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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石门文化现象，探究毕节双语教育
所属图书：《毕节民族研究（四）》 出版日期：2017-12-01文章字数：5433字

透视石门文化现象，探究毕节双语教育

石门坎，位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西北部，地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东南距威宁县城142公里，东北距云南彝良县60余公里，西北距昭通30多公里。海拔最高2627米，最低1218米，平均海拔2400米。这里四周皆是崇山峻岭，地势非常险要，当地民谣曰：“抬头见天是白天，弯腰望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眼前要半天。”这里虽然是一个偏远的、落后的、交通闭塞的苗族山寨，可在20纪初，这里却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1] ，就连英国教会报上也称之为“海外天国”、“显然是一个最堪注目的所在” [2] ，许多外国邮件和汇款直接寄“中国石门坎”，就能准确到达。

一、昨天的石门坎——“苗族文化复兴圣地”、中国双语教学的先驱

石门坎的苗族，属滇东北次方言，俗称大花苗，约在宋、元时期迁到威宁。据有关史料记载，这支苗民迁到贵州后，先从比诺（今大方、黔西境内）搬至骚诺（今天威宁境内）。其迁徙路线大致为盐仓——新龙厂——卡保河谷（今马踏乡）——石门坎，到这里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们的祖祖辈辈就在这穷山恶水的环境中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基本为当地彝族土目（地主）的佃户或农奴，深受彝族土目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鱼肉和压榨。“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读过书，二十多岁的人还不能数上百位的数” [3] 。正如苗族同胞在他们自己立在石门坎学校的《溯源碑》中写道：“我们好像未开化的人一样，没有土地，……别人看不起，尽笑话我们……”到了20世纪初，由于受西方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文化侵略”，英籍传教士柏格里到这里传教和办学，使石门坎苗族人民“因祸得福”，创造了苗族历史上“千古绝唱”的奇迹。

柏格里（1864——1915），原名撒母尔·波拉德（SamuelPollard），英国苏格兰人，循道公会成员，清光绪十三年被英国差遣会派往中国传播基督教，经上海、安庆到云南昭通境内传教。1904年7月，贵州威宁羊街地区的四位苗族同胞因得安顺地区“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的指点，到昭通找柏格里。柏格里见其行束鄙陋，打扮怪异，问其来历，得知为他们人诚恳厚道，且文化落后，知识浅薄，即决定到威宁苗区传教布道。此时，柏格里也收到党居仁书信，望他能去威宁。柏格里于是在1904年底赴威宁了解情况，1905年初，以利诱和洋人的权势，不仅得到威宁当地官府的支持，而且骗得当地彝族土目安荣之在煤水较为方便的狮子洞的一块地盘，约八十余亩，兴建教堂、学校。 [4] （在这里，我们屏蔽其“文化侵略”的一面，研究其教育特别是双语教育的闪光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当今的教育也应是相得益彰！

为了使苗族容易接受文化教育，克服学习文化的困难，柏格理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汉族、苗族老师的配合下，为苗族创造了文字（今称老苗文）。沃尔特·柏格理后来在收集整理其父撤母尔·柏格理在苗族地区传教办学的日记中，在描写其文传教办学之初时写道：“在苗民咖畎事传教办学之初，柏格理便发现他们没有书面语言，虽然他们使用苗语，但无人想到会有这种语言的书写形式。柏格理便开始了发明一种供当地苗民使用的简单字体的工作。此事困难重重，那时苗民的理解能力很低，任何复杂的事物皆远在他们接受能力之外。”（引自1989年11月贵州省民研所参考资料第二十八期《柏格理在中国》）。

当时，柏格里基督教会发展教育的措施有很多条，其中有两条是：

第一，把学校办在苗族人口集中的村寨。同样在彝族人口集中的村寨就办以彝族为主体的学校。石门坎办以苗族为主体的学校，四方井、大街、狗街、四十五户办以彝族学生为主体的学校，但都不排斥其他民族子女入学。这种办学体系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来政府慢慢把这些学校迁移或合并到乡或区中心学校，造成苗族学校数少质低状况和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苗族教育大滑坡。

第二，学校实行汉语、苗语双语教学。从石门坎光华小学到石门坎初级中学以及设在威宁境内和县外的苗族学校都实行双语教学。柏格理办学的宗旨是苗族学校老师应由苗族担任，彝族学校老师由彝族担任。石门坎光华小学从1905年至1913年都聘请汉族老师任教，双语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在当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二期发表文章说：“1905年石门坎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民族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双语教学的学校。”这种双语教学50年代后期也停止了。

经过柏格里等人的努力，石门苗族文化呈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关于石门坎教育的成就，文献这样记载：“1.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2.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3.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4.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5.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6.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7.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据有心人测算，从石门坎小学毕业出去的学生中，有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四位硕士和博士生。其中，有省级干部10人，地厅级干部20人，县处级干部200人。”（《毕节党史通讯》1955年第4期）

二、毕节市双语教育的现状分析

毕节市七县一区的71个民族乡中，双语情况出现“两极”分化，即部分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只懂一点或不懂民族语言，就连世居的少数民族的语言也面临消亡，如大方县响水白族彝族仡佬族乡语言保存稍好的彝族现在30岁以下的人当中，会讲彝语的人不到10%，会写彝文的还达不到5%；该乡拉鲁村的仡佬族是全市仡佬族最集中、人口最多的自然村，可仡佬语也基本接近消亡。一些语言保存较好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汉语交际能力差，没有较好的双语教师对之进行辅导，如，大方县竹元彝族苗族乡的尖山苗寨，中心校的领导到该村的小学检查工作时，喊了半天集合没有学生反应，随同的一位历史老师（苗族）用苗语喊了一声集合，学生们马上就到操场上集中了。这些现象，使双语教学等工作中双语的不协调暴露无遗。

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1957年，毕节地区就开设了两个民族语文（苗语）师资培训班（一班为小学教师，一班为基础师资），共有学员90人。同年11月，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在毕节地区开办民族语文学校，招收第一期苗文扫盲师资班学员63人，于1958年4月底结业。同年7月，毕节民族学校又举办第二期苗文师资培训班，学员160余人，1958年12月结业。1980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研讨会之后，民族政策得到重申与恢复，民族语文师资培训工作又重新起步。1982年初，威宁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两期苗文师资培训班，培训苗文教师75人（其中给本省其他地区代培12人，给云南昭通地区代培4人）。同年8月1日至30日，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毕节举办有48名学员参加的苗文师资培训班（代遵义地区培训4名）。同年11月11日，毕节地区民委在毕节举办有50名学员（其中代六盘水市培训10人，代云南省镇雄县培训14人）参加的彝文师资培训班；威宁县民委、金沙县民委举办苗文师资培训班，两县共培训124人。1984年，选送5名布依族青年到黔南民族行政干部管理学校布依文班培训，这5名学员毕业后在布依族聚居区办学任教。1991年元月15日至2月5日，毕节地区民委举办一期有50名学员参加的彝文师资培训班，同年8月6日到25日，又举办有140名从事双语教学的老师参加的苗文师资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91年，全区共培训民族语文师资586人（次）。根据原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关于加强全区民族工作的决议》的有关精神，从1993年至1999年，在毕节地区师范学校举办彝文、苗文师资班各一个班，每班20人，学制3年，毕业后作为从事双语文教学的公办教师（中师学历）。到1996年底，全区有双语教师101人，其中彝语教师50人，苗语文教师49人，布依文教师2人。2006年和2007年，每年又在毕节学院举办彝汉双语专科班和苗汉双语专科班各一个，每班招收学生45人，学制3年，毕业后作为从事双语教学的后备力量。

纵观以上的不完全统计，似乎还觉得全市已拥有不少的双语骨干，双语师资力量还让人满意，可不调查不知道，细调查是吓人一跳：1993年至1999年培训的中师学历的双语教师中，现在在双语岗位从事双语教学的仅有5人；2006年和2007年招收的双语专科班毕业生中，没有一个人从事的是双语教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发展越来越淡化，近年来，毕节市44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不同程度都在面临濒危，彝、苗、回、布依、白、仡佬、满、蒙古等八个世居民族中，现今能用语言交流的仅有保护和传承较好的彝族和苗族，可这两个民族的部分村寨的年轻人现在也不懂、不学自己的语言，据大方县凤山小学双语教师田国富介绍，凤山乡彝族聚居的几个村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不会讲彝话，其他乡镇的情况还更为严重。据专家学者研究统计，中国已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多种，目前是每一到两年就会消亡一种。语言的消亡和失传，使双语人才步入匮乏窘境。

三、摆正双语地位，优化双语环境

近年来，虽然素质教育冲淡了应试教育的一些主题，但升学率仍然是教育的核心指标，而少数民族文化教学对升学率而言恰恰是各行其道，故学校没有把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双语教学列入学校教育教学的内容。据了解，毕节市的大部分双语学校现在已名存实亡，双语教师调作他用，民语课程形同虚设，甚至就不安排。有少数现在还坚持双语教学的双语点，由于缺乏合理的考核机制，缺乏合理的评价体系，双语教学也是“懒”“散”“乱”。为此，摆正双语地位刻不容缓，优化双语环境势在必行：

1.正确处理民语课与汉语及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

有人担心，学校开设双语课，学生既要学少数民族语文，又要学汉语文等学科，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学生汉语文及其他学科的学习。为此，只有正确认识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因素，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和学习的成绩。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因素很多，就学生自身而言，我认为影响较大的有学习动机和学习目的、学习的自信心、汉语基础、语言环境和学习策略等。所以，这些人的担心，从石门教育现象就应该得到启发和释疑。石门是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石门光华小学从1905年起就开始实行双语（苗汉双语）教学，并得出了“双语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经验总结。可以说，在民族地区学校开展双语教育，不但能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学好汉语文和各科成绩的提高，同时又能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巩固和发展，能起到“一石二鸟”“一箭双雕”的作用。

2.应真正提高对双语教育的认识，把“双语”教育纳入学校的教学日程同抓共管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正面临日趋消亡的严峻挑战，如前所述，中国已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多种，目前是每一到两年就会消亡一种。要抢救民族文化、要传承民族文化，就不能离开学校这一良好的载体，因而，一些领导、专家、学者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提出了民族文化进校园这一伟大的构想，并已逐步实施。为此，学校教育中，已列为双语教学的点应把双语与其他学科同等对待，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采取“一国两制”的做法与其他学科同考核，不论是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还是评先选优，都把双语教师与其他教师同等对待，这样就能保证双语教师的稳定，就不会出现前面所述的“1993年至1999年培训的中师学历的双语教师中，现在在双语岗位从事双语教学的仅有5人，2006年和2007年招收的双语专科班毕业生中，没有一个人从事的是双语教学”的怪现象，也只有稳定了双语教师队伍，才能使双语教育具备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基础。

3、政府部门真正转变双语观念，为双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双语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少数民族语言有何用？没何用。这是当今社会极其偏颇的观点。的确，在当今社会，似乎没有哪里能体现少数民族语文的好处，这恐怕就是每一到两年要消亡一种民族语言的原因。如果党政决策部门能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考中划出很少很少的比例来加考民语，哪怕招收一个民语职位；在特岗教师招考时，同样划出很少很少的比例来哪怕招收一个民语的岗位，那传承、巩固、学习民语会没有动力吗？民族自身会不传承、学习、发扬自己的语言吗？

总之，透过石门文化现象，我们总能发现些许问题，总能有些许的感受，总能得到些许的启发。把这些问题、感受、启发融入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去，双语教育的发展定能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民族文化的传承定能出现新的平台，社会定能更加繁荣和谐。正如斯大林所说：“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

[1] 王建明.现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J].康藏前锋第4卷第3期。

[2] 陈国钧.石门坎的苗民教育[J].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1931（20）.

[3] 杨汉先：《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带苗族史略》。

[4] 柏格理到石门坎后，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要土地，答应以金购买，并说只购“一张牛皮”之地，安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柏便将牛皮割为细线，围量地皮，计八十余亩。安碍于柏势力大，只得忍气，权作罢论，安之子安惠生不服，到威宁告官，也未得结果。

毕节民族研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