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石门坎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关于石门坎百年以来有上百篇文章或专著，在历史长河中这些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学者相互转载或引用名言、数据，笔者认为有些史料不实或有疑问。研究石门坎这一历史问题，有助于了解历史的真实性，有利于推动苗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笔者把自己了解和掌握的资料整理下来，供研究的同志们甄别取舍，留给后人作借鉴，这也是笔者写本文的想法。

威宁石门坎扬名海内外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曾在石门坎传教办学的英国牧师柏格理曾留下过有关石门坎的著作。这些著作多见于东人大父女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一书。20世纪30年代后，一批文人墨客先后来到石门坎。他们从不同角度记述了石门坎及石门坎少数民族生活与文化教育。20世纪30年代后，石门坎的苗族知识分子也茁壮成长，他们开始提笔记述石门坎与苗族文化历史。这是今天了解和研究石门坎最宝贵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频繁，许多专家学者把目光转向石门坎，研究石门坎，著书立说。一批批新闻工作者、文化艺术人才也纷纷来到石门坎。于是石门坎就产生了百年历史百篇著作。学者往往互相转述，引用文中名言、数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著作也有差错与疑惑之处。如果长此以往，会造成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在《中国石门》一书中，有一张由在石门坎的最后一位英国女传教士和石门坎男女孩童合影的照片。这是1947年的照片，但书里的照片有的却不是石门坎苗族。笔者参加编写过《威宁民族概况》《威宁县志》多部书，查阅过不少资料，愿意对石门坎史料迷雾作粗略评述，以免贻误后人。

首先，关于石门坎是一张牛皮之地的说法。不少学者都引用这个故事。其问题起因是：1904年英国传教±柏格理、汉族老师钟焕然、苗族先辈杨雅各等去向彝族安荣之领主要石门坎一块地修学校和建教堂。在商谈中，安荣之提出要多大的土地，柏格理则答只要牛皮大的一块地。安荣之就答应了。可是，回到石门坎柏格理等人买了一头牛，剥下皮，割成筷子般粗的细皮绳去丈量石门坎的土地，结果圈量了八十亩土地。后来安荣之领主很懊恼，但已说出口了只好以此了事。关于这个问题是否是事实，一直是个谜。1952年贵州省委统战部有一个工作组去石门坎。在一次座谈会上苗族王章老人也谈了这个故事，主要说明外国人欺诈中国人。但我认为从柏格理的为人看，他在昭通、四川凉山、威宁苗彝族地区十多年，未见他以欺诈手段以谋私利。在他和其他英国人著作中都没有谈过此事。在石门坎时我在亲自参与这次商谈的钟焕然老师手下受教三年。他曾谈了许多开创石门坎苗族信教读书的艰苦事，但他从不谈关于一张牛皮的事。另一方面安荣之是一个开明直率的领主，对于石门坎那片称之为“屙屎不生蛆”的贫瘠荒凉之地，多划点给柏格理也无损他的利益。我也和在石门坎读书和工作的几位老前辈谈及此事，他们认为不可能，或者这只是一种幽默语而已，即牛皮之地这话是说过，但不一定去割牛皮丈量。

其次，过去一些文章里说：原来石门坎升的是英国国旗，不升中国国旗，又说“三十年土民遂不知有省政府，更不知有中华民族”。石门坎是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升旗制度已无法考证。但我问过石门坎老前辈都没有听说石门坎升过英国国旗。王建国老人还说出了石门坎第一根旗杆是从什么地方砍来的，先立于什么位置，升的是民国政府的旗帜。在一份1940年《威宁调查报告》中写的是：“所有朝会，升降国旗，一律遵章举行。”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是基督教传入后才开始接受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督教对这支苗族有些影响。笔者从小学到初中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接受的是上帝创造万物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知道了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思想，从有神论到无神论是有个思考与转变的过程，但爱国之心不因宗教信仰而减退，倒是随着苗族文化知识的提高爱国思想越强烈。有些书上又写着苗族教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二十四个小时，随时随地谈讲神学……这样的民族被利诱，他们出卖祖国当汉奸……”其实，石门坎学校和它所管辖的各分校中，宗教与教学是分开的。教堂与宗教是由牧师管，学校工作由校长管理。牧师不管学校教学，校长不管教堂的事。刚开始信教读书时，由石门坎编写的《苗语基础读书》就写着“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1916年立于石门坎的苗文溯源碑就清清楚楚地写道：“我们苗族真真实实是中国人，住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苗族古歌唱道我们从什么地方迁到什么地方。”当蔡锷从云南领兵下四川护国时，石门坎苗族虽很穷，但还主动募捐了一笔款支援护国军。抗日战争时许多苗族青年都离开讲台和课桌投笔从戎，流汗流血乃至牺牲。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石门坎中学最年轻的教师朱玉祥毅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战场，直到战争胜利才回国。这说明苗族是爱国爱民的，愿用生命保卫国家，没有人愿意当汉奸卖国贼。

第三，关于“国外邮件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就可收到”一事。引用这句话的人也不少。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以石门坎命名的地名很多。湖南、贵州、云南都有很多个石门坎，湖南省更有石门县。旧中国时在成都、昆明、武汉、南京读书的学生写信回石门坎时也要写明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方能收到，即便个别特殊邮件能送到威宁石门坎，也不代表一般。

第四，关于石门坎建立了威宁第一所中学，“石门坎一度成为邻近三省20多个县市最高学府，共管90多所小学、5所中学、1所神学”的事。石门坎初级中学是1943年创办的。1942年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和威宁彝族一些贤达人士共同捐资创办了威宁崇实初级中学，地址在今威宁民族中学校园内，1939年改为威宁县初级中学。过去曾经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苗族地区设有几十所分校，但没有管过5所中学，更没有“神学”。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第五，有的文章写道：石门坎曾经是“中国西南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也并非事实，可以说从1905年石门坎办起了教堂和学校，经过四十多年苦心经营，石门坎是有很大的进步。它从一块不毛之地发展成为拥有学校、医院、男女校、邮政办代所、麻风院、孤儿院、农业和手工艺推广部、果林园、游泳池、足球场等一个比较完善的乡村社区。它开始由原始农业向现代农业、手工业及现代化与文明社会起步。但石门坎不可能成为“中国西南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常有人说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和“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这种说法在当时也不为过分。

第六，过去也常看到有人引用这样一句话，即“石门坎中小学生或农民都能用英语流利对话”。这种说法不存在。要能用英语流利对话并非易事。据笔者知道过去石门坎小学及其分校是从五年级开始学英语。原来也有过英国传教士直接在学校讲授英语课，但要求很严格，创造了学以致用的好环境。但是，要能与外国人用英语对话特别不容易。除了吴性纯、朱焕章等几位大学毕业生偶尔与外国牧师用英语对话外，根本没有看到其他人与外国人用英语对话，更不要讲农民了。

第七，有文章写道：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1959年国家足球队中有7名石门坎人。这些都不是事实。石门坎足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都享有盛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石门坎小学足球曾在威宁县和彝良县参加比赛都是胜者。1936年杨森任贵州省主席，带领他的部队绕道昭通来到石门坎，要求石门坎足球队与他的足球队举行一场比赛，结果他的足球队输了。他十分感慨地说：“我的足球队所到之处都无对手，不知这里还有对手。”他从石门坎的学生中挑选出朱文光、杨性成两个足球尖子加入他的部队。但朱文光到部队不久因结核病死了。杨性成很长时间都在国民党部队里但没有听说他参加国际比赛。1983年威宁举办县中学足球运动会，石门民族中学足球队又获得了冠军。1957年石门民族中学组建青年队与少年队参加贵州省中学生足球运动会，青年队获得冠军，少年队获得表演奖。1959年以威宁苗族队员为主力（这些队员多数都是石门坎中小学毕业生）代表毕节地区参加贵州省足球运动会选拔赛获全省亚军。1959年在贵阳经选拔后，苗族队员张义勇被选入贵州省足球队参加全国第一届运动会。

第八，关于石门坎的学生“成绩优良的资送中学、大学或送出国留学”一事。柏格理自开创石门坎小学后，他提出苗族地区的小学应尽量用苗族老师执教。为达此目的，1913年开始选拔了杨荣辉、王爱福、王定安、扬冉会四位苗族学生到成都读书，以后又陆续送优秀的苗族学生去成都、昆明、武汉、南京读高中和大学，但从没有派过学生出国留学。

关于石门坎史料的非与是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滇黔边境苗胞教育近况》中作者有一段与一位苗族的对话是这样的：“我问：‘你们是哪国人？’‘英国人。’他们答。又问：‘你们的领袖是何人？，答‘耶稣。”。作者的结论是：“差不多百分之五六十以上已经为英人所化，此成为我民族团结之一大阻力。”。其实，不论哪个民族对于民族、国家、领袖的认识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鉴于篇幅与文字的限制，不再多谈，也不能一纸书尽。过去有些书把石门坎称为“二香港”，“文革”期间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在历史上石门坎既是一片乐土，也是一片十分敏感的是非之地。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石门坎的是非评述，过去也有学者做过论述。石门坎是一片乐土还是个炼狱，本文不涉及。造成石门坎史料不实的原因，一是原作者有偏见或考证不足，二是介绍人失误，三是作者有随意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石门坎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因石门坎问题而遭到摧残迫害的冤假错案已平反昭雪。现在石门坎被列为文化旅游区和国家文化保护单位。我们希望石门坎坎坷经历不再重现，愿石门坎英姿重塑，愿石门坎像雏鹰飞向高高的蓝天。

毕节民族研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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