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市苗族概况

一、族源及迁徙

毕节市苗族历史悠久，其族属渊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这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关系。九黎是远古的一个部落联盟，“九”字在中国历史上代表多的意思。这个部落联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一带，蚩尤是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苗族古歌唱道：“苗家部族有九个，苗人亲戚九群人，蚩尤杨鲁啊，就是有本领的领头人。”九黎部落是入主中原最早的一个部落联盟。苗族古歌曾提到住过宽坦的大平原直米利，修建过“劳乌”“劳姑”“劳力”三座城。九黎部落当时人多势众，远近闻名。《龙鱼河图》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那这时曾打败过炎帝部落联盟，这就是《逸周书·尝麦篇》所记的“蚩尤乃逐帝”。后来黄河上游来的黄帝部落，以“蚩尤不用帝命”为由，联合其他部落攻打蚩尤部落。黄帝部落起初屡战屡败，才与炎帝部落联合起来，在炎帝部落的协助下，最后打败了蚩尤。关于这段史实，《逸周书·尝麦篇》记载说：“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冀中。”苗族民间中也有类似传说。

蚩尤被杀，九黎战败后，遗民纷纷渡过黄河，在长江流域一带重新集结，休养生息，种植稻谷，继续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生活。《说文解字》称：“苗，草生于田者，从草从田。”蚩尤部落遗民因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部落名称也随之改变，“九黎”被“有苗”代替。“有苗”因部族较多，史称为“三苗”。名称虽然已经改变，但三苗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蚩尤之德”，《国语·楚语》中称“其后三苗民复九黎之志”，就是对其历史明确的记载。生活安定的三苗部落不愿听命于尧、舜，史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征师强讨三苗，把三苗分为两部分，即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毕节市苗族应属于迁三苗于三危其中的部分，故有《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西北的黑水之北有人……名曰苗民”和《地道记》记载的“陇西郡首阳有三危，三苗所处”。这支三苗遗民在西北荒凉的高原上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殷周时代的“髳人”，并建立了自己的部落髳国。《括地志》记载说：“岷、洮以南为古髦国，即今甘肃与四川接壤地域。”髦就是髳。

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的商纣王不理朝政，周边诸侯纷纷起来反抗，周武王发动周边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国组成大军征讨商纣王，髳国部落的人民参加了战斗，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周朝取得统治权后，进行分封诸侯，髳部落仍留在其地。春秋时期，霸主相争，髳部落不堪人口和财产的掠夺，向川黔边缘移动，与僚人、濮人、夷人、巴人有了接触。今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的苗族在古歌中唱道：“荒原是我们开，开得田块满寨脚。荒丘是我们垦，开垦地块满山坡”。说明这部分苗人到来时，有可能当时奴隶主还没有出现，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彝文《夜郎竹王》中记载说：“竹王在与濮人和僚人作战中，建立了九十九座城，苗族分三城，汉族分十九城，其余属彝兵管。”这说明春秋战国之际，夜郎境内已有苗族。

战国时期，各封建王国互相吞并，分布在今甘肃四川一带的苗族向川西迁移。到了唐朝初年，这部分人渡过金沙江进入大方、黔西一带。他们是被封建王朝逼得到处逃散，到新的地方寻求庇护的群体。他们得到阿哲必额莫和暮得的许可，在其辖区内栽种毛稗和小米维持生计。这批苗族的一支大约在唐末宋初迁入乌撒，并在辅处、兴隆厂等地形成最早的聚居点，以后散入威宁和省内其他地区及云南等地。这段历史在苗族迁徙歌中有清晰的叙述。另一支向今纳雍、赫章、水城游离，在纳雍维新一带形成聚居点，现当地苗族仍还能指出先辈迁来时的古墓。还有一支则留居今毕节市中部和西南部，有的迁至大方、织金和纳雍，最远的到达安顺市和黔西南州境内。这三支苗族词汇服饰相近和相同的较多，至今仍保持着较一致的生活习俗。

元代末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川南横征暴虐，该地苗民深受其害，加之明王朝对元代统治者的追剿，社会动荡，战乱四起，苗族四处逃散，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部分苗族于这一时期进入毕节，这就是现今毕节市北部一带的苗族。“横埋”是苗族的传统葬俗，如今层台黄瓜二沟一带还保留着这支苗族当时横埋的几大片坟山。明初，川南一带部分苗族随明军“调北征南”来到毕节市境内，在征战中，由于有军功，被安置在八堡兴隆等处，形成了六个寨子，这就是现今的六寨苗族。明朝天启年间，永宁奢崇明援明派兵往东北抗辽，到重庆遭到明朝官吏克扣军饷，奢崇明反明，统率部众，与明军作战。四川苗族因战乱又从川南和播州纷纷逃入毕节市境内。清康熙初年，吴三桂征剿水西，从广西征调部分苗兵参战，战火停息后，这部分苗兵定居在今黔西铁盔和大方竹园，这就是现今定居在毕节的少量东部方言苗族。清末民初，地方社会秩序混乱，盗匪横行，加之自然灾害频繁，毕节市境内的部分苗族又逃往昭通、宣威、安顺、兴义等市。1957年“大跃进”后不久，出现了饥荒，又有部分苗族因饥饿迁往兴义等市，后经当地人民政府出面做工作，才迁回毕节。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安定，社会平稳，人民安居乐业，毕节市苗族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

二、人口分布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苗族是毕节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全市共有苗族人口54万人，占总人口的7%。苗族遍布全区各乡镇。从县份上看，七星关为4万多人，大方县为7万多人，黔西县为8万多人，金沙县为4万多人，织金县为10万多人，纳雍县为9万多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6万多人，赫章县为5万多人。从各县市人口分布来看，人口最多的是织金，其次是纳雍。人口最少的是七星关和金沙。从行政区域上看，苗族在威宁同彝族回族组成一个自治县。在“建并撤”中全区建有6个苗族乡，与彝族、白族、回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建立了67个民族乡。

从分布的地域来看，七星关苗族主要居住在两大山系中，即自赫章东部经毕节、大方等县属于大娄山系，赫章西面经威宁全境属于乌蒙山系。大娄山系一般海拔在800米至2000米之间，这里的东部地形开阔平缓，西部地形破碎，河谷深切，这一带居住着近三十五万苗族。乌蒙山系海拔在1800米至2400米之间，该地域有的地形平坦，有的沟壑纵横，这一带居住着近九万苗族。从居住形式上看，苗族以村寨居住形式呈大分散小聚居，分布在远离城镇的偏僻山区。苗族村寨大小不一，大的有上百户，小的只有三五户，有的一二户杂居在其他民族村寨中。

三、语言文字

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七星关苗族属于苗语西部方言，其中包括川黔滇次方言和滇东北次方言。川黔滇次方言又划分为第一、二、三土语，有少量操东部方言和贵阳次方言的。操东部方言的仅分布在黔西。操川黔滇次方言的遍及全区八个县（市）。操滇东北次方言的主要分布在威宁、赫章，织金也有少量分布。川黔滇次方言苗语自称hmongb或hmub。滇东北次方言自称adhmaob。滇东北次方言苗语语音比较统一，川黔滇次方言苗语语音比较复杂。整个市苗族不同方言土语基本词汇的同源词在80%左右。

历史上苗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威宁石门坎传教，与苗族杨雅各和汉族李司提反等创造了一套文字，供苗族人读书和传教使用，人们习惯称之为老苗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1956年，全国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在贵阳召开，在会前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毕节县燕子口区先进乡为苗语西部方言的标准音点，威宁石门坎为滇东北次方言的标准音点，并采用拉丁字母，为两个次方言的苗族各创制了一套文字，开始在七星关区苗族社会中推广普及。

四、宗教信仰

苗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受战争的影响，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不断迁徙，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到了七星关后，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始终伴随着他们无数个世纪。以喀斯特地形为主的七星关，自然灾害频繁，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的情况下，苗族仍保持着原始的宗教信仰。对祖先的崇拜，在苗族社会中比较普遍。在苗族看来，祖先是本民族历史的创造者，其灵魂仍是本民族的守护神，给苗族子孙的兴旺以庇护，故凡遇到不幸的事都要举行原始宗教仪式，求助于祖先的保佑。现实社会中对灵魂崇拜也极盛行，人死后打牛给死人的灵魂，希望他们像在人世间一样有牛帮助耕作，同时还要给亡人唱指路经，将其灵魂送归祖先的发源地，使之能在那里与祖先相聚。在年节喜庆时，还要用食物和酒进行祭祀。

苗族还把“人有灵魂”和“灵魂不灭”的观念推及万物，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灵魂主宰着，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村寨旁茂盛的大树、山林或高山大石、河流水井，都被认为有其神灵主宰，每逢春季都要进行祭祀，以求神灵庇护，避免天灾人祸。

苗族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崇拜是通过祭师和巫师来完成的。祭师主要主持村寨和宗族中的大型祭祀活动，如祭山神、祭祖先、祭亡人等；巫师主要给病人看病和占卜凶吉。祭师的法器是竹卦，巫师的法器不固定，常见的主要是端水碗、看鸡卦等。祭师重在祭祀，巫师重在卜卦。另外，巫师还重视医，凡遇上病人，不仅要实行巫术医治，还要对病人进行药物治疗，这就是农村人常说的“神药两解”。此外，还有部分苗族供堂神、火神、灶神、鼓神等，受汉族信仰的影响，有的人家还立有神龛，立祖宗牌位等。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宗教的传入，基督教内地会、循道公会、姊妹会、安息会先后传入今毕节市的威宁、赫章、纳雍、织金、大方等县，部分苗族放弃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转向基督教一神信仰。

五、婚姻家庭和社会组织

苗族婚姻有自由恋爱和请媒提亲缔结两种。程序一般为恋爱——请媒提亲—吃订婚酒—吃结婚酒—回门。实行一夫一妻制。青年人一般通过赶花场、串月亮、坐花房、吃姊妹饭等活动相互结识，增进了解，两相情愿，遂订终身。过去有“侄女赶姑妈”、“姑舅表婚”的现象，民国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一定的聘礼。在民国和民国之前，实行实物聘礼，以牛和羊为主。一般为一头牛和几只羊，或一头牛和几头猪，称为“一桩几股”。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数地方聘礼以现金为主，多则上万元人民币，少则几百元人民币。各地苗族缔结婚姻，都要议定聘资和接婚期，接着双方备办所需的礼物和办酒用的食物。办喜酒时，亲戚和朋友都要登门贺喜。办完喜酒后，新郎新娘才真正组成家庭，当家立业。

日常生活中，男女事务有明显的分工，男子通常承担重体力劳动，同时负责对外事务；女子除了同丈夫负责田园耕作外，还要纺织和饲养家禽以及安排家庭生活。家庭组织一般为父母、夫妻、子女三代同堂或两代同堂。孩子长大结婚后要求另立门户的，就让其自立门户。幼子一般继承家业和赡养双亲。有女无儿的，可以招婿入赘，赡养老人，财产由女婿和女儿继承。

苗族村寨有的由单个家族同一姓氏组成，有的由若干个家族姓氏组成。村寨事务由寨老主持。在一个村寨里，需有一二人为寨老，寨老是自然产生的，由说话和办事能力强的人或德高望重的人当任。寨老负责调解村内村外的一切重大事情。除寨老外，各家族还有族长，族长负责本家族内外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寨老和族长被村组长代替，有事情找村组长，村组长办不到的，才逐级向上级反映。随着苗族干部的成长，苗族人民逐渐打破村组长和族长、寨老的限制，有事直接找苗族行政领导解决。但在某些事件的处理中寨老、族长仍然起一定作用。

六、风俗习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苗族多数住千柱落脚的杈杈房，甚至有的住岩洞，条件尚好的住土木结构的草房。房屋内部结构一般分为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关牲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苗族人民住房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今苗族村寨，砖混结构的平房和小楼已能随处可见，新修的砖木结构和土木结构的瓦房很普遍。

毕节市苗族大多数居住在地势险恶，高海拔低气温的地方，土多田少，土地贫瘠，水源缺乏，只宜旱地耕作。主食以玉米为主，兼有麦类、荞子、甘薯、马铃薯、豆类、蔬菜等，每逢节庆或有客人时才吃大米。一日三餐，但很少过早，有一餐在下午三四点钟食用，习惯称之为“吃晌午”。土特产有自己的特色，其中腊肉、香肠、牛肉干、香麦面、水花酒、咂酒都比较有名。野味也往往成为苗家桌上的佳肴。野味主要有野菜和野生动物。野菜主要有香椿菜、车前草、野菊菜、鱼鲜草、蕨苔等。野生动物主要是食草动物，大到野猪、鹿、野羊，小到野兔等。部分鸟和昆虫也可以食用，如野鸡、箐鸡、鹌鹑和大马蜂等。但被认为凶猛的禽兽是不能食用的，如豺狼虎豹、狐狸、乌鸦等。因此，苗族民歌唱道：“客人来了不用愁，冒锅开水把客留，等哥山上跑一趟，又有肉来又有油。”苗族的这种生活习俗完全是其生存环境逼迫而形成的。现代社会，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苗族饮食习惯也逐渐向先进民族靠近，传统的游猎生活渐渐消失。

史书很早就有苗族“好五色衣服”的记载。由于苗族在毕节市的方言土语多，苗族的服饰也千姿百态。据统计，全区共有25种服饰，一个县或一个乡往往有几种款式。根据《中国苗族服饰》记载，毕节市苗族服饰属于川黔滇型的川南古蔺式、毕节式、织金式、威宁式等。男装除威宁式、毕节式保存铠甲式的几何图案的大小披肩和六寨的武士装外，其他地方的男装特点已经消失。女装从头到脚都还保持原有的风格，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的苗族姑娘头掺假发，以红、黄毛线盘头，结婚生育后挽髻于头顶，在蓝、白色布料蜡染三节裙下加一节黑色布料。毕节式苗族妇女头插一尺多长的木梳，盘以假发，着三节蜡染裙。织金式的女子服饰，上身着齐腰对襟蜡染或绣花服，腰部两侧缝上三角形的蜡染图案布料，裙子长至小腿，在裙两侧打褶，因村寨不同，也有前后打褶的，裙身横贴许多花栏干。威宁式苗族女装，上装为白麻布无领对襟短衣，外着大花披肩，披肩后面有一块呈四方形的绣花饰布，下坠数条红线和彩珠；下装着白底蓝纹的蜡染褶裙，裙身的图案由数条小方块，几条红、黄布组成。尽管各地的苗族服饰款式不一样，但都有蜡染和刺绣，工艺上基本一致。蜡染和刺绣多以几何图形和花草为主。刺绣手法常用的有挑花、平绣、缠绣、卷绣等。

苗族丧葬活动十分古老，在民国前，横葬十分流行，故地方志记载，苗族有“葬，掘地成横穴，置板于内，舁尸板上，乃四周设板，加盖而掩之，乃筑土”。这种葬法全区各地都有遗迹，如毕节的层台，大方的海马、六寨，纳雍的海坐、治昆，以及威宁部分苗族村寨，另外黔西化屋基的石棺坟也很特别。到了民国初年，受到汉族葬俗的影响，各地才逐渐改成顺葬。葬式虽然改变，但其葬俗仍保持得比较完整。人咽气后，全家老小围着哭泣，鸣炮三响以告知寨邻。给亡人梳洗完毕后，派人四处通知亡人的亲戚，让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出丧前，要给亡人杀牛祭祀，念指路词，完后发丧送葬。20世纪50年代以前，丧葬程序很复杂，耗费巨大，办一桩丧事，宰杀牛的头数少则几头，多则十几头，鸡猪无数。现在简化了一些程序和环节，从简的成分逐渐增多。至基督教传入后，信教的部分苗族则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丧葬。

苗族节日丰富，每月都有节日。民国以前有“过苗年”的习俗，但各地情况不同，有的以农历十月初一为年节，有的以农历六月初为年节。到了民国时期，苗族才仿照汉族以正月初一为年节。苗族的花场节日有120多个，场点120多处。这些节日各地名称不一，有跳花坡（场）、赶花场、花山节、米花节、谷花节等称谓。时间多集中在农历正月至五月，其他月份也有一些节日。这些节日有固定性和临时性两种。固定花场节相对稳定，历史较长，规模较大，如纳雍的神仙坡、大方的牛场跳花坡、八堡跳花场，织金青山羊场谷花节、威宁的马踏跳花场、赫章的兴发跳花坡等，活动只一天。临时花场节是已婚夫妇多年不育或婚后孩子多病体弱的人户开办的，一般只举行三年，每年一次，每次活动三天，三年后自行解散。这种跳花场，耗费太大，20世纪50年代后就消失了。祭山节也是苗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时间在农历二月初三或三月初三。祭山节主要祭树，苗寨周围只要有常青大树，就是祭的对象，目的是希望山神保护全寨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凡是祭山神的地方，祭过以后，严禁人畜进入。除此之外，有的地方还过“牛生日节”、坐坡节和吃姊妹饭节等。

七、文学艺术

苗族文学可以分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个部分。

从时限上看，民间文学内容有反映远古时期的，有反映近古时期的，有反映现代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体裁有散文体和诗歌体两种类型。

远古时期的民间文学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开天辟地》《洪水滔天》《杨亚射日月》《创天地万物》《谷夫补天》《日女月郎》等。史歌在毕节市流传的有《战争与迁徙》《主世老歌》《怎干老歌》《爷斯居自老耕种歌》等。

近古时期的民间文学主要是反映苗族迁到毕节市的社会生活，如《龙公幺女与召赞的故事》《睹丝和睹丝满奏》《藤桥河的传说》《螺丝姑娘》等。此外还有反映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如《安品和满奏》《召赞打虎得好妻》《鲁师和鲁师袅》等，这些民间故事流传很广，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这一时期，情歌和反抗包办婚姻歌也日趋完善，情歌有《初会歌》《思念歌》《讨信物歌》《相送歌》《定情歌》等。反抗包办婚姻歌的有《包办婚姻害处多》《逃婚歌》《召觉诗那娥扎》《绕盖和玛柔》等。苗族到毕节地区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很深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近古也出现了不少的苦歌与抗争歌，苦歌有《苗族迁到乌撒歌》《夫役歌》《抓兵歌》《诗推老人折磨百姓歌》《逃荒躲难歌》，《苗家无地方》等。抗争歌有反映陶新春起义的《肯拢拨朵造反歌》《官家糟蹋苗家凶得很》《哪天河水倒着流》等。

近现代时期，出现了一批歌颂红军、民族英雄和领袖的歌谣，如《我们的爹妈来到后》《刘兴文英雄出少年》《毛主席是我们的带路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苗族人民创作了《各民族大团结》等歌谣。此间，政府部门还组织了大量的人力搜集整理数以千计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西部苗族民间文学作品选》（一、二册）公开出版面世，引起世人的关注。

苗族作家文学，是近百年来才成长起来的，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虽然是业余的，但已经显示出很高的创作水平。这些人当中，其中有威宁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朱焕章，黔西沙井的赵子英、化屋基的杨维舟等人。他们有的用苗文作诗，有的用汉文旧诗体作诗，如杨维舟在《咏春景》中写道：“送春未久又春光，山岩图屏草木芳。怪石含尽千古秀，老松常占四时香。放怀不觉乾坤小，笑傲谁知天地长。偏觉郊原真景致，蜂飞燕舞亦奔忙。”

苗族的音乐很独特，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声乐按歌的类别可分为叙事歌和民歌两种。叙事歌多在庄重的活动中演唱，如婚娶、丧葬等场所。民歌除了丧葬外随时都可以唱，特别是黔西化屋基多声部情歌，曾多次出省演出，获得专家的好评。化屋基被省有关部门命名为歌舞之乡。苗族的器乐主要有芦笙调、箫琴调和唢呐调。唢呐调和芦笙调可以用于婚丧场所，而箫琴调只用于娱乐和谈情说爱的场所。在苗族村寨中，尤以芦笙的吹奏最为流行。

苗族舞蹈多与芦笙曲调构成一个体系，舞蹈离不开芦笙。著名的舞蹈有《垒营盘》《开辟道路》《滚山珠》《满山荆》《蚯蚓滚沙》《大迁徙舞》《小迁徙舞》《立花杆》等几十支曲目。

此外，苗族的蜡染和刺绣，也都很出名。

八、社会经济

苗族迁入毕节市后，主要以农业和狩猎维持生活。但封建统治者对苗族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在封建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内，苗族大部分无土地，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秋收后粮食实行对半分成或三七分成，农民只分得很少一部分。生活在农奴主范围内的苗族，其生活。如民国年间，赫章县海雀苗寨50多户苗族被土目将其附在土地上卖给另一土目，而且连续卖了两次。有的苗族甚至被土目杀来祭祖，有的被强占成庄内娃子。如威宁县有个苗人，因打猎误杀土目的看家狗，土目就让其代狗护院三年。1944年，发生在纳雍的“水东惨案”，四十多名无辜的苗族被县保警大队包围在岩洞杀死。这两桩事例，揭露了农奴制和封建制的残酷黑暗。政治上的残酷压迫和经济上的超额掠夺，使苗族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正如苗族苦歌中唱道：“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到处去漂泊哟，到处去流浪。”经济被奴役，导致苗族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威宁县志》（卷十四·风土）也有明确的记载：“食肉衣皮而不知耕作。”苗族虽然早就用牛耕种，但由于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不高，加上地主的盘剥，有的苗民不得不以狩猎为生，民国年间，苗族村寨内出了不少的打山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调查，毕节市有苗族4万多户，只有60余户达到小地主的成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苗族人民政治上摆脱了压迫，经济上挣脱了奴役。1954年，成立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之后全区范围内建立了一批苗族乡，苗族真正意义上翻身做了主人。无地和少地的苗族人民从政府手里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解放，使苗族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先后参与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20世纪50年代中期，威宁灼甫乡王亚敏等七户苗族带头建立了“高原农牧联合社”。入社的社员钱粮取得丰收，结束了“千个屋基万口水井”的苦难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一部分有开拓进取精神的苗族，率先放弃传统耕作方式，经过艰苦创业，出现了金沙湖水乡杨明生“以短养中，以中保长”的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达到了生态平衡、粮增产、钱增收的效果。另外，苗族还出现了不少带头致富的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相比，毕节苗族生产力综合水平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有的县甚至出现了上百万资产的苗族企业家。但由于人口素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与其他兄弟民族相比，还有相当一部分苗族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九、抗暴与革命斗争

苗族是一个热爱和平追求自由但又富于抗争的民族，历朝历代都不甘心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多次进行过反抗斗争。咸丰年间，陶新春在韭菜坪揭竿而起，一举攻下了三个土目的衙院，并曾击溃了守七星关要塞的清军。在贵州民族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威宁的阿尤黑、纳雍的何玉堂积极响应陶新春的起义。陶新春以猪拱箐为根据地，不断发展势力，后同途经黔西北的太平军建立友好关系，英勇痛击川黔滇毗邻的封建势力。清王朝调集云、贵、川三省兵力，围剿猪拱箐，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进攻黔西北苗族义军据点，黔西北苗族起义军苦战数年，最终失败。辛亥革命后，蔡锷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路经毕节，得到威宁石门坎苗族师生的拥护。大方六寨苗族杨森、李德安等百余人参加了护国军。抗日战争时期，威宁部分苗族青年参加了滇军，并参加了台儿庄等抗日战役。

1924年，王明福、罗朝阳在纳雍海座成立“齐心会”，号召苗族人民起来反对拉丁派款及租税。王明福虽然在攻打土豪时中弹牺牲，但这个组织活动到1940年后，仍一直坚持与当地土豪恶霸作斗争。

1935年初到1936年，中央红九军团和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经过黔西北，大方六寨苗族响应了红军“打富济贫”的号召，先后成立了“苗民自卫队”和“苗族独立团”。王震同志在毕节百花山接见“苗族独立团”的代表，并与之合影留念。

红军长征给苗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39年，黔西县化屋基苗族杨登伍不堪联保长欺压，率领苗族群众驱除联保长。1946年，威宁苗族张斐然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黑土、石门两乡发动群众，反对苛捐杂税，驱走国民党乡长，使乡政权长期瘫痪。同时组织苗民自卫队，打垮发阿河、补块、大官寨的地主武装，后这支力量成为威宁游击团的主要力量之一。威宁游击团的许多战士，在威宁解放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纳雍李顺臣组织苗族民兵队，配合解放军作战，为解放纳雍立下了战功。纳雍县的刘兴文，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朴达峰战役中，与一名战友并肩作战，击毙击伤敌人112名，被评为一等功臣，最后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十、干部队伍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下，毕节苗族干部队伍茁壮成长。这一时期，各级党委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来抓，全区各县都配备有苗族副县长。1953年，全区共培养苗族干部459名，之后有的被送到各大专院校学习深造，成为毕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代苗族干部。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毕节市继续采取不同的措施培养苗族干部及其他专业人才。1984年，在全区招聘初、高中优秀毕业生上百名到各个乡镇部门工作，特别是在全区各个民族乡，都委任苗族干部任职，如乡长、副乡长、财政所长等。称职的先后送往省委党校、原贵州民院、原地委党校进行培养。其次是在黔南民族干部管理学校、毕节卫校、毕节工校、毕节农校开办少数民族班，对苗族学生实行降分录取，一批优秀的苗族青年得到了参加学习的机会，因此走上工作岗位。为了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原毕节地委党校曾单独举办过几届苗族干部中专班和大专班，培养了苗族干部上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毕节市先后培养出了苗族省级干部2名，厅级干部6名，正处级干部5名，副处级干部64名。据初步统计，1989年全区苗族干部达到了1800多名，各种技术人才超过了2500多人。到2004年底，全区苗族在职干部已达2000多人，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为227人，各类技术人才达3000多人。苗族干部及各类技术人才在毕节市社会发展进程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