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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那座山水古城——镇远
二〇〇七年秋季，六十多个记者裹挟着余秋雨先生“跑马”黔东南。用这位文化苦旅的实践者的话说是一次短促的“扫描”。当他们旋风般卷到镇远，秋雨先生被眼前的这座山水古城所吸引，赞叹说镇远古城有很不一般的审美视点，只有用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无言”来表达。在古巷、城垣的匆匆行走点评间，秋雨对镇远历史文化现象特别关注。他问我关于“镇远”名称的由来。我当时想将南宋皇封“镇远州”的史实简要说与秋雨先生。
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战争将镇远推向国家安全的保卫战前沿。镇远也由此名重天下。
距今七百五十五年前，镇远名安夷县。当时南宋从汴梁南下偏安杭州已近一百三十年。人们都熟知南宋国都在风景宜人的杭州，丝竹充耳，歌舞升平，朝廷君臣满足于半壁河山的醉生梦死。南宋诗人林升感慨道：
就在南宋一二五四年，京城的人们仍醉心于春花秋月之时，蒙古大军长驱占领了云南。三年后，蒙军调转马头，以攻无不克之势，决意征服四川、贵州、湖南，从而一举东取江南。然而，蒙军的铁骑惯战于草原驰骋，在崇山峻岭的黔山却马蹄难越，蒙古骑兵无法施展草原战术。当蒙军马队来到安夷（镇远）一线，被眼前的险绝关隘所阻，惯于山地作战的安夷（镇远）地方守军顽强抵御，蒙军未能突进这块苗岭防地。史书称“蒙军朱国宝攻宋镇远，久攻未下”。杭州的南宋朝廷虽安于享乐，却也深为边关战事所耽忧。当安夷（镇远）勇猛抵御蒙军入侵的战况飞报到杭州，令深为忧虑的南宋朝廷君臣大为振奋。他们在风雨飘摇中抓住了安夷（镇远）作为挡箭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于是一二五八年（南宋宝祐六年），皇帝赵昀下诏增加军费，加强安夷（镇远）的军事防务建设。又特别为鼓动安夷再接再厉，派大臣到军事前线颁诏，将安夷县升格为州级。并冠以“镇远州”之名。中国历史上，历代皇帝在西南地区赐名的很鲜见。可见当时南宋皇帝是多么器重于镇远这个蛮夷之地。果然，以镇远为标志的黔地屏障拖住了蒙军进兵江南的铁骑。蒙军久攻不下镇远，只好另选进军路线从广西入侵湖南。因镇远一线军民的勇猛抵抗，又有天然屏障阻挡，从一二五六年至一二七九年的二十三年间，强悍的蒙军未突破镇远防线。镇远为南宋朝廷延缓了他最后的国破时间。镇远坚持抗元二十多年，元得天下以后才以和平谈判方式让镇远等地归降。
明代修建的镇远府城
秋雨先生到镇远，那是前呼后拥，有如众星捧月，当时我哪能将上述历史详尽，只浓缩成那么一句话给他听：镇远的来历就是镇服住了远来攻宋的蒙古大军。
当年，归降于元的是土知州田景贤。他第一次带了苗族芦笙队赴南京元朝廷献民族土风表演，为元帝忽必烈演奏芦笙和苗族歌舞。元世祖忽必烈观看了苗族芦笙演奏和歌舞特高兴，授予田景贤“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官职为正三品，统领十二府。这个镇远沿边溪招讨使在当时相当于省一级建制的规模。九年后改为镇远军民总管府。总管府就设在青龙洞上方台地。
元帝国经历了败战镇远之痛，将镇远视为出入黔地的第一险关地而倍加重视。在之后的明、清，乃至民国，镇远在西南的军事地位举足轻重。
在冷兵器时代，镇远以他险要而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宋、元时代，战争过后，大军席卷而过，仍是地方土官和他们的家军统管和守护这块地方。这种情形一直沿袭到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得天下后，他将军事巩固国疆的战略眼光投射到西南。由此，中央政权的强大神经才伸展到西南的这些边荒之地。滇楚咽喉锁钥之地的镇远是明朝廷中枢神经联络的首选地。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明廷重设镇远州。《明史》中载：“贵州为内地，当自镇远始矣。”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国家在贵州建立直接管辖的行政体制应该是从镇远开始，然后向全贵州推行的。由于元军败战镇远的历史经验，当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还未在贵州施行，朱元璋就以军事先入为主，首先在镇远设防驻军。一三八九年，镇远建屯兵卫所，镇远的这个大兵站的建立比贵州（一四一三年）建省早二十四年。
一四一三年贵州建省，镇远城以城中
这也是贵州遗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苗疆长城”。这些厚重的石块建筑至今仍在无声地叙述那些远去岁月在镇远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由于镇远在出入黔大通道战略的显要位置，从宋代一二五八年建镇远州到新中国一九五六年在镇远成立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七百年间均为州、府所在地。到一九一四年废府改道，镇远道辖黔东二十七县。黔东大片土地的学子进入道立镇远中学求学。镇远为发展黔东教育传播文化，培养人才在历史上亦有显著位置。现今的镇远很秀美，人们有时可从古城的那些古老遗存中追忆那些曾经的历史烟云。
从古碑看明清镇远大招商
古往今来，凡是交通发达的地方，经济就一定繁盛。古代的交通主要靠水运。镇远刚好在苗岭与武陵山脉结合部上，从沅水支流舞溪上溯的大型船只可抵镇远城下，再往上，山势险隘，水道阻塞，不利舟行。于是镇远靠水运形成水陆集散地，清代镇远知府汪炳墩为镇远题有一联：“把笛作龙吟，东去洞庭秋月满；传书随凤使，西来滇海庆云多。”对联道出了这个物资集散口岸的史实。从沅江下游上来的船只，都要停靠到最后的泊船地镇远城下；而从云南方向来的马帮则要到镇远卸货上船下洞庭，形成物质集运客货穿梭的一派繁荣景象。
有便利的水陆交通及大商埠吸引，有驻军城防的稳定安全，又有国家向贵州移民的政策驱动，开发商、小生意人、工匠等大量移民涌入镇远。明代镇远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乾隆《镇远府志》称镇远为“西南一大都会”。这个四围峻岭的大都会以列在河边的石阶码头吞吐着西来东去的货物。大河关码头便是当时上税课办准行的海关。镇远的税收在明代居全贵州省第三位。如果说战争凸现了镇远的地位；航运就载来了镇远的繁荣，我们从镇远卫城大码头上的一块古碑中，读到当年不一般的航市信息。
古老的府、卫城大码头渡口
明清时期，镇远航运发达，是贵州东部最大的物资集散交易大市场。现仍散布于府卫二城的十多座水码头记载着一幕幕装卸大趸船，往来小舿子的繁忙景象。各省区商客云集镇远，或筑基建宅驻地开发；或往来八百里
为规范市场重新律定法规，以安定客商有利于民众。国家的基础是民众；民众又以食为天。农民靠耕种，商人靠转运。镇远府所管辖的地方山多田少，全靠外来运输资助。若没有保护措施，怎能让客商在此安定下来？据地方人士说：‘在乾隆年间，从本埠以下，沅陵以上，米船没有码头可停泊，因而外来运输船户少。集资修建码头后，廖知府下令免除了船户运载申报。凡是沅陵以上短途运输，任其装载。到嘉庆年间，因前任知府所监制的量斗稍大，准许以红秤买卖。至于本城各商行，不得私用大斗，也不可压逼货船运送。遇到泼皮乞儿硬上船讨要滋事，可扭送公堂惩治。’时间一长，以前的规定失去约束。米商受其欺负，船户受其侵凌。如此狡诈霸道，着实可恨。除派员严加查处缉拿外，立即通令，严禁犯规。通告之日起.码头不许其他船只与米船争抢停泊；买卖必须一律用统一鉴定过的红秤。米商行与船户收购，禁用私制的量器米斗。船户也不负责将货卸送到买主货栈。糾缠讨要的乞丐不必施舍。凡一切不公不法之事，可由船户扭送本府惩治。如有仍我行我素者，一经查实，或被告发，立即惩处，决不宽容。
明代修建的府城文庙
以上述碑记，可见清乾隆年间镇远府有一系列关于商业运输业务法规性条例。目的是稳定地方运输和贸易市场秩序，保护外来客户利益，从而鼓励远处客商来镇远开发，振兴地方经济。由于市场交易公平，官府治理地方态度坚决。一时，府卫二城果然商贾云集，市井一派繁荣兴隆。各省开发商在镇远择基建宅，搞发了的就建同乡会馆，壮大乡籍实力。一时，十多个行省的会馆先后在镇远建立。江西人相中青龙洞福地，建起了江西会馆高墙红楼建了蛮大一片，而且将江西的名人神祗全都供奉在里面。北方的陕西、山西人立足府城中部，在今文化馆右邻处建秦晋会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所存大殿的规模看上去很宏伟；四川人苏杭人，在周大街建有四川会馆、江南会馆；在长江水系上的湖南、湖北也联手共同在周大街卫城码头上方竖高墙，建了个四合大院，是为两湖会馆；福建人更是心裁别出，他们在城中心的会馆以海上平安女神镇宅，冠名天后宫，而且牌楼下的石阶达通江河。从天后宫建筑格局看，完全是湄州岛妈祖庙形式，庙中还设有戏楼，可见当时风光。广东人也许来晚了些的原因，或是想开发城郊，他们在小田溪二道河坡脚建有会馆一座。现已没有了当年模样。当时，大大小小的会馆撑起了
多民族文化在镇远融合与传承
多元文化现象形成整个镇远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特质。镇远多元文化的形成，离不开镇远久远历史的大背景。特别是明代以来，镇远乃至贵州历史的政治大变革，直接导致这块土地上文化的变异与发展。六百年年以前贵州分属云南、四川、湖广，其地以土著文化为主体，明初以后大量移民迁进。汉文化大规模传入。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开始接触。而后又因军屯政策汉军士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汉文化与少数民族（当时应是多数），文化产生了双向互动。年长月久，相互浸润，子孙繁衍，汉苗相亲，有苗变汉者，亦有汉变苗者。最典型的汉变苗，是明永乐十一年封为镇远侯的平田氏之乱，对建贵州有功的顾成大将军的后裔。他们的由汉变苗历史恰似一部传奇。顾成本是扬州人，因平乱有功，荫及后人，其五世孙驻领炉山，封千户指挥广威将军，隶镇远镇总兵辖。第六世孙顾驹于明孝宗七年（一四九五年）因军事失职，畏上究罪，逃避到开怀，改用苗名傍迪，开怀苗民接纳了他，并上门入赘。由此而化为苗。其子孙繁衍，在凯棠、开怀、排阳、八寨生发，成为苗疆顾氏苗族大姓。到清王朝，在苗疆强制推行改土归流，地方官横征暴敛引起苗族反抗，顾氏苗族亦投身其间，成为朝廷叛逆。如咸同张秀眉起义时其战将岩大五，就是顾氏子弟。他曾率领一支二千人的苗军消灭清军大量兵力。后因叛徒投降，被俘遇难。咸同起义失败后，有一王姓清军武官来到凯棠苗寨招降，于是顾姓苗族都随他改为王姓。此事，有碑记于香炉山。
从顾成六世孙演化为苗族的史实，说明在广大苗侗居住区域，汉苗侗长期在同一地生活，不但文化交合，而且血缘关系也融为一体。这种苗侗汉互为通婚的现象从明代开始到当今，已经非常普遍不足为怪了。这说明，镇远地区的文化传承人是多民族的集合体。生活在这里的苗侗汉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厚的镇远优秀文化。引证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文献寻踪
明清时代有一批儒官和文士做官或客寓镇远，对镇远市井杂俗颇有诗文记录，字里行间有对民族风俗文化方面汉苗等族生活交融的记载咏叹。
乾隆贵州按察使姜开阳在乾隆《镇远府志》序五中云：“若夫汉夷杂处，苗猓各殊……男计口而耕，女度身而织……摩义渐仁，久遍淳风于马濮。礼陶乐淑，尤先入境之
有一首《过镇雄关题壁》诗中写道：“度垒蛮花开雨后，荒洞仡风鸟语中。”
清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副贡生张国华有首竹枝词，对镇远各族共融有形象赞誉：“笙歌夜月照船窗，半闻川腔半楚腔。四十八溪同目望，官卑羞说贾长江。”川腔楚腔杂于市井，夜来有芦笙歌声悠然，其情景确是一派和谐。
清光绪年间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到镇远，地方官在青龙洞佛楼设宴招待他。陈在《游青龙洞佛楼即席奉酬》二十四行五言诗中有“佛楼肆筵席，德星聚一方。炼师求丹诀，蛮女进壶浆”句。席上有苗家姑娘劝酒，当是古时镇远苗汉礼仪待客中的最体面的形式。劝酒中自然是盛装打扮而且一边端杯，一边歌唱。席面气氛轻松愉快，雅致有趣，此酒文化习惯沿袭到今天。
明代文学家何景明在《过镇远》诗中道：“古郡青山下，经过驻使车。土官迎诏拜，蛮客望城遮。”何景明过镇远时已建贵州省。镇远已派流官，实行“土流并治”。他看到的镇远是这样一幅景象：迎接他的是当地土官来接朝廷诏书，街面上看上去挤满了苗侗衣着的人。从诗中可知，五百年前的镇远苗侗汉同居于斯地。而“蛮客望城遮”说的不是少数，而是放眼望去比比皆是。由居住人群主体可想见其多民族组合的社会文化形态。
清人张翰在《过镇远》诗中，更是将镇远民族之间的融合景象作了生动咏叹。“驿路分黔楚，天空见雁过。舟以
古代苗族信巫术，有一套神秘的巫文化，由“鬼师”演绎，此习俗年长月久也被汉人所接受效仿。《镇远府志》风俗篇中有关于苗族巫术记载，并有“至今汉人效尤”句，说明在同一地区民族文化的相互感染浸润而成为沿袭。
盛大活动中，当地汉族、苗族、侗族聚在一起举行庆典娱神娱人。《镇远府志》风俗篇载：“土人，以九月祀五显神，远近邻人，咸集吹匏笙，连袂宛转，顿足歌舞，至暮而还。”一般情况而言，苗族宇宙观念里没有汉文化中的众神祗。而土人奉祀五显神，当是苗汉文化的相互传播吸收而共襄神灵之举。
端午节在太平年间就更是苗汉人民共同欢度的盛大节日，《镇远府志》风俗篇记：“端阳饮蒲酒，插艾叶，以角粟相赠遗。农夫各操舟争胜于跨虹桥下。舟上龙有五色，在前者胜，苗人男吹笙，女旋绕而跳，其音铿然，观者如云”。古文献中关于镇远地区各民族和谐相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例子很多，不再赘言。
二、古建筑遗风
评审历史文化名城，有两个条件非常重要。一看他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作用；二是保存有历史建筑街区和纪念性历史建筑物。建筑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展观。镇远有大量有价值的历史建筑物，而这些建筑物又是苗侗汉文化融合创造的实证。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正是镇远苗侗汉民族共同创造的经典之作。青龙洞贴崖建筑和园林在国内外享有盛名。首先，在建筑选址上，择选有神物藏居和神灵护佑下的福泽之地。这与苗族传统建房选址下基理念相同。青龙洞古建筑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势、地貌为原则，使自然环境与人工艺术结合成一个和谐美观的有机整体。在设计上布局合理，高低错落，与山体适度的体量，极大地利用自然，又高于自然，风格灵活多变，搭配主次分明。再加上精巧的装饰，形成了创造空间艺术与原生态巧妙结合的建筑园林艺术精品。
青龙洞大量借用了苗族干栏式建筑手法，实施了贴崖建筑的巧妙设计构思。干栏一词在《魏书·僚传》记述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干栏式建筑后来发展成为吊脚楼。所谓吊脚楼形式是依山就势而建。后部与山坡相接，前部以木柱架空。底层进深较浅，楼面半虚半实。虚实结合构筑。房屋多背坡面水，横向延伸。遇缓坡则房屋前移，采用悬挑、掉层、叠落、错层等手法。建筑多占空间，少占实地。苗侗吊脚楼建筑技巧在青龙洞得到了更大的扩展和张扬，受到众多文博专家、建筑界技师高度评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参加维修青龙洞的一位侗家青年潘光福后来在省城开办“镇远古建工程队”，将青龙洞建筑艺术模式向外推介。他集中了一批镇远工匠，承揽了省内外许多古建工程项目。借助这项技艺，他本人已成拥有不菲资产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地方民族木作传统工艺得到传承、扩展。
151 153 阳河摆渡
凤凰小城的形象是河两岸的民居吊脚楼，那是湘西苗家的建筑模式，在黔东南，这种建筑很普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镇远城的沿河两岸就有许多吊脚楼。王景慧、罗哲文、杜仙洲先生对镇远吊脚楼颇有赞辞。苗侗民族吊脚楼在镇远沿河民居中得到普遍运用，建筑规模比凤凰大得多，后因历史的变迁，建筑体量和新材料的使用取代了很多极有独特观赏价值的吊脚楼，成为地方建筑历史的遗憾。
苗岭盛产木材，质地细密坚韧的柏木、刺秋、梨木、香樟、春芽树等为工匠们木作技艺提供了上等材料。镇远的建筑，极讲究装饰。在镇远的庙宇寺院、会馆民居建筑中，除了有汉民族常用的龙、狮、福禄寿禧装饰造型，苗侗工匠们常无拘束地创作了许多变形动物，吉祥物图案，甚至将汉字形象美化。如青龙洞圣人殿下层的木雕字，居中的隔扇、窗雕等装饰注入了大量苗侗木作装饰工艺符号，留给人们又一种审美情趣和想象空间。遍布在庙宇、民居间的许多石雕、砖雕、泥作，其造型艺术早已集合了多民族工艺美术创造技艺，派生出镇远工艺特色。万寿宫牌楼大门前的石狮就不像北方石狮那样威猛，高昂，气势逼人。而是额外有几分亲和憨厚的神态。那对石狮造型形象可爱，让人感到平和。借物达意是中国传统工艺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从那些工艺品中读出苗侗民族和这方人的性格特征以及情感表达注入的物像寓意。
三、民族民间艺术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中描写了金堡苗族为汉族冯姓生员举办隆重婚礼仪式。宴席间有精彩的苗戏歌舞表演。此类文化交流表演应是很普遍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笔者就到吴敬梓笔下所描写的“歌舞地”作田野调查，在金堡乡松明村居然就有苗族跳花灯（在镇远，只有汉族才有花灯表演形式），只可惜当时没有录像设备将实景记录下来。相隔金堡乡八公里的报京侗族大寨过三月三，人们在山上唱歌。奇怪的是他（她）们唱的曲子是北侗的，而歌词全是汉文。还有些青年在对山歌时忘了词，还当场拿手抄歌本来照本应付。在创作民族歌曲时也有汉苗语相对照演唱的，但这些地道侗家人就直接用汉语填曲在其他地方罕见。我知道在很多苗侗人才在接受汉文化教育之后，对本土民族文化进一步进行研究整理。在传播汉文化中又推介本土文化，做了大量文化融合与传承工作，如松柏洞的侗族邰昌培在贵阳花溪省民族学院任教师，他还在五十年代就将松柏侗家芦笙演奏推介到了花溪；金堡元兆的苗族潘学斌将金堡苗族音乐、工艺美术推介到他任教的凯里学院。尚寨土家族的刘安银继承了用汉字为唢呐曲记谱的方法。这种文字谱只能面授，因没有高低音和时值关系，这种教本不易普及推广，但字意与音很接近。当过小学校长退休的刘安银整理出了近一百首这样的曲子，当他翻着这些汉字记谱唢呐曲唱出不同的土家唢呐曲调时，令人感到很奇怪。根据这个汉字谱本和实地录音，县文化馆搞音乐的同志费了很多精神将它译成简谱，又将汉字配上去，在感觉上很直观，也便于传播了。我从近八十首曲调研究得出，尚寨土家族唢呐大量吸收了黔东花灯音乐、汉民间小调和楚腔川调。这些曲调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气氛需要下进行选择。尚寨土家族唢呐队还用包包锣、小堂鼓指挥和打击节奏，这在中国民间唢呐演奏班中实属罕见。而今，在县城重大文化活动和黔东南重大庆典，都可见到尚寨土家族大号、长号、小号、唢呐队，其演奏曲调中透散出来自几百年前的大山的和声。
尚寨土家族傩文化与黔东其他地区傩文化流源和表现形式大体相似。娱神娱人的功能都同时存在，尚寨傩戏的表演角色面具一应俱全。表演内容为请愿，实现愿望之后，根据还愿的主家的需要而定全堂戏或半堂戏。笔者见过尚寨土家族傩师收藏的乾隆年间汉字木刻傩戏文本一大摞，土家族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想来他们接受汉文化的这种古代戏剧的时间比较长。在黔东地区流播也比较广。镇远土家文化与汉文化的糅合可能较之苗侗民族时间还要早。
报京侗族的挑花刺绣享有盛名。衣饰和布鞋的图案设计由于几百年的封闭，保持了一整套原始古朴的工艺设计和技法。几乎没有外部文化的掺合。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侗绣走出山寨，他们的作品有了很好的市场回应。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他们组织加工批量生产。商人们将湘绣、苏绣的图案原封不动地拿给报京侗家妇女制作。这种加工生产工场就在山寨开办，报京人也很乐意让他们认为“闲活”的手上功夫换来钞票。但那些图案艳美有余，写实而细腻，少天真巧趣。我担心这种为经济目的的引导，时间一长报京侗绣除了保持传统针法技艺，她们原有的充满山地原始意念的审美观，会发生变故甚至被完全写实化取代。
镇远的汉文化与苗侗土家文化融合是一种并存状态，又相互渗透和借用，形成多种文化相互依存和影响的局面。文化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就是镇远传统文化特色，希望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化多样性继续以顽强的生命力延续下去。
镇远与凤凰的文化情结
黔东与湘西山水相依，在这片广阔的灵山秀水风景线上，有两颗晶莹的明珠——凤凰与镇远。凤凰与镇远在历史上有着十分密切的文化情结。
吴自发捐镇远军饷建书院：
凤凰在明清时代叫镇竿镇。一七〇〇年开始设凤凰厅，隶属辰州府。所谓厅也就是府治下的一级建置。湘西从来都是苗民聚居之地，明清时代战事频繁。弹丸小城，在战争中崛起两位实授提督、六位总兵、九位副将、十四位参将。大文人沈从文的祖父也是位将军。就连沈从文也当过“竿军”的副爷。因他太文弱，字写得实在好，便被爱惜文才的军爷劝其退下戍装而从文了。战争总是与贫困捆绑在一起，地方战事连绵，生灵涂炭、文教风气自然凋蔽。在此情形下，当时凤凰就有一个叫吴自发的人，为振兴家乡文化着实立了一大功劳。
清朝同治年间，吴自发因征战有功，于一八六六年调任镇远知府并兼管设在镇远的贵东兵备道。在镇远任上八年。咸同之战后民间百废待兴，吴自发兴农桑、筑道路、修水利、办教育，为镇远做了不少好事，在镇远任上去世，镇远人念其功德，还在卫城修专祠纪念。咸同战争前后近十八年，清朝廷调拨了大量军饷到镇远。一八七四年，吴自发将军营名册中那些已阵亡的无人签领空余的八千多两白银派人送到凤凰。吴自发有感于家乡文化落后，送此银两在凤凰兴建了个三潭书院。书院建成，文教方兴，凤凰文风挺进，科举时出了不少人才。近代更是出了些显赫于世的大人物，如民国时期第一任总理熊西龄、文坛宿将沈从文，当今名躁中外的美术大师黄永玉等更是凤凰人的骄傲。吴自发的家乡人将他捐资修建书院一事记入《凤凰县志》，《镇远县志》人物章节开篇列的也是凤凰人吴自发。翻开历史，凤凰与镇远却是文脉相牵的。
吴敬梓会镇竿总兵写镇远：
著名谴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笔下描写镇远的战事生动而有趣。《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写的是《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小说描写朝廷官兵进剿扑灭苗民起义的战争，场面是以镇远为背景。镇远镇署、铜仁守备、协、营参将都是史实。当然，出场人物是虚构的。但细细考察，也有历史人物原型。小说中吴敬梓将镇远描绘为“歌舞地”，有苗族妇女梳椎髻，着苗锦，赤脚演唱苗戏等等苗文化情节。说到精彩处，还生出一段铁溪里龙神嫁妹的故事来。为了展开山地战争场景，吴敬梓小说中出现了许多镇远地名，有的地名至今仍完整沿用。如鼓楼坡、金钩洞、野羊圹、竖眼洞、白虫洞、大小石岩、石柱桥、铁溪、九曲岗、石屏山、香炉岩等。
小说中所设置的苗族酋长部落大本营是金沟洞。据明代《一统志》记载：金堡原名“金浦狗洞”，后改名为金堡。从小说所描述的地理环境和苗族人民起义史料分析，“金沟洞”即为镇远县南去十七公里的金堡苗族乡。那里的苗族喜爱歌舞，妇女刺绣作品极是精美。但“金沟洞”的“洞”是当时外来人对土著民族聚居地的称谓，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山崖洞穴。如松柏洞、冽洞都有大片民居住宅。吴敬梓想当然地将苗族酋长别庄燕主持汉人生员冯君瑞与苗女的婚宴场面安排在山洞里。这也难怪，古代黔地闭塞落后，外界视为疠瘴之地，大山中少数民族生活情景鲜为人知。就连现代作家金庸对贵州也知之甚少，而文中对少数民族风俗的描述出现许多偏颇。吴敬梓更不例外。九曲冈是城中石屏山上的盘山路，小说中道：“从石屏山直抵九曲冈。”除夕之夜军队翻过香炉崖，涉铁溪然后包抄金沟洞（金堡）后断其后路。显然是方位搞混淆了。当然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但细心的当地读者一定会认为凑错了地方。出现这样的笔误不奇怪。因为吴敬梓一生没有涉足西南边陲，镇远只是作家神往的“歌舞地”。
位于卫城垣处的上北门码头
一代文才吴敬梓一七〇一年生于安徽全椒，中年移居南京，成为秦淮寓客。他虽才华横溢却屡试不第，仕途无望，家族与外人对他讥讽白眼，生活境遇十分落魄。他变卖家产，浪荡度日在秦淮河那文艺丰韵厚重的地方，广交朋友，特别与文士交游，激启他喷出许多珠玉诗作。在这当中，就有个叫杨凯的解甲归故武官。这人器重吴敬梓文才，将他作为座上宾。
杨凯，曾任过镇竿镇总兵，官至湖广提督，后被革职，回江苏真州老家。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苗民首领包利、红银起义，清廷调集六省官兵进剿。杨凯领兵作战，并向雍正上《杨凯密奏黔省苗疆情形折》。当时镇远为官兵指挥作战中心，杨凯对此十分熟悉。杨凯虽为武进士入仕，但颇喜诗文。吴敬梓在杨凯那里听到许多有关苗疆、镇远的战争情形。杨凯特别将在湖南桑植任副将与同知铁显祖文武不和的矛盾仔仔细细地说与吴敬梓听。敬梓根据杨凯的这段历史加以改造，在《儒林外史》中加工成为汤镇台大战野羊塘以及与镇远府雷太守文武不睦等艺术情节。《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用六年时间（一七四三—一七四九年）在秦淮水亭中闭户著成。镇远也借吴敬梓的鸿篇巨著名扬中外。但吴敬梓亲临镇远与否始终是个谜。时隔他《儒林外史》书成二百五十多年后，他家乡的文士赴镇远，（二〇〇一年南京“携进会”组团到镇远考察）才为我指点迷津。仔细阅读了《吴敬梓生平》，方了然《儒林外史》中描述镇远素材的来源。看来这千万里文化情缘从南京而凤凰，而镇远，这历史文化渊源如溪流交汇，仔细寻踪，脉络方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