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南旧事

（一）

这个地方，叫做普定。我所居住的县城，叫做定南。改革开放以后，我有幸从破败的老城搬到新城居住，但我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称之为“定南”的到处是小青瓦屋面的老城。饮着大龙井的水，听着苍鹰在城的上空长啸，闻着槐花的香味，我不知不觉地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时代。

定南，这个地名来源于“大明定南所”的摩崖石刻。明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有个叫顾城的将军在今普定县城筑城守卫，在城的东华山上题写“大明定南所”。当时，这个地方称普里冲蜡尔里。至于“普定”这个名称，早在元宪宗七年（一二五七年）就有了，当时称普定府。普定府的政治中心在现在的安顺杨武。以后，“普定”这个行政管理区域的中心，一直在今安顺地界。而被顾城题写“大明定南所”的普里冲蜡尔里，在崇祯三年（一六三〇年），称定南守御千户所。在清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设定南汛，分防定南千户所。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今普定县城都未正式称为普定，都属于政治中心在今安顺地域的普定（府、路、县）和安顺府所辖。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将安顺府改称安顺县，恢复被安顺府建立时撤销的普定县名称，把县的中心定在定南（即普里冲蜡尔里），以原普定县部分属地为基础，划拨安顺、镇宁、郎岱、织金、平坝各县的插花边地，建成普定县。现在普定县的地域，就是那时形成的，虽然这个叫普定的地方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但定南这个名称，一直根深蒂固地印在普定人的心中，到县城赶场，都被说成“赶定南去”，县城人到乡下，乡下人都说“是定南来的”。

定南所是“守御”才设立的，“汛”也是清代的军事单位，从“大明定南所”成立至清代，都是以战争防御为目的的，因此，居住在这个地方的百姓绝不是腰缠万贯的商贾，或书香门第以至大官宦的显赫家庭。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大多是以土地为营生的田舍翁或以脚力为营生的贩夫走卒。他们处在朝廷与少数民族对峙的前沿。因此，他们的日子比起安顺的屯堡人，要显得惊心动魄一些。虽然后来定南城出了伍效高那样的民族资本家，但也是做小生意发起来的。伍效高的父亲伍西堂先前是挑货郎担赶转转场的小贩。在定南根本找不到十代八代是显赫家庭的人家。因此，定南人沿袭着祖上一些磨炼出来的品性：讲义气，吃苦耐劳，富有正义感。普定县国民政府曾统计，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全县有抗战征属两万七千余户。在册阵亡将士七十六人。

定南一开始形成，就作为军事单位存在，是当时政治中心“普定”的外围，顾城作为军事长官，也有其独到的战略眼光，当初将“所”选址于此，完全是出于“固若金汤”的军事防御考虑。在城的正东偏北面，是高峻的东华山，之所以称东华，是日出光华灿烂而名；正东偏南是堤台坡，因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曾在山顶扎营而得名；堤台坡偏南以下，是衙门坡，因政府机构驻于坡下得名。东华山下是县城的北门，衙门坡尾是县城的西门。定南城被三山环抱，河从豹子坡经龙潭自东南往西北环城流过。于是，建东、南、西、北四门。筑有城墙，明朝廷与西堡仡佬族上百年间有五次大规模战争，但定南从未遭受过损失。定南遭受巨大损失，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残部入贵州，引起当地少数民族起义。同治丙寅年（一八六六年）六月，起义军攻陷定南，踞城两月。此事件见于县城王家湾墓碑《定南诸先烈墓》，墓志是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定南书法家毛竹峰所撰，碑文曰：“苗仲合而陷定南城，大肆屠杀，尸横遍野，踞两月。得陈统领率兵追剿以克服。邦人积白骨如丘，葬之，名曰万人坟。”此墓志记载了定南城陷的历史事件。定南城另一次陷落，是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普定县志》记载：陈占高、罗兴武率千余人攻陷普定城，县保卫团将陈罗部众击退。刘淮楚《岩山人的记忆》，更详细些：土匪涌进城门，几户（富户）人家被抢，土匪退出城时，几个胆大的保警兵和街民，在西门外伏击，打死十多个土匪，姓雷姓李的街民用大刀砍了几个。除此两次外，定南县城，一直平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四五团解放普定县城，定南城人大多数还在睡梦之中，第二天早起，中大街街上，到处是解放军战士，躺着、坐着、靠着休息，鸦雀无声，足见军纪之严明。

珍藏于民间的大明宝钞

我对定南县城之记忆，始于一九五六年。

定南多水井，城外优质水井比比皆是，如茶壶井吊井。单说城内，堤台坡上，有三口水井，最好的，常年不断的是东门仓下的乌龟井。文化馆旁边有一口水井，称城隍庙井，一年之中有八个月可饮用，天主堂中有一口深井，水常年不断，工会内也有一井，招待所有井，而北门的大龙井，是县城人的饮水点，县城人称“大井”，而其他的则是“小井”。讲究点的人家，只用小井水洗衣。洗菜都用大井水。清早，就有人挑水卖了。喊卖的声音，短促而有力，要水的人家，开了门，卖水人径直走进去，把水倒在缸里，接了五分钱就走，走时还不忘说声“谢谢”。卖水人多是些智力稍差的人，做其他都不能果腹，做这个最为简单，吹糠见米。然而在卖水中，也有很悲情的事，有个叫大花鞋的男人，三十多岁，无父母，孤身一人，担了十多年的水，将小票换为大票，大票又不敢去存银行，常年揣在身上，又不敢往热闹处去，但还是被扒手搞去了。普定人天性诙谐，街头巷尾笑谈：大花鞋学了雷锋。

有这么多的水源，定南人的小生意便活了起来，晨起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最高亢的是卖豆腐的声音，从北门口那边喊过来，常年卖菜豆腐的声音有两个，都是女性，一个背驼一些的调子是“唉豆腐”，腐拖了一个长长的“匪”音；而另一个矮一些是“菜豆腐”，腐字拖了一个长长的“呜”音。这声音划破寂静的山城，在空中荡漾很久很久。听到这声音，没有钟点的人家，便知道，该煮早饭了。有的初开生意的人家，因为没做过，然而又迫于生计，开始时很不好意思，于是就编出更为好听的喊号。中大街有专门卖煮红豆的人家，这一家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主，新中国成立后男人摊上事去劳改，于是，大儿子出去卖苦力，二儿子煮红豆。这卖红豆的喊的是：咿哟，红豆喽！声调平抑而悠长。新上任的卖红豆的是个姓马的妇女，她的叫卖调子是：卖红豆米米啰，红豆米米煮炸腰了呀！在叫卖声中，她特别突出那个“红豆米米”的音节。定南人对“红豆米”一词相当敏感，因为“红豆米”与女性生殖器有关，于是卖的人边喊边笑，买的人更为快活。这么一喊，这人的生意出奇地好，以后，她又加上豆腐卖，生活更为好转，用时下的话来说，是“小康而幸福”了。定南城内，没有什么不可以卖，卖黄泥巴、白泥巴、煤炭、柴，都各有各的号子，把个山城渲染得热闹无比。

原普定县人民政府旧址，现已无存

“文革”遗迹——原普定县供销社

定南城内最吸引人的景象，是放伙牛。放伙牛往往是农闲时，“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之前，春暖花开，牧牛的孩子不冷，春风春雨催长春草，孩子们便去放牛了。晴朗的天气，放牛娃沿街喊，“放牛喽、放牛喽”，各家便打开厩门，牛自动走出来，越到街尾，牛就越多。讲究一些的，还挂着牛角，呜呜呜一吹农家就知道放牛了。放伙牛是有规矩的，各街的牛各自成伙，分别走东南西北四门。牛到山坡，便各自吃嫩草，几头聚在一起时，能听到重重的鼻息，嚓嚓嚓的吃草声。晚饭时节，各伙牛归来，一进城门，牧童便喊：“招呼摊子，牛来噢！”有调皮的牛，要想伸嘴触碰摊子上的东西，牧童赶过去，一声吆喝，牛便自动离开，调皮不听话的，给它一鞭子，牛便悻悻地走了。牛都通人性，到自家门口，会自动走进去，主人忘记开厩门，便乖乖地停在门边，不停地反刍磨牙，待主人来开门。牧童最怕的，是牛走错了街道，对撞另一街的牛。这时，身体强壮的公牛便站在最前列，长长地吼叫，继而两头公牛对撞，八只蹄杂踏着，牛眼闪出电光，角与角碰出焦雷一样的咔咔声。闻讯赶来的大人们，各自拽着自家的牛尾倒拖。碰到壮硕的水牛打架，拖牛的人被甩倒在地上，观看的人便高兴得如看电影。这时，年长的老人便喊，拿火来，于是，近些的人家便拿竹竿，用铁丝绑了帕子，淋上煤油，点火伸过去。火一烧，牛便撤开，主人家便封住，赶回家去。放牛的季节，就有牛肉吃，滚坡伤了的牛，不能做活路，主人卖了，屠夫便杀来摆在肉市上，如果是打伤了不能再恢复的牛，也是杀了卖肉。

定南这小城非常平静，就是牛打架这种事一年难碰到一回，倒坡是经常有，吃牛肉就是放伙牛的季节，平时是见不到的，牛是庄稼人的命根，何况，宰杀耕牛是政府行文禁止的。三月过后，就是春耕，吆喝牛犁田的声音就在北门、西门外响起。涨端午水后，蛙声如潮，催人入梦。

一九五〇年的定南城西门城墙

（二）

定南这地方，人们都较为贫困，大多数人连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钱也掏不出。偶尔有一两场露天电影，小城便热闹起来，连城外新街、龙潭的人都赶来，这是小城的节日。逢到这个时候，或者是政府要宣传什么事为聚拢群众放电影，或者是哪家娃儿到生产队地里偷包谷，被逮住，按“乡规民约”罚款放电影，这叫“吃香利”。于是，这被罚的人家便号啕了。

没有露天电影看，孩子们便聚在一起玩，猜天上的星星有多大，年纪大些的，便告诉小的“有簸箕大”。原子弹是什么东西，年纪大些的便说，那东西美国才有，是用手掐，从飞机上掐一坨丢下来，指头这么一截，会把定南城炸翻。这些我都信过。听到摆鬼的故事的时候，几天不敢上街，街上没有灯，有月亮的时候，小城的各条街道，到处是孩子的声音，游戏中夹着歌词：莲花板板翘，火烧对门坡，雷打板凳脚，火烧大岩脚。栽白菜，吃白菜，栽一窝吃一窝，老板，按倒哪里摸。月亮婆婆，点点哟哟，张家吃酒，李家唱歌，唱个哪样歌？唱个南山北大歌。十点钟光景，各家的妈便长声吆吆呼喊，娃儿应答着。麦收后，蟋蟀多了起来，便下河抠胶泥，吐口水反复锤炼至柔韧，做盒子关蟋蟀，各条街道都在斗蟋蟀，满街都是蟋蟀的打斗声。

环城河，早些年常流不断，冬天最为冷清。春暖花开季节，大姑娘、小媳妇拆下被面，到河里浣洗。没钱买肥皂的人家，到树上摘皂角来，将皂角用捣衣棒捶碎，夹在被面间用捣衣棒不断地捶，然后漂洗。不多时间，从西门到北门的河边，花花绿绿地一路晾下去。城里最热闹的是七月半，接死去的亡人，各家门前，都堆封好纸钱的包，有钱的人家，差不多要堆有一个小大人高，下黑以后，点上火，满大街都是呼呼燃着的封包，有讲究的人家，还摆上案桌，点上香烛，供祭品。小城笼罩在一片烟雾里。断黑以后，人们就到河里放灯，初放的时候，河里是一片光明，去三十多米，便翻掉一半，一百米以后，就所剩不多了。城关小河水浅，河床不平，是不宜放河灯的地方。七月半大众烧包之前，常有妇人啼哭，数着哭，那是新亡人家，听着凄惨，要是旁边还有一个小娃的人家，众妇人便上前去劝着，有的劝着劝着，自己也哭了起来。

七月半，八月十五的夜晚，倘是晴朗的天，便在西门对山歌。印象中有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姓姚，一晚下来，连对十几个对手，声音不高，但清晰。定南人唱山歌，要求歌的内容赶内容，如果对不上来，转换别的内容的话，你就输了。所谓“会织布的梭赶梭，会唱歌的歌赶歌”。在朗月的映照下，小个子老头，清清嗓子，山羊胡子一翘一翘，开了个头：昨夜一梦梦得刁，梦见耗子偷核桃，核桃壳硬难啃破，架起柴来用火烧。对歌的答：耗子只是偷包谷，倒二才说啃核桃；物和物间要比对，我来教你两三招。这种歌一直对下去一唱一答为一个来回，唱得好的要有几百个来回，唱到妙处，听众齐声喝彩。唱的歌词，有的诙谐，如这首：公公老到六十六，跑到后园摇若竹，天上落个牛卵子，打到公公鼻梁骨。唱山歌很少有女人上阵，如果有女人上阵，听众更加热烈，内容都是男歌手要拿女的当婆娘，女歌手要拿男的当儿，粮食关虽然饿肚子，有时还能听到一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便绝迹了。

小城人最艰难的是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的粮食关，一阵冰雹将所有的粮食蔬菜打绝，于是饿饭年头就来了。这地方，不知哪年，种了那么多洋槐树，城内城外，到处是槐花的香味。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最为缺粮的时节，就上山挖蕨根，摘槐叶，生吃槐花。将蕨根放在碓窝里舂，然后放到水里淘，将淀粉滤下来，晒干，蕨根粉就出来了，微红色，合着槐花槐叶，半饥半饱忍着，将粮食咬牙攒着，待到没有槐花、野菜时度命。

定南人饿肚子，浮肿、干瘦，不断抬死人丢出城去，一种不满情绪就出来了。这与我的三都家乡人比较，普定人要“人格”一些，即使得不到，普定人也要去探索和争取，这也许是普定精神的一个侧面，比起我的家乡，还要文化许多。饿了饭，还要集体出工，出工不出力，耽误庄稼，于是，定南人想到单干，“单打单，独打独，豆腐干，炒腊肉”。定南人的远见，在二十年后果然实现。“十年难逢金满斗，百年难遇岁交春，岁交春，不死天子死万民。”这是定南人对饿死人的宿命解释。在饿饭之余，定南人还忘不了诙谐，有个人称甘疯子的老头，借酒壮胆，在街上大声吆喝：大儿子，是党员；二儿子，是团员；老子的肚子，饿成古老钱！

粮食关，人是无精打采的冷清了，鸟却是活跃起来了，本来有不多的乌鸦，散布在四周山头的大树上，可以恰到好处地用“月落乌啼霜满天”来印照。死人多了，丢在塔山坡、伙牛大坡上，乌鸦就繁殖起来。晨起，但见黑压压的，遮天蔽日地飞出去，黄昏又成群结队飞回来。那年头，定南城外的乌鸦成百上千，连一向猖狂的鹞子、苍鹰都不敢到低空寻食。乌鸦能发出多种叫声，扇动翅膀喊着，“要娃，要娃，要娃！”有的站在高高的枝上，说：“肥哟，肥哟，肥呦！”

饿死大人的，成了孤儿，城外天王旗就有个孤独院，有几十个孤儿。但孤儿院收不了这么多，孤儿和饿得逃学的小孩子学扒窃搞“摸包自救”。有个叫石驼驼的驼背，就带了十几个徒弟，他教徒弟勤学苦练扒窃技术。那年头，物资奇缺，一个干部一月工资，只能买一只三斤重的鸡。乡下人到城里卖红萝卜，一斤可卖到一块，花生卖一角钱三个。那些在梭筛搞水利工程的苏联专家，不屑于讲价，中苏关系紧张，要撤回去的时候，一角钱三个的花生，一手就拎走一袋。乡下人的这一叠钱就被石驼驼、小何幺他们盯上了。赶场天，只要听到乡下人号啕，一定是被摸包了。乡下人叫扒手为剪钮子，只要抓到剪钮子，人们就一拥而上，粮食关打剪钮子是小城的一道风景。

建于一八五〇年的万寿寺

（三）

这个小城因是朝廷与西堡少数民族对峙的前线，除作为防御的城墙修造坚固而外，民居多是低矮的小青瓦木屋，个子高的人手能摸到檐口，稍为好点的人家，可以再升一层，搞成个二滴水的小楼房，还是小青瓦屋面，大晴天的时候，站在东华山顶，只见参差的小青瓦屋面，挨挨挤挤，屋瓦顶上，隐隐约约蒸腾着蜃气。街道是青石板铺就，年代久远，脚步将石板搓得光滑无比，老百姓大多很穷，建不出什么留传后世的古迹。民国时期，伍效高倡议将堤台坡下文庙改建为建国中学，其父伍西堂捐资仿西式建筑修西堂图书馆，再后修儒臣楼。再往堤台坡上走，是万寿寺，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所建的一个庙，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城绅华伟堂将万寿寺创办为平南学堂。这些建筑，隐含着古风和西式的成分，算是定南城的标志性建筑。城内的较有观赏价值的建筑就只是伍孝高宅第，临街面宽十二米，进深约六七十米。也是仿西式建筑。城西有关圣庙，明国初年城绅胡锡侯将庙建为定南学堂。东华山上有四道亭阁，有进山牌门，县城西门外有贞节牌坊。城内的钟鼓楼并不高，不是定南人说的：普定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天里头。显眼些的建筑，还有一座教堂。

定南人除了在大荒年和大的政治运动中无暇顾及玩以外，其余不荒不歉的年成，碓、磨、碾子、连枷、风簸的响声交织着，有吃的还是比较喜欢在节日外出游玩一下，密密匝匝的刺槐花在外地人眼中也许新鲜刺激，但本城人司空见惯。城外玩的地方还是有，西门外半里许的张家箐林，就有一座传教士建的大墓，气势恢宏，墓前的十字架是方石柱打就，高六米，墓志是英文，翻译过来是：我的母亲是英国人，来到贵州的普定。文字叙述母亲来普定病逝埋葬，而自身又不得不离开普定，回到出生地去的经过，语调甚是凄凉。这墓损毁于“文革”。出西门往安顺方向去，离城两里的伍孝高家坟地，占地近十亩，称为伍家墓庐。新中国成立后看墓人走了，只有气宇轩昂的两座大墓和竖起的石柱。“文化大革命”时，墓被挖开，里面挖出来的女尸，年龄八十有余，寝被衣服完好，似乎刚睡，但几小时后即风化。王家湾也有墓地，也竖有坟墓的标志性建筑，字是书法家毛竹峰所书。城外的天王旗，垂柳夹岸，水碧如镜。有乡绅张一普母墓。乡绅张一普，家道殷实，民国时到湖南做生意，正碰上湖南农民运动，张断定，将来此运动会波及全国，普定不能幸免。张一普回来，斥巨资为母打造坟墓，以后纵情山水，散尽家财。此墓雕工精湛，是普定坟墓中的精品，至今完好。再远一些，就是陈旗的戏楼，下坝天龙山寺庙，操子堡莲花古洞，陇戛铁索桥。

定南城开有茶馆，茶馆里说书，所说的都是隋唐演义，三侠五义故事，年岁高些的老年人，往往听到夜十二点以后，茶馆里坐着的，几乎都是家中经济稍宽的人。门外站着的，是付不起茶水钱的白听客，即使是再冷的天，门口也是挨挨挤挤。说书的嗒嗒嗒敲着响木，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些故事。到“且听下回分解”时，人们恋恋不舍地走出茶馆，准备明天掌灯时候又来。那时《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是学校的禁书。学生的辨识力不强，就如今天的网瘾，有的学生被剑侠书所迷，连功课都误了。

普定地戏

城里的住户，大多还是农民，吃过晚饭，早早睡去，正应那句古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晚上的街道，还是比较清静。新中国成立后禁了多次鸦片，但吸鸦片烟的还是有，货源还是来自新中国成立前那些富户，农会没搜查到的烟膏，一百多元一两不时地流到地下烟商手里，烟商又找买主。我知道的王九爷和甘龙爷就是一直没停止过鸦片，只不过是吞烟泡。有一天甘龙偷了王九的烟泡，王九装不知道，就把耗子屎弄成一颗泡子，甘龙偷吞了后，发觉不对劲，两个老者闹了一架。在小城里，能吞烟泡抽鸦片的人不多，这些人是民国时期的余孽，小城人睡时，他们起床，人们入睡，他们就起床了。粮食关那几年，城里还有暗娼，人们叫她们“呵儿匠”。

从粮食关逃出命来的人们，吃饱了肚子，过年时节，还呼朋唤伴，到城外去游玩。就像安排好的程序，从初一到十五，总是要游过下坝的天龙山和莲花洞后再安排其他的项目。县城附近凡是能游完的地方，都要去走一遭。但是，城里人从不去玩塔山坡，虽然近得抽支烟的功夫就到，且又呼之为“文笔塔”，但年节中，从没有人去过。

（四）

塔山坡有个典故，传说张家人建一座桥之后，有一法士经过那里，说了一句咒语：桥是弓，塔是箭，箭箭射到张家院。北门正是张家大院，张姓人聚族而居，很是红火。张家大院外是环城河，环城河上张家人修的桥，叫张家大桥。不知是风水的原因，还是巧合。那法士念过咒语后，张家果然不顺。我有个张姓同学，是那里的，成绩不错，人很活泼，小学毕业后，眼睛就瞎了。张家大院还有个叫张风隆的，大学毕业后什么也不做，只想修炼成剑仙，寝室里到处贴有八卦、符章、太极图，每天焚香，口中念念有词。有天，他认为道行已足，提着簸箕上了房顶，拜了四方，念道：诸方神祗，快来佑我。咄，一道白光。架着簸箕，从房顶腾空，随即跌下房来，幸好，只断了一只脚。后来养好了，那脚还是有点跛。张风隆架簸箕云，又让定南人快活了好几年。此人后来挑水卖维持生计，再后来，出家到玉真山寺，还是挑水。塔山坡是定南城丢死娃的地方，那地方晦气，就是有地也没人去种，甭说去玩了。常去塔山坡的，是一个叫叶紫云的干瘦老者，谁家小娃死了，给叶紫云两块钱，他就用草席包着，用稻草裹个“火烟包”放块红炭夹着，路人见“火烟包”冒着烟，便主动避开，塔山坡又增加了个幼小的鬼魂，乌鸦又聒噪着了。叶紫云抱死娃丢塔山坡，还闹了一段笑话，叶紫云喊价，那妇人只出半价，还说“二回勾补”，这让县城人笑得喷饭，死一个够伤心的了，哪还有死第二个的呢？

二十世纪中叶的普定县大礼堂，今已无存

定南过年，当街的人家都贴一副对联，各自想反映出一种家境的情绪。“过年年过年年过，新春春新春春新”，“门前守孝三载服，哪管门前四时春”。不知是抄来的，还是卖联的人根据要联人家编的。有个做厨找了不少钱的，以为钱多，染上鸦片，几年就败光了。他自己编的一副对联贴出来，让小城人都觉得经典，对联是：茅台酒五粮液无非是醉，红辣子芹菜酸也要过年。他小学都没毕业，县城人说：“儿喽，穷出智慧来了。”

时下的地戏、花灯在县外影响很大，研究的专家把地戏称为“活化石”，把花灯划为“西路花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定南人并不喜欢这两样娱乐。花灯、地戏都只在春节期间才演，城内的农民就组织有花灯班子。人们称花灯、地戏的表演叫“跳”。“跳花灯”、“跳地戏”，也有把花灯叫“玩”的。城外的花灯班子过年时节常爱到城里来跳。做生意的人家，接个灯班子在门口热闹热闹，让街坊来凑个人气，接受灯班子的吉祥恭贺语言，求新年兴旺发达。乡下人的灯班，旦角一定不用妇女，肯定找个俊俏的后生装扮，扮演者身段娇嗔，胜过女人。所以专家评花灯有“阴柔之美”。地戏从不在城里跳，不知是为什么，所以，定南人看地戏，近的可以到龙潭，老马台去看，远的就跑到离城十公里的马官去看，去马官的居多。我看地戏也看出点名堂，地戏表演的人多到几十上百，表演的人都戴脸壳，青纱蒙面，背插小旗，腰系战裙，显得威风凛凛。戏有脚本，如《三国》、《杨家将》、《薛刚反唐》等多种，演员分出战阵，主将领唱，部将附和，音调高亢苍凉，如主将叫阵“曹仁我的儿噢呵呵”“小金老二呕，带马过来”。因定南城内有武功深湛的如毛光辉、宋云臣、陈大眉毛，且亲自看过掌劈青石，手指钻砖，手掌断狗腿骨，我对乡下人的地戏不感兴趣，那种交战只是随便晃晃，并不真打实斗，所以，从未看完一场，不了解戏中情节，至今，地戏中的“小金老二”、“歪嘴老苗，两边讨好”，是出自哪个剧目都不知道，而农村人则是津津乐道的。

玩龙灯是定南人的看家本事，正月初六，龙灯就上街了，丰年时节，几乎一条街道有一拨龙灯，龙头至龙尾共十一节，玩龙灯的人多是壮汉，赤身，各执一节。诱导龙的人手执宝灯。锣、钹、鼓敲击开道，红宝灯在前引路，恭贺接贴人家。龙到接贴人家，红宝灯举于门首，龙头正向，一人说“四句”（类似打油诗）恭贺主人家，内容是发财、考大学、生贵子、升迁之类。一人恭贺，众人应和，接龙人家以红封作谢，谢毕，开始耍龙，龙头随宝灯上下翻动，各节龙身依次追随，接龙人家围龙施放爆竹烟花。正月十五晚，各街龙灯沿街玩耍，至夜，各路龙灯汇聚地势平坦宽阔的西门围耍。玩灯人抖擞精神，龙随灯舞，上下翻腾，一时铁水花、牛角烟花、鞭炮把龙灯罩住，耍龙进入高潮，持续至丑时。冲龙的铁水花为定南人独有，邻近县份都有人来观赏，铁水泼向高空，整个夜空金碧辉煌。地戏、龙灯至“文革”开始就禁止了。一九七六年以后，才又战战兢兢地恢复起来。

粮食关后，定南人照着老辈人的规矩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先前，人们莫名地兴奋。首先是学生，既是学生，又用不着去背英语单词，记数学公式。年纪大些的男女生，谈恋爱，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安逸”。年纪小的，就到图书馆偷书，下河游泳。先前，县委、政府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革命，把家中父母是地主、历史有问题的拉出狠狠斗争。被斗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才十六岁的少年，不到半月，青丝染上白霜。不久，南下串联学生到来。普定中学学生兴奋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破“四旧”的。于是，建立“红卫兵”组织。那些先前主持斗争会的由共青团员变成红卫兵的又带人毁坏古迹。万寿寺、东华山、塔山坡上的古迹，悉数损毁。抄家，当然对象是历史有问题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统统不放过，所有书籍、旧照片、瓷器，只要看到是所谓封建朝代、民国、有外国人名的，通通打包拿走。没有印年份的，如玉器、古玩通通没收。红卫兵很有“我手持钢鞭将你打”的气魄。所有的书籍、字画通通运到场坝上，堆积如山，一火炬之。那些金器、玉器，后来不知其下落。

既然，“学生无罪”，学生就不斗学生了。于是，成立革命组织。这革命组织成立是有些讲究的，名字要取得保险。最保险又有艺术性战斗性的就从毛主席诗词中寻找。于是普定中学的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今胜昔”、“倒海翻江”、“丛中笑”就来自毛主席诗词。学校如此，机关单位也如此，农村的生产队也是如此，人人都能革命。人们的工作，都是写大字报，标榜自己最为革命，指责别人不革命，只有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几个人的战斗队毕竟力量薄弱，于是被看好的革命组织就逐渐有人靠拢，组织越变越大。到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红旗”野战军等大组织出现。几个大组织的出现，为后来的大规模武斗埋下了隐患。

一九六七年十月，几个大组织代表联合，在县人武部“支左”下夺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权。组建“普定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定南城又陷入炮火之中。两派观点不同的组织，联合外县的武斗势力，在县城展开激战，进攻方三千多人，高射机枪都用上了。守城方只有千人，武器是从武装部抢来的，只一天，就被打败。定南又在贵州出了一回大名。

在“文革”期间，这个定南小城又显出了它刚正不阿的特色，这特色里面有厚重的历史积淀。

“文革”中，定南城里不断有“新鲜”事物出现，如将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让学生全部上山下乡，学大寨，但城里人并不认为那些“新鲜”东西是正确的，他们仍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城里人都认为，当官的走资派将来还是会官复原职，上山下乡的知青将来还是能“搞到事”，对所谓“走资派”还是尊敬有加，对“知青”都非常客气和宽容。对民国时期做过事的知识分子，充满同情，很显出普定人的“远见”。

东华山进门，损毁于“文革”期间

在大唱毛主席语录歌那段时间，定南就有人将“下定决心”那首改编成“下辈儿孙，不怕牺牲，抬出饭来，不论干稀”。这种歌从没有人去“告密”，也没人追究。一九七〇年以后，四八五部队一个连进驻普定，定南多数人瞧不起他们。他们一来，就把定南城里的漂亮姑娘瞄上了。定南的小伙子们很反感，有时几个军人在前面走，后面青年就唱。歌词是将军队爱唱的《葵花向太阳》那首改编，叫“葵花炒得香，嘿，一角钱二两，嫖婆娘，不用钱，就是大方向”。四八五军人在定南城闹了不少笑话。他们在街上走，碰到不顺眼的，就呵令站住，问“什么成分”？如果是贫下中农，拍拍你的肩，表示亲热，如果老实回答出“地主”一类，就会遭到训斥刁难。这些老广兵把“成分”叫成“澄分”，这让定南人快活了很久。不久，四八五部队调走，并且分散了。定南有人幸灾乐祸说，他们是林彪的嫡系部队。

定南人学东西很认真，特别是外来的、有用的事物。“文革”中，各地户口查得紧，那些在粮食关被饿跑出扒窃谋生的孤儿寡崽回来，带回来摔跤技术，青年人都练上了。摔跤风持续了好几年。因为有正义感，又打得凶，县城里到水城钢铁厂、盘县矿务局当工人的人，在那些地方都很获得外地人信任和敬重。

“鬼神、阴间”，在定南，有人信，有人不信。南门坡脚褚场上去王家湾的路边，就有几座坟，月色晦暗的天气，偶见一披发女人，在坟边活动，看见过的不止一人。我家所居住的政府没收的地主陈家老房，也是怪事连连，我没见过，但我弟蒙萌常见，以致回三楼的家，他总是退后几步，一口气冲刺上去。他给我说，石墙洞有白耗子出入，二楼转拐处有白衣白发女人。后来，太平农场劳改队来将木房改建砖房，在夹墙里挖出不少银锭，在地坪下挖出一坛大洋。定南人还信“走阴”，谁家娃儿惊惧昏厥，一定是遭“走阴”了，有时还能猜测，是某某某“走阴”的。“走阴”的都是活着的人的灵魂作祟。

一九七九年，县革命委员会搬到县城外，拉开新城建设的序幕，老城与新城就隔着城关小河剖分了。

老城的钟鼓楼、西门的牌坊因修路拆了。城墙拆了。县一中只有文庙还在，天主堂、文昌阁、关圣殿都不在了。东华山亭阁、文笔塔是后来修复的。公路边、田坝、山坎上的槐树林都不见了。定南无处不井，无水不鱼的历史远去了。二滴水的小青瓦屋面已被改造，小城失去了原有的“定南所”的韵味。城外的小河连澡都不能洗，别说饮用了。

定南人不愁衣食住行了，但许多美好的东西又消逝了。在老城，我度过了一生最旺盛的年华，但只是虚度。这种经历不能再有第二次了，因此，我凭着回忆写下了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