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东北苗族古史初探

一、滇东北苗族和古歌概述

1.滇东北苗族概况

滇东北苗族是指操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苗语自称“a^3-mau²”。1955年，国家在帮助苗族创制文字和改革苗文时，将滇东北苗族语言文字列为一个独立方言。苗族文字创制和文字改革结束后，滇东北方言逐渐成为川黔滇方言的一个次方言。

滇东北苗族居住在四川省攀枝花市、雷波县以金沙江为界的东面。滇东北、黔西北一带耸立着五莲峰、珙王山、三台山和乌蒙山，自然条件差，气候环境恶劣。五莲峰位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部；珙王山、三台山分别由金沙江大拐弯绵延到滇中；乌蒙山处于云贵高原向黔中山原丘陵过渡的倾斜地带。川黔滇犬牙交错的结合部即是滇东北苗族居住的区域。过去苗族民间习惯上称呼威宁一带的苗族为上方苗，即卯骚；称彝良县一带的苗族为下方苗，即卯彼。《苗族迁到乌撒歌》《苗族跟居姑娘到梭诺歌》叙述卯梭居自老和卯彼居自老开亲，苗族男女青年随居姑娘到卯梭的史实。卯彼居自老居住在阿哲家，方位处下，故彝良一带苗族被称为卯彼。这应该是很早的事了。到了清朝改土归流，《请设乌蒙府疏》中，鄂尔泰说：“查乌蒙地界有上方、下方之别，其上方扼要之地为天砥，而乌蒙、小乌蒙鲁甸、奎乡、米贴等处皆属上方……其下方扼要之地为大关屯、大关垴、豆沙关、盐井渡、梅子沟以及水陆十八站等，均属下方 ^[1] 。”这些方位称呼从时间上看有必然的联系，可见数百年前，人们对上方和下方的方位概念是十分清晰的。这种方位同日出为东，日落为西构成了完整的四方，这是人们长期处于奔波流徙必须具有的常识。

根据1955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苗语调查组调查，滇东北方言苗族主要居住在云南东北部的彝良、大关、昭通、永善等县和贵州的威宁、赫章两县。在云南的盐津、绥江、鲁甸、巧家、武定、罗次、寻甸、禄丰、富民、安宁、曲靖、榕峰等县和昆明市，滇东北方言苗族散居在汉族和其他民族中间。贵州的水城、织金、普定、紫云等县，也有一部分苗族说这个方言，人数约有十万 ^[2] 。近六十年来，操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居住地域和县份有一些变动，如上世纪60年代威宁、赫章、水城等县有部分苗族迁居普安县龙吟镇的箐门口、新寨、黄猪坪一带居住。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关怀，苗族人民结束了“千个屋基万个火坑”的居无定所的生活，有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苗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据估计，目前，滇东北苗族约有近30万人，有一部分苗族已居住在城市和乡镇街道。

2.滇东北苗族古歌搜集、整理经过

滇东北苗族古歌指的是流传在这一区域的古歌。由数十首古歌组成的古史歌是苗族人民四五千年前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拓展战败后生存空间，以及和其他部落，不断迁徙的过程中集体创作由当时在部落中处于统领地位的祭师记忆，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和传承下来的。苗族人民在无文字记录的条件下，集体创作，由当时在部落社会中处于统领地位的祭师记忆作为苗族的历史吟唱，保存和传承下来。祭师在苗族社会中地位很高，被视为能与妖魔鬼神打交道，掌管各种祭奠，懂礼规文化的智者。总之，苗族古歌是由那些具有天赋的人熟记熟唱，一代又一代相传，又不断增添在新环境中的经历、遭遇丰富而成的跨度达数千年的古史歌。

苗族，众所周知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苗族古歌源于苗族远古生活，是这种生活通过记忆、口耳相传的记录，被视为苗族古史、心史。我国的古史也是以传说形式保存传承的。“这个时期，上限可以根据传说的内容追溯到远古。根据夏朝是我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其历史已进入文明时代了。因此我国传说的下限应在夏朝之前 ^[3] 。”苗族的古歌叙说苗族远古历史，它应是我国远古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朝前后，由于部落联盟的形成，频繁的战争，苗族被迫，长时间迁徙，不断被边缘化，长期处于无君长、无统属、无明显阶级区分的社会，这就势必延续了苗族的传说时代，延续了苗族古歌的内容。古歌在长达数千年里从未中断和衰竭，在历史的风雨中不断丰富，它犹如江河有源、有流，犹如茂盛的巨树根深叶翠。有了苗族古歌，苗族就有了根，有了自己的古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苗族因有古歌而不迷惘，因有古歌而顽强地生存。

滇东北苗族所处的川黔滇三省结合部，秦时已在四川南部和滇东北设置巴、蜀、汉中等郡，始从宜宾向滇东北地区大量移民。汉晋时期在云贵地区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应是滇东北的朱提郡。元朝，黔西北、滇东北、川西南连接地带的山区，在带有不同程度的原始氏族、部落残余的情况下，依旧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直到清末民初，滇东北、黔西北地区只有极少数苗族接受过汉文化教育，因而这里成为一片孤岛，受汉文化影响极少，保留下丰富的口碑文化和传统习俗。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从昭通城进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昭通十多名汉族老师放弃城里生活，到石门坎帮助教会办教育，苗族在石门接受了汉文化教育，他们如饥似渴读书，后来产生了滇东北苗族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学习中国历史，知道苗族古歌的历史价值，就使用石门坎创制的苗文搜集和整理古歌。在石门坎传教的英国牧师张绍乔也搜集苗族古歌，并把它作为珍贵的史料带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搜集者渐多。1950年，甑经同志在云南省昭通工作，在与苗族青年马明泰结识中了解到苗族保留有歌唱自己祖先的故事歌。后来经吴宗烈先生介绍他认识了滇东北苗族著名歌师杨芝先生。他利用杨芝先生到昭通参加兄弟民族代表会议的空隙，废寝忘食地记录杨芝先生唱的古歌。目前，正式出版的苗族古歌有甑经搜集整理的（《苗族古歌》苗族民间叙事长诗）、贵州《苗族古歌》西部苗族古歌》《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等。还有一些古歌散失在各地的苗族民间文学集成和文史资料中。可以说，通过苗族知识分子和其他民族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通过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抢救苗族民间文学，流传在滇东北苗族的古歌已得到搜集和保存。这是苗族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结束了数千年古歌只能在苗族中口耳相传的历史，为研究苗族古史等多学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滇东北苗族古歌目前的几个版本，多是出自彝良县龙街梭嘎村著名歌师杨芝先生和威宁县石门、龙街、马踏等地的陶自改、张明等十多名歌手之口。这些地方是苗族重要的聚居区，苗族古歌、古文化深深地埋藏在民间，保存完整。滇东北苗族接受汉文化教育仅一百多年，民间文学（包括古歌）成为他们了解本民族历史、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成为苗族教育后代重要的教科书。由于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特点，尤其古歌是用韵文咏唱，因此，能传唱古歌的是那些有超强记忆力和嗓音平稳的人。歌手不会轻易唱古歌，只有在庄重的场合，众人期盼和反复劝说，歌手才会慢慢地清嗓子，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吟唱起来，倘若歌手不愿唱，他便会以嗓子不便而予以拒绝。有的歌手唱古歌就像现在挤牙膏一样，问一首就唱一首；有的歌手唱古歌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用平缓的音调，可通宵达旦唱。歌手吟唱时的场景、时间、地点、情绪，都会使古歌在内容上和记录的不一样，内容会因歌手的情绪、记忆出现差误。但我们相信，歌手们是具有天赋的，经长期训练，对歌的内容驾轻就熟，演唱时是忠实于原作的，他们绝不会在歌中添油加醋，这已成为歌手的道德底线。搜集者方面，懂苗语苗文就便于沟通，既使需要核准的地方也不会影响歌手的情绪，理解和记录更加准确、完整。同时，整理时整理者的理解和对文字的驾驭都会影响古歌的价值。尽管这些古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认为滇东北苗族的几部古歌的骨架是一致的，真实性无疑是可靠的。

滇东北苗族古歌均用苗语吟唱，这种表现形式难免使古歌在传承中发生变异，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变异来自歌手个体记忆的差别，歌手在悲痛中会增加一些内容和词语，甚至在吟唱时因思维的梗阻使歌词句出现前后倒置的现象。这些混淆混乱情况在整理中已梳理。苗族古歌中最难懂的是那些古苗语，苗语古地名，这是伴随着古歌保留下来的，如古汉语，必须经过专门的研读，积累深厚底蕴才能用现代汉语译出一样。古苗语古地名虽有具体所指，但由于缺乏的书写符号，随着岁月的流逝，懂得的、能解释的人越来越少。这是苗族文化的一大损失，无疑增加了对研读和理解古歌的难度。由于存在这些问题，故苗族有神秘的族源谜和古史谜有待世人去解开。

李济先生说过，“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苗族知识分子重视古歌的历史价值，他们不断地解读，并进行审慎的研究。目前，已发表的有杨汉先先生的《贵州威宁县苗族古史传说》，反响较大。作为苗族志资料有由张斐然先生搜集、李廷贵教授整理的《川黔滇苗族古史传说》等。这是积数十年之功撰写的，它秉承尊重原文的严谨学风，以人物的出现、活动顺序论述，着力对苗族古史传说中的各个首领的生活地点，带着苗族所做的业绩，抵抗异部落强占生活生产资料失败后频繁的迁徙进行研究，无疑是滇东北苗族古史的奠基之作，为我们苗族古史研究提供了方向和借鉴的方法。但我们觉得继续采用这种方法，已经难以将苗族古史研究引向深入，应该是采取多种方法结合中国古史、考古发掘的成果进行综合性、多角度研究的时候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也胸有成竹地作出大胆的推测。如杨汉先先生推断“苗族往西南迁徙的时间大约为唐末宋初”。结合历史和地方史志资料分析，这个推断是可信的。从而坚定我们运用古史结合其他资料研究滇东北苗族历史的信心。这里也要指出，在滇东北苗族古史研究中，也有个别年轻学者并未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阅读古史歌，急于出成果，其研究的立意和出发点的错失，对滇东北苗族古歌作了错误的解读，否定了滇东北苗族深沉厚重的历史，诋毁和贬责苗族古歌的重要历史价值，极大地伤害了苗族人民的感情。

滇东北苗族古史的研究难度很大。我们的研究也只能是一种循行渐进的试探，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秉承前辈锲而不舍的探求精神，只要耕耘，就有收获，就会在古史探究上取得一点成绩。

二、远古苗族居住的地方和环境

1.古歌记述了苗族最早居住地方

这个问题是研究苗族远古史绕不开的话题。文献资料对人神社会的远古时代，诸如炎帝、黄帝的原居地说法不一。对苗族远古的居住地，除了从“九黎”“三苗”梳理分析外，我们只能从古歌这种未受到春秋战国文人们改动、删增的口碑资料进行探索。居诗老被视为苗族最远古的祖先。《居诗老》是一首最古老的歌。它叙述和回答了“在天地开始形成的时候，苗族最早居住在什么地方”。这是了解远古苗族生活和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古歌回答“苗族最早居住在刀窝召的高山地方”，“人们住在山石岩洞或树脚树根”。这就告诉我们，上古时，“人民少而野兽众”，又不会修建房屋，只能“穴居野处”，为避群害，住在自然山洞或屈居树脚树根，靠自然形成的天然屏障和遮天蔽日的大树庇护。我国古人类居住的很多遗迹充分说明人类曾经过这个阶段，而且时间相当长，这种居住和生活给苗族留下很深的印象。

古歌用咏唱表达，概括性很强，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民间传说《由嫁男到嫁女》《找回来的爹》有详细叙说。远古时，人们都只知道阿妈和舅舅，不知道自己的爹是谁，而做爹的人也不管妻子和儿女的生活。随着女性地位确定母亲生下的三兄妹长大后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回自己的阿爹。但由于生怕暴露这个秘密，常常将阿爹藏起来，苗语称呼父亲为“歪”（藏起来的意思）。当时，祖先们还不会盖房子，只能住在岩洞和石崖下，有的住在树洞或树上。到处是阴暗潮湿的莽林，像麻蛇的各式各样藤子挂满林间，林子边的草丛中猛兽成群结队，钻出钻进，东跳西蹿。人们靠找野果、采摘果实来充饥，也打野兽来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获取食物困难，人们经常互相争夺残害，这伙把那伙撵走，抢占别人的女人。出去狩猎的男人担心女人、孩子被抢占，常常提心吊胆，回家时要大声呼喊，知道女人在才回家 ^[4] ”。传说反映了苗族历史上存在母系氏族社会，并由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转化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曲折过程。其间，母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失去维系的条件是转变的根本，母系社会出现动摇。母系需要得到保护促成男性和女性关系的稳定，男性通过发明和使用生产工具，改善居住条件，对食物来源的索取以及拓宽食物来源渠道等推动了这种更替。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留在滇东北苗族中的遗迹是对父母的称呼总是母性在前，男性在后。

苗族远古居住地并不会完全孤立，它必然与当时左邻右舍的人类群体有密切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氏族之间，相互缔结婚姻，维系关系，否则就难以生存和繁衍。古歌记述苗族最早居住在“刀窝召”，这是苗语地名。苗族先辈根据苗语的音意，解释此地为青海省的积石山。积石山是一条山脉。这个解释是对后来尧“窜三苗于三危”的误解。“刀窝召”是苗语名词和状词的组合，“刀”是山，“窝召”是石头叠垒之意。若按此意查找和推测最早居住地随处可有。另外，在我国新石器中晚期，人类的活动还没有前出积石山，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因此，考察苗族最早的居住地仅凭古歌中的“刀窝召”作出推测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关切点放在史书上。

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说：“古代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的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在晋、冀、豫交界的地方有九黎部落，他们的酋长名蚩尤……黄河下游一带有太昊氏和少昊氏。”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居住在东方的人统统被称为‘夷族’……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统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炎帝族居住在中部地区，炎帝姓姜……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

这是老一辈著名史学家长期对古代传说与古代部族联系研究的成果。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肯定了苗族部落在远古时已在中原活动，或说在晋、冀、豫交界的地方有九黎部落，或说“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这些观点为我们查找苗族最早居住的地方提供了地理方位和区域。“刀窝召”即指中原地区及其周边一处重峦叠嶂的地方。近人钱穆提出：“古者三苗疆域，盖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广运数百里间也”。徐旭生主张蚩尤为东夷集团，但蚩尤为九黎族首领。九黎的地名起源颇古，但可分为两组。一、在今山西的黎城、路城、长治、壶关各县境内。二、在东方的有汉魏郡属的黎阳（今河南境内），东郡属的黎县（今山东郓城西境）。”“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原的主要居民当是古苗蛮部族 ^[5] ”。

2.古歌反映了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

居诗老带领苗族居住的地方植物资源是：“刀窝召的四周/是阴森森的大箐/刀窝召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树林/大风不断的呼啸/树林不歇地作响。”俨然是一派人类居住稀疏的原始森林。那里动物种类多。“麂子岩羊处处有/獐子麋鹿处处居/雄狮猛虎逞凶强/雕鹞老鹰在高飞/毒蛇猛兽在爬行。”是一个适合先民们生存的伊甸园。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极度低下，食物短缺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挑战。居诗老心不服，在与大自然斗争中着力改造自身，通过提高自身能力改变自然。他在大树枝上搭棚子让人们居住，以躲避凶恶的猛兽。他发明了斧头、弯刀，组织大家砍伐山草野箐，驱除毒蛇猛兽。又制作了捉野兽的套子和捕捉野兽的夹弓。辟开周围的箐林，拓宽了生存的空间，把野兽吓得跑到很远的林子里去，有的逃到岩洞里。人们捕捉动物来吃，吃不完的对它们进行驯化。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距今10000±300年的全新世时，晚更新世以来覆盖在地球陆地的冰川始大面积融化，并延续了5000年。距今8500～7200年，河北平原的植被面貌随着冰川的融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突出的特征是栎、榆、胡桃、臭椿、柳等暖温带落叶阔叶树种花粉的含量明显地增加，并出现了枫香、山毛榉等亚热带落叶阔叶树种。距今7200～6000年，“华北平原也正处在湖沼发展的极盛时期，存在大陆泽——宁晋阳、白洋淀——文安洼和七里海——黄庄洼三大湖沼群。这些湖沼群各自以辽阔的水面彼此断续相连，形成相对统一的暖期古湖群。”苗族古歌中有九子湖之称。距今6000～5000年，从我国东部的植被类型来看，长白山区出现松、云杉、冷杉和桦等花粉的一次小高峰。在西安半坡遗址的相应层位上，松属、云杉属和冷杉明显增加 ^[6] 。“在考古资料中，河南中南地区发现有橡籽、栗子、蚕桑、竹等热带植物，尤其在南阳地区有茂盛竹子 ^[7] ”，“河南省淅川县下岗遗址有猕猴、黑熊、大熊猫、豹、虎、苏门犀、亚洲象、斑鹿、水鹿、狍子、苏门羚、孔雀属、鳖属、龟科等30多种动物遗存 ^[8] ”。

古歌叙述了先民们所居住地植物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还叙说那里有“无数的大江大河平行流/无数的大江大河交错淌/江河大水滚滚地流啊/小河溪水不停地淌啊”。这是江河水网密布的平原。居诗老率领人们“动手开荒砍树林/刀耕火种来养子孙/砍得森林得得响/树林唰唰倒满坡/铲得荆棘得得响/砍遍满坡满岭”步入了农耕的初始阶段。

全新世大暖期是我国进入新石器文化快速发展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个飞跃的发展，达到了新石器的顶峰，气候条件给先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舞台 ^[9] 。有学者认为，把磁山、裴李岗系列文化混同于仰韶文化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从陶器色彩、墓葬的研究提出：“磁山·裴李岗文化是古苗蛮部落的文化遗存 ^[10] 。”“在这场循环战争之后，北方许多氏族部落相继南迁，各民族部落在黄河中游地区插花错居，频繁交往，因而形成了华夏族……如河南平顶山、偃师、郑州等地都发现了古夷人大汶口文化，有的地方还有古苗蛮屈家岭文化，而且有和古羌人仰韶文化融合的迹象 ^[11] ”。

古歌所叙的地理环境说明，“古代的人们所以喜欢居住于河流的近旁也并不仅是为了饮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畅茂，禽兽繁多，可以狩猎，对于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冲积层土壤，肥沃疏松，当古代的人们已经知道经营农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原始的农具在这些肥沃疏松的土壤上从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种植也可以有所收获 ^[12] ”。古歌中的居诗老、爷斯居至老、则嘎老等苗族祖先都循着这样一条人类生存规律生活，他们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和环境条件，在与自然相处中，适应自然、改造自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改造自然条件推向新高，积累了丰富的农耕生活经验，并以古歌的形式把农耕生活一代又一代告诉后人。

3.古歌反映了苗族生活场景

远古人们的生活，虽然条件气候适宜，自身也做出努力，但他们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到的。要克服诸多困难，只有不停地迁徙，寻找新的地方生活。“由于人们的地理知识有限，早期的迁徙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往往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很难找到规律。但地理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所以人们会顺江河而下，循河谷迁徙，翻越分水岭的缺口，寻找高于平原的台地，由寒冷地带向温暖地带转移 ^[13] 。”居诗老在刀窝召时过着住岩洞或树脚树根，采集果实和狩猎的生活，那时已经发现了火。火能使人温暖，将生食变成熟食，增强人的体质。同时，还可以防御猛兽，焚烧野荒，点播谷物。由于人员不断增加，居诗老便鼓励大家“每打一兽刻木记下来/居诗老教大家打猎生产/以后刻木记数又记事”。爷斯居至老组织大家狩猎得到一只老虎，他吩咐大家“取出石来磨刀/剥皮从头剥到尾/把肉分成九十九堆/骨头搭肉一对一/分给来的人做早饭菜。”

则嘎老时期，苗族已经从刀窝召迁徙到电方台（苗语中指高山的台地），住在当里木的大江边。“古代人们的居住地即由较高的台地向较低的台地迁徙，所以形成这样情形的缘故，若非当时河流水位有了改变，需要有新的适应方法，因而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址，那就可能是对于水患有了预防或克制的力量 ^[14] 。”从古歌的内容看，苗族逐渐摆脱了采摘植物块根、果实和狩猎生活。尽管当时的人们愚昧又无知，但是在则嘎老的领导下，人们开始开垦荒地，开辟良田。在养殖方面出现了水牛、黄牛等。用黄牛犁旱地，用水牛犁水田。人们在生活中已将狗尾巴草培育成毛稗，栽种了毛稗和高粱。则嘎老还上山寻找野草品尝，探索用草药医治患者的痛苦。在人类生存生活中走上了一条新路。

在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北面为北方，南面为南方。是一条重要的气候、植被、水文、地质、地貌、土壤的分界带。在中原地区和黄河下游地区，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来看，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有猪、狗、鸡、黄牛、水牛、马、山羊、绵羊和猫九种 ^[15] 。古歌提到的牦牛、骆驼未出现在发掘物中，可能是歌手们将后来出现的动物唱入古歌的缘故。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当时苗族能种植毛稗、高粱？回答是可能的。苗语称毛稗为补操，小米叫初，高粱高阿咋。毛稗是由野生狗尾草培育而成的，这是苗族人民同自然斗争取得的成果。这几种低产作物直到苗族迁居威宁后一直在种植。并且制作成粘性好而可口的食品作为节日和走亲串戚馈赠的物品。

毛稗又叫粟，耐旱，自生能力强，是黄河中游黄土地的重要作物之一。从我国新石器时代25处出土古粟的地点分布看，粟的种植地以洛阳为中心，辐射到郑州和西部的宝鸡，南部的淅川、北部的万荣。在这一区域内密布着十三个栽种点，经测定，年代约在4233年至6000多年。其他十二个点分散在江苏邳县，东北的沈阳、吉林、宁安和内蒙古的赤峰，西部和西北部的兰州、永靖、乐都、玉门和哈密 ^[16] 。

关于水稻，黄河流域稻作农业历史悠久。“按米字己见于甲骨文，则当史前时期于河南一带种植稻米，亦属可能 ^[17] 。1983年—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裴李岗文化的水稻标本。在整理资料过程中，在一些红烧土地内发现了10枚保存甚好具有鉴定特征的稻壳印痕 ^[18] 。由此看出，古歌记述的与地下发掘物一致。“则嘎老在水田种植稻谷”，“则嘎志用稻米来酿酒”。即便是苗族迁徙到高寒山区的乌蒙山、五莲峰等地，这些高山下的河谷适合种稻谷的田很少，但苗族对稻谷记忆犹新，说明他们曾经种过稻谷。在苗语中“稻谷”、“米”都称为“黎”，为江河湖畔种植的作物。古歌还记述了种植瓜。这里我们不想把瓜同有关“人类起源与葫芦有关”联系。《诗经·大雅·绵》载：“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在远古时代，苗族社会存在种瓜的阶段，由于瓜的水分多，不能当主食，也不便于储藏，可能逐渐被其他作物替代了。

则嘎老时期，苗族居住在斗南一莫江边当里木平原上的电方台，人们“一群一群的聚居/一帮一帮的生活”形成村落。农业上已经出现初步的引水灌田，种植的作物有毛稗、高粱、稻谷，掌握了作物种植的季节。收获的庄稼堆满仓。养殖方面有黄牛、水牛等。农牧业社会露出端倪。出现了初始的加工酿造和医疗。这已经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了。

三、古歌反映苗部落与沙部落的战争

远古人们生活特别艰难，居无定所，迁徙无常。采摘植物根茎、野果不是俯拾皆是，到处狩猎不是信手可获。食物严重短缺，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面临严酷的自然和复杂的社会的考验。在一个惨遭饥荒的岁月里，苗部落首领格自爷老——爷觉比考“种下的小米一粒无收/种下的毛稗尽是空壳/人们都四散逃荒”寻找食物。爷觉比考带领子孙来到东方大江边，采摘山上的竹米果和江边的火棘果度日。在低洼的江边“火棘果红冬冬地映着江水。”他们把火棘果称作“资黎”。河边土壤肥沃，生长着多种可食用的植物，他们便在江边安营驻扎下来。

这里需要对竹米果进行考证。竹米果，望文生义是竹子结的果。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1930—1931年，在山东历城县两城镇（北纬27°25＇、东经119°25＇）发掘龙山文化遗址，在一个火坑中找到一块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节。”“据文献记载及近年的考古古生物（断代法、孢粉分析）等研究表明，2000多年前气候较今暖湿，湖泊众多，有利于竹类在北方生长。华北西部及毗邻地区的竹类分布广，生长良好 ^[19] ”。《三国志·魏志》载：“苏门山（河南辉县）一隐者‘有竹实数斛’”。竹果乃竹类果实。说明古歌所述的是可能的事。

对于惨遭饥荒被迫迁徙，无疑是受到自然气候影响，造成农作物严重减产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被迫行为。研究自然史的学者已经查明4000年前有过一次自然灾害集中爆发的异常期，在短短一二百年间持续严寒、特大地震、百年不遇的水灾、旱灾频频发生……为了寻找更加适宜生存的地方，先民们不得不踏上充满危险的迁徙之路 ^[20] 。吴文祥等认为：4200—4000年中国大范围降温，季风减弱，北部干旱，黄淮地区和长江流域雨涝增加，先民们的整体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中原以外地区文明相继衰落，在这种特定的地理限制环境下，中原地区人地矛盾空前激化，从而引起部落间为拓展生存空间进行广泛而持续的战争…… ^[21] 。苗部落的三位老人住在直米力力莫坝，“为了猎野兽/他们常迁徙/哪里野兽多/追逐到哪里/一年又一年/逐渐向东移/最后来到阿纳河畔/来到鲁地”。《格蚩爷老往东迁》里说，“他率领人往东迁/来到一个平坝里/这里土地真宽广/这里有草又有水/不见村落不见寨/唯有一位老者在种地/老者种毛稗/坝子没有名字/取名就叫稗子坝/格蚩爷老和众人/从此住在坝子里/他们种稗子/他们种小米”。古歌记述他们是为寻找生活资源，历尽艰辛磨难从高处往低洼处，由西部往东部迁徙的。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世道特别混乱，“时时有强人/突然来侵犯”。为了防止遭受到其他部落袭击，苗部落首领们高度警觉，来往都要用歌声作暗号，取得联系才前往。《根支耶劳与革缪耶劳的故事》中说，革缪耶劳要到根耶爷劳家，先用歌声唱，知道“根支耶劳在米咧山”，就不去他家了。第二次探问，回答“为采竹米果作军粮/他带士兵到山上”。反复探问，根支耶劳均在外面寻找生存的食物。后来联系上走到他家，发现他家“穷得无衣食/穷得屋里空荡荡”，经常在外寻找食物狩猎，会给异部落的偷袭以可乘之机，“趁着男人去狩猎/沙家来强抢/老少妻儿被拐走/粮食衣物被拿走/掳来牲畜和奴婢/抢来财物和粮食”。难熬之年，人祸接踵而来，沙部落一面行鸡鸣狗盗，一面虎视眈眈觊觎着苗部落居住的地方。美国人类学家卡内罗注意到考古学上的证据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一个事实，即秘鲁、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罗马、北欧等世界上所有史前文明地区几乎都一直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基于此，他认为一定规模的战争是古代文明社会（或国家）产生的动因，引起战争的原因是在限制环境中形成的人口压力。具体地说，在一种限制环境中，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短缺，从而引起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相对强大的部落在征服弱小部落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文明社会随之产生。虽然我们所说的苗部落和沙部落在中原一带发生的战争，目前考古发掘属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但情形很复杂，有专家认为是古蛮人文化。蛮人也，即苗人。再加之古史歌和很多生活表象说明，这一区域内存在的情况基本符合“限制理论”。即是人类生活资源受到自然气候的严重影响导致人们为争抢食物引起摩擦、仇视和对抗。这种对抗的持续升级，从而引起中原及其周边的部落利用自然灾害造成人们流动之机，不断伺机征服其他部落。

苗部落与沙部落的战争诱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分析时认为，直接原因是沙部落阴谋策划的，在邀请苗部落去做客时，将祭祖的猪心子粘在锅底而迁怒于苗部落，迫使苗部落的人当众杀子剖腹，引起对抗，爆发了战争。经过多次交锋，沙部落损兵折将后，改变了策略，精心策划，先派美女打进苗部落内部，侦察摸清战将兵员和战术，又以谈判的外交方式蒙蔽苗部落……

当时苗部落还没有姓氏，掌管姓氏的耶玖哩彪号召“各依地名来相称/定出八姓好婚配/定出八姓好开亲”，这里道出了苗族姓氏的起源。在先秦时期，姓是氏族组织的名称，苗族还没有氏的概念，推测氏的概念已经被氏族内的称呼替代，因而其真实的始祖已无法追溯，每个姓只能出自想象的祖先。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以父亲为主的血缘关系结成的基本经济单位和社会组织。构成严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凝集、整合力量共同对外。由于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社会中的几个相互通婚的氏族又联合组织成有地域、方言、宗教和习惯的部落。之后又由若干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经过大家的努力，“耶玖哩彪带领人们种庄稼/他们忙着做农活/庄稼熟得满坡黄/黄闪闪的像云霞”。在湖泊地区“红稗高粱熟得红彤彤/稻谷熟得黄爽爽/棉花开得白茫茫”，“巧手开出大片田/丘连丘来片连片/开出田地种稻谷/开出田地来种蚕”。“秋来谷粒金灿灿/各种杂粮满坝熟”，“到了九月十月里/粮食滚滚收进屋/装满根蚩支劳柜/装满根挪支劳仓”。这时的苗族先民已经摆脱了采食竹米果、火棘果和狩猎度日的生活窘境。物质资源的聚集，为苗部落形成强大的联盟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这种力量的持续、膨胀、扩张将对别的部落联盟构成极大的威胁。在相互对峙中，沙部落不敢明目张胆调兵遣将发动战争，而采用到处骚扰、抢劫和掳掠的方式，分散苗部落的精力。可是，种种伎俩却引起高度防备。“眼看外族来侵凌/革缪耶劳心焦碎/暗自发下大誓愿/定把敌人来打退”“率领部族兄弟辈/找来优质马桑树/造出黑漆弩弓显神威/严阵以待防敌来犯/敌若再敢来掳掠/迫头痛击手不软/保我部族得生存”。看到苗部落有恃无恐，拒敌于外，敢来必歼的阵势，沙部落向苗部落将领施美人计，派出美女乔装打扮进入苗部落。苗部落也不是等闲之辈，早就识破了这种阴谋。

为了不暴露将士的身份，革缪耶劳对将士作了交代，“将帅兵卒间彼此来相称/一律叫‘资爷’/不准喊姓名”。这样，来者搞不清谁是统兵将领，所施的美人计不奏效。根支耶劳年岁高去世时，苗部落严密封锁消息，等到沙部落知道消息后，如蚁附膻赶来，“抢走粮食和牲畜/掳掠妇女和财宝”。苗部落采用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黑漆神弩肩上挎闪光/宝剑别腰间/威武雄壮开向前/迎战沙昭觉地望在大河边”。这一仗，其战果是“沙昭觉地望/横尸一大片/沙胜觉地望/尸首堆成山/鬼哭狼嚎往回跑/缩头不敢再挑衅”。失算的仗需要用别的战法来弥补。沙昭觉地望“武打不赢/便来攻心战/派人来议和/派人来谈判/划定管辖区/互相不侵犯/凡事讲道理/从此永休战”。这一招使苗部落受了骗，苗族将领被诱杀，引起苗部落义愤填膺，誓死决战。

我们在综合分析后，发现西部方言区普遍流传着由一个猪心子引发争端和战争的故事。滇东此次方言苗族古歌唱道：“古老古时候/沙族和苗族杂居在一处/婚丧娶嫁事/互相来帮助/有次沙族要祭祖/逼兹耶爷老去帮厨”。因为沙族有规矩，要用猪心来祭祖，当开席时找不到猪心子，沙族老人发怒说“猪心子是兹耶爷老的小孩吃掉的”。双方争吵起来，兹耶爷老一怒之下杀了自己的小孩，剖开肚肠让沙家老人找，翻肠倒肚不见猪心子。原来，猪心子粘在锅底。川黔滇方言六寨苗族《战争与迁徙》说“尤娄氏族和沙陡氏族联姻/沙陡准备杀猪祭祖/来请尤娄去当掌堂人/想不到猪心粘在锅底/不曾料到猪心粘鼎罐底”。四川苗族古歌《杨娄古仑》说：“待羊日猪年临，柔耍柔吾祭祖期到/杨娄古仑去掌灶/杨娄叶责做跑堂人/猪心放在锅中炖/煮到半夜近三更/柔耍柔吾要祭神/寻找猪心不见样/柔耍把猪心烙锅底/责怪杨娄叶责偷吃了/柔吾把杨娄叶责给按倒/一刀划破杨娄叶责腹/取出心子祭神父。”猪心子引起仇恨，动起干戈，不同的人名称呼，相同的环节和手段，分明是苗部落与沙部落之间存在并长期无人解开的秘史。

关于祭祀，古时通过祭祀嫁祸于人的事史书有载。《诗经》出现的“子”字是指杀祭仪式中的被杀祭物，“子”字的初形是“十”，初义是指杀祭仪式中的祭牲及其归于神所的灵魂 ^[22] 。如《诗·大雅·皇矣》曰：“是类是祃，是致是附。”（直译：祭祀天神祈胜利，安抚残敌招他降。） ^[23] 《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关战争的一卦就是师卦。六十四卦中第七卦为师卦，师卦之前是象征诉讼的诉卦，讼卦之前是象征饮食之道的需卦。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饮食之需分配不公，就会引起诉讼；诉讼解决不了问题就引起战争，战争的起因关乎切身利益 ^[24] ，在考察这些有关资料后，我们对川黔滇方言苗族古歌所记述的反映远古发生的部落战争的起因就有了历史资料的佐证。历史上苗部落与沙部落间存在的这段让人痛心疾首的祭祀之事不是无中生有，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苗部落与沙部落之间的战争。远古战争是基于经济利益冲突之上的不同人群之间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持械搏斗 ^[25] 。这种战争最初是为了争夺居住地、生活资料来源等生存条件而进行的。下面，我们对这场战争作综合分析和概括。

战争需要兵员。先秦时期（公元前220年前），“人口总量还很少，到末期估计不超过3000万。这部分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黄河流域，但除了少数地方人口密集外，大多数地区人口密度还很低；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区人口更加稀疏 ^[26] 。仰韶文化时期，河南地区就发现了800余处遗址……遗址比裴李岗文化多许多，不仅居住着一个民族，还居住着1～2个胞族，如此算来，仰韶时期河南地区有2000—4000个氏族，这些氏族又组成若干个部落或部落联盟 ^[27] 。这表明当时黄河流域发生战争是有一定兵源的。宋镇豪对夏代的人口统计有这样的推测：《左传·衰公元年》记载了一则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夏代史影，谓夏的后相失国，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长“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按即姚姓二女），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预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此“有众一旅”，似指族落组织可出兵员数，如连老弱妇孺在内，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计，则少康在纶邑的人口总数，大概应有1500作物2500人 ^[28] 。苗部落和沙部落远古时的兵源可以从中得到参考。

战争需要兵器。古歌记述的兵器有弓、弩、戈、矛、刀、剑。这里主要讨论弓弩。“弓弩”是特殊木质材料加工制成的，具有一定的射程。在远古时期，弓箭是男子狩猎最常用的工具，自然在部落间的争斗中弓箭发挥远射的功能。它们是由狩猎工具转化为兵器的。弓箭的使用可能在中石器时代。弓箭始于三万年前 ^[29] 。山西朔县的峙峪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石箭头，据测定距今有二万八千多年。《古今事物考》记载：“古史考曰黄帝作弩；吴越春秋曰：‘弩生于弓，楚琴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用横弓著臂，施机设部，加之以力，即是弩也’”。龙鱼河图曰：“黄帝时，蚩尤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则弩之起远矣。”这段考释说明两点：黄帝和蚩尤都对弩的发明做出过贡献，弩是部落战争中的重要兵器；弩是由结构简单的弓发展来的，因弓之力不足而发明和制作了弩。此外，部落战争中还使用木兵器、石兵器和质地坚韧的骨、角等原始兵器。

战争需要战将。苗部落为古老有影响的部落，必然会产生许多守卫家园保护群体的将帅。古歌叙述的将帅都是率领苗部落同沙部落长期争斗的将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翻译的《民间文学资料》第十六集（简称贵州版）中《迁徙诗歌》叙及的将帅有格自爷老·爷觉此考、格炎爷老、格池爷老、格乌爷老、格挪爷老、嘎梭卯丙等6名。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西部苗族古歌》（简称云南版）列的将帅有根支耶劳、革缪耶劳、耶玖逼蒿、根爷耶劳、根蚩耶劳、嘎骚、彪根蚩支劳—根乌耶劳-根挪耶劳等10名将领。这些将领的苗语称呼是相同的，但译者书写的字不同。在苗族其他方言的古歌和其他民族古史歌中还没有战将排名，所述的战将很像蚩尤的兄弟。翻译者说革缪耶劳是首领中的王者，传说就是蚩尤。滇东北苗族古歌被视为古史，它同蚩尤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惨烈的部落战争。以一个猪心子诱发的部落战争，不断推波助澜，演变成一场毁族灭王、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的决战。苗部落用龙心辨地理方位，识别敌情，给对方沉重打击；又拿龙角舀江水，江水暴涨淹山谷。又把龙心丢在水中，顿时河水又倒流，淹得沙部落兵尸飘河面。沙部落又施美人计，苗部落将领将计就计，不断泄密假军情，反反复复痛击沙部落。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场面将战争推得一浪高过一浪。

格五爷老、格略爷老全面叙述了这场战争。他们住在罗浪周底，训练着军队，驻守在河边平坝；沙部落呼吼着从才色米弗地过来，要“决定谁在这地方居住”。格五爷老、格略爷老抢先守住雷占果（悬岩中的通道），力阻沙部落在岔河边。沙部落吹着牛角、龙角呼应，敲着鼓、吹着号筒震天动地。格五爷老、格略爷老分兵包围，杀得沙家鬼哭狼嚎，尸积如山，血染江河。沙部落撤回军队，谋划着攻占岔河口的策略。格五爷老、格略爷老率领军队在九转河布防。沙部落军队坐着木船、划着竹排，气势汹汹又来了。等到他们渡河时，所有的弓弩瞄准他们，杀伤杀死掉河者上千上万。沙部落强占罗浪周底的心不死，组织的兵马像蚂蚁一样，布满了河湾和周围的山。格五爷老、格略爷老一面抵抗，一面带领妇孺老幼撤到当里姆的老吉，在脑律灿明险要关口阻止敌人……

战争的结局。苗部落的神秘战法被破解。沙部落派出侦探佯装卖针线，哄骗妇女拿龙心给她看，返回之后制作了假龙心。又装着商贩来卖酒，苗部落为胜利打酒祝贺，高兴得喝得醉醺醺。到了猴月马月，沙部落派兵来侵犯，龙心被投到水中不起浪……沙部落施展美人计刺探革缪耶老。经过几场厮杀，沙部落伤亡惨重，革缪耶老不再提防，诚心将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侦探者……脑律灿明的阵地被攻破，沙部落人马像潮水一样涌来，在那里像生了根一样拔也拔不动……

在《跳花节的来历》里，古歌回顾了这场战争。“到了猴月鸡月里/沙家和苗家/打仗打得发了疯/你攻我杀无穷期/沙家从才色米弗地过来/苗家站在罗朗周底/在自己的平原腹地。”战争打了几周期（一周期为十三年）。苗族对这场战争记忆犹新，形成自己的节日“阿依耀”。苗族译作“两家疯”。另外，一个周期年成为苗族做大祭的时间。

战争的地点。格乌爷老、格略爷老住在罗浪周底的直米力当里木平原的老姑，格也仰老住在老乌，格蚩爷老住在甘当底益榜。这些地方均在一条名为“利列利洛”的大江边，苗语意为浑浊的河流，有的称作“浑水河”。黄河含沙量高，自古已然。战国时即称黄河中下游为“浊河”。公元初又有“阿水重浊”，号为“一石而六斗泥”的说法。这场战争发生在两条大河相汇地，是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具有战略位置的地方。根据古歌记述的方位和地点，以及查阅历史地理资料，我们作出这样一种猜测，以供参考。这场战争可能在山西运城以南发生。苗语称“罗浪周底”指大地的中心，即指洛阳、小浪底、白浪一带；“直米力”是一条山脉，推测是黄河北面的中条山脉；“当里木”为中条山临近黄河边的平地；“雷占果”苗语称为悬崖上的通道，“阿举善”苗语称为两条峡谷相汇之地，推测为黄河与渭河交汇口；“九转弯”为黄河大拐弯；“大夹湾”为黄河风陵渡至三门峡一带。

我们猜测的理由。关于“鹿”的地望，古籍记载解释聚讼不休。近人有学者考证在河南巩义市境内。所谓“涿鹿”实则是“浊鹿”，就是两条浊河边的陆地 ^[30] 。即河南巩义境内河洛交汇处。河南省有学者对蚩尤文化作了研究后披露，传说黄帝与蚩尤激战是在邵原马坡，山西的“蚩尤村”与邵州相毗邻。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黄帝的贤臣风后及时起来，献上其制作的指南车战胜蚩尤，而风后在这场战争中被杀埋葬在风陵渡，后来建有风后陵。

甲骨卜辞云：“庚辰卜，在苗贞；王步于郫，亡灾”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说：“郫在今河南济源西60公里，苗在济源西75公里 ^[31] 。”在河南大地，我们还可查到与“苗”字有关的地名，如“苗店”、“苗村”、“苗寨”。这些均为古地名 ^[32] 。因此，远古发生的部落战争可能就在中原黄河大转弯以东地区。古歌叙及这一带有一棵树形飘逸的大树，是古时苗部落献鸡祭树的地方。还有一棵树叶葱翠欲滴的大树，是苗部落献猪祭树的地方。那时，苗部落已经开始迈向阶级的门槛，社会出现了军事主官掌管军事、行政事务，祭师负责祭祀，求得风调雨顺，谷物丰登。社会进入了军事民主制，发生了部落与部落的战争。

四、古歌反映苗族迁徙历程和落脚点

经过残酷的斗争，沙部落成为中原的霸主。苗部落分崩离析，社会出现了严重倒退，但仍坚强地延续了下来。《国语》并叙了虞、夏、姬、姜、黎、苗等族，并有“黎苗之王”一说。可见曾在中原一带与沙部落发生战争的苗部落并未被斩完杀尽，从战前的种种迹象以及他们间的恩怨还不至于如此，这也是当时的战争很难做到的。因此，一旦战后可以以胜利者的姿势对待这些战俘，由此在“夏、商、周、姜、赢、苗等在史籍中确实可寻的各族祖先毕出”本族古史传说 ^[33] 。《中原古国历史与文化》载：“黎，商周古国。”《史记·楚世家》记伍举的话说：“纣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集解》引服虔曰：“黎，东夷国名也，子姓。”《路史·国名纪四》也说：“黎，子姓国，侯爵，一作黎、郯，周文王所勘者。”关于黎国的地域，《说文》云：“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苗，商周古国。甲骨卜辞云：“庚辰卜，在苗贞；王步于郫，亡灾（《前》2、8、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说，郫在今河南济源西60公里，苗在济源西7.5公里。商代苗国于周初灭亡，苗之国都成为周的苗邑。由此推测，苗部落在与沙部落的战争中失败后，也还有实力建立黎国、苗国，直到周王朝才被吞并。致此，留在中原的苗族“变成了人家的奴隶/做了人家的牛马”，已经逐渐被同化。

有一部分苗民战后迁徙了。关于迁徙，既是时间的分割，同时也是血缘和地域的分割。在历史长河中，迁徙是经常而普遍的。如何对待和研究迁徙，“我们并不否认迁徙，但是我们不承认把迁徙当作世界历史中的主要作用。我们认为在研究文化的时候，应该把文化的一切创造因素都估计进去，并不是单纯研究迁徙就够了 ^[34] ”。这就为我们研究苗族迁徙提出了原则和方法。在我国各民族中，有的迁徙是为寻找地形、气候、环境优越之地；也有的是在其他势力的掠夺抢劫和武力打击下，被迫离开原有故土。这是一种违背意愿、非正常的漫无目的行动。苗部落迁徙属于第二类。古歌叙述苗族的首领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撵走，整个群体失去了主心骨。看见尸体堆成山，家园被侵占，大家心里很悲怆。逃过沙部落魔爪的老人来商量：“频繁的战事失去了首领，失去了家园，牺牲了很多年富力强的人，我们已无立足之地。”“打仗挡不住风雨/当兵遮不住太阳”。仗是不能再打了，要走另外一条路。“我们不如搬到天边网/我们不如搬到地边网”（苗族古人认为天地相连如渔网，天边网、地边网，指最遥远的地方）。一个走为上策，保住了部落就是希望的共识已形成。

苗部落迁徙选择“在猴月和鸡月/五月初五属鸡天/苗家带着儿孙走。男女老少离家园/好像翻毛的母鸡带着小鸡/避过老鹰走天边”。这一天，正好是五月初五“阿伊耀”那天。为了慎重，苗部落传话给沙部落，“现在我们要祭祖先/祭祀活动一结束/再摆阵势来决战”。就是说，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几个周期年，在双方损兵折将处于决战的前夕，苗部落假借祭祖先为幌子，采用悬羊击鼓的策略迷惑了沙部落。鼓声不停地响，苗部落急令老弱妇孺早出发，先期前往高山上；年轻人殿后随着聚集在山顶。沙部落派兵来看，苗部落已经走得无影无踪。逃离虎口的苗部落结队离开故土，翻山越岭每天要走一个陌生地方。大家汇集在一座山顶，吹着芦笙跳着舞唱着歌，不断回望故乡，“老年人杀猪宰鸡忙叫魂/叫唤惊魂快回来”。在苗族先民看来，经过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之后，死伤惨重，丧魂落魄，元气大伤，需要用这种仪式唤回死难者之魂魄，重整旗鼓，走上新生。

《怀念失去的地方》倾吐了那种悲欢离合，依依不舍的故乡情。苗部落对故乡的情谊太深沉，他们对其田土、江河印象深刻。为了留下记忆，他们“可惜那方圆的中心地/根据那中心模样地画成图形/精心制成围裙的花纹/姑娘妇女们穿的裙围花展展/就是那乐朗周底/那镶着红布的配图/就是那斗那一莫江”。这是对曾居住的故乡乐朗周底和斗那一莫江的回顾。他们“织出了人们穿的衣裳/上面有失去地方的图影/在那花花的衣服上/织出一块一块花纹/姑娘、妇女穿的衣服/就有那乐朗周底的图形”。需要指出的是，苗族的花衣裳是用麻线和红黑毛线精心制成的。苗族称花衣裳作“来戳鲁”，其意为换穿的衣裳，这种衣服男女都穿，有人解释是古时的战袍。当时，苗族已能将麻类纤纹纺成纱织成布，加上刺绣技能的积累，在理性和感性中将觉得珍惜的物件织绣在衣服上，这种别具匠心的古老手工技能体现了对故乡的深厚感情。这样的目的是让“子孙个个都留念/让子孙后代人人铭记在心间”。通过苗族的服饰符号，我们从中能捕捉到苗族已有刻画符号的秘密。联系到狩猎后刻木记数又记事很有这方面的可能。我们说苗族古歌反映的是一部历史，其理由是无数代歌手娓娓传唱，无数代心地善良的妇女将故乡的事物织绣在服饰上。史画的结合，帮助人们记住充满坎坷的历史。

《离开北方》的迁徙歌告诉我们：“远古的时候/花苗白苗都住在北方平原/那里有一座江普城。沙昭觉地望住在河对岸/卡蒙（苗族）住在河这边。为了守住这块地方/我们足足打了七年战/敌人扎些草人站在河边上/哄骗苗家把弩箭全射光/我们调来人马千千万/保卫自己的田地和庄稼/战打不赢只好去逃难。”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在所有的古歌中，对苗部落从未分成花苗和白苗。他们在中原地区早就形成相对的地域、方言和风俗习惯，但是彼此间联系是密切的，或者他们是一个部落联盟，都视蚩尤为前贤祭祀，蚩尤成为人们心目中崇敬的偶像。他们曾居住的“江普城”我们难以查考，但大体地域应该还是在利列利洛的直半力一带。沙昭觉地望来打江普城，“能跑的就赶快跑/能带的东西就带上/装足粮食，把种子带上/走出家门，急急忙忙”。沙昭觉地望追来了，“我们赶紧倒着鞋子穿/敌人望见脚印就追了回去。”，为往前迁徙赢得了时间。终于来到了北河、遨河（黄河）。宽广的河面挡住了他们。为了渡过遨河，他们解下包头巾、解下围腰带，结成长绳，让水性好的渡过河将绳拴牢，拉着长绳渡江。有的把装粮食的皮口袋吹足气，骑着皮筏渡河。这种渡河方式很奇特，它提醒我们，苗部落可能是在黄河上游渡河。因为使用皮筏一般均在其上游，直到现在，皮筏还是这一带渡河的器具之一。同时，苗族还是加工皮口袋的高手，苗语称皮口袋为“来垒”，即从牲畜身上剐下来的完整的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有用皮口袋装粮食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苗族是农耕和养殖兼顾的民族。一部分人依靠简单的器具渡了河，有的渡河时被河水淹没了，有的则留在河的北面。过江的人群一路走来，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了，就寻找野菜野果充饥……

苗部落渡过遨河后，进入新的环境无所适从，有的顺河走，不知道落脚在哪里。有的走到一条大山沟进行修整之后又走到一座高山。这座山又高又冷雪茫茫，什么庄稼也不长。这是古歌记述的罕见恶劣环境。看来这一带地形很高，雪不是季节性的雪，很可能此地一年四季冰雪覆盖。这样的地方怎么过日子呀？他们不得不离开，来到邵莫底，同样不适宜居住又迁徙到一个大河湾。从大河湾到大平地到苦良乔者再到召克茨，持续地迁移，看不到人为的迫使，完全是严酷的环境使然。这几个地点是描述性地名，召克茨是指沼泽地。到了这里，古歌叙说花苗白苗分开了。这就说，群体移动很困难，还不如小群体灵活，也容易找到食物养活人群，因此，我们推测可能是恶劣的环境、难行的沼泽地和食物的缺乏，迫使他们从策略上划多为小，有利于解决途中困难，达到保全整体的目的。所以，经过的那片沼泽地在什么地方？苗部落在中原战争失败后，南下迁徙线路应是沿河南南阳淅川而下。它是古代通往陕西的交通要道，并使南阳盘地成为西通武关，郧关，南受汉、江、淮的交通枢纽 ^[35] ，尧战三苗的战场就在南阳一带。对此，古歌未能详细叙及。正因为在南阳、丹阳、淅川发生了战争，故史籍有“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

古歌叙及苗族离开南阳一带之后，曾经喂养牦牛和绵羊。牦牛和绵羊似乎不是河南南阳和湖北西北部应有的牲畜，因此，苗族被迫迁到三危无疑。关于“三危”的地望，有的专家认为在河西走廊之积石山一带，有的则认为在陕甘川交界一带的岷江上游。从高山雪茫茫，不出产粮，像鸡屎一样的沼泽地和牦牛、绵羊分析，苗族迁到陕甘川交界一带似乎不可怀疑。这里需对绵羊、牦牛做分析。苗族古歌说：“格朱者力捣养绵羊/格朱者力捣养牦牛/胸脯上毛又粗又旺的牛/头上毛又粗又旺的牛。”专家研究指出羊是最容易捕获和最容易驯养成功的动物，中原文献并未见有驯养野羊的记载和传说。西藏虽亦没有驯养野羊的记载，但青藏高原的毛用羊种是双角卷曲的盘羊，与内地的伸角羊和无角羊不同。这就说明，居住在这一带的羌族最早驯养野羊成功甚早，牦牛也是羌族最早驯养成功的。野牛力大凶猛，群行好斗，甚难捕获，也难驯养，这是一大奇迹 ^[36] 。史书载，尧时曾迁三苗于三危，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可能“分北三苗”之后就迁到陕甘川一带。苗族到了这一带曾与羌人居住，从事养殖业。苗族一些生活习俗、穿着与从事养殖业有密切关系。如苗族的花衣裳必须用纺织的毛线掺和麻线织成，腿上的毡袜、披毡都是寒冷地方的装束。苗族称凉山一带为“崩崩地”，称这一带居住的彝族为“崩崩”，和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苗族古歌记述“他们来到俄着底/遇到凶恶的土司/我们都当了他家奴隶/天天搬石头造牌坊/天天运木头架着老牛”。粗野菜难下咽，才迁到阿格底。目前，“俄着底”我们还未查考清楚。《格朱者力捣借劳诺士格子志》叙述他们搬家时经过花椒坝和苦剌坝。在此生活了较长时间，修建了安一使勒的格简城。在这里产生了苗族迁徙途中最重要的首领——爷觉力唐。他多次召集百姓来商量，计划建造城池，挑选百姓去开田，并且挖沟放水灌溉田地，在那里安居乐业。但是，“建造起楼房和城池/别的民族看见心里疼，他们派来兵黑压压一大片/从东边从西边四面八方打过来/他们派兵来攻打苗族百姓/他们要抢夺饶格杰的庄稼粮食/爷觉力唐带着百姓来抵抗”。这场战争同以前不同的是其抢劫、掠夺者是别的民族，其所指可能就是所居住周边的少数民族。从进入彝区后似乎相处很好，后来苗族依靠自己的勤劳。建起家园和发展农业、养殖业，被抢劫和掠夺后，他们到了安一使勒生活，之后又搬迁到卯嘎直坪，来到仡佬族地界。苗族迁入贵州的时代，大约在秦汉以前。由四川先到贵州的东北（应是西北），渐至东南。黔苗有时亦称为土著，然仡佬族与苗人同处一地，则苗人为客，仡佬为主。尽管这段历史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根据地方志和古歌，苗族迁入阿哲地，已得到苗族同胞的赞成。需要提出讨论的是，长期以来，受苗族迁徙东来说的影响，将这段历史解释说是进入贵阳，对阿哲家周边有开花地，又解释作为花溪 ^[37] 。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早就有专家提出西部方言的迁徙路线。迁往三危的苗族，他们只好舍东南而转向西南。这是唐宋时，苗人向南移居的一个原因。唯这一支系的人数并不很多，移居后对西南边区所发生的影响也不很大。经尧舜禹的几次大规模南征，三苗四处逃散，一部分西迁“窜三苗于三危”，《山海经》和《神异经》中所记述的苗民就是西迁的一支 ^[38] 。苗族“一部分被驱逐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后又离开‘三危’向东南迁徙，经过很长时间逐步进入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地，形成后来西部方言的苗族 ^[39] ”。这些都说明，经过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以及尧舜禹对三苗发动的战争，苗族的势力被分散了，东支从河南迁到江汉流域，又从洞庭、彭蠡迁到江西；中支则沿湘资沅澧而上，西支则由汉水西迁入四川 ^[40] ，苗族古歌叙述他们迁到阿哲家住在“花盛开的地方”。译者解释：“据说在水西城东二里处。”这一带的杜鹃树很多，开得花很艳丽，故得名为开花的地方。迁入“阿哲家”的苗族，从地方志和民间资料分析，其中有大部分成了奴隶，服繁重夫役，另有一部分属于依附奴隶主的属民，每年向奴隶主交纳一定的贡品，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可以自由迁徙。北方战事紧，阿哲家要到乌撒、乌蒙买马，有苗族属民随从服侍，由于道路还未打通来回需要半年时间。约在南宋时，骚诺家到比诺家说亲，在谈婚的反复过程中还得苗族女老人卯波比肯的指点。因此，苗族可能有的已经在南宋前就迁到威宁一带。后来骚诺和比诺开亲后，又有不少苗族青年陪嫁到威宁。这一次是因比诺家夫役繁重，在居姑娘要上路时，比诺头领叫苗族头人卢笙、卢巴制作木勺。杓被居姑娘有意藏起来，在比诺家办酒席时制作的木勺不够，居姑娘的哥大发脾气，借此机会，居姑娘嘱咐苗族跟她到骚诺。

苗族到乌撒后，每逢十三年大祭之时，要由头人到居住在阿哲一带的苗族借鼓。从乌撒到借鼓之地要走几天的路程。由于两处苗族分开的时间长了，卯嘎直的苗族只借小鼓给威宁的苗族。鼓是不能随便敲的，半路上借鼓的人敲起来，传到卯嘎直家，后来，来借鼓的苗族退回小鼓，借回大鼓。每逢大祭，都要去借鼓，路途实在不便利，后来两处苗族的关系就疏远了。迁到乌撒的苗族就自行制作鼓。这样，两支原来是一个鼓头的苗族，彼此不再来往。苗族到乌撒居住在最高峰蒿地河山洼里，以后才搬到海拔较低的辅处一带。爷觉力唐认为这是个安全之地，决定在这里休养生息。他带着大家烧荒种地，播下苏麻子、稗子和小米，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年，子孙繁衍有了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苗族学者杨汉先到兴隆调研，苗族老人告诉他苗族迁到辅处已有三十二代。这是苗族迁徙的重要的落脚点。

五、苗族迁徙的历史分析及其判断

苗族古歌记述着一段隐没的秘史。《怀念失去的地方》叙及沙昭觉地望侵占了嘎当地依旁的老乌老力，抓走了格炎爷老、格池爷老、嘎梭卯丙。拘留了一冬，三位老人被拉出牢房杀了。“三位老人淌出的鲜血啊/洒满了庭院/只恨格炎望自老啊/在鲜血上盖上松杉叶/从初一盖到十五/等到了十六/格炎望自老才去打扫/把盖鲜血的树叶抛向野外/沙昭觉地望过了佳节/把盖血的松杉叶抛了出去”。这就是说，沙昭觉地望、格炎望自老捉到了苗部落的三位老人后，在大年三十晚上残害了他们，意即代牲祭祖。因其鲜血淌满沙家的屋里，只有用松杉叶盖住，直到元宵节才揭开清扫。由此看来大年对于苗族则是悲惨的忌日。为了避开这个忌日，过去苗族有自己的春节日，即每年兔月三十日。苗语称为“阿卯简”，做一顿能让苗家记忆的年饭吃。这是隐没着的秘史，每当歌手唱到这里就会哭不欲生。类似这样的事史书有记载，现将专家的论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史记·楚世家》载：“共工氏作战，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第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史记·楚世家·索隐》云：“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为木正，黎为火正。案《左氏传》少昊氏之子曰重，颛顼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为一人，仍是颛顼之子孙者，刘氏云‘少昊氏之后曰重，颛顼氏之子曰重黎，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非关心少昊之重。’愚谓此解为当。此重黎为火正，彼少昊氏之后重自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帝喾之“重黎”，实指“火正黎”之黎，因对共工族团“诛之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查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述为颛顼高阳之后裔，皇考伯庸，当系指屈氏[楚人]先祖伯庸[祝融]，而其诞生之日正值太岁在寅，于庚寅日诞生——实则隐括“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之历史大事件，帝喾妄杀重黎，乃千古奇冤，造成黎族大迁徙，庚寅日成为黎族大忌日，屈原自称生于这个民族大忌日，当系指其继承祖业、光大黎之文化之志。此当系屈原及楚人一大历史秘密）。重黎被杀，迫使黎族大批南迁，并将“火正”、“祝融”——尤其祝融名号均带到南方去。“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君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时又窜之。 ^[41] ”

上文提到的蚩尤，实际是指以蚩尤为祖神的苗民。从《尚书·吕刑》看，文中说：“蚩尤唯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蚩尤当是祸首，也是绝地天通事件发生的诱因。东汉马融注释此文时说：“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按照战国末期士人排定的古史系统，少昊为黄帝之子，颛顼乃黄帝之孙。蚩尤既在少昊之末，则诛蚩尤、绝地天通者为颛顼无疑。但郑玄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黄帝诛蚩尤之说，既为黄帝所诛，如何又为颛顼所诛？于是，他在注《吕刑》时就用猜测加想象的办法，“制造”了一个新说法：颛顼所诛的九黎之召是蚩尤后代，他学蚩尤所为。乃当少昊之末，就是说，当年黄帝所杀者为蚩尤，而颛顼所诛乃是蚩尤的后代。这样，一个蚩尤被“分解”成两个。所谓蚩尤，实际是指以蚩尤为祖神的苗民。从《吕刑》看，“蚩尤唯始作乱”，“苗民弗用灵”，其实，蚩尤、苗民也是二而一的关系。说蚩尤也指苗民，因此，所谓“绝地天通”乃是指有虞氏与苗民之间的一场公案。这场公案的指使者已经知道，执行者则是重和黎。按《吕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就是说：让重驱赶苗民南下、西上，让黎守护其不许北上、东下，如天地之不相通也。这就是绝地天通的真相！ ^[42]

以上所摘的论述其揭示的问题，历史复杂，背景深邃。专家们在潜心研读原文，循着各注家解释的基础上，不拘泥于旧说，大胆探索，以严谨的学术精神诠释了这一段历史谜团。让人研读后，豁然开朗。他同苗族古歌究竟有没有联系，或有多大联系？我们在研读古歌时觉得不是无中生有硬性挂上钩，这里面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苗族离开中原地区，里面确实隐没着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将运用历史和考古资料对苗族迁徙进行历史分析和判断。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把时间坐标确定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个时期中原的主要居民当是古苗蛮部族。这里说的古苗蛮应包括传说中的九黎和三苗 ^[43] 。从考古资料看，在距今4600年——7200年左右的漫长岁月中，涉及中原地区的古文化有分布于渭水流域、晋西南、豫西的老官台——仰韶文化；有分布于豫北到豫南淮河以北地区、洛阳以东、开封以西的裴李岗文化；有分布于冀中、豫北地区的磁山文化；有分布于鲁、苏皖北部、豫东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原的裴李岗文化与长江中游文化有着共同的氏族渊源。田昌五先生指出：“江汉地区的土著文化是三苗部落的遗存。”屈家岭文化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还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发生一定关系，尤其是在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南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和复杂 ^[44] 。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中原的仰韶文化、裴李岗文化与龙山文化都与屈家岭文化有关。形成彼此相连密不可分。但是，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属古羌人的文化遗存，它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渊源不同。中原文化即苗蛮部族文化，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应当是苗蛮部族。九黎——三苗的问题。由《尚书·吕刑》看出，显然蚩尤是他们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因而被奉为神的。其族在涿鹿被黄帝打败后，才逐步向南方迁徙 ^[45] 。有趣的是，在这朦胧而混沌的历史迷雾中，西部苗族数千年来一直尊崇着始祖蚩尤。滇东北苗族古歌的首领格蚩爷志被苗族视为蚩尤。川南的苗族传说，古代苗族的首领是蚩尤。文山州的苗族“踩花山”最初是为祭祀祖先蚩尤。这一方言的苗族过去都居住在黄河中游。这虽是传说，但它已融入苗族的血液和基因中，似乎比起那种随意删减和歪曲的大一统史观更为清晰。

古代的苗蛮部族分布在中原地区，大抵包括今河南全境，地近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因此，前辈史学家或说九黎部族“最早进入中原地区”，或说三苗居住于晋、豫、冀交界处，这些说法是可信的。孙作云先生《蚩尤考》说：“蚩尤故墟在河南鲁山蚩水一带。”先秦文献多处记载“黄帝伐蚩尤”的故事，而现藏辽宁博物馆的春秋战国之交的鱼鼎匕铭文也有“参蚩尤命”的记录，与马王堆帛书《十六经》“黄帝于是出其将钺……以遇蚩尤，因而擒之”相一致。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里涉及的古人物则有黄帝、炎帝、蚩尤、共工等。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有《容成氏》一篇，内记从容成氏到帝尧共21个古帝王名。说明五帝时代作为夏商周之前的一段历史，是可以肯定的 ^[46] 。当时的情况是人类社会由氏族解体走向国家建立的过渡时期。正如恩格斯说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稍微缓和一些。”黄帝伐蚩尤的战争就在中原一带打响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同□□上天来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之涿鹿之阿，九隅无遗。”（《逸周书·尝麦》）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弩以暴天下，并诸侯，无度……炎帝避居涿鹿。轩辕乃征帅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竹书统笺》笺引《通鉴》注）

根据这些记载，史家们认为涿鹿之战是蚩尤为报复黄帝打败炎帝之仇发动的挑衅战争，有的则认为是黄帝帮助炎帝打败了蚩尤的战争，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经过这场战争，蚩尤败北了，古苗蛮人大部分离开了中原。这同苗族古歌是吻合的。

涿鹿之战后，“轩辕逐蚩尤，迁其民于邹、屠之地”。邹地为今山东邹县屠地可能在今山东乐平市附近，因为那里有蚩尤墓，应该是蚩尤后人所立。留在黄河流域的部分融入华夏集团。然而大部分的蚩尤后裔都向南迁徙，他们越过黄河、长河进入荆、湘，直到黔滇川一带 ^[47] ……此后不久，长江中游的这个文化系统忽然发生了极大的动荡，从下王岗晚二期起，就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说明此时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通过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抵长江之岸。 ^[48] 从黄河中游南下的苗蛮聚集在南阳、淅川以南，在洞庭、鄱阳之间，北抵伏牛山麓，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 ^[49] 。日益得到恢复壮大的苗蛮族在这一带又遭遇到二场战争。“三苗这一居地显是涿鹿之战失败后，苗族最初南迁所居之地，和尧舜的抗争当也在此地区进行”。“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汉学堂丛书》辑《六韬》）。“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吕氏春秋·召类》舜）……窜三苗于三危。”“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吕氏春秋·上德》）“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墨子间诂》《随巢子佚文》这些史料不一而足，道出了西部苗族再度迁徙的史实。“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舜）窜三苗于三危”。这样看来，西部（含滇东北）苗族与尧舜在南阳、淅川、丹江一带发生了激烈战争，他们已无法随着汉水流域直下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了。在古歌中，这一段战争记述得较为简略，说苗族到一条河边，有一支顺河走了，不知道他们后来走到什么地方；而另一支则逆河而上。其印象很深。经过与黄帝之战后，再经历的战争，苗族不愿在内心中体现，只记下为了保全族群而迁徙的经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滇东北苗族从此被驱逐到了三危。三苗也就从这一带分开了。我们从苗语东、中、西三大方言分析。50年代，专家们用2049个词进行比较，东部方言与滇东北次方言相同相似的词有334个，占16.30%，同源的词有156个，占7.61%，不同源的词有1559个，占76.09%。用2049个词与中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比较，中部方言相同相似的词有450个，占21.90%，同源的词有167个，占8.15%；滇东北次方言同源的词有201个，占9.81%，不同源的词有一个1432个，占69.89%。用同样的词与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比较，相同相似的占45.10%；不同源的词有924个，占45.10% ^[50] 。这可以看出三大方言苗族的分离的大体信息，对廓清西部方言苗族是从东部、中部迁徙来的具有一定的价值。

“窜三苗于三危”“迁三苗于三危”。用词的分量程度不同，但它是苗族历史发展中面对新的严酷环境考验的一件大事。然而，这件苗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事长期困扰着我们。有的专家根据史籍记载，认为这支苗族已同古羌人融合了。其实，情况并非这样，同化是政治概念，是有条件的。几个民族或者许多个民族的不同部分，由于社会变迁而聚拢于一个共同地区交错杂居，在长期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新型的民族，这种历史现象叫作民族融合。三苗作为古苗蛮的一支，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艰难地适应环境，生存下来，而且使自身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得到较好保存。关于“三危”有的专家认为是在甘肃敦煌一带，有的则认为那里遥远，苗族不会被放逐到那些地方。这成为西迁苗族长期难解之课题。《书今古文疏证尧典疏》曰：“三危在岷山西南。”郑康成的这个解释完全正确。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他们分布在岐山之南、嘉陵江上游…… ^[51] 可能后来湘、川、黔、滇、桂等地的苗族（应指川黔滇交界）……即由这一部分被迁到岷山西南的苗人，辗转繁衍所形成 ^[52] 。结合苗族古歌“高山雪茫茫”及往南迁的方向，“三危”是大体的方位，而不是敦煌具体的地理位置。《银雀山汉简》：“（舜）三苗，方（放）之危。”但称曰危，而不称三危。疑古时危方版图甚大，危方之外，又有上危、下危，合称三危，见于卜辞之下危、上危，即其二也 ^[53] 。俞伟超先生解释说：“把三危的古地定在四川境内岷山附近的解释，纠正了汉以来古之‘三危’在陇西或敦煌两地之说，书中把甲骨文中董作宾旧释的‘下旨’，以释为‘下危’；并据甲骨卜辞中多休有关‘下危’及‘危方’的材料，推定‘危方’近于岷山，而‘危方’因有上、中、下之分，故又称‘三危’，现在，既然能把古之‘三危’定在岷山一带，疑团就豁然解开了 ^[54] 。”

用考古资料、文献资料及苗族古歌对照，滇东北苗族确实曾迁到岷山一带。有专家分析，他们是先后受到羌人、汉族逼迫后南迁的。但从古歌看，虽然有这方面的现象，但实际上可能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时的情况是川西和蜀国的居民十分复杂。蜀国境内的民族，《华阳国志》载有“滇、僚、濮等。”他们分别属于濮越系和藏缅语族之先民。其支系之复杂，史家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在古歌中，记述苗族到了仡佬地和崩崩地。在这一带地方，苗族首领爷觉力唐同大家反复商议，整理田土，修水渠，建城池，度过一段安定的生活。俞伟超先生又指出：“有一部分三苗部众曾被迫迁入陇蜀之间，也就是进入四川境内。”这样，三星堆古城北部西泉坎遗址中出现的灰白陶和镂空圈足豆，自然可理解为正是“窜三苗于三危”时（苗族）带到那一带的新因素。根据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的时代和鄂西早蜀文化类型的时代，可以判定，尧舜之际“窜三苗于三危”，西迁的三苗中的一支，即早蜀文化的主体族向西进入川西，与当地土著族（仆人）发生融合，形成早期蜀人 ^[55] 。同时，根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与西迁的苗族也有关系，搞清楚西部苗族这一西迁南下的路径，苗族由川西进入盆地，又往川南迁徙由扯勒家进入黔西北住在阿哲家的领地的历史就很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