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贵阳

我生在贵阳，长在贵阳，算得上是个“老贵阳”了。贵阳陪伴着我的一生，从童年一路走来，到了古稀之年。多少往事都已淡忘，惟有那乡土之恋，总是萦绕牵挂，多少难忘的故事时时涌上心头，挥之不去，这就凝结成了“我心中的贵阳”。

贵阳在元代就已经建成了，算起来已有七百多年。元代的“顺元城”是一个军事城堡，明初是贵州宣慰司城，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贵州建省，从此贵阳便是贵州的省会，今年刚好六百年。不过，“贵阳”作为行政建署的名称，那是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年）的事了，比建城的时间要晚两百多年。贵阳以“贵山之阳”得名，因城在贵山之南，故名“贵阳”。

贵阳是座山城，但与重庆那样的山城相比，却大不相同。重庆城建在一座高高的山岭上，而贵阳却坐落在低凹的山间盆地中。贵阳在万山丛中，四面青山环抱，山峦起伏，是座“山中之城”，苍山如海，气势磅礴，山形各异，有如游龙戏凤，有如狮踞虎蹲。最使人感到神奇的是那“五虎三狮一凤凰”，多少年来，人们好奇地寻找这几座奇异的山峰。五虎山是一座山还是五座虎头山是个谜，三座狮子山找到了两座，一座在城东相宝山附近，另一座在城西罗汉营、金项山一带，有一座不知哪里去了。一般都认为凤凰山即城东南的栖霞岭，但贵阳附近有好几座凤凰山，贵山在哪里，说法不一。

贵阳城依山傍水，南明河绕城而过，贯城河在城中流淌。南明河绿水逶迤，轻且涟漪，河水清澈明亮，几百年来，住在城南的人多取南明河水饮用，人们挑着水桶在河边汲水，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还能看到。那时河水清澈见底，可见鱼虾在水中游动，黄昏时分，鱼跃而出，鱼跃而入，一派生机。“渔舟晚唱”是南明河上的一大景观，渔翁划着一叶扁舟，悠然在河中捕鱼，不时将“水老鸹”（鱼鹰）放进河里，等它们衔着活蹦乱跳的鱼浮出水面。我读一中的时候，新桥附近有一个渔村，水口寺下游还有一个打鱼寨，捕得的活鱼都在西湖路出售，所以当时叫做打鱼街。打鱼街下游的河湾，常有渔舟荡漾，岸边有人垂钓，这就是著名的“渔矶湾”。人们取河中的水煮鱼，称为“河水煮活鱼”，这是贵阳的一道好菜。小时候，我们跑到水口寺去捉螃蟹，打一只麻雀，把毛剔光，用绳子拴着，看见水中的螃蟹，轻轻放下去，螃蟹夹住麻雀的腿，提起来就抓住了一支螃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甲秀楼

贯城河从城中蜿蜒而过，将内城和外城分开。昔日的贯城河，在我的印象中水量很大，雨季河水猛涨，掀起波涛，化龙桥上游有一巨石立于水中，上面刻着“挽涛”二字。据说，古人怕龙涌水，在化龙桥的桥拱下安了一把斩龙剑，不知是真是假。贯城河是贵阳城中的一道风景线，像是条碧绿晶莹的玉带，美其名曰“玉带河”。河中也可以捕鱼，所以在化龙桥一带有许多鲜鱼卖，称为鲜鱼巷。贵阳城中的桥，大都在贯城河上，顺流而下，有沙河桥、普陀桥、化龙桥、普惠桥、济平桥、永寿桥、苏家桥、北门桥、王带桥、太平桥、盘桥、狮子桥、贯珠桥、府桥（在市府路上）、都司桥、六洞桥，汇入南明河处有水关。太平桥是一座石拱桥，桥上有石栏杆和石柱亭，亭柱上有“水挽银河兵尽洗，风乘琼鸟劫难侵”的盈联。六洞桥不是一座门孔的桥，而是相距数十步的六座单孔石桥，小桥流水，宛如西湖苏堤上的“六桥烟雨”，诗人写道：“河干风景如图画，时见卖花人过桥。一磬声随流水渡，对栏影倩夕阳描。”鼎鼎有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就出生在这里。

贵阳城的格局，与扬州、广州古城相仿，由内城和外城构成了一个“双合城”。内城在南面，最先修建，所以又称老城。外城在北面，是明末清初才兴建的，故又称新城。城墙巍峨、厚实，有七米多高，基宽七米，城墙上有两三千个垛口，设有九座城门，城中建有四座阁楼，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九门四阁”。为什么会有九座城门呢？因为内城原先有东、南、西、北四门，后来为了军队出入方便，又在西南角上开了一个次南门，大南门、老东、大西门、北门和次南门共计五门。北门与外城相通，又新建四门，外城的北门有路通往修文的六广渡，叫做六广门；西面的城门有路通往威清卫（今清镇），叫做威清门；东北的城门路通“洪边十二码头”（今开阳），叫做洪边门；外城也有东门，为与内城的东门相区别，就把它叫做新东门或小东门。内城的五门加外城的四门，不正好是九门吗？至于四阁，没有明文记载，相传是文昌阁、皇经阁、玉皇客和灵官阁。

时过境迁，到了民国年间，周西成修“马路”（实际是公路），城墙陆续拆除，我小时见到的城墙已经是残垣断壁了。今延安中路侧边的城墙卖给市民修建房屋，这就变成了城基路。从富水北路沿三民东路（今延安东路）、莲花坡至老东门的一段城墙依然存在，我们常在城墙上放风筝、打弹子，记得特别清楚。从大南门沿南明河西走的一段城墙也是有的，我读一中时经常路过这里。城门大都拆除，当时还能看到的只有大南门（后改称中正门）、老东门。抗战时期，为了空袭时疏散人口，开了许多门，如虎门、乐群门等，但只是一个口子，并不见有城门。

老贵阳城已建成许多街道，《贵阳府志》记载，内城有街道八十，外城街道三十二条，近城街道九条。最老的街道或许是都司路吧，元代的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就设在这里，明初在都元帅府旧址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军区），于是有了都司路的名称。大十字很早就出现了，从大南门到北门的大街（今中华南路、中路）与老东门至大西门的大街（今中山东路、西路）在此正交，所以形成了大十字。当然，这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条街道是必定有的，它们是老城（内城）外出的通道和城中的主干道。贵阳最早的佛寺——大兴寺和最早的道观——大道观都建在大十字两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南明河渡船

由于地势起伏不平，贵阳的老街总是爬坡上坎、转弯抹角。从大十字到老东门要爬三个大坡，人们把老东门至蔡家街口一段叫“头浪坡”，蔡家街口至小十字一段叫“二浪坡”，把小十字到大十字一段叫“三浪坡”，因后来在老东门侧开了一个禹门，于是有了“禹门三叠浪”，“平地一声雷”之说。其实，有坡的路又何止这三浪坡，今公园北路两侧有沙子坡（后称金沙坡），公园西路侧有崔家坡，今延安中路旁有何家坡，今都司路西段因是贵州卫驻地称为“卫坡”，今醒狮路当时叫茴香坡。以“坎”命名的街巷也不少，如今中华中路民生路口至慈善巷一段旧称“三道坎”，今省府东路至马家巷口一段旧称“九道坎”，大西门侧万宝街附近旧称“高坎子”，还有沿河坎、堰塘坎、大井坎、小井坎等等。“湾”最能体现贵阳的山巷子，最典型的就是今富水北路与中华北路之间的“螺丝湾”，它由三条支巷组成，弯弯曲曲，状如螺丝。此外还有皮匠湾、七家湾、郭家湾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贵阳市（局部）

贵阳人讲究柴方水便，道巷多邻近河流、池塘、水井。以井命名的街很多，如四方井巷、琵琶井巷（今四川路）、薛家井巷、团井巷（今团结巷）、龙井巷（今龙井路）、沙井坎（今沙井路）、白沙井巷、偏岩井巷、大井坎（今正谊路）等，今富水中路一段，从前叫金井街，富水北路一段从前叫珠巢井。近河的街巷，如鲜鱼巷（今化龙桥一带），北河坎和南河坎、河东路和河西路都在贯城河两侧，西湖路当年叫打鱼街。

石牌坊是贵阳城的一大特色。外国传教士曾把油榨街古驿道上的二十多座牌坊拍成照片，还印成明信片，称之为“贵阳穿越牌坊的南大道”，这张照片现已收入《飘移的视线》。十多座高大的石牌坊排成长长的一列，构成了贵阳一道壮丽非凡的风景线，令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这一排牌坊群，周西成修“马路”时并没有拆毁，大概是近几十年才拆除的，现仅存一座。城内大街上都有牌坊，明代大约有二十多座，并在牌坊下形成若干坊市，如绣衣坊市、谯楼坊市、三牌坊市、四牌坊市等。清代仍保留这一风格，南大街上有三牌坊（今邮电大楼一带），红牌坊；北大街上有抚牌坊（今省府路口），一品坊（近北门桥）；今中山西路教育厅前过去叫做花牌坊。府文庙、县文庙、甲秀楼、圣泉等处都有牌坊。

一九八六年建成的贵阳市第一座人行天桥——大西门人行天桥

贵阳的街道格局长期延续，虽然在城墙外修了一条环城马路，但路的两旁多是些茅草房，城区大体还在古城的框架内。新中国成立时，贵阳城区大约只有不到七平方公里，出了城多是沿公路的城乡结合部或农村。大南门外，有打鱼街、马棚街、箭道街、草荐街、粑粑街、油榨街等，外地的米多驮到马棚街（今新华路出售），歇马的地方叫大马槽（今博爱路），过了纪念塔便是杀人的马家坡了。次南门内是水磨河和卫坡，门外是驿马坡、猪贡坡、瓦窑、花果园、湘雅村、太慈桥，没有多少人家。大西门外的三元宫、金锁桥、香炉桥、罗汉营人烟都很稀少，紫林庵、公山坡一带还有许多坟地。出了威清门，便是黄土坡、头桥、二桥、三桥，有些居民点，华家山、金项山长满树木。六广门外的体育场原是一片桑园，盐务新村是一排排茅草房，市北街半城半乡，周围都是菜地，八鸽岩下是“敬之（何应钦）植物园”。洪边门外的大营坡、周家山、百花山都很荒凉，豺狗湾常有豺狼出没。新东门外有木市和煤市，照壁山下是筑东煤矿，除菜地而外便是埋人的江西义园、宝府义园。老东门外，多是菜地，有西瓜地、猫冲、打鱼寨、阿猫井等村落。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建筑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历史的记忆，寻找那逝去的“城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城南新马路（今油榨街一带）

犹如西安的大雁塔、武汉的黄鹤楼、成都的望江楼、昆明的大观楼一样，甲秀楼是贵阳城市的标志，看见甲秀楼就知道是贵阳了。甲秀楼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屹立在南明河中的鳌矶石上，在贵阳人的心中重如千斤。“甲秀”二字，意义深刻，不但点明这里风景“甲于黔中”，而且寄寓了“科甲挺秀”的深意，期盼贵阳文化兴盛，人才辈出。在回水激荡的涵碧潭上，鳌矶石乃是“中流砥柱”，大有“流涛汹涌之冲激，风雨雷霆之动荡”的气慨。把阁楼建在鳌矶石上，颇有“独占鳌头”之意，站在甲秀楼上极目远眺，不觉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感，《甲秀楼长联》写道：“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眼界拓开。”它与巍然耸立在东门城墙上的文昌阁遥相呼应，体现贵阳崇尚文化的精神，标志贵阳是一座文化之城。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天主教在外城的老古巷（今和平路）修建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座教堂，风格是中西合璧。教堂前是一座七架三间的砖砌牌坊，门框、门楣为石梁、石柱，牌坊上做有三组马头墙，而三个圆形的花玻璃窗和那尖券形的大门却是西式的，牌坊顶上立着十字架，大书“天主堂”三字。教堂的屋顶是中式，而内部一如西式教堂，四排高大的立柱支撑着三个大穹窿顶，两壁上各开十四扇“哥特式”尖券形玻璃花窗。钟楼的下部为砖砌塔楼，上部为六角四层攒尖顶阁楼，第四层安装着四面大时钟，很远就可看见时间，听到钟声。我家就在和平路，而且读过教会办的正道小学，印象特别深刻。

小时候去双槐村的亲戚家，抬头望见那建在坡上的高楼，莫名惊诧，后来才知道是王伯群公馆。这高楼是仿罗马式的，一九一七年建成，是二十世纪初贵阳出现的新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三层罗马式圆形塔楼，用弧形磨砖砌成圆形的墙体，三层之间用灰塑腰线分出层次，六根“科林思式”的方柱支撑着半圆形的穹顶，券形门窗外都有木制百叶。侧边有一幢两层五开门前后的砖木结构楼房，平顶四周有女儿墙，周围有圆弧拱、马蹄拱的回廊，方柱上有灰塑卷叶花，柱间是车花木栏杆。房屋空间高、墙体厚，走廊宽，木地板，安装双层门窗。因王伯群参加反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于是将双槐村街改名护国路。

贵阳邮政局一九〇一年成立，一九一四年改为贵州邮务管理局

古城的街道狭窄，大街也只有一丈多宽，铺的是石板路，两旁的店铺都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瓦房，站在柜台里可以和对门家讲话。大概是从周西成修马路开始，拓宽路面，修建“骑楼式”商业用房，这种房屋原先流行于南洋，后来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较普遍，然后传到贵阳。骑楼为砖木结构，通常是两三层，楼上住人，楼下为店铺。店铺前留出一条过道，而将临街面的二、三楼向外延伸，用圆形或方形的立柱支撑，骑在人行道上，行人在此道上骑车行走可避风雨和日晒，与西方城市的街市建筑相仿。不过，贵阳的骑楼，有不少是由旧房改造而成，内部仍为穿斗式木构架，盖青瓦，门面用木板、灰条装修，开玻璃窗，人们称之为“假洋房”。店铺后面一般都有院落，保持“前店后居”的传统格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华路、新华路、中山西路、黔灵西路还有这种建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喷水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呈现各种奢华之风，达官贵人多修建公馆、别墅，省主席毛光翔在六广门修建“毛公馆”，袁祖铭的父亲袁干臣在太和庄（今贵州省实验中学）也修了一个西式公馆，规模最大、最豪华的当推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虎峰别墅”。它坐落在中山西路，现已改作贵州交通勘察设计院了。主体建筑是一栋三层楼五开门前后的仿西式建筑，四边都有宽大的外廊，矩形的廊柱承托“哥特式”的连续拱和双心圆弧拱，二、三楼都有精致的木栏杆，民间称之为“走马转角楼”。室内净空四米多高，在厚实的墙上安装推拉式大玻璃窗和双扇大玻璃门，内窗拱上有石膏花饰，室内及廊的平顶上有吊灯和装饰。但屋顶是中式的青瓦单桅歇山顶，上开老虎窗。一九三五年，在黔灵山麒麟洞旁建了一座西式别墅，这是蒋介石、宋美龄下榻的地方，后来关押过张学良。花溪河畔坝上桥一带建有两座别墅，一处是“军事俱乐部”，另一处是“西舍”，把中国园林艺术与西方“流动空间”的理念结合起来，营造了一个优雅、美丽、宁静的环境，现一并称为“西舍”。

一九四二年贵阳设市以后，公共建筑多了起来，先是醒狮路（今科学路）修建科学馆、物产陈列馆、艺术馆建筑群，造型新颖别致，演讲厅、展厅空间高、采光好，是当时贵阳文化活动的中心。一九四五年，贵州省主席兼贵阳市长杨森，在六广门外修建体育场，占地三万多平方米，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田径运动场及游泳池，还设有体育馆、音乐厅、露天剧场、茶室和花圃，取名“合群体育场”。这一时期，用规整的石块修了两条“高级路面”，一条是省府路，另一条是从六广门到大南门的中华路，现省府路还保存了一段作为历史的遗迹。一九四六年在中山西路修建贵州银行大楼，它是贵阳最早使用钢筋混凝土构架的砖混结构建筑，正面为两层，背面为四层，当时被称为“贵州最高楼”。主体部分在大楼东侧，入口处有雨棚和石阶，雨棚上方有四根向外凸出的竖向粗线条，开大玻璃窗，窗间墙为红砖白缝清水墙，线条分明，颇有时代感。这座大楼如今尚存，为工商银行中山西路营业处。那时，南明堂是贵阳的阔人区，达官贵人在这里修建公馆、别墅，大概有二三十处。最豪华的是九十四军军长牟宫芳的西式花园别墅，坐落在南明河畔。园中有池塘、假山、花圃，有红的桃花，绿的芭蕉。主楼巧妙地利用地形错层构建，有客厅、餐厅、书屋、卧室、卫生间、凉台及车库，客厅以大玻璃门窗采光，室外景物一一在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许多别墅都已消失，现在仅存了一座英式的庭院别墅。

明万历年间修建的贵阳府学所在地文庙，亦称府学宫

建筑就像是指路标，标明时代演进，近代文明一步步地走进贵阳。

贵阳是个移民城市，人都是从外地来，虽然都说“我是贵阳人”，但各家都有一部从外地迁来的历史。明代掀起一次移民大潮，数十万人，拖儿带女，离乡背井，长途跋涉，涌进云贵高原。声势浩大，惊心动魄，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比那“闯关东”、“走西口”更能震撼人心。贵阳在移民大潮中崛起，明代便是“万家之邑”。来贵阳的有军户、农户、匠户、屯田有军屯和民屯。人们但知安顺、平坝有许多屯堡，却鲜有人知贵阳的屯堡比安顺、平坝更为密集。贵州卫设在次南门的卫坡，贵州前卫驻扎在大西门，两卫共有卫堡百余个。郭子章《黔记》把贵州卫的五十个屯堡列了出来，志书中对贵州前卫的屯堡也有记载。人们熟知的有龙洞堡、青岩堡、洛湾堡、花仡佬堡、八里屯、尖山屯，而大量冠以“官”字的都是屯堡，如孟官堡、郝官堡、窦官堡、王官堡、李官堡、周官堡、盛官堡、汪官堡之类。一般都是以屯堡长官姓氏命名，后人有所不知，把“官”改作了“关”，如将孟官改为孟关。有的干脆用开屯长官的姓名命名，如朱昌堡、胡朝堡、陈亮堡、杨眉堡、刘士连堡等等。

清代又有一次大的移民，先来的老汉人把他们称为“客民”。客民多是结伴而来的由自移民，有来贵阳经商和做手工艺的，也有来贵阳购田置地的，他们亲戚相招，有来无去，在贵阳定居下来。我家就是晚清由江西丰城迁来的，曾祖父挑着担子千里迢迢来到贵阳，起初是做菜油生意，后来改开当铺，渐渐成了殷实之家，人丁兴旺，祖父辈已有六房，几十口人团聚在一个大家庭里，直到民国年间才分家。清代贵阳城已有六万多人口，内城三万多，外城两万多，还有几千人住在城边上。这些客民来自不同的地方，以“乡土之链”结成会馆，互相提携，共同发展某一行业，与其他的人竞争。贵阳的会馆很多，有江西会馆、江南会馆、浙江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陕西会馆、四川会馆、两广会馆、福建会馆、云南会馆，还有北方五省会馆和兴义八属会馆，四川又分新会馆和老会馆。

每个会馆都供奉当地崇拜的神和人，譬如四川人崇奉“川祖”（李冰父子），湖北人崇拜“禹王”（大禹），湖南供奉“寿福”，福建人供奉“天后”（妈祖），山西人供奉“关圣”等等。江西人崇拜的是“许真人”（许逊），因为宋徽宗封赐许仙祠为“玉隆万寿宫”，所以各地的江西会馆都称“万寿宫”。贵阳城中的万寿宫在太平路，按原籍分为南昌、丰城、临安、抚州、瑞安五府，经济实力很强，在城中有许多房产。会馆的牌坊上有“八仙图”，但仔细看却多了一个许真人，于是八仙变成了九仙。会馆建有戏楼，人们坐着喝酒看戏，称为“酒戏楼”。同乡们经常聚会，最大的集会是八月十五的“真君会”，初一、十五有朔望会，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都有聚会，逢年过节给同乡送礼。江西会馆在新东门外坪子上有“江西义园”，是江西老表的公共墓地。会馆还有豫章小学和豫章中学，供家乡子弟读书。

贵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挑水情景

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大家都是外来移民，“远亲不如近邻”，没有排外思想，相互包容，和睦相处。时日既久，相互联姻，许多家庭都有其他籍贯的亲戚。一家之内，有说江西话的，有说四川话的，有说湖北、湖南话的，但渐渐都说贵阳话了。或者在家说家乡话，在外说大家通用的贵阳话。北方和江浙来的人，原先都不吃辣椒，但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怕辣、怕不辣”的人。贵阳有一种风气，碰着吃饭，一定要拉你喝两盅，“来的都是客”，有说有笑。因为都是外地来的，对各种文化都不排斥，一个小小的青岩城，有信佛的，有崇道的，有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甚至儒、道、释不分，“三教合一”。

老贵阳喜欢粗茶淡饭，豆芽豆腐、豆豉颗、四季豆米、小豆汤、拌折耳根、炒蕨菜是习以为常的家常菜。传统的小吃有肠旺面、开水面、豆腐园子、恋爱豆腐果、“丝娃娃”、油炸粑、锅巴包糍粑、糕粑稀饭，夜间还有人挑着担子卖汤圆、炒米糖开水。我小时“瞌睡来到眼睛边”也不肯睡，等的就是汤圆和炒米糖开水。但因各地来的人都有，外地的食品在贵阳都能兼包并容，南粥北面，北方水饺、天津狗不理包子、武汉豆皮、湖南馄饨面、重庆火锅、四川麻辣烫，外来的肯德基、三明治，在贵阳都很流行。贵阳人最赶时髦，特别是女人，只要有一种新的时装出现，她们就争着去买。

贵阳人崇尚文化，建文昌阁供奉文昌君，建尹道真祠纪念东汉时外出求学、首开“南疆之学”的尹珍，在贵阳建阳明祠、君子亭纪念文化名人王阳明，还有阳明路、王守仁路。贵阳人没有辜负江东之“科甲挺秀”的殷切期望，自明代以来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有明末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的杨龙友，有被江南文士誉为“天末才子”的谢三秀，有“使天下知黔阳有诗”的吴中蕃，有《康熙字典》首席撰修官周起渭，有首倡近代教育的礼部尚书李端棻，有总篡《畿辅通志》的黄彭年，有名噪京华的文化名人姚茫父，有近代文学家、新闻学家谢六逸，有当代女书法家萧娴。著名地质学家乐森、土壤学家熊毅、生物学家殷宏章、化学家邢其毅、物理学家张永立、“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都是贵阳人。贵阳有三条状元街，一条曹状元街，一条赵状元街，还有一条夏状元街。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匆匆来到人世间。我的生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这是灶王菩萨上天的日子，家家燃香烛，放鞭炮，还要吃“敬灶糖”，所以记得特别清楚。生不逢时，一生下来就过着兵荒马乱的日子，我的童年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许多苦与乐的故事，记忆犹新。

“二·四”轰炸那年，我才两岁，大人告诉我说，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上午，十八架日本飞机轰炸贵阳，投下一百二十多枚炸弹，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十字、中华路、中山路、正新街、金井街（今富水中路）、六座碑（今民生路）等处的房屋烧毁殆尽，死伤一千二百多人，是贵阳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劫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三民东路

劫难之后，人们心有余悸，“躲飞机”成了人们提心吊胆的事，民谣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飞机来轰炸。”那时贵阳还没有警报器，遇有空袭便在东山顶上挂起红灯笼，挂一个灯笼是预备警报，挂两个灯笼是空袭警报，挂三个灯笼就是紧急警报了。

白天遇有警报，父母就牵着兄弟姊妹赶快往外跑，走出新东门，到坪子上躲飞机，直到解除警报才回家来。若是晚上有敌机来袭，夜间外出怕遭人抢，只好躲在家里。在堂屋里摆两张大桌，桌上铺几床棉被，一家人躲在桌子下，说是可以防止炸弹破片伤人，还可防止瓦片掉下来把人打伤。空气异常沉闷，大家不言不语，不敢出声。只有老祖母喃喃呐呐地念：“阿弥陀佛，菩萨散过。”我呆呆地盯着地，偎依在母亲怀里。

东北沦陷，华北沦陷，沿江、沿海城市相继陷落，逃难的人涌进贵阳，几年之间，贵阳人口由十几万猛增至二十八万。贵阳城里的人，南腔北调，于是按他们的口音，把华北、东北来的称为“北方人”，把长江中下游来的称为“下江人”，把广东、广西来的称为“老广”。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卖的食品，北方来的馒头、包子、烧饼、油条、油炸豆腐，江浙人沿街叫卖“白糖方糕、黄松糕、豆面馍馍、条条糕”，还有“玫瑰猪油糕”。

街上随时可以看到戴船形帽的美国兵，高鼻子、兰眼睛、黄头发，说话叽哩咕噜，觉得特别可笑。他们驾着新吉普车在街上跑，车子多不上篷，对小孩倒很和气，只要向他们伸出大拇指，便会给你一些好吃的东西，如面包、口香糖之类。有一次拣到一个罐头，打开来黑黑的，吃在嘴里很苦，赶快把它扔掉，后来才知道是咖啡。

那时贵阳“抗日救亡”的气氛很浓，城门上有“抗战必胜”的标语，南门桥上有汪精卫、陈碧君的跪像，到处是抗日的歌声，达德学校、民众教育馆演话剧。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电影，有贵州、贵阳、群星、民教几家电影院，起初演的无声电影，后来上映各种各样新片，还有美国的《人猿泰山》。贵阳倒很开放，跳踢踏舞、拉丁舞、交际舞，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雷雨》、《子夜》。当时有赛马的城市，恐怕只有上海、香港，而贵阳在抗战期间也兴起赛马。先后成立了“新生活骑射会”和“贵阳竞马会”，竞马会负责人郭润生的孙子与我同学。常见他骑马在街上走。贵阳的跑马场，先是在团坡桥的老飞机场，后来改到南厂，最后在八鸽岩下。贵阳举办过多次赛马会，一九四五年的“双十杯”赛马会，几十匹马分四组比赛，陈竞成的“黄麟”马、罗云帆的“胶蛟”马、双杰的“拉林”马一路领先。

新中国成立前的贵阳轿夫

“黔南事变”那年，我家疏散到中曹司小河，住在“大坡上”一个月黑之夜，大坡遭到匪抢，一群穿黑衣的土匪闯进村来，拿着明晃晃的刀，叫人心惊胆战。各户的当家人都被拉到院坝里跪着，威胁他们交出财物，祖母也被拉去，还被打了两手枪托。经过几次抢劫，村里人心惶惶，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听见狗叫，便紧张起来，伏在门缝向外窥视。有人说，村外林子里铺着几张芭蕉叶，好像有人睡过，人们都毛骨悚然。

明清时期古驿道上的马帮

那时志道小学也迁到小河，就在现四十四医院的那个地方。学校的老师，就是贾功台和他的姑娘、儿子，我在这里读了半年。临近抗战胜利，从美国运来大批布匹，蓝色、厚实，可能就是用来做牛仔裤的那种布料，人们说是“美国布”。每个学生都发一段，我当然也不例外。我抱着“美国布”欢喜若狂，一不小心，从田坎上滑到田里，满身稀泥，还是把布抱回了家。

要胜利了，我家又搬回贵阳。小河到贵阳只有一条山路，翻山越岭，经过“一碗井”、望城坡，在猴场坝入城。家里租一乘小轿给祖母和我坐，一路颠簸，祖母怕我被摔下来，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脖子，直到进了城才松开手。

庆祝抗战胜利，全城一片欢腾。街上人山人海，喜出望外，耍龙灯的翻滚跳跃，泥台花的火光冲向舞龙。来了一队玩金鱼灯的，弯弯曲曲地行走，有铃铛的响声。大头和尚逗狮子来了，那和尚拿着一把扇子，笑嘻嘻地逗弄狮子。一台又一台的“春”走过，上面的人穿着戏装。还有踩高跷的，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山城在欢笑，我也开心地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欢心的日子，告别了那苦难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