中专学生外出实习。师生们颇具特色的地质包，以及他们背回来的矿石标本及野桃、山杨梅等，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正是伴随瓜果那鲜美甘甜的汁液，我听到了一个叫“乌当”的地名，至于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当年在“乌当大坝”、“洛湾大坝”搞地质研究，并在第四纪冰川学说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那段历史，则是我参加工作之后才了解到的。

乌当是迄今为止，贵州省内发现新石器的十七个县（市、区）之一（大堡古人类文化遗址）。春秋时期，这里属牂牁郡，战国时期为楚国之黔中地，秦时归象郡，西汉时期属夜郎县。两晋时期至唐、宋，这里先后属晋乐县、牂牁县和矩州管辖。南宋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年），朝廷在今乌当区境内设立“喇平宣抚司”衙门，治所位于今下坝乡喇平村。“喇平宣抚司”贯穿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直到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才宣告废除。如今，虽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霜洗礼。“喇平宣抚司”衙门遗址轮廓仍在，不时有专家学者或好奇的“驴友”前去探访。

少年时代，没有想到自己会和乌当结下不解之缘。神奇的土地，神奇的人！那些看似寻常、实则独特而又神奇的乡土密码，令我痴迷甚至癫狂。这里所谓的“乡土密码”，我觉得不外人、事、物三者——有这么一些人，曾做过这么一些事并留下这么一些遗迹！我想，要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人、事、物三者是最基础、最直接的人文元素。离了这三者，我们无法为自己的乡土勾勒一个起码的文化轮廓。乌当，简简单单两个字，究竟蕴含了多少神秘天机？现在已经很难说清。这好比来自地球深处的化石，除了它的属性和外貌，谁能说得清它神奇演化的具体细节？

当然，也只有乌当这样的地方，才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吸引着我们无限的憧憬、联想、猜测……

一

叙述乌当，有两样东西绕不过去：一个是水东宋氏土司文化，再一个就是北衙。早在六百多年前，“明德夫人”刘淑贞和“顺德夫人”奢香共同主政贵州前后，这使得乌当区北衙村一带的土地显得尊贵不凡。刘淑贞是水东宣慰使宋钦的妻子，奢香的丈夫是水西宣慰使霭翠。宋钦、霭翠死后，刘淑贞、奢香皆获朝廷恩准袭任夫职，奢香执掌水西，刘淑贞统领水东，两人皆智勇兼备，且同心协力治理贵州功勋卓著，深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

北衙旧称“洪边里”。早在元朝时，忽必烈中央政府就在北衙设置“洪边州”。明初，水东土司首领宋钦归附朱明政权，明朝把元代水西与水东合并设置贵州宣慰使司，水东宋氏任宣慰使（从三品），亲辖洪边等十二马头地；一四二五年，宋钦之孙宋斌将土司衙门从贵阳迁到洪边寨（即北衙），此后整整二百年直到明末，北衙一直是水东宋氏的统治中心；明代宋斌、宋昂和宋然三代土司，先后在北衙附近新建了会景亭、贞松亭、万松亭、世禄堂和崇圣观等重要建筑，宋斌死后，也安葬于洪边寨附近凤凰山，后来其墓被盗，墓志铭现藏于乌当区文物管理所。

贵州历史，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土地曾诞生过许多优秀的、值得赞颂的优秀人物。且不说一四一三年建省之后，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且熠熠生辉的越其杰、杨龙友、吴中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李端棻、朱启钤、邓恩铭、王若飞、何应钦、周西成、平刚及赵国澍、赵以炯父子等。单是列举一下建省之前的尹珍、盛览、舍人，无论他们的学术建树、文化影响还是历史价值，都堪与众多的中原文化大家比肩而立！明初的刘淑贞、奢香二位女性，更是名垂千古的巾帼英豪，长期以来，她们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和崇拜……

今日乌当盆地，亿万年前是浩瀚无边的汪洋大海

建省六百年，回头审视历史，我发现有明一代的贵州很值得琢磨。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想怎么打扮都行，这话有些道理。明亡后，能够写字的人大多凭借个人好恶，想象着把朱明政权的独裁专制与黑暗无限夸大。在残存的各种描述中，文人们更是习惯以轻谩的口吻，众口一词地调侃那个所谓“暗无天日”的“封建王朝”。然而纵观中国史，哪个朝代不独裁？不专制？不黑暗？回想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行，笔画简单的“暴君”二字，岂能概括或抵消他给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

地处边远的贵州，明朝初期绽放着一束瑰丽、奇异的文明花朵——妇女从政。回顾那段历史，我发现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开明、开放与难得的包容。需知那个时候，中原的妇女，在男人面前只能自称“贱妾”、“小女子”或“奴家”，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那个男权社会中也只能自称“老身”。刘淑贞、奢香二人袭夫从政，无疑是男女平等的尝试或见证。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赞许的文明现象。因此可以说，妇女从政，是贵州文化史上最值得关注、最值得回味的一抹亮色。

奢香的故事，影视戏剧等已有反映。这里说说刘淑贞。刘淑贞又名“赎珠”，她是水东宋氏第十六代土司、贵州宣慰使宋钦的妻子。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宋钦病逝。其子宋诚年幼，刘淑贞暂代其职。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刘淑贞带着幼子宋诚，历经千辛万苦远赴南京觐见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被刘淑贞不畏艰险的精神所感动，宣其进金銮殿正式封位，许其袭夫职。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年），贵州都指挥使马晔辱挞奢香，刘淑贞从维护大局出发，力劝奢香部下勿鲁莽起事，并陪着奢香再次上京觐见朱元璋。震怒不已的朱元璋将马晔斩首，为奢香主持了公道。奢香深受感动，遂与刘淑贞联合开辟“龙场九驿”，沟通省内驿道，推动并促进了西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明太祖朱元璋诰封刘淑贞为“明德夫人”，奢香为“顺德夫人”。

刘淑贞、奢香二位杰出女性，皆因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永载史册彪炳千秋。但其诰封称谓有所区别。“明德”、“顺德”，二者之间层次分明，主从清楚。明者，即“明事理、顾大局”，暗含独立主宰之意。顺者，“知轻重、有分寸”，能顺潮流也。这一“明”一“顺”虽仅一字之差，含义、分量却稍有不同。

龙场九驿开通后，刘淑贞与其子宋诚自中原等地延聘人才兴办官学，从而为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水东地区的文化繁荣做出巨大贡献。水东一带自此人才辈出。刘淑贞之后仅百余年间，贵州中进士二十八名，举人三百余名。同时，还出现了王训、易贵、徐节等享誉全国的名士，被誉为“往往文章气节与中原江南才俊齐驱”。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年），明世宗朱厚熄下旨，恩准贵州与云南分闱开科取士，由此结束了贵州士子附试他省的历史，为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贵阳也随之成为贵州交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刘淑贞和奢香的故事，在《明史》、《明实录》、《贵州通志》及《黔书》等史籍中有大量记载。此外，明、清两代赞颂刘淑贞和奢香的诗作不少。明代诗人卢世安在《奢香夫人》一诗中这样写道：“都督持威太自轻，翻令顺德据声名。君看九驿奢香路，岂直宜娘解其兵。”徐彬先则在《大定怀古》中直抒胸臆，为刘淑贞鸣不平道：“自是蛮疆女丈夫，驿开九道献良图。世人只说奢香智，谁识深谋有赎珠。”

近年来，水东宋氏文化的研究在乌当区和开阳县两地取得了长足进步，罗登宜、何先龙等通过实地考察，撰写的学术论文多达数十篇。二〇一三年年初，《水东·洪边宋氏》正式出版。该书三十二万字，由乌当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编纂。此外，宋氏文化研究会还聘请罗登宜担任了该会学术顾问。

二

前面说过，在乌当历史中，北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事实也是如此，前清至民国年间，贵阳人谈论操家理业，总要时不时提到北衙高家。高廷瑶和“高家花园”，就是这个家族中两个重要的文化标志。

高廷瑶字青书，又字雪庐。这个神秘的老人，一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先后在安徽、广西、广东各地任通判、同知、知府并兼署肇罗道（职位比知府略高），两次出任广州知府。在世期间，高廷瑶秉持诗礼传家的古训，为人忠厚，做官严谨，德被子孙。其家族基业雄厚，逾两百多年，传家九代。“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这首民谣长期流播于贵阳民间，由此可知高氏家族的文化含量和历史地位。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秋天，贵州乡试结束。贵筑县洪边北衙寨的一位高姓农家子弟，考取了当年贵州举人第一名。此人就是高廷瑶，这年他二十七岁。然而，中举的喜报送到洪边北衙，高廷瑶下地干农活去了。官差找不到这位新科解元，只得将报条贴在村前一座小桥上。古时候，全省乡试第一名要由地方政府派员解送晋京参加会试，故称“解元”。高廷瑶中举之后又因平叛有功，朝廷赏六品顶戴，并以大挑一等通判录用。高廷瑶先生为官清廉，判案公正，在各地任职期间，他平反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政声颇佳。所到之处吏畏民怀，史书誉之为“嘉、道间循吏冠”。

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高廷瑶辞官返回贵阳后慷慨解囊，捐资创办北衙书院。他的著作《宦游纪略》一书，受到贵州名士石赞清、唐树义、莫友芝等人的高度评价，被“西南巨儒”莫友芝誉为“学治师法”。书中所记案例，现已入编《中国历代奇案精选》、《折狱龟鉴补》等国家重点图书，具有较高的史学、文学和法学研究价值。

新天步行街的高廷瑶塑像

高廷瑶之子高以廉、高以庄，官至同知、知州，政声颇著。其孙高培谷字怡楼，两次出任资州（现四川资阳、资中）知州，被总督丁宝桢称为“循吏第一”。其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深受资州百姓拥戴。高培谷特别重视教育，他首先拿出俸禄，并发动士绅捐助，创办艺风书院，并不惜重金，从成都礼聘尊经书院高材生杨锐（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范溶等来资州，讲经世之学，旁及词章，又到各地大量收购经、史、子、集一万八千多卷，供学生阅读。虽政务繁忙，总要抽空去书院看望教师，并与师生一道品评文章得失。

在高培谷身体力行的带动下，资州兴办书院、培育人才之风十分盛行。短短五年间（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资州就出了一个文状元（骆成骧）、两个武榜眼（徐海波、徐安平）及四个进士。

——以上文字，皆出自《广州府志》、《贵阳府志》、《贵州著名历史人物传》等史料的记载。关于高家，这里我想说说“九爷爷”高铭琦，借以表达我心底埋藏已久的缅怀之情。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当时新天寨镇的副镇长高言义先生。

高先生为人坦率，性格豪爽，令我十分钦佩。虽然我们年龄悬殊，但随着交往的加深，我们相互引为知己。和高先生在一起时，我们的话题总离不开家族文化和地方历史。十余年间，我们彼此交换着冯氏、高氏两个家族的文化信息，例如修纂族谱、培修祖墓等等，我从中获益颇深。在高先生那里，我得知有个叫“高铭琦”的老人不顾年迈，正组织族中有识之士四处奔走，共同修纂《高氏族谱》。

记得高先生乔迁新居那一年，我和他的亲朋好友前往祝贺。于是，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高铭琦老人。高铭琦老人是高廷瑶的第四代嗣孙，同时，他也是家族里公认的族长。高铭琦老人生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在高家“铭”字辈中排行老九，与高言义的爷爷属同一个辈分。作为《新编贵阳高氏渤海堂族谱》的主编，高铭琦是高氏家族中不可多得的文化传承人。为口头方便，我也随高言义称呼他“九爷爷”。

耄耋之年的九爷爷，面容清瘦而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只是背部微现弓屈。听高言义介绍我是《冯氏族谱》总纂，热心家族文化，九爷爷略显惊讶。他拉住我的手高兴地说：“不简单，少年有成啊！你修冯家的族谱，我修高家的族谱，我们还真是‘志同道合’呢！”同九爷爷见面之前，我曾对贵州地方史作了些初步研究，并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总嫌片面粗略。糟糕的是，从二〇〇五年开始，一场大病对我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危害。长达数年中，我为无休无止的疼痛所苦，暗无天日。输液、打针、熬中药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连喝点饮料也会腹痛、腹泻，根本无法静心读书，更谈不上写作。九爷爷为此劝慰我道：“世间这些凡人，都难免要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病魔对抗，你要有耐心，还要有信心。”并鼓励我说：“现在不要多想好好养病，等身体痊愈了，你就以高家花园为题材，再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至于资料，我负责提供。你看行不行？”

我听了这话十分感动，似乎觉得自己的疾患轻松了许多！《增广》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忧国。那个夏夜，当九爷爷在蚊虫飞扑的路灯下和我挥手道别，我突然对“相见恨晚”和“依依不舍”两个词有了别样的理解和体会！

要了解高铭琦老人，就必须知道贵阳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秦天真与“高家花园”的渊源。“高家花园”又称“解元府”，是当年高廷瑶老人亲手购建的公馆。这里地势较高，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甚广，是一块灵秀之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高家花园和北衙高公馆——即高廷瑶在北衙老家的故居，是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的两个秘密联络点。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秦天真、徐健生、缪正元等，多次在这两处躲藏，逃避特务追捕。一九三五年，中共贵州省地下工作委员会在高家花园成立。从此，这儿正式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地点和隐蔽场所。

高廷瑶的后人高言志、高言善、高铭琦等，有的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例如高昌国，早年就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后入左联，是高家最早的共产党员。高旭，高家唯一的女地下党员。高昌华，左翼积极分子、教授。高昌谋，烈士。高言志，曾参与筹建贵州地下党，一九三五年正式加入共产党。高言善，贵阳“双十一惨案”烈士。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书记林青不幸被捕，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年仅二十四岁的林青在刑场英勇就义。

林青牺牲后，高言志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安排，在白色恐怖下完成了安葬林青遗体的任务。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中共贵阳市委在高家花园旧址举行纪念大会。贵阳市委原书记、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秦天真应邀出席大会并致词。秦天真在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三十年代，得到高可亭（高昌适）乡绅的默许和支持，高家还有七位有识之士投身革命，如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琦等……”

“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这是秦天真对高氏家族最中肯的评价，也是对高可亭、高昌谋、高铭琦等人的赞赏和褒奖。

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惭愧的是现实并非如此，长期以来，我辈对歌星影星的名字、年龄、个人爱好、风流轶事等趋之若骛，如数家珍，对高廷瑶这样的文化先贤却知之甚少或冷眼相待。虽然我们或多或少听到过“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但有心对其探究者，几乎是微乎其微。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不幸，也是一座省城的悲哀！著名学者刘学洙撰写的《高家花园春秋》则结合历史的沧桑变迁，从另一个角度启动了沉重的思考：“……高家或同情支持，或投身革命的人们，解放后在极‘左’的路线下，命运无不坎坷。除了解放前已牺牲的烈士外，幸存者们大都逃脱不了在最最革命的名义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至有的献出了生命。此中包含着多少沉重的历史教训。”

欣慰的是近年来，通过文化学者刘学洙、王尧礼、罗登宜和高家后人高言经、高言常（网名“丁年”）等撰写的文章，世人对高廷瑶逐渐有所了解。这期间，原乌当中学教师陈锡禔、原乌当区党史办主任罗登宜师生俩，年复一年，呕心沥血为《宦游纪略》一书的标点、译注工作付出了艰辛劳动。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有识之士正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那座身世不凡而历经沧桑的“高家花园”。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九爷爷和我的最后一面。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七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九爷爷的电话，说他在我家附近的十字路口。我挂了电话匆匆下楼，把老人家接到家中。“小冯，我曾经说过，希望你以高家花园为题材，再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今天我是践行承诺，专程给你送资料来。希望你好好研究，可能对你有所帮助！”老人说着，把一只沉甸甸的塑料袋递给了我。打开袋子，里面全是书刊资料。其中既有高廷瑶的著作《宦游纪略》、高旭的著作《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兴亡——贵阳高家花园历史》，也有学者刘学洙撰写的《高家花园春秋》和王尧礼撰写的《折狱能手高廷瑶》。

那天，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临行前，九爷爷语重心长对我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一段简单的行程。一路走来究竟会遭遇什么？究竟会看到些什么样的风景？谁都无法预测。我这一生有点荒唐，解放前的监狱我坐过，解放后的监狱我也坐了。要说受点委屈，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我说说笑笑不就过去了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听得出，老人这是安慰和鼓励我。过了半年多，九爷爷突然驾鹤仙去。如今，我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我想，这大概是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暗中对我的庇佑吧？！

二○一二年年底，恰逢高廷瑶老人过世一百八十二年之际，由陈锡禔、罗登宜整理的贵州古籍《宦游纪略》的标点译注本正式出版发行。紧接着，《高廷瑶和他的后裔》、《高廷瑶与高家花园春秋》也陆续出版。

三

众所周之，赵以炯是大名鼎鼎的“贵州第一状元”，其父赵国澍却鲜为人知。

乌当区百宜乡红旗村，原名徐家堰（亦称徐家园、徐家院），这里是一个古战场。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青岩团务道、“贵阳教案”事主赵国澍在徐家堰陷入“黄号军”的重围之中，后战败阵亡，年仅三十七岁。

赵国澍，字畏三，贵阳青岩人，生于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清末“咸同之乱”中，赵国澍以办团练起家。《清史稿》载：“……先是国澍剿平定、广土匪葛老岩、杨龙喜及平伐、摆金、平越、瓮安诸贼，收复修文等城，累擢至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赏花翎。”因与贵州巡抚田兴恕发起“贵阳教案”，赵国澍仕途受挫，但仍以有罪之身率兵剿匪，戴罪立功。赵国澍阵亡时的最高职位是“贵州团务总办”。清廷追封他为太常寺卿，赏骑都尉，准世袭，并降旨建“赵公专祠”。

“咸同之乱”中，除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义军外，何德胜的“黄号军”实力最强。何德胜，瓮安木老坪人。其智勇兼备善于治军，老百姓尊称他为“何二王”。其部队之所以称“黄号军”，主要因将士普遍以黄巾裹头而得名。经数年拉锯战，官军的“征剿”越来越吃力，省城周边的开州（今开阳）、平越（今福泉）、修文、息烽、惠水、长顺，乃至黔南、黔东南大部分州府，被纳入“黄号军”势力范围。

贵筑县洪边、北衙、永乐堡、白泥（今百宜乡）等，因系进省必经之路，具有较高的军事价值，故而在整整二十年的“咸同之乱”中，黄号军曾经在这一带频繁出没，并与官军浴血拼抢。例如，清末《平黔纪略》一书中，对乌当战事就有如下记载——

“（咸丰十年）夏四月，新授贵州巡抚刘源灏至省城。时省东北数十里皆贼踪。……于是（刘源灏）以赵德昌节制近省诸军。德昌以永乐堡、把关、猪场、泡江河、高栗木为一路，东北以新铺（今新堡乡）、水田坝、三江、麦穗、乌当，横接永乐堡为一路；北以黑石头、沙子哨、扎佐、三重堰，横接水田坝为一路，三路官兵凡八千余人，分布设防。”

“夏五月二十日，……扛寨、羊场贼复陷水田营，提标守备戴雨先战没。（贼随即）进至乌当，赵德光驰击，贼少却。”

“（咸丰十年）秋七月二十三日，赵德昌、赵德光败拐九，进逼羊场。扛寨、白泥路稍通。”“八月，……上大平、宿倚玉华山及潘名杰等援应，近掠江内，远逼省垣。韩超、田兴恕（时任贵州提督）檄罗孝连移江外，截贼归路。赵国澍，刘元兴赴江内截白泥、羊场。十一日，白泥、羊场贼亦为赵国澍击却。既而德光以病回省，旋为贼复据。”

“（同治二年）夏四月，……江外贼由祖戎窜入，营防奔溃，赵国澍闻警，急自烂田湾驰回。何德胜率贼涉棉花渡，羊场诸营一时溃退白泥。”

“二十八日，卢培强与国澍同至小腊炸，贼迤至，兵练饥疲，不能战，皆奔溃。培强稍后，陷贼被创，扑佯死，贼割其发去，得免。国澍退至徐家园（徐家堰）。二十九日，贼追奔至，国澍力战，阵没，贼进至水田坝。”“十一月初十日……，时何德胜驰开（开阳）、修（修文），贼及佘士举（开州团练头目）、晏景清等合江外苗贼，分道四集。潘名杰亦出，图厄省城，大败赵德昌军黑石头，德昌奔退小关。贼分由永乐堡，大小关，茶店进逼。德光先驰至，击败贼红边（洪边）、白牙（今北衙）、小龙井、三江桥，委署毕赤营游击商肇淮，署水城游击邹开贵皆力战阵没。”

以上记述中的“国澍”，即贵州第一状元赵以炯的父亲赵国澍。“……二十九日，贼追奔至，国澍力战，阵没。”从简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猜测，“力战阵没”的赵国澍定然死状惨烈！后来实地考察，我的分析得到了印证。二〇〇四年冬天，我再次到徐家堰探访时，经当地村民带路，找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我提起赵畏三，老人说他知道，赵畏三是花溪青岩那边的。“小时候听我家老祖公说，他见过他。”老人比划着，转述前辈的传闻——

“满清癸亥年，赵畏三被打死在我们这里。枪子把身上打得稀烂，何二王不忍心，叫部下把他停在大沟边，将就大沟的水给他洗整干净，还给他穿上了长衫子。听说摆放了三天。后来青岩堡赵家亲人赶拢，是用牛车拉他回去的。”

四

乌当区水田镇蔡家寨，有一幢古色古香、气度不凡的建筑物，这就是曾经与“高家花园”齐名的唐家公馆。公馆坐落于蔡家寨中心地带。这是一座由前、后两进四合院组成的老式建筑群。有朝门、厢房、天井。主要构件是悬梁、青瓦、大木柱、石梯坎、木板壁，门窗上有精美的木雕，题材涉及鱼虫、花卉、人物。建筑结构无论巨细，皆透出沧桑岁月的斑驳厚重。堂屋前散格窗上镌刻的“一品当朝，禄位高升”八个字，显示出昔年主人曾经风光的气势。

历经沧桑的唐家公馆气势不减当年

依那时规矩，做官未到督、抚职位，哪敢称“一品当朝”？原来，公馆当年的主人，就是出自贵阳堰塘坎唐家花园的唐公子——光绪朝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的唐炯、唐大人！

咸丰八年秋天，一个年轻的富家子弟来到了贵筑县水田坝（今乌当区水田镇）。这年轻汉子就是唐炯。他来水田坝干什么？《贵州军事志》中对此有记载：“咸丰八年，贵阳府唐炯在水田坝办团，劝富者出资，制旗帜兵器，积谷之家量力捐献。”“咸丰九年，在籍举人唐炯在省城东北水田坝办忠孝团，分十二局，募壮勇百数十人教以战守。”接下来几年间，看似毫不起眼的蔡家寨，成为举人唐炯挥洒才干的用武之地。他以办团为起点，一步步从水田坝走向政坛高峰，走向了更大的人生舞台。这一时期，贵州文教界很多名人投笔从戎，招兵买马编练团务。如平远州（今织金县）在籍丁忧的翰林院编修丁宝祯，遵义府萧光远、李蹇臣、冯汝翔、冯汝旭，铜仁府李丕基，镇远府周佩莲、萧杭、饶云，贵阳府赵国澍、高以庄、高以廉等等，皆属此例。

贵阳民谣：“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顶子，这里的意思就是做官。遵义民谣：“要想唐家不做官，除非干断洗马滩。”遵义唐家人丁兴旺，官运也旺，世代都有人在朝为官。据说，唐氏祖籍原是四川涪州，先祖为逃避张献忠之乱而迁往贵州遵义定居。又据《遵义府志》及《续遵义府志》记载，自清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唐氏一门有功名者二十余人。其中，唐树义、唐炯父子二人均官至巡抚一职。

花窗上“一品当朝”中的“当”字

唐树义幼年随父在外地读书，清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五年）中举。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以大挑一等分湖北补知县用。是年因协办审案有功，破格补任湖北咸丰知县，此后历任同知、知府、代理道员、道员、陕西按察使。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任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后称病辞官回乡，于贵阳堰塘坎修筑“待归草堂”。

“待归草堂”又称唐家花园，是遵义唐家迁居贵阳的首个落脚地。唐树义在这里闲居养老，兼编《黔诗纪略》。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朝廷诏命唐树义出山，任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千里赴任，随即带兵与太平军作战，大大小小十数次，胜多败少，颇受朝廷和湘军大帅曾国藩赏识。唐树义获赞誉，也遭湖北巡抚嫉妒，渐起意加害。唐树义手下部属逐一被巡抚调归他人支遣，最后仅留区区数十人。这时，巡抚却令唐树义于金口布防。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以大军沿江而至，清军逃，唐树义孤身投江自尽，卒年六十二岁。

唐炯乃唐树义之子。清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三月出生于湖北省天门，故字鄂生，晚号“成山老人”。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唐炯二十岁，曾因此龄考中举人而轰动黔北。但其顽劣浮躁，讨厌“读死书、死读书”的科举成才模式，热衷与仕宦子弟为伍，喝茶打牌下棋。唐树义战殁，家族巨柱坍塌，二十六岁的唐炯如梦初醒，其单枪匹马远赴湖北金口，沿江寻访父亲遗踪。在曾国藩等人关照下，唐炯找到父亲遗骸，遂在当地雇请车马，千里迢迢将父亲遗骸运回贵阳，安葬于城郊百花山。

唐家公馆板壁上的花窗

自咸丰八年起，唐炯率“忠孝团”与赵国澍、丁宝祯和高以庄、高以廉兄弟一起，浴血征战剿匪，保卫省城。后他们均得朝廷重用，唐炯历任知县、知州等职，光绪十三年，朝廷赏唐炯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直至后来以疾辞职。中华老字号——“贵阳同济堂药房”是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唐炯与开明士绅于德楷（字仲芳，曾任知县）合资创办的。

唐炯气量大度才兼文武，其戎马生涯亮点甚多。如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唐炯曾奉命率川军“安定营”在川、黔、滇一带参加围堵石达开残部。这年四月，石达开部下由云南昭通入川，当时据官方情报，石达开只是过境入黔，不会深入四川腹地。各路将领信之，独唐炯不以为然，连夜草拟书信速告四川总督骆秉章：“石达开必走川西南彝族地区，应速遣劲旅往宁远、越嶲一线布防。”骆秉章采纳，急调重庆镇守总兵唐有耕扼守大渡河。后来大渡河会战时，军情发展果如唐炯所料。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骆秉章奏请以唐炯率川军援黔，围剿何德胜黄号军，接着，署四川总督崇实又奏请由唐炯督办援黔军务。次年八月，黄号军占据多年的瓮安玉华山、平越（今福泉县）上大坪、开州轿顶山等收复。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咸同之乱”的平定，唐炯实可谓功不可没。为此，唐炯获迁道员，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

唐炯晚年仕途不畅。虽曾得曾国藩、张之洞、张佩纶、骆秉章等重臣赏识，但其职务时降时升时免，上上下下、羁绊回复。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唐炯以生病为由远离官场，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晋太子少保。次年，唐炯在贵阳病逝，享年八十。

发迹于乌当水田坝的清末名将唐炯

五

一一七地质队是一个功勋卓著的黄金专业地质队，我曾在该队宣传科工作，前后共一年半时间。我的科长叫任宜章，他籍贯天津，与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温家宝是同乡兼好友，都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任科长不仅是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地质工程师，而且是才华横溢的“笔杆子”，我很敬佩他，因而共事期间，我一直叫他任叔叔而不称“科长”。我所掌握的李四光的资料，记得当时是任叔叔给我提供的。

李四光（一八八九—一九七一年），字仲揆，湖北黄冈人。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蒙古族。李四光先生是中国古生物学、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开拓者，他创立大地构造理论地质力学，对亚欧大陆东部山脉体系的形成原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是现代板块构造理论出现之前的大地构造理论之一。李四光先生是清代的工科进士，中华民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地质部长。

李四光早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一九二○年回国，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一九四九年更名南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李四光任重庆大学教授，在这期间，他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李四光先生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他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点，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探讨中国的地质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为中国甩掉“贫油”帽子和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冰川的出现，对全球气候和生物发展的影响很大。特别是第四纪冰川，它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研究和确认第四纪冰川，既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也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此，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始于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确定，是我国第四纪地层学和气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推翻了当时外国学术权威关于“中国无冰川”的论断，而且对我国在寻找地下水资源、砂金矿藏，以及选定重点项目工程的场址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四光第四纪冰川学说的重要证据，来源是在今贵阳乌当区东风镇的洛湾-乌当盆地上搜集到的。李四光曾说：“如果没有洛湾-乌当盆地的冰川遗迹，将难以证明贵阳盆地及贵州高原有第四纪冰川的存在，中国第四纪冰川也将失去一份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