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登录

目录

明初固原人屯戍威宁初探
所属图书：《毕节民族研究（四）》 出版日期：2017-12-01文章字数：9139字

明初固原人屯戍威宁初探

“威昭鲁”三县，连绵数百里皆回乡，有近400座清真寺，是西南地区回族主要连片居住地。习惯上所说的“威昭鲁回族”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从威宁迁入的回族。它的外延远远不止这3个县，而是泛指整个乌蒙山地区发源于贵州威宁的回族，包括贵州省六盘水市、安顺市，云南省昭通市、曲靖市的绝大多数回族，另外如贵阳市的清镇、昆明市的寻甸和东川等县市以及贵州黔西南州普安县的部分回族，也是清朝和民国年间从威宁迁入的。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上8个市（州）有40多万回族，其中，威昭鲁的回族人口就在30万以上，共70多个姓氏，除汉族随教演变为回族的外，主要大姓中的下坝马姓、马家屯马姓、松林马姓、蔡家地马姓、海子屯李姓、尚家屯张姓、所（锁）姓、撒姓、戚姓、韩姓、虎姓、冶姓、沐姓、核桃树马姓、陕西马姓、开化马姓、陆良马姓、客籍马姓、杨旺桥刘姓等姓氏，都是明清时期从陕西及固原迁到乌撒卫。故也是“滇人溯远祖，皆云随沐入滇”。

一、乌撒卫的设置及固原军士驻防

在贵州威宁的回汉民族中，每提及祖先迁入威宁的时间都说是明朝洪武十四年随沐英迁入，实际上，明朝军队驻守下来却是明洪武十六年以后。在傅友德、蓝玉、沐英用兵西南的几年中，主要对象是元朝蒙古贵族及其残余势力，军事防御重点在大理一带而不是乌撒，这从现存方志中可以得到佐证。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虽然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但在云南，元朝宗室梁王的残存势力还比较强大。为了稳定边疆，恢复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为了缓解各民族间矛盾，朱元璋对云南蒙古贵族梁王及水西、芒部、乌撒、乌蒙、东川等乌蒙山地区的彝族土司等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采取的是和平争取政策。但当时的梁王对明朝取代元朝的大趋势认识不清，对明太祖的和平政策持不合作态度。受其影响，地方的彝族土司也只是在名誉上“归附”明朝，而暗中却采取观望态度。明太祖朱元璋即是在此历史大背景下决定对西南用兵。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带领16个都督，统率30万大军分两路征云南。洪武十五（1382年）年正月，朱元璋下令在乌撒、乌蒙、芒部、东川、建昌等地留兵守御，约束其酋长，禁其民毋挟兵刃，并要求酋长们“洗心涤虑”效顺明朝，否则“即加兵讨之”。同时朱元璋遣使，告谕傅友德、蓝玉、沐英在乌撒立一卫，“如是则兵卫相属，道路易通。无事则分兵驻守，有警则合兵剿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蛮夷生变，道路梗塞，则非计也” [1] 。并采取“宽猛适宜、详慎处置。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的措施。尽管军队已经在草海边乌龙箐（今威宁城）筑土城置乌撒卫，重兵防守，但乌撒一带的土官还是起来反抗，随后普定（今安顺）发生了西堡蛮暴乱，乌蒙、芒部、东川等地的土官又纷纷加入反抗，掀起了一场反明高潮。明朝从大理抽调征云南的主力部队由右副将军沐英率领越宣威北上，与驻防在四川的明军由傅友德率领经毕节南下，两路大军直捣乌撒。“七月进兵，大败其众，斩首三万余级，获牛马羊以万数，余众悉循，复遣兵捕击之” [2] 。经过半年左右的持续斗争，于洪武十六年正月取得了全面胜利。朱元璋将原属于云南管辖的乌撒、乌蒙、芒部三个土府划隶四川布政使司。

乌撒卫设置之初，辖5个千户所。《贵州通志》记载：“乌撒卫城，洪武十五年（1382）征南将军傅友德建土城。二十四年，景川候曹震委部指挥马烨，甃（zhou去声）以石门四：东曰迎思、南曰宁远、西曰镇夷、北曰拱辰。门各有楼，高一丈二尺，周一千零九十丈五尺。” [3] 马烨在《贵州通志·卷二》有传说：“马烨，洪武初都指挥使。时贵州初附，势尚卼（wu去声）□。烨政令明肃，人莫敢犯者，畏而呼马阎王。创建城郭，极其坚固雄壮，攻讨拊循之绩，尤为茂著。论者谓：肇造贵州，烨功第一，后座发事，人共惜之。”《明太祖实录》第一百九十四卷说：“二十一年二月癸丑，长兴侯耿炳文承制遣陕西都指挥同知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从马烨率3万3千西安等卫兵屯戍云南，结合马烨修建乌撒卫城四个城门分析，这3万3千陕西兵有相当大一部分屯戍于威宁。

在马烨驻守乌撒卫之前，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朱元璋遣使告诉陆安候吴复、平凉候费聚说：“都督郭英及张、王二都督之兵今已会，慎勿轻分，且屯驻左右，随机调用。其水西卫兵，急宜调出，止留一千或五百足矣，霭翠之民，今必不敢为乱。盘江路通，西堡既克，则普定止可留兵千人守御，余皆令调乌撒之地就粮自赡。” [4] 而王德源都督从普安卫带来的多是陕西军士。费聚在“洪武初，以都督府佥事镇守平凉，封平凉候，早从征云南、广南，后定其地” [5] ，费聚之子费诗领兵在乌撒卫屯守二屯一带，一面防守、一面屯垦，“大道宁靖实诗之功，诗家子孙，后亦世守其业”。

洪武十七年（1384年），傅友德、蓝玉率征南大军班师回朝，留沐英镇守云南。在明朝征南大军彻底平定云南以前，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军队给养问题，沐英等即奉诏“留从征军士九万余人，分布各郡县屯田”，并且令其“世守之”。当时的乌撒卫属于云南都司所辖，永乐十二年（1414年）才改属贵州都司。

洪武十九年（1386年），沐英上奏朝廷：“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得到了明太祖的赞同，并下令“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在沐英镇滇10年间，大兴屯田，劝课农桑，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的稳定做出了杰出贡献。

《威宁县志》记载了乌撒卫屯垦：傅友德之长子“傅正文亦充屯田长，相分布部兵屯垦北关至下坝一带”。这片地方有下坝马姓、虎姓、撒姓，尚官屯的张姓等屯守。乌撒卫开辟之初，最先屯垦的是大桥七屯，都督王德源命其长子王绳武“充屯田守，屯垦大桥一带，分兵布将，创兴七屯：外家屯、陈选屯、卯官屯、杨旺屯、耿家屯、乌木屯、海子屯”。这七屯的军士中就有来源于固原的马家屯马姓、松林马姓、海子屯李姓、所姓、卯姓、泰姓、戚姓、谢姓等姓氏。屯与屯之间相距不远，可鸡犬相闻。也符合明初军屯“同一来源地区的军士分配到同一卫所”的屯垦原则。

《明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乙巳。命户部运钞七十五万七千四百锭，往四川永宁宣抚司赐普定侯陈桓等所统征南军士十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七人及乌撒卫军士五千三百余人。” [6] 说明当时乌撒卫只有兵力5300人，他们大多是江浙、山东、河南的汉族军士和陕西固原籍的回回人和蒙古人军士。《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二十》记载：“曹震……又请以贵州、四川二都司所易番马，分给陕西、河南将士……”就充分证明了陕西军士在乌撒卫的存在。

从乌撒卫5个千户所64个屯的分布看，在当时，以回族和蒙古军士为主的固原人屯守乌撒卫城及城西15公里以内地区，防守着乌蒙、东川土司和乌撒土司势力对乌撒卫城的觊觎；河南及江南籍汉族军士则屯守于乌撒卫城的东、北、南三面以及从毕节卫七星关起至曲靖卫永安铺止共391里的狭长交通沿线上，控制着芒部、水西、普定、普安等地土司的势力，保障四川与昆明之间的交通畅通。

二、固原柳树湾在威昭鲁回族中的深刻记忆

“祖籍陕西”“祖籍固原”“祖籍固原柳树湾”这些耳熟能详的记忆，在威昭鲁回族中逐代相传，每提祖籍，必言陕西、必言固原。在家谱和墓铭中记载着“陕西省固原州”“平凉府固原州”，详细一点的资料具体记录到“柳树湾”“柳树巷”“寺口子”“撒家台”“李旺堡”“开城堡”等地名。

威宁《张氏合族支派家谱总序》中说：“念昔先人，吾族自唐时由西域初来中国，流落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人氏。”《马家屯马氏家谱序》说：“我祖根源，住于近东不花剌城，为大教长职，亦在聘请之列，此我族来至中国之始祖也。盘踞于陕西省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居焉。”下坝马姓《马氏族宗支谱序》中说：“流传有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属东乡开城堡柳树湾居住。”韩姓于清朝康熙年间由“陕西固原州柳树湾迁入威宁”。

对固原“柳树巷”的记忆，有昭通大蒿地所姓碑文说：“毕祖原冉，唐太宗李世民时由姆猡唆国请移来陕西长安城内，受唐王钦赐，封参将世职，后派往固原府柳树巷白塔面前。后因洪武年间，余祖奉旨调派威宁杨旺桥筲箕凹居住。”《戚大荣墓铭》说：“公讳大荣字广仁，威郡名流世族登云公之子，其鼻祖开甲，自陕西平凉府柳树巷来至威宁高家岩。”乾隆三十三年（1767年）马应师撰《蔡家地马氏家谱序》云：“祖居陕西固原柳树巷，要皆忠厚传家，簪缨继世。”另在马应泰墓铭中有“马公原籍陕西固原柳树巷太师马氏望族”的记载。《马一元墓铭》：“公讳一元，余叔母舅也，马公原籍陕西固原柳树巷太师马氏望族。”

另据威宁丁家院子《李世桂马氏墓铭》说：“盖闻甘肃平凉府固原州李旺铺乃祖籍之所……当洪武开基之时，我祖由西蜀陲滇黔。”昭通有马登昆进士撰文的《撒之贤墓志》说：“显考撒公之贤，生于康熙丁丑九月，卒于乾隆戊辰。威宁下坝掌教公之子也，其始祖原籍陕西固原州望族，明洪武年间奉调南征从戎者，戎平后，籍于黔属威宁。”《撒氏家谱》说：“吾祖原籍陕西省西安府，固原州撒家台人氏。”

威宁卯官屯松林头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马天龙墓铭》说：“马公讳天龙，系祖公俊之曾孙也。我祖俊，起自陕西平凉府固原州寺口子世族，因军功奏遣黔省威宁州，后择卯官屯立业。”在威宁杨旺桥刘家大坟山下面，有云南拔贡马晋杰在嘉庆十年（1805年）写的《马维富墓铭》，其中记载道：“我族在陕西固原州寺口子望族马氏，自明洪武留守乌撒卫，长房讳能、次房讳俊，同一脉之衍流也。”

另外，来威宁后由蒙古人演变为汉族的卯姓也是固原开城迁入，同时迁入的蒙古人还有乌撒卫指挥祖整（山后人）屯垦草海南岸百级嘴、泰姓屯垦卯官屯等。据《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千户所正千户卯公之墓》碑文记载：“陕西平凉府开城县六盘山蒙古人。□元□□□失剌，前元宣慰司都元帅，洪武庚戌归于圣，勑□浴红城子典牧监百户。征进甘肃等处，武功昭著，蒙钦升世袭。勑命洪武辛酉随征云南，壬戌调守乌撒，以功升武略将军、右所世袭副千户。”这段文字中说的“开城县”与下坝马姓家谱中说到的开城堡是同一个地方，即今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

“寺口子”这个地名在固原市很多，海源县有一个寺口子，距固原城约30多公里的原州区须弥山石窟脚下有个寺口子等等。撒家台在海原县郑旗乡，李旺堡在海原县李旺镇，这些地名现在仍使用。就是柳树湾和柳树巷的说法不一。带着这个疑问，2014年11月，我和张国旭先生到银川，得到了马平老师和马三保先生、马金宝先生、马宗保先生的热情指导，并在马平老师的带领下，到彭阳县城阳乡和泾源县羊曹乡的柳树湾考察，初步认定威昭鲁回族所说的柳树湾就是彭阳县城阳乡柳树湾。回来后写了《固原柳树湾——乌撒卫移民的原乡地》发在相关内刊上。之后，海源县文化局李进兴先生说：“柳树湾，在今海原县南华山东麓，曹洼乡老虎村东……柳树湾，原为柳树塆，周边有北滩、南滩等……从海原的族姓渊源来看……回族则多为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西域中亚、阿拉伯诸国的大食兵，曾赐居陕西长安，后继迁于固原州以北的萧关地带。海原县的回族多数来自陕西长安，如海原回族李姓，来自陕西省长安柳树巷（今长安东大街庆镇）。海原的李姓回族是大食兵的首领宛嘎斯后裔，被唐朝皇帝赐国姓李，其余的士兵，则以经名的第一个字为姓。”

威宁海子屯李姓来自李旺堡，李旺堡显然是由人名转化的地名，据《宣统固原州志》记载：“李旺，副千户，与陈钟同战满俊于石城，被创而死。州北有李旺堡，或为屯兵处，因以得名也。”《贵州通志》记载的李旺有两个：一个“李旺”，山东济阳人，洪武年从军，以军功历升指挥佥事。这个“李旺”在贵州前卫（贵阳）任职，与乌撒卫李家无关。另一个“李旺”是“直隶安东县人，洪武三十四年（1401年）因功升指挥同知；三世孙李福，天顺五年（1641）升指挥使，调本（乌撒）卫；四世孙李麟，成化七年（1471）升指挥同知；七世孙李文龙，嘉靖二十九年（1550）升福建都司佥事” [7] 。前几年，一位研究李姓家谱的老师对我说：“李文龙指挥不是我们汉族这家，你留心研究一下，是不是海子屯的回族李家。”李文龙是贵州的一个文化人，贵州威宁的“双霞洞”和可渡河边上的“山高水长”“飞虹伫鹤”“云山石路”以及凤冈县何坝乡“夜郎古甸”等摩崖均为李文龙书写。《大定府志·明处士传第十二》为其传曰：“李文龙，字见田，乌撒卫舍人，应袭指挥，逊而弗居。常出游于外，贵州西畔九卫之地罔不周历。又复工词，翰善书法，所至林壑咸有篇章。当其兴至，辄挥札与交旧夸游览之乐，士大夫争珍宝之。终日怡然，不知老之将至。人称其风流潇洒，冠绝一时云。” [8] 乌撒卫李姓为二族，一族为汉族，是乌撒卫指挥李成的后人，这家的谱系清晰，没有李旺这个支系的记录。虽然李旺的籍贯在《贵州通志》上记载为直隶安东县人（淮南府辖），在明代，官员的籍贯往往会随着居住地或任职地发生变化。李旺既不是乌撒卫汉族李家，那么，结合海子屯回族李家称其来源于“固原李旺堡”，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海子屯李姓极有可能就是指挥同知李旺的后裔，与《固原州志》上记载的副千户李旺有着血缘联系？

李进兴先生的信息反馈为我们拓展了思路。也就是说，彭阳县人大原副主任杨忠先生和史志办祁悦章主任所说的城阳乡刘河村白塔面前（现刘河小学）、柳树湾、柳树巷是乌撒卫军士的一个原乡地；开城堡、红城子又是一个原乡地；而海原县的李旺铺、柳树湾、柳树巷、撒家台、寺口子也是一个原乡地。当时的情况也许如同今天的西藏兵一样，只征威宁等乌蒙山高海拔县市的兵。由于乌撒卫高海拔低温度，江南一带的兵不太适应，反而固原地区的军士比较适宜于在乌撒卫生存下去，因此乌撒卫就留固原籍军士屯守。

“威昭鲁”回族先民的族源，在家谱中大多上溯到唐朝，从西域诸国迁入西安府长安县仓门口、洒金桥下柳树湾等地，后多迁往固原州属各地。言其先祖跟随宛葛斯来华的有9个姓氏、从布哈剌来的有2个姓氏，由蒙古人演变为回族的有5个姓氏。

在元代，固原六盘山地区的色目人和蒙古人主要屯守于开城一带。开城在元代是固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蒙元政权时期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的行宫，是蒙古军队的重要集结地和驻扎地。阿难答就曾经率领15万人驻扎在开城。据《彭阳县志》记载：“至元十七年，安西王忙哥剌病死，其长子阿难答袭爵，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所率15万军队以及探马赤军的随地入社，使回族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之一。” [9]

再看固原城南边10公里处的二十里铺拱北，是固原最早的清真寺，前身是在元代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功勋卓著的伊朗穆斯林（西来上人）传播伊斯兰教之所。据说常玉春、沐英等将领常来此寺拜访西来上人。这与调到乌撒卫屯垦的固原军士中的色目人、蒙古人是否也存在着某些联系。据马建军、沈振洲在《历史上徙居固原的民族考述》中说：“洪武年间，明政府征服了今天的固原地区，居住在这里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元朝遗民纷纷投降，自号土达，他们被大量地安插在固原境内，致使这里成为后来著名的回民聚居区。促使这一区域回族更加繁荣的是明朝开国大将黔宁王沐英，他本人是回族，于洪武九年至十四年经营西北六年，西略川藏、耀兵昆仑，子孙显赫，与明朝相始终。因征战之功，钦赐武延川、撒都川草场六处，筑成沐家营（今西吉县城）。” [10] 那么，洪武十四年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时，固原柳树湾等地的色目人和蒙古人军士就必在其中。

反过来说，乌蒙山地区的回族先民是随沐英征云南，后安置于乌撒卫，这个过程是否可以理解为：徐达于洪武二年征固原，固原的色目人和蒙古人于洪武四年归附明朝，后在沐英“经营西北六年”中，又归沐英管辖，洪武十四年随沐英、费聚等将领征云南，最后安置于乌撒卫。如果是这样，乌撒卫屯垦兵的“固原籍”及其族源是色目人和蒙古人就联系起来了。2012年春，笔者在云南省玉溪市大营李姓祠堂内抄得《本支百世》碑文可以佐证这个猜想。其文说：“先人世居西域之天方国，系出圣裔，由来远矣。自元世祖入中华，乃从龙而以韬铃世其家。迄乎元政不纲，乃移迁都脉跻。厥后乃一世祖名哈喇者，从明太祖著有奇功，以征张士诚阵亡于苏州。胥尔蒙议，叙予叨世袭。入觐太祖，御赐姓李名葆，随马公沐入滇。”这块碑文说了几个事实，一是回族李姓的族源是西域，二是其“一世祖名哈喇”显然是少数民族的名字，三是跟着部队征张士诚立功后由朱元璋赐名李葆，四是随“马公沐”进入云南。根据高发元会长近期在《思想战线》2015年第2期发表的《建文帝亡滇不再是传说——梨花村马氏“祖灵碑”引出关键证据》一文中“马沐驷就是沐英的第四个儿子沐昶”的论述，本人斗胆推想玉溪这块碑中所记载的“马公沐”极有可能是“马公沐驷”的笔误。

三、固原移民对乌撒卫的社会影响

600多年前的固原回人和蒙古人移民到乌撒卫，在明朝政府组织有序的移民政策下戍边实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他们开疆拓土、重建家园，在乌蒙山地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生存的奇迹，印证了俗语说“人挪活、树挪死”的客观道理。这批移民的原乡地固原对比当时的“西南蛮荒”之地来说，属于发达地区。相当部分军士是有文化、有素养之人，他们将思想意识、生产技术、管理方式带入乌撒地区，影响于当地，培养人才，推进学术，移风易俗，成为在边疆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最有效载体。并通过一代乃至数代人的努力，为改善西南边疆的人文环境，构建新的人文生态作出了特殊贡献，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首先，通过在乌撒卫推广屯田、移民垦殖和招民垦种之法，开垦了大量土地。据《贵州通志》记载，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乌撒卫屯田就有82900亩，收屯科粮6849石零2斗。而此时的“屯城站铺官军实在3551户，8555丁口” [11] ，按当时每升8斤计算，人均就有640斤口粮，基本上解决了驻军和家属的给养等问题，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大批来自内地经济、文化等较为发达地区的居民自此世代留居乌撒卫，为增进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以“政府采购方式”开展茶马互市，手工业、采矿业、商业随屯田军带入乌撒地区。洪武十五年二月，“户部奏，定商人纳米给盐之例：乌撒纳米二斗者给淮浙盐皆二百斤、川盐亦如普安之例”；洪武十八年，“秦州河州茶马司及叙南、贵州、乌撒、宁川、毕节等卫，市马六千七百二十九匹”；洪武十九年二月，“命神策卫指挥同知许英领校卒七百余人，赍白金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两往乌撒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户部奏，定云南乌撒中盐则例：凡输米一斗五升给浙盐一引，输米二斗给川盐，输米一石八斗给安宁井盐，输米一石六斗给黑盐井盐” [12] 。成化十四年三月辛巳（1478年4月21日），根据巡抚都御使张瓒“以矿脉微细，且密尔夷境，恐生边患”的请示，朝廷“封闭了乌撒卫天生桥、稻田坝、奈童场等处银峒” [13] ，停止在这些地方开采银矿，足可以证明采矿技术也随屯田军带入乌撒卫。卫城乌撒一度发展为西南军事重镇和交通咽喉，到了清代仍设威宁府以控大定、平远、黔西三州和毕节县，面积远比今天的毕节市8个县还要大；军事指挥机关从明初的乌撒卫指挥署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威宁镇总兵署（清代贵州4个镇之一）都设在威宁城内。站铺驿哨发展为如今的小集镇和商品集散地，如平山铺、水塘铺、幺站、金斗铺、倘塘铺、来宾铺、永安铺、野马川驿、可渡哨等都是如今的乡镇机关所在地；附近屯堡发展成为主要村寨院落，至今仍然繁荣昌盛。

再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了乌撒地区。在明朝大军未进入乌撒地区之前，这里的农业结构非常单一。当地土著民族以牛马羊等畜牧业为主，粮食作物只有荞麦和稗子，故当地人的生活状况维持在“四季丰享唯麦饭、时无冬夏总羊裘” [14] 的粗犷水平上。屯田军带来了玉米、小麦、大麦、红豆、豌豆、蚕豆、辣椒等农作物，丰富了农作物种类。同时，用牛犁地代替了当地刀耕火种的传统耕作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将水草丰美的草海及周边平地“浚河掏沟、芟草除秽，成为平田”，种上苞谷和豆类，上等地每斗种可收成8石、中等地每斗种收成6石、下等地每斗种收成4石。秋季种上小麦、大麦、豌豆、蚕豆，此外尚有辣子、茄子、高粱、叶烟等作物。一时间，“乌撒遂成富庶之区，卫民更迭为知方之士。由是而兴学制，科拔其优者为生员、举人”。乌撒地区“诸夷率服、井田无旷” [15] ，实现了国家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统一。

[1]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32。

[2] 苗勃然，王祖彝.威宁县志[M].威宁县：县志办，1996：29.

[3] （明）王耒贤，许一德.贵州通志[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167.

[4]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33.

[5] （明）赵时春.平凉府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51.

[6]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59.

[7]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万历贵州通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2月，第209页。

[8] 黄宒中修，邹汉勋纂，《道光大定府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第三十四卷。

[9] 彭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彭阳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26.

[10] 政协固原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固原文史资料第四集[M].1992：77—78.

[11] （明）王耒贤，许一德.贵州通志[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167-168.

[12] 参见《明太祖实录》一百四十二卷至二百四十四卷。

[13]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76页。

[14] （清）宋起：《威宁风土记》引杨慎过乌撒诗句。

[15] 参见苗勃然、王祖彝：《威宁县志·屯垦志》，威宁县县志办点校，第183页。

毕节民族研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