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城记

儿时，家住马房街。“马房街”是“马棚街”的讹音，今天叫“新华路”。老街不长，有许多马店米店，运大米盐巴煤炭的马帮都在这里歇马驻店。马脖子下的叮叮当当，马哥头的呼幺喝六，街面上总也捡不干净的马屎坨，是本街的最大特色。不过，黄口小儿们最喜欢的，还是“进城去”。

只要踏上南明桥，过了南明河，到了大南门，就是进城啦！还记得，过桥后的左手边，相当于今天的阳明路口处，还残留有老城墙，中间的大豁口将城墙一分为二，倚两边墙靠着一排排扎成高高“A”形的杉木青竹；豁口里的河坎街，是竹木市场……

那就是我的天地，我的贵阳城……

这才过去了六十几年，那记忆中的城早已杳如黄鹤！

如今，要来追寻建省六百年来、乃至此前若干年的贵州诸城的形象，虽然未必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但“两处茫茫皆不见”却极有可能。

我不知道今天被称为“贵州”的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城出现在哪里。太史公在《史记》中说，“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有邑聚”；他曾说“商君”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可见那时的邑聚，大约仅是村落、居民点而已。没有城墙和城门，是算不得“城”的。

虽然秦汉时期贵州“城”的状况，在汉文古籍中阙如，却似乎可以从彝文古籍中得到一些补救。在《西南彝志》等彝文古籍中，秦汉时期被彝族先民称为“柯洛倮姆”的，是今天的赫章县可乐。“倮姆”是彝语大城之意。在彝文古籍中，被彝族先民称为“倮姆”的，还有储奇倮姆（今重庆）、勒姑倮姆（今成都）和德布倮姆（今昆明）；稍后，还有古诺倮姆（今贵阳）、大革倮姆（今安顺）、多同倮姆（今云南曲靖）等。这些“倮姆”中，有的至今依然是真正的大城。而可乐呢？要不是这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有了惊人的发现，恐怕是不会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蜗居于莽莽乌蒙山深处、默默无闻的小乡。但彝文古籍《夜郎史传》中，说“可乐大城啊，雄伟又壮丽，就像仙居处，世间很少有”，又似乎近乎于传说？

近年来，考古专家们大致判断，这座大城遗址的可乐河与麻腮河交汇的缓坡平台上，有可能是居民区的大面积古建筑遗迹，出土的板瓦巨大，长达六十余厘米，宽达四十余厘米，厚达三四厘米，可以想见一些建筑物的宏大气派。还发现有五十多米长的古城墙，下宽五米，上宽三米，用黄褐色粘土夯筑得很坚固。按照考古专家的描述，这片古城遗址的实测面积达四万五千平方米；“可乐遗址古墓群”推算的密度约有上万座。可以想见，从战国后期直至东汉，这一带曾是人口十分稠密、规模很大的聚居区，而且有过土城墙——它是否算得上一座古典意义上的城呢？

按我们现在的观念，城市是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它的出现并非一次突变，并非一朝一夕，从萌芽到形成，从有城无市到城与市分离，再到城与市逐渐有机融合，这是一个由不健全到健全、由“量变”到“质变”的漫长发展过程，最终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或许可以认为，夜郎时期的可乐，以及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一带，曾经出现过一些处于雏形状态的城，它标志着贵州古代的城市已在孕育之中。

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窥见历代贵州城市的真实面貌。在唐代，虽然在今乌江以北和黔东北一带设有黔、思、锦、叙、奖、费、夷、播、溱、南等“下州”，在其他“荒徼”之地置有牂、充、矩、庄、应、琰、蛮、盘等数十个“羁縻州”，但按古籍上的说法，“其地……无城郭，散居村落”大概是常态。宋代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引一则前代旧志的记述，说五代时王建的前蜀国（九〇七—九一八年）南州的事。当时，有位名叫刘隐的官员到南州出差。好不容易到了那里，却看见“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去拜谒“诸大将”时，所谓衙院“各相去十余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而已。州牧、将领等为官者的衙院尚且如此简陋，想来城郭更是从未有过。那时的南州，大约包括了今重庆的綦江及其以南、即遵义以北一带。但在五代末期，乌蛮首领纳志主色赶走谢氏首领、夺得矩州（今贵阳）时，据称“堕毁墙垣，呼名黑羊箐”，似乎又是筑有城墙的。到了宋至道元年（九九五年），“西南牂牁诸蛮贡方物”时，宋太宗问起牂牁的地理风俗，回答说：“每三二百户为一州……王居有城郭，官府无壁垒，止短垣而已。”如此看来，从汉到宋，这片地方有城无城，有多少城筑有城墙，变来变去，还真难得说清楚。这或许可以用贵州的地形地貌推测：许多州、郡、县虽然设官为守，但那里险峻天成，俨然便是城郭，何须多此“筑城”一举？

四十年代贵阳大十字

但到了明代，情况已是大为改观。我曾在明代人卢秩的《重建思州城碑记》中读到，重建于明成化六年至十年（一四七〇—一四七四年）的思州（今岑巩）城，“为城一千三百步，悉建连屋，……周辟四门，架层楼以置钟鼓，……商民聚处，环城内外，栉比蜂屯，鲜有空隙，弦诵洋溢，鸡犬熙蕃”。可见那时这座府城已是繁荣初现。至于省城贵阳，在元代为顺元城时还是土城墙，明初改为石墙，到了二百余年后的明万历年间，郭子章到任贵州巡抚时，贵阳府城的城垣周围仅九里七分，城中已人满为患。他觉得“旧城址狭隘，墙垣卑薄”，便上书朝廷，希望能效仿淮安、扬州、广州、余姚等“增筑外城”的做法，贵阳也筑一外城，“亦百世之利也”。但直到他任职近九年、去职十八年后，到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这个心愿才得以实现。贵阳北门外增砌了外城，形成南北长、东西狭的椭圆状。此后，北门外居民日渐稠密，商贾聚集，街道渐次形成，“九门八阁”的省城渐成规模。

百年前的安顺城

此前后，贵州各地的城池也纷纷兴建。仅据万历《贵州通志》的记载，有二十七个府、州、县、卫所有专城，有十一个府、州、县、卫所、土司同城，有四个司、关、站建城；加上省城，全省共有城四十三座。例如思南府，原本也是“府依山麓，阻巨川，地置倾陂”，是个无须筑城墙的“无城之城”；到明弘治年间，也开始“前树木栅，后筑土墙”；到明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又改建为周长七百七十丈的石城墙。此外，各地还建起屯堡二百八十多处。这些大兴土木的情况，被记载于各种地方志乘之中。我在翻检万历《贵州通志》时，就读到了《迁建贵阳府治记》、《建新贵县记》、《都匀府重修郡城记》、《麻哈州修城记》、《施秉县建城记》、《普安州新迁入卫城记》等多篇文章，其中对建城始末经过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载。如此大规模地兴建城池，可谓盛况空前。

当然，有的时候，城池的有无，也是一笔糊涂账。比如，属都匀府管辖的独山州，在刊刻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的《贵州通志》中，并未说它有城池；但在万历《贵州通志》中，却说它早在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年的“弘治间建土城”。后来又说它在万历五年（一五七七年）“修筑土墙，高一丈，厚三尺”。奇怪的是，到崇祯十一年（一六二八年）二月，徐霞客从南丹抵达独山时，他却未见有城墙，“入独山州之南隘门。其州无城”。各说不一，或许是因为土墙不时坍塌、损毁之故？毕竟时间又跨过了数十上百年！

徐霞客从独山入贵州境，沿都匀、平越卫（今福泉）、新添卫（今贵定）、龙里卫、贵阳、平坝、安顺、镇宁、永宁（今关岭）、新兴所（今普安），直到离贵州入云南曲靖，一路所见，记下的城郭不少，是难得的贵州明代城市第一手资料。也正是在徐霞客游历贵州之前，天启六年至崇祯四年（一六二六—一六三一年）的五年间，贵州又新建了十一座城，它们是盘江的“连云”、西坡的“有嘉”、板桥的“靖氛”、海子的“恬波”、马场的“奏肤”，以及在小黄河建的龙新城、亦髭孔建的资孔城、顶站建的鼎新城、定头建的定边城、尾洒建的维藩城，阿机建的石碁城。当时有位闪继迪写了《创建十一城碑记》。这样的建城规模，大概是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如此，到清朝顺治、康熙时，贵阳府已是“街道甚阔，市肆咸聚”；安顺府也“阙市宫室，皆宏敞壮丽”。到乾隆时，“现今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货物堆积，商贾日集”。到嘉庆年间，全省共有十二府、一直隶州、三直隶厅，均建有城池，“无城之城”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在清代中后期，贵州各城镇更是发展迅速，变化巨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时的贵州各城的发展已是“不得了”或“了不得”。与省外的“中州”诸省，自然是比不得；省内自己比，“差距”也很大。对此，官修的“正史”往往疏于细节。我曾在清人留下的野史笔记中，读到一段关于康熙年间平远州（今织金县）的记载：“平远为水西安氏比喇地……与大定、黔西、威宁并称新疆”，人民的居处贫穷简陋，自不待言；官府又如何呢？“卫衙之墙以竹，罅隙珊珊，内可窥而尽。川堂而外，梁柱倾欹，门壁空洞，兵家鸡鸭犬豕，悉杂入而卧于堂上。其往来街市者，或惮纡途，则往往径此以取捷，莫能禁止”。意思是说，衙门大堂的竹编泥巴墙破烂不堪，就连鸡鸭猪狗也可以进来在堂上随意睡卧，路人更是视此处为捷径穿堂而过；“其城郭官廨乃如此”。这是当时人的亲眼所见、所记。平远官府管理的粗疏，衙署的简陋，城郭的破败，由此可见一斑。或许，这正是当时如黔西北等偏远地区经济社会的缩影。后来，在看某部自称“非戏说”的电视连续剧时，得见某“女官”官廨那般巍峨华丽的气派，不得不为今人“勇超”前人的妄想力而折杀！

有位红极一时的电视“学术明星”，曾不伦不类又自相矛盾地说贵阳：“既有几分‘虎气’又有几分‘猴气’”，又“很有些山地俊俏姑娘的风情”。其实，任何城市都活在历史中，它有自己的兴衰命运，它的肇始和成长既有必然，也充满偶然。一个时代的城市，定然有那个时代的城市容貌。比如，晚清的贵阳，是在与明崇祯时徐霞客笔下的“贵州城”的对照中发现自己形象的；而今天的贵阳，又是在与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设市时的贵阳的对照中自我认知的。正是在这样的代际交替中，我们对城市及其空间的想象才能获得自己的独特坐标。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徐霞客眼中的“贵州城”，与之后若干年蹇先艾笔下的贵阳，与当今我们居处的这个贵阳为何如此迥异。我们也才能理解，被城墙包围着的贵阳与拆除内外两城城墙后的贵阳的不同……这就是城市的蜕变。每个蜕变的形象，都应该被准确地捕捉到——这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描述城市。

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如同大海中的一叶舟乃至一片叶，不可能不体会到这“海”远远超出他所能想象的神奇和伟力，即使是面对像贵阳这样一个并非特大、也并非很“现代化”的城市。每当我回顾起贵阳如何从明朝初年那个正城周长“共一千三百九十六尺五寸”的小城，变而为今天面积达八千〇三十四平方公里的大城；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冬全市人口“计二万一千一百三十一户，……共计一十二万三千〇二十一人”的小城，变而为如今人口多达四百三十多万人（二〇一〇年）的大城——我无法回避，感到眩晕，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或许，这正是城市令人迷惑、眷恋、向往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