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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六百年的文化回望
在贵州建省六百年的历史中，刚过而立之年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名称，显然不会有“兴义”这个地名令人向往和关注。黔西南因地处贵州西南部而得名。这种以地理方位和主要少数民族成分作为自治州行政区划的命名，自有其当代的价值标准，遗憾的是不足以彰显六百年来她独步贵州、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的富饶或贫瘠，都是天造地设的惠赐，而非人工缔造的奇迹；而人文积淀的深厚或浅薄，却是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在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今天，外界认识黔西南和黔西南认识自己，最佳的视角和切入点，莫过于她深蕴厚藏的有如金子般已经闪光和总会闪光的地域文化。
“水墨金州”，意蕴无限，自然与人文的交融，留给人们意难穷尽的想象空间。且不说万峰林的秀美，马岭河峡谷的神奇，招堤的荷香，黔西南的自然景观早已融入了古人描摩的“水似青罗带，山似碧玉簪。欲问行人去哪边，媚眼盈盈处”的诗情画意之中。只讲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同一时期的“兴义人”，强化了贵州作为“南方古人类摇篮”的理论支撑；只征引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锁定的牂牁江的地理方位，去说明黔西南在省内外争抢夜郎文化品牌中的独具优势；只需细加对比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的模、范与“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赫章可乐出土的青铜器之间的榫卯之合，去印证古夜郎在黔西南留下的文明；只要捧出兴仁交乐汉墓中的铜车马、摇钱树和抚琴俑等“中国文物精华”，便足以证明两汉开辟西南曾经埋藏的辉煌……明初的屯戍者们虽然早已作古，但在“滇黔锁钥”古道上留下的格沙屯、郑屯、鲁屯、万屯、下午屯、景家屯等串珠般的地名一直延续至今，便足以引发人们对明太祖“调北征南”的联翩遐想。
一九三〇年四月，红八军一纵队为摆脱敌人的追击，进入望谟蔗香体整。在王海平地方武装的支持下，发挥我党统战工作的威力，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在南盘江两岸撒播了红色的种子。追寻红军和中共党组织的足迹，我们会感知到黔西南革命传统的传承弘扬。
伴随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黔西南在地域文化的演进中表现了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区域地位的博弈中，她曾创造过贵州文化的奇观，但也因国家和省的制度设计忽视或鞭长莫及而被边缘化。特别是近代以来，制度文化对黔西南的影响尤其显著。
一、拷问区域博弈的轮回
明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贵州正式成为中国的第十三个行省。今黔西南所辖兴义市、安龙县、兴仁县、贞丰县、普安县、晴隆县、册亨县和望谟县8个县市，甚至包括曾由兴义府辖的今六盘水市的盘县在内，明代建省前除普安土府所辖范围外，其余分别属于云南省和湖广省。在朱元璋用武力平定盘踞云南的元朝所封梁王势力之时，今黔西南属云南所辖的地方，如兴义、兴仁、盘县等，正处于交战双方的前沿，故明军屯驻者特多，留下的遗迹之名为“屯”者亦多。云南平定后，明王朝对原本不是军屯重点的今黔西南一方面撤走重兵，一方面停止移民垦荒，至洪武末年，今黔西南属云南管辖之地军屯便已废驰。明代在贵州建省时，省域面积大约只有今省域面积的五分之三，后经不断调整，直至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的行政体制改革后，今黔西南红北河北岸的土地才由广西划入贵州。可以说，今黔西南开始时不过是云、贵、桂三省边地拼合而成，当然也具有“襟联三省”的地缘优势。
伴随着黔西南光阴的石狮子
黔西南与云南的曲靖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地区在古代大体就属于一个文化区域。在战国至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四〇三—二八至前二五年）属于夜郎及其及穷小邑的文化圈，故黔西南可能成为破解夜郎古国之谜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自夜郎灭国以后，考古发掘或发现的汉代文物，为黔西南曾经的繁荣提供了足够的物证，但汉文献的记载便寥若晨星，彝族文献虽有涉及，但缈不可考，综合起来，那段因国家制度设计鞭长莫及的魏晋至建省前的今黔西南，只能搜寻到一些连缀起来的文化碎片。不过有一点却是学术界认同的，今黔西南也同贵州一样，曾经是中国汉、氐羌、百濮、百越和苗瑶五大族系交流融合之地。明清以后，更是一个具有移民文化基因的地区。吴越、荆楚、巴蜀、岭南、滇桂和湖湘文化均对黔西南有影响，尤以湖湘文化对今黔西南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可上溯自楚国将军庄桥入滇，夜郎归降，以及清末民初刘显世家族的先辈与湖南的历史渊源。当然，从古代文化线路和文化板块的角度，以及今黔西南与周边省区的文化联系，谁也难以割断绵延几千年的地缘、史缘、族缘、商缘和情缘的“五缘”关系。它既是区域合作的优势，却又是区域博弈的弱势。在近代交通网络形成以前，黔西南首府兴义，是滇黔桂边的商贸重镇，通过滇越铁路进入昆明或通过广西梧州溯西江而进入贵州的洋广杂货、棉纱棉布，兴义本土所产被誉为“坝货”的优质鸦片，云贵两省的鸦片贸易，都在兴义集散。黔西南及邻近兴义的云南一些地方的土特产，亦经过兴义输往两广及港澳和东南亚。清末为征收出入境税，特在贞丰百层河北岸设厘金总办，足见其商贸之繁倡。
但近代以公路为主的交通网络形成之后，黔西南的经济却渐趋衰落。以贵阳为中心的十字形公路，只有滇黔公路越晴隆、普安、盘县而过，兴义和安龙（清代兴义府城）、兴仁、册亨、望谟都被边缘化了。
贵州建省后一直被视为穷省、小省，诚如文献记载：“其田赋所出，不及中土之一大郡。”作为贵州西南一隅，在全国更无足轻重。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黔西南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抗日战争时期，滇黔公路一度成为盟军援华物资的陆上通道，公路沿线曾有过短暂的超常规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曾一度把贵州和黔西南西北部推向战时开发的主航道，但随着抗战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复原”大潮，黔西南又沦为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东、中、西的梯次发展战略中，贵州属基础差的后发地区。“三线建设”曾奠定了贵州在全国都有一定地位的工业基础，但对黔西南而言，因成立“六盘水市”而将地广人多煤炭资源富集的盘县划出，加之交通不畅，黔西南依然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黔西南再次作为滇黔桂边金三角的优势在新起点上凸显出来。“铁、公、机”加上南盘江黄金水道所形成的水、陆、空的交通网的形成，进出难将不再是黔西南发展的瓶颈。黔西南是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点，是国家重要的黄金产地，获得了“中国金州”的美誉；是煤电铝一体化基地；旅游业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国家和省的制度设计中，黔西南将在区域经济的博弈中再次引领滇黔桂边的潮头，将再度成为滇黔桂边的商贸集散地，形成新的对内对外开放的格局。这不是历史的轮回，而是历史的再造。
二、仰视—府志—书院的文脉
文化是一个地域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文化也是可以超越其经济基础实现跨越发展的事业和产业。在文脉沉沉、蔚为壮观的黔西南六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中，兴义知府张锳主持修纂的清道光《兴义府志》和兴义下午屯刘氏家庭兴学育才创办的笔山书院，堪称近代贵州文化星空中耀眼的两颗明星。
安龙县招堤半山亭（张之洞童年11岁时在此留下《半山亭记》）
有清一代主政黔西向的封疆大吏中，张锳堪称一代名知府。他是直隶南皮人，一八二六年入黔为宦，一八四一年由黎平知府调任兴义知府。上任伊始，便重修兴义府试院，自捐银千两，共筹措资金三十万两多，次年底竣工，共建房舍二百〇九间，可容千余人应试。为培养人才，他又扩建珠泉书院。他还设义仓、修驿路、改建招堤和十八先生墓，为人称道。尤其是他捐资俸银两千两，殚精竭虑十三年，发动府属各州县广征资料，遍访耆旧，阅尽藏书，并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湖南著名修志者邹汉勋前来协修。张锳亲自拟定“义例”，要求编修者“征引必著书名，稽溯必详原委，采摭必求关郡，条目必求分明；访册不尽信凭，引述稍加裁节……列传核实必严，诸志夸词必削；考核必求一是，予夺必餍众心”。编纂态度认真，修志技法规范。终成七十四卷的《兴义府志》付梓。诚如他在该志的序言中所写：“甚矣其难也，锳之心为瘁于此书矣！”在中国方志史上，清代堪称繁荣，名家名志辈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兴义府志》列入“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而可称名志者。
在“人才是第一资源”已成共识的今天，我们回望黔西南的历史，兴学育才便是兴义系军阀何以能统治贵州十余年，并造就一批从贵州走向全国，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民国年间著名历史人物的重要解读诠释。刘官礼、刘显世父子既承袭了中国封建乡绅的共性，但在时代潮流激荡的转折时期，他们却较一般乡绅登高望远，意识到要振衰起弱，舍培植和吸引人才别无他途。
刘氏庄园
一八八九年，刘官礼便选址迁建乾隆年间修在兴义的笔山书院，并在自家庄园内设私塾义馆，发展兴义教育。一八九六年贵州学政严修在贵阳首倡改革书院，面向全省选招住院学生时，刘官礼派其子刘显治等人晋省应试，均被录取。严修离任后，刘官礼便高薪诚聘参与严修改革书院的雷玉峰（廷珍）为兴义笔山书院院长，令其子侄及四乡优秀学子入院受业。之后，又高薪延揽云南举人程光祖、周辅宸，江西进士吴成熙，山东进士、大学者、大艺术家桂馥，湖北进士喻鸿钧等及贵州名流姚华、徐天叙、曾澍之、熊范舆、张协陆等执长或执教笔山书院。一九〇二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刘氏便在兴义县城创办中区第一初等小学堂，并亲撰一联刻于校门：“小学是做人样子，乐育得天下英才。”在刘氏的倡导下，各乡初小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有二十一所之多。在一九〇四年由留日归国的徐天叙主持笔山书院时，增设了许多近代科学的课程，并把社会活动引入学校教育。次年，笔山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刘官礼坐着轿子挨户动员官宦富户送子弟去读“洋书”。刘氏父子在知府、著名书法家、学者孙彦清的支持下，改培文局为劝学公所，后又改为劝学所。刘氏父子以团防局经费为基础，没收绝产、“匪产”作为学田，商请府、县划拨教育专款，奖励和资助出省、出国留学。当年即有王伯群、保衡等五人留学日本。一九〇七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今贵阳一中前身）招生时，兴义县立高第小学的王文华、魏正楷、熊凤队、窦简之等十三人前往应考。他们考试的成绩顺序排列一至十三名，震动全省学界。而何应钦、李毓华、李儒清三人也考入贵州陆军小学，奠定了日后飞黄腾达的第一步。当时，兴义的教育可谓全省之冠。
刘氏兴学育才，形成了名师办名校，名师出高徒；鼓励出省出国深造，重金引进人才为师为用，形成了育人用才的良性循环。在刘显世任督军兼省长期间，在北洋政府中有姚华、刘显治、陈国祥、双清等人上下疏通；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中有王伯群为全权代表；省中有熊范舆为秘书长、张协陆为财政厅长、何麟书为民政厅长；黔军总司令手下，有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等五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者，还罗致了卢焘、袁祖铭等一批军事干才，人才云集，为一时之盛。
笔山书院旧址
三、追寻永历王朝的背影
提起朝廷和皇帝，人们的意象自然是与金碧辉煌和威权无上相联系。但许多不熟悉历史的人们，实在难以想象一个身附“正统”幽灵的朝廷，除扈从之外，无一卒一民为王所有；一个被供奉为皇帝的人，却有着乞丐一般的生存状态。这个王朝，就是清军入关以后在南方建立的永历王朝，它的最后定居之所就在今黔西南州的安龙县；这个小朝廷“驻跸”安龙达三四年之久。
清顺治八年（永历六年，一六五二年）正月二十日，永历皇帝一行五十余人，在大西军余部孙可望部将的护卫下，由广西辗转来到由安顺军民府管辖下的安隆所。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图吉利，将“安隆”改名为“安龙”，并升格为府，开始演绎“龙”这一帝王象征的另类故事。
永历小朝廷在安龙定居下来后，陆续有一批南明王朝的官员、宫人从广西赶来，小朝廷又重派各执事官员，严然尊依明朝旧制。而大西军余部几经周折与永历小朝廷谈判“联合恢剿”，即农民起义军欲借助永历王朝的“正统”旗号，而永历君臣也要借助农民起义军的实力，巩固小朝廷，抗击南下的清军，企图收复失地。各地抗清武装力量纷纷向湖广和云贵集聚。自永历小朝廷入驻安龙以后，贵州既成为国内社会矛盾复杂变化的缩影，同时也成为“华夷”矛盾和“正统”与“非正统”文化碰撞的焦点。复明，迎合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愿望；抗清，使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有了现实利益和思想文化上的一致性。因此，第二次抗清高潮形成的思想旗帜，就大西军余部来说，提法上是“联合恢剿”，在永历小朝廷来说是“复明抗清”，而就参与这一历史活动的各利益相关者和事后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则都认同了“联明抗清”这一提法。大西军余部约十四万人，在“夔东十三家”、何腾蛟余部和郑成功等原明将领在东南沿海一带抗清义军的支持下，促成了一六五二年的北伐抗清壮举，“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到一六五三年前后，形成了以湖广为中心的第二次抗清高潮。清政府曾一度打算放弃西南、中南各省，集中全力确保对北中国的统治。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尚未完全稳定之时所兴起的抗清高潮，既可视为新兴的满族军事力量与残明军事力量、明末农民起义军和各种反清军事力量的较量，又可视为衰朽的“正统”力量与勃兴而将成为“正统”的“非正统”文化的博弈。
自永历王朝被大西军余部“迎驾”到贵州安龙以后，大西军余部以孙可望为首的一派内心深处并没有真诚拥戴永历帝的诚意，不过是借助残明势力的封建正统旗号，建立和巩固云贵抗清基地，以他自己为领袖，领导联明抗清，收复失地，完成其义父张献忠建立“后明”王朝的遗愿。而大西军的另一领导人李定国则是永历王朝真诚的护卫者。他与他的部将们对既想称王称帝的孙可望心存不满，而对永历小朝廷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扶持“正统”反抗清军的真诚愿望。大西军余部借助“正统”、替代“正统”的力量与认同“正统”、维护“正统”之间的矛盾斗争，折射出农民阶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同时也折射出农民阶级或者别的阶层一旦执掌了权力，也同样会走向封建专制的历史逻辑。
刘氏庄园
永历王朝自建立开始，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就如影随行。暂居安龙以后，以执掌政权的文安侯马吉翔为首的一派，亲附权倾势重的孙可望，企图借助孙可望的实力排除异己，进而拥戴孙可望称王称帝，取代永历帝。而以内阁首辅吴贞毓为首的一派，忠贞不渝地拥戴永历皇帝，并团结了宫廷内外残明的大多数朝臣，也希望借助大西军中拥戴永历帝的力量，使南明王朝重振大明王朝的雄风。
正值李定国、刘文秀率军北伐抗清之际，孙可望驻扎贵阳，征发民工，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设立五府六部三衙门，分封文武百官，命令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归属南明朝的文臣武将，克期到秦王府朝见。孙可望的举动，既引起李定国的愤慨，又加剧了永历君臣对他的怨恨。
永历帝及吴贞毓等对孙可望、马吉翔的野心无不惶恐。于是君臣十余人密谋，企图借助在广西北伐抗清的安西王李定国的势力，剪除孙可望及卧榻之侧的马吉翔、庞天寿等人的势力。他们经过精心策划，拟定密诏，私铸“屏翰亲臣”金印，遣使赴广西密诏李定国回师安龙护驾。不料机密泄漏，人证物证均落入孙可望之手。孙逼迫永历帝交出参与出谋策划者。永历帝自然不愿说出参与此事的忠君之臣，而各怀忠君即爱国志向的大臣也不肯承认与皇上密谋，于是孙可望逼迫永历帝承认吴贞毓等人犯下“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之罪，处以极刑。
清顺治十一年（永历九年，一六五四年）四月初八，在安龙天榜山下，党附孙可望的郑国、王爱秀等人会同锦衣卫行刑的刽子手，宣读了名为永历小朝廷刑部拟具，实为孙可望意图的“诏书”，赐内阁首辅吴贞毓自缢（实处以绞刑），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和刑科给事中张镌三人凌迟处死，其余翰林院检讨蒋乾昌、吏科都给事徐极、大理寺少卿杨钟、大仆寺少卿赵赓禹、光禄卿蔡
吴贞毓等十八人怀着一腔舍命保君的热血、对乱臣奸佞的愤恨，面不改色，从容面对死神。十八人齐刷刷向北跪拜永历行宫完毕，都吟诵起早已有腹稿的绝命诗词，抒发“贼臣未斩身先殉，留取忠魂复国仇”的满腔愤懑。
清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二年，一六五七年），孙可望抗清失败被俘后降清，永历帝才追谥吴贞毓等和在此前后被孙可望所杀的刘议新、林青阳共二十人封号及官位，以褒扬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一六五八年春，已被李定国移驾昆明的永历帝又遣使至安龙，为“十八先生墓”树碑，并亲自题写了“明十八先生成仁处”。从此，这里便成为忠君爱国思想的物化标志。
追寻永历王朝的背影，我们不能不认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任何时代人们总是用自身所认同的当代的价值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价值判断或带价值倾向的阐述。我们回顾南明王朝在安龙的史事，自然也必须对之作出当代的诠释。“十八先生之狱”集中反映了南明王朝在贵州的特殊性和对历史文化认知的惯性，如果把历史的真实还给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十八先生之狱”的文化内涵，就不仅仅是传统的忠义节烈观所能概括的了。
抗日战争时期，安龙县申请重新修葺“十八先生墓”获批准，其目的是为了激励全国军民，像十八先生一样富有为国捐躯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蒋介石题词“碧血千秋”；立法院长居正题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仁至，所以义尽”；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院长任可澄题词：“藏碧辉岩”；国民政府原交通部长、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题词：“浩然长存”；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题词：“重如泰山”；辛亥革命元老、原江西都督柏文蔚题词：“天地正气”……这些题词都丰富了“安龙十八先生墓园”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用当代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十八先生之狱”，对基于传统价值理念的褒扬，不能不多一些逆向思维的考量。其一，我们肯定清初的矢志抗清者，不仅是颂扬他们视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坚毅和忠贞，而且也肯定他们为维护中华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免遭破坏所作的努力，绝不仅仅是停留在狭隘的维护汉族大明王朝正统的观念上。其二，永历小朝廷的内部权力之争，本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属于汉族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纷争。无论任何一方占上峰，都不可能改变清初历史的大趋势，充其量也只能使残明政权多一些苟延残喘的时日。其三，孙可望及大西军部分将领虽隐藏着个人称王称帝的野心，这是历史上任何农民军都无法超越的价值定律。但他们在联明抗清的斗争中坚持以我为主，不俯首听命于永历小朝廷，从侧面反映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表现了大西军将士蔑视封建礼法的反抗精神，又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在道德评价的天秤上，人们尊崇李定国，贬抑孙可望则既是情理之中，又是优良传统使然。如何评价“十八先生之狱”这一历史公案？是因袭汉族正统观念，维护封建纲常名教，还是理解农民军对地主阶级报复的不适时甚至过当；在赞赏农民军反抗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阶级局限、历史局限。无论从历史的视角还是从文化的视角去评价永历王朝和“十八先生之狱”，任何绝对化的倾向都可能导致人们误入盲区。
明十八先生墓
四、拂去历史尘埃的故事
在日本政要和右翼势力妄图否认、篡改日本侵华历史，并妄图霸占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的严峻现实上，我们以庄严肃穆之情，凝望二〇〇五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创作的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作者陈坚依据历史照片，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由何应钦主持的侵华日军向中国人民投降的受降大典盛况。民族抗战胜利的豪情穿越时空让目睹者心潮澎湃，也令我久久难以释怀。对于这幅油画的中心人物何应钦，第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新中国的艺术画面中，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这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笔者研究何应钦其人其事以来，最希望看到的画面之外的对历史真实的回应。这不仅仅是对当事者何应钦的历史性认可，更重要的是对抗战胜利是民族胜利的新的认知的提升。
从黔西南兴义泥凼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何应钦，能在这历史伟大转折的时间节点上，充当了历史辉煌的代表，绝非历史的误会或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当然也不仅因为他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是因为他具有影响中国近代史事的多面人生，使他成为贵州建省六百年来不应忘记的历史人物之一。
何应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是非功罪、抑扬褒贬难一，但却是无法掩盖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也是贵州建省六百年来历史造就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蒋的军政首脑。在蒋取得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兼并异己，发动反共内战中，其作用是别的将领望尘莫及的。他是蒋介石“安内攘外”和对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又是替蒋组阁拒和、企图挽狂澜于既倒者。去台以后，他忠心耿耿为蒋氏父子维系一隅统治，鼓吹“反攻复国”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其反共之信仰冥顽至极。这是我们以“革命”的线性思维、反共即不爱国的政治鸿沟所判定的何应钦。这个扁平而色调单一的他，并非立体真实的何应钦，他是国共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一个政治符号。
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走进历史的真实，以中国近代史的两条主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争取实现近代化——为标准；以坚持一个中国、中国应该统一和有利于台湾岛经济社会发展作参照；以炎黄子孙共同认可的传统道德为价值判断，则顽固坚持反共政治信仰的何应钦，便有了阶段性、方面性、客观性的亮点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何应钦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护法运动中支持孙中山。“五·四”时期他创办了少年贵州会，推动新文化运动在贵州发展。他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在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和两次东征中，总体上是爱国进步且功勋卓著。他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近三十年，对中国军制兵制的近代化不无业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虽崇日、恐日，有妥协谋和之举，但毕竟坚持抗战到底。特别是他主持受降大典，即便有历史误会的因素，也必须承认他不是仅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是代表中国战区和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历史象征。去台以后，他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不无有益之建言献策，推动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对外交流，倡导发展旅游，矫正社会风气，从事公益慈善，都不应一概以反共视之。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主张中国统一，也是坚持了今日改善两岸关系的原则基础。至于他宽厚待人、严于律己、清廉简朴的生活作风和勤勉敬业、循规依矩的工作作风，也不乏可学可敬之处。去台北参观“应钦堂”，并非仅止于政治说教。
五、聚焦军绅文化的典型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距兴义市城区约四五里的地方，一座青石城堡的颓垣断壁，胸纳平畴，背接高山。那碉楼日渐显矮的残躯、城墙上永远张开的射击孔，传递着清末、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三个时代的信息。而围绕城堡内保存尚好的刘氏宗祠、庭院，更明白地昭示着当年主人地位的显赫。这，便是清末民初威震黔滇桂边的兴义刘氏家族的发迹地——下午屯。民国初年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一群显贵，曾统治贵州达十多年之久，其中尤以贵州督军兼省长、川滇黔靖国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兴义系军阀的开山鼻祖——最具影响。刘氏庄园作为贵州军绅文化的见证，虽然被下午屯的城镇化挤压成一团，但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却还彰显着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穿越时空，回到一八五八年的黔西南。声势浩大的咸同回民大起义，动摇着清王朝在兴义府的统治。穷于应付的清王朝只得下令各地兴办团练，建立围墙寨堡，抵御农民起义军。刘显世之祖父开始编练团练，建筑防御工事和堡垒，于是有了“永康堡”。这便是刘氏庄园的初始。“永康堡”是封建时代绅权与军权、政权结合的产物。从政权维护的角度看，它是以地主阶级为主的乡绅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是以土地高度集中为前提，体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实物地租之外的劳役地租；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折射出以姻亲、戚谊、乡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和地域情结；从社会的角度看，它用军权去获得政权，并结纳着当时处于社会上层的官绅、商绅和士绅，为民国初年的军阀统治奠定了阶级基础，使贵州军阀的形成过程具备了近代中国军绅政权的典型。
刘氏家庭成为团练世家的骄子之后，面对清末风云变幻的时局，并非完全地抱残守缺，而是采取了以新固旧的策略，诸如举办“新政”，助推地方公益，倡导地方自治而大收人望。在辛亥革命前，刘显世手操兴义文武两权。其胞弟刘显治留日归国后，成了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入幕之宾；其从兄刘显潜则因追随广西巡抚沈秉坤，由边防军督带升为省防军统带。刘氏家族的势力已联襟三省，势贯南北盘江流域了。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和巧取豪夺，下午屯周围的成千上万亩良田姓了刘。兴义团防局成了刘氏家族“刽子手职能”的生动体现，与刘显世父子热心公益、服务桑梓的“牧师职能”交相互用。
在清末贵州社会的转型中，传统的“末业”成了近代化的助力，行商坐贾已不再受到社会的歧视，而是因其经济实力的雄厚而被乡绅羡慕，军政界垂诞，形成一种相互依仗与巴结的关系。如华之鸿、蔡岳、乐嘉藻、赖宗贵、熊静安等。他们既接受了西方商业的知识，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还有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改良意识。他们在辛亥革命后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刘氏主持贵州军政的支持者。
在清末的贵州，有一群曾经当官为封建专制效力的人物，他们因各自不同的原因或告老还乡，或因故暂时回籍，如郭重光、唐尔锟、钱登熙、刘春霖等人。他们都曾身居高位，与清王朝休戚与共，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影响，成为清政府在野的天然拥护者、军绅政权的幕后拥戴者，是贵州官绅的代言人。
由近代知识阶层所形成的贵州士绅，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或封建官宦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较优越的社会地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改良、立宪最终走向革命，如张忞、平刚、张百麟、钟昌祚等；而另一些人则因循“学而优则仕”的路径，如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窦居仁等，因为与刘氏家庭的宗法关系，成为刘氏家庭统治贵州的心腹股肱。
辛亥革命的巨大能量，使原先一切推动和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或革故鼎新的力量，都急速地转向革命，即使是顽固对抗、图谋镇压革命派的势力，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也纷纷变脸，转而屈从革命。原本是奉贵州巡抚沈瑜庆之命由兴义徒手晋省镇压革命的刘氏武装，行至安顺时，革命派已经宣布独立，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刘显世便主动派王文华与军政府枢密院院长张百麟联络，表示愿效力革命。革命派既以贵州光复兵不血刃，也应兵不血刃维持政权，对出自乡绅、军绅、官绅、商绅和士绅的各种力量实现“和衷共济”。刘显世这一以乡绅成为军绅，又得到官绅、商绅和士绅拥戴或接纳的势力，便顺利进入军政府的要害部门。刘显世本人当上了枢密院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贵州中西两路统领。他带来的五百徒手兵也由军政府发给枪弹，编为新军第四标，刘显世自兼统带，登上了军绅政权的殿堂。
刘显世以军为核心，拢络了依附于己而又排斥革命派的官绅、商绅、乡绅和士绅，在内策动兵变，对外大造贵州几成“匪围”的舆论，乞师滇军入黔代平“匪”患。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刘显世与唐继尧所部滇军倾巢出动，对势单力薄又未严密设防的革命派武装发动突然袭击，终于夺取了贵州政权。唐继尧当上贵州都督，刘显世为护军使。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唐继尧回云南继蔡锷任滇督，刘显世集团对贵州的统治正式确立。戴着民主桂冠的刘显世政权，充分表现了民国初年中国军绅政权和军绅文化的特点，在内争外斗中割据一方，纷纷攘攘地“你方唱罢我登场”。
刘显世集团对贵州的统治，主要依靠各种军绅势力所构成的文、武两套班子。
所谓“文”的方面，有先期在贵州任职，后来也拥护刘显世和原清末立宪派人物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三巨头，有贵州督军署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熊范舆、贵州政务厅厅长何麟书、财政厅厅长张协陆、清末耆老会头目刘显世的顾问郭重光四台柱，还有贵州驻京代表、国会议员刘显治等人。所谓“武”的方面，有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贵州游击军总司令刘显潜，以及黔军中的五位旅长：窦居仁、胡瑛、谷正伦、张春圃、何应钦等人。这两套班子中人，非血缘姻亲、弟兄子侄，便是门生故旧，以封建宗法为其纽带，刘显治是刘显世的胞弟，刘显潜是刘显世的从兄，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和侄女婿，何应钦也是刘显世的侄女婿、王文华的妹夫。唐尔镛之子是刘显世的乘龙快婿，刘显治的长子、次子分别娶了熊范舆、何麟书之女为妻。凡与刘显世沾亲带故之人，无不参与贵州军事、政治，且官运亨通。特别是集合在刘显世周边的所谓“文”的这群人，被时人认为“大多眼光短浅，徒自为其身家之计，因循苟且”，“保守则有余，进步则不足。当兹新机蓬勃之际，势难迎合世界之潮流”。
而作为刘显世集团“武”的这个群体，以王文华及其兄王伯群（孙中山护法军政府贵州全权代表、广州护法军政府南北和议代表）、何应钦等一帮人，自谓为“新派”，也是实际上掌握着黔军兵权的一个集团。他们与“文”派亦被称为“旧派”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都能吸收新知识、新思想，无论在护国、护法中都较真诚地拥护民主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中也能跟上时代之潮流。但他们同样希望借助手中的军权，夺取政权和财权，对贵州有实质上的控制权。他们内心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是较真诚拥护的，虽然也借机扩张牟利，但毕竟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利益，在军阀混战中，他们希望国家统一，民族进步，贵州发展，但自主或不自主地成为军阀割据混战的推波助澜者，成为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他们是贵州军绅文化的左翼和新生代，而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则是贵州军绅文化的元老派和右翼，在时代变革中是时代的落伍者。两派在对待北洋军阀政府、对待孙中山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在对待滇系军阀的态度上，前者主张自立自主，而后者则坚持依靠依附；在应对时代潮流上，前者主张顺景应时，并希望借助新潮流达成自身主导贵州的政治目标，后者则固守旧辙，不想被别人分噬其权，无奈之下虽也有顺从退让，但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在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中，“新派”顺应了时代潮流，而“旧派”日益表现出顽固保守。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相继发生的“新派”向“旧派”夺权的内讧中，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失势被逐，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登上权力的峰巅。但“新派”也逃不脱军阀统治“利尽交恶”的规律，最终因各自拥兵自重的争战杀伐和阴谋权术而土崩瓦解。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刘显世在昆明病死，由他培植起来的兴义系军阀也被桐梓系军阀所取代。但刘氏所由飞黄腾达的军绅政权及其滋生出的军绅文化，却在贵州历史上留下了尚需细细分辨的五色杂陈的画面。
六、勿忘二十四道拐的功绩
位于晴隆县城南约一公里的二十四道拐，明清时期就是滇黔路上的古驿道。一九三五年，国民政府为了准备抗战，蒋介石特派何应钦之弟何辑五到贵州任建设厅长，打通川黔、滇黔、湘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滇黔公路在几万贵州民工的努力下，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开通。其中的关键性工程二十四道拐，成了中国公路史上的奇迹，也是黔西南各族群众创造的奇迹。
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武汉、广州沦陷后，由重庆经贵阳到昆明的川黔滇公路，就成了国际援华物资陆上运输的生命线，而晴隆二十四道拐则是这条生命线上的咽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开辟印缅战场，十万民工、十万远征军开始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如期打通，开辟了从印度利多经缅甸到昆明，再经滇黔、川黔公路到重庆。晴隆山城便成为国民政府和盟军运送军需物资的集散地，也成为日军空军轰炸的重点。二十四道拐成为敌我双方关注的焦点。当时，除了有名的“驼峰航线”，供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俗称“飞虎队”）空运之外，主要的国际援华物资和远征军的兵员、军需运输都必须经过川滇黔这条大动脉。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及滇西抗战，这条唯一的公路就是军需补给的战略支撑。而晴隆县城——莲城——也成了抗战军需物资的集散地。
二十四道拐
当时晴隆县的户籍人口只有五万多，而莲城常住居民不足万人。而国民政府各种军需物资运送、管理及其延伸机关、各种办事处多达一百多个，常驻莲城的还有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七军军部、保安第四团、中国远征军驾教二中队、炮兵二十二团补充营、第五集团军特务营以及美军援华物资运管人员等，连同驻守盘江桥的炮兵四十一团十四连的所有物资，都由晴隆县政府负责供给，或组织外运，或就地筹集。一时间，小小的莲城镇，成了抗战后方的重镇。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战时纷乱繁忙景象。二十四道拐上，车流、人流通宵达旦络绎不绝。
二十四道拐被人们称为“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和“二战的活化石”，是因为它同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中将有直接的关系。号称“中国通”的史迪威将军，曾在天津服役，担任过美国驻北京武官。为开辟印缅战场并支援中国抗战，他担任了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国际援华物资总协调官等六项职务。他性格尖酸刻薄、直率耿介，看不惯国民党军的腐败和国民党高官的无能，主张坚决抗日，并希望能指挥中国军队抗日。他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坚持抗日，国际援华物资理所当然要分配给延安。因此，他与被他称为“花生米”的蒋介石、被称为“一篮子花生”的何应钦、陈诚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要考虑二战结束后的远东战略，不希望中美关系因史迪威与中国统帅部的矛盾受到影响，故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撤换了史迪威，将他召回国内。而史迪威的治军严格和军事指挥才能却给中国军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主持在印度南姆加训练中国驻印军，组织修筑印缅公路以连通滇黔川公路，指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等战役，功勋卓著。当中缅印公路连通时，何应钦在昆明称这段公路为史迪威公路，尔后蒋介石又将由重庆至利多的中缅印公路全程统称为史迪威公路，既讨好美国，也表彰史迪威援华的功绩。史迪威与中国统帅部之间的矛盾斗争直至他被召回，史称“史迪威事件”。
由于二十四道拐特殊的地位和它曲折蜿蜒盘旋上升的美丽形象，美军随军记者当年拍摄了二十四道拐的照片，并发表在《世界画报》上，照片下用英文标注的拍摄地为“An nan”。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改名以前，晴隆县名叫“安南”，而抗战时期越南也叫安南，故当年国际援华物资的往来电报常将两个“安南”混淆。
抗战时期“安南”和晴隆，二十四道拐声名赫赫，但抗战胜利后，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二十四道拐上发生的许许多多悲壮惨烈的动人故事渐行渐远。
有一位执著于走近历史真实的人，为世人拂去了历史的尘埃，让二十四道拐重新焕发光彩。他，就是二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
戈叔亚拿着一张陈旧的二十四道拐老照片，无数次自费从昆明到缅甸，再到印度，沿着已经荒废的原中缅印公路苦苦寻觅，要找到那张照片上的公路。但那曾经有无数军车往返的盘旋而上的公路似乎蒸发了一般，在云南，在缅甸，在印度都没有找到，却耗费了他十年之久的时间。因为照片有“An nan”的字样，他正准备前往越南去寻找照片上的公路，却在经过晴隆时发现了与照片上完全一样的场景。他首次爬上二十四道拐公路顶端时，不禁喜泪纵横。这不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中美同盟抗日照片上的地方吗？同时也是一九九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史迪威与中国》、一九九九年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中同一老照片的拍摄地吗？于是，二十四道拐复活了，声名随各种媒体的宣传而远扬。
爬上晴隆城南的山巅，鸟瞰岚烟缭绕的二十四道拐，你会浮想联翩。也许，它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故事，既不能摧眉折腰地平躺在群山之间，也不能胆气如虹地直冲云霄，而是像游龙般柔韧地由山脚攀升至山巅。它承载了黔西南人民对神圣抗战的无私奉献，也承载了中美同盟抗日的既往辉煌，还承载了二十万中国军民修筑滇缅公路的艰难险阻，更承载着五万晴隆人就有三千九百八十三人从军抗日的壮举、不足万人的莲城镇却要负担数万人生活物资的筹措……
二十四道拐是不朽的神话，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天路！
兴义府试院之议事亭
七、期盼黔西南的文化崛起
站上二十一世纪的峰峦回望来路，无论是西方大国兴衰的规律，还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前瞻，物质的富裕固然可喜，而文化的贫困尤应心忧。黔西南襟联滇黔桂，古代虽远在要荒，却堪称富庶；文化自远古迄今，都会有超常的事象和丰厚的资源而独步西南。在全省上下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热潮中，黔西南既在和潜在的区域综合竞争力正在潮涌。一度因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原因叠加，或闲置或贱卖，或沦落或清谈，甚至屏息敛迹的黔西南文化，如何走出山门，彰显魅力，铸造辉煌，这是黔西南各族干部群众深心的期望和职责所归，也是笔者作为黔西南人多年未解的心结。
黔西南拥有诸多物化而具象与文化而抽象互为彰显的独特的、甚至是排他性的资源，何以仍然沉沦在“宝山空手，乞醯邻家”的轮回之中。我们曾经因贵州长期的贫穷落后而苦苦追问，是历史误了贵州，还是贵州误了自己？历史固然误了贵州，贵州也误了自己，贵州是在他误和自误中走过了六百年。这一结论用于黔西南亦无不可。文化的自觉必基于文化的自省。一个缺少文化自省的人或群体，自然是对历史的无知与漠视，文化自觉便是纸上谈兵，更不必奢谈文化自信、自强。笔者曾经因黔西南坐拥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而自我陶醉，也曾经以黔西南多历史的遗爱和自然的惠赐而盲目乐观。而当我们面对黔西南在区域博弈中被边缘化，在区域竞合中凸显出许多弱势时，心急心忧而常发理性的慨叹。
锻造黔西南的文化软实力，推动黔西南崛起，一般人容易想到的是如何将黔西南的文化资源打造成文化事业的公共产品和文化产业的高端产品，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其实这是一个正确的但不免流俗于外在层次的问题。而笔者所思所虑的深度的内在层次的问题，是人，是所有应该冠以“黔西南人”的精神面貌。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承载者都是人，而文化精神的主体更集中地表现在人的身上。精神是文化的内核，是文化事象深处的灵魂，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特质、差异。黔西南文化或者更直白地追向，黔西南人与别的地域的人在承担历史使命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传统精神与创新精神？或者说黔西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性、情方面有何独特之处？也即我们大家说惯了的精、气、神与别的地域的人有何区别？在黔西南石旯旮中成长起来的则戎精神、大旱中屹立的冷洞村彰显出的贵州精神，正是我们仰望中的黔西南人的心、性、情和精、气、神。它不仅是锻造黔西南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同时也是构筑贵州精神高地的一块闪亮的牢固基石。温家宝总理针对冷洞村抗大旱实践中所提炼出的“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精神，并没有成为每一个黔西南人、每一个贵州人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还只是一种导向、旗帜，并没有成为我们的“习惯”。只有当这“十六个字”成为全体黔西南人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言行中的习惯，那才可以说，黔西南具备了把文化资源优势科学地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软实力了。
黔西南的崛起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而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也并非朝夕之功，需有水滴石穿的功力和韧性，绝不是喊一句响亮的口号，贴一张时髦的标签所能奏效的。增强黔西南的文化软实力，推动黔西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一定要遵循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忌在后发赶超中滋长文化躁动，急功近利。在烈烈轰轰的文化热中，应多一些冷静的理性，去减少和克服现实中的情感冲动和政绩驱动。
目标既定，路径就成为必须的选择。笔者以为综合历史的经验，现实的需求和未来的愿景，黔西南文化软实力的锻造应注重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重视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打造，向重视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转化，进而追求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黔西南不乏文化，不乏智慧，不乏人才，缺少的是能有效整合这些文化，智慧和人才的平台。黔西南文化源于黔西南人，黔西南崛起靠黔西南人，黔西南文化应普惠黔西南人。这种信念不只是宣言，更是行动。须知一打宣言，顶不上一个行动。
第二，注重从资源优势向现实优势转化。文化资源是祖先的遗产，是历史的积淀。黔西南多元多样多品位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这两大平台的普及、提升、创意、冶炼、打造，并与别的事业和产业深度融合，才能成为既可满足现实需求，又能适应未来目标的有形与无形的精神食粮和文化消费品。
第三，注重从多民族、多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向独具优势的特色文化产品、特色文化精品转化。黔西南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其中布依文化资源最丰富。切忌面面俱到，同质化竞争。如何提炼布依文化的核心元素，再注入适合现代人、未来人审美情趣的时尚元素，在回归自然与对接现代两极维度的把握中，让布依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南明文化、民国军政文化是黔西南独具优势的文化。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历史还给历史，黔西南的历史文化才会成为当代人的思想营养并转化为经济形态。
第四，注重从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向文化走向生态文明转化。文化的流变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文化是不存在的，落后倒退的文化是没有未来的。黔西南拥有不少的原生态文化，但它们的价值不应停留在“原始”状态。它们的“自然”、“和谐”不是简单地倒退回归，而是科学理性地走向新型工业文明，进而走向生态文明。
兴义市老杨柳街
第五，注重从文化的跨越发展走向文化的科学发展。黔西南人在富民兴州的追求之中，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决定了物质的富裕成为首要追求，精神的富裕被迫退居次要地位。在努力实现文化跨越中，既要夯实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又要强化文化对其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文化可以超越经济发展水平，也可以引领经济走向。在文化的“赶”、“超”与转型中，切忌一哄而上的“大跃进”，舍科学发展，必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
第六，注重从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多元一体向一体多元转化。黔西南文化的形成同贵州文化，甚至同中华文化的形成一样，是从多元走向一体。而中华文化的走向却应该是一体包容多元。中华文化一体多元是五十六个民族和不同地域文化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强调多元构成一体，是指形成过程；而强调一体包容多元，是指现实，更是指未来。这是关系中华儿女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大事。没有国家软实力的增强，地方的软实力就失去了根本，甚至成为国家软实力的离心力。
笔者在对黔西南文化脉络的梳理中，也对它进行文化反思，吸取历史经验。在黔西南不断积累的文化自觉中，努力寻找它在贵州文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特点；在目睹黔西南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中，发现了一个新的黔西南和黔西南的新希望；在不断呼唤黔西南的文化自强中，也不断地增强作为黔西南人的志气、信心和担当。
黔西南文化崛起之时，就是富民兴州实现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