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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卖书、失书、焚书
父亲去世以后，给我们子女留下的最宝贵的财产是他的藏书，大约有七八个架子的书，加上寄存在贵州省文联资料室的古线装书，大约有三四千册吧。虽说不算太多，也是来得不易的。因为几十年来，既经战乱辗转，又历“十年浩劫”，加之一些“读书人窃书不为偷”的来客光顾，所以能剩下千数，已算是万幸了。
父亲年轻时，由贵州只身到北京求学，先是穷学生，继而又是穷教员，生活拮据，有时一餐饭只是两个烧饼、一杯白开水，哪还有许多闲钱去购书。即使遇到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书，也都是勒紧裤带，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节约下来购买。他早年所写散文《失书记》中就有当时购书和藏书非常艰难的极为真实的描写：
有时，父亲遇到自己喜爱的书，钱又不够，往往是卖掉原来的一些书，凑足了钱再去购买。有一次，父亲在旧书店里看中了莫泊桑、契诃夫、屠格涅夫小说的英译集子，便卖掉了他中学时代的一大摞数理化教科书。那些书并不太值钱，因此，为了能多卖几个钱，他的足迹踏遍了北平的劝业场、东安市场、宴宾华楼，总算卖出去，凑足了买书的钱，等购到书后，已经没有了车费，便“用一块青布大花包单包着在街上走，一边跋涉，一边叹气”。
在卖书、买书的过程中，除了讨价还价得看别人的嘴脸外，还常常被家人和亲友耻笑。那是在他大学毕了业，既不愿意到财政机关当小官僚，也没有去银行敲算盘写簿记，并且还做了一件被哥哥和亲友们骂为糊涂和荒唐的事情，便是把大半书架经济学、租税论之类的洋书请进旧书店了。不知内情的朋友，无不哑然失笑，以为是他穷极无聊，没有饭吃，才这样开始大肆变卖吧。其实，父亲是想以此换来一批新的、更有用的书籍。
虽然父亲后来的景况稍微好了一些，也有了饭吃，但由于家庭的拖累，买书也不是很多。一次，有一个小图书馆的珍本刊行会同人发售《金瓶梅词话》，预约的价钱是三十六元，父亲很想买一部，但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罢休。另外又去寻了许久，最后只好买了一部上海杂志公司出售的删节本。有时则是当时下了决心购买，然而钱又不够，等到凑足钱时，书已经卖出去了，心里感到十分遗憾。
除了购买书之外，父亲的藏书来源还有两个渠道：一是长期的写作生涯，结识了不少文化界的朋友，相互之间时有馈赠；再就是书局和出版部门的寄送，这毕竟是少数，就好比守株待兔。
父亲藏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不单自己认真读，还借给别人。记得有一次，他用低价买了几十本美国出版的现代丛书和七八本大型的经济理论参考书。这些书籍买来不久，便有许多朋友来借阅，他非常高兴，甚至有几分得意。
父亲是非常爱惜书的。有一次，他准备整理出一些复本书，送给一位研究文学的好友，发现有一些书带点神秘性地遗失了。书的失踪不但使父亲心里十分烦恼，甚至还引起了和一向和睦相处的母亲之间的争吵。那次不翼而飞的书有《简明牛津字典》，小说《卡斯特桥市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英文本和《契诃夫全集》的前三集。母亲怀疑是一个时不时“来访”的年轻人所为，他爱带一个蓝布包，父亲在写东西时，他也不打扰，喜欢自己到书架上去翻书看，离开时也不大打招呼。父亲则不以为然，认为那个学生虽穿着有些寒酸，但决不会随便拿走书，并认为这是母亲的一种嫌贫爱富的偏见。
有些失书的情形不仅使人痛心，甚至应该说是使人气愤。父亲告诉过我，巴金先生早年曾经送过他一部《家·春·秋》的缎面合订本，那是巴金先生在我父亲生日时送给他的。父亲对这部书十分珍视。但有一次一位朋友非要借去“拜读”，父亲本想不借，但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答应了。临别时还特别叮嘱要爱惜，时过半年，借书人还没有将书归还。如果真是喜欢巴金先生作品的人，半年的阅读时间是绰绰有余，怎么拖了这样长的时间呢？父亲便硬着头皮上门去索取。殊不知，在父亲看来视为至宝的这部书，竟成了这位先生的油灯座，而且书的封面已被污染得目不忍睹了。虽然事隔多年，但只要一提起这件事，父亲就痛心疾首。
还有一次是一位学生借走了他收藏的世界名著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上集，说好是看完后来换下集，结果是有借无还，等父亲问及时，这位学生竟矢口否认，说他从来没有借过这本书。
后来，父亲给这位学生去了一封信，大意是此书借走时是登记过的，而且是他本人留下的笔迹，与其你得上集我存下集，拆散两处，不如连下集一齐奉上。随信也将《大卫·科波菲尔》下集寄给了他。不知是这位学生真正健忘还是良心有所发现，一周后他将两本书一起寄还了我父亲。当然，以后这位学生也就再也不好意思上门了。其实，这也不是父亲吝啬一两本书，这是读书人爱书的一种美德，何况他的书是来得极不容易，是他几十年惨淡经营的结果。
上面提到的只是他的藏书的小损失的一二例，大的损失是在八年抗战和“十年浩劫”中。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了北平，父亲不愿为日本人做事，为了一家老小能生活下去，只好逃难返回贵州遵义老家。虽然那时他已积蓄了一点稿费，加上亲友的帮助，全家还乡的旅费算是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一大批书籍怎么处理？使他踌躇累日，想来想去，只有把一部分不太需要的书报送给留在北平的朋友，一部分卖给荒货摊。经过严格挑选，把舍不得抛弃的书打了二十多个邮包，挂号寄回遵义。回到遵义老家有三四个月，才陆续收到七八个包的书，还未达到所寄书籍的三分之一，特别是那些他很重视的、版本较好的书，从此消息杳然。不知道是日本检查官还是邮局工作人员给扣留了，根本无法探询。在北京惨淡经营了十七年的“财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使他非常灰心。抗战结束前，除了《鲁迅全集》之外，他什么书也没有买。当然，这其中也有经济拮据的原因，那时父亲在遵义师范学校任校长，工资微薄，一家六口人的吃穿，很难节余出钱来买书，加上有时财政拨款下不来，学校经常拖欠工资，生活就更艰难了。有一段时间，家中已揭不开锅了，他只好忍痛将最心爱的《鲁迅全集》卖给了别人，借以聊补无米之炊。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几个家景比较好的学生知道了，他们凑钱将书购回，悄悄放回我父亲的书架。为此事，父亲十分感激，后来一直记在心里，经常挂在口中。
解放以后的前十七年，父亲又添置了不少新旧书籍，许多老朋友也把新著寄赠给他，他的藏书又与日俱增。他还托朋友的放空便车，把一部传了几代人的、五局合刻的《二十四史》（二十多箱）从遵义运到贵阳，寄放在省文联的资料室。
父亲认为保管在机关的资料室最好，既能妥为保存，也方便大家查找资料。所以他的藏书之丰，当时在贵阳是引起许多人羡慕的，只可惜好景不长。
“十年浩劫”是他的藏书遭到的第二次书灾，损失的惨重，远远超过了抗战时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便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作家”、“周扬在贵州的一面黑旗”，不但全家老小被扫地出门，父亲还被关进了“牛棚”，家中的藏书几乎荡涤一空，只剩下一些马列、毛主席著作的中、英文本。虽然外文书也在查抄之列，但书皮上印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因此才幸免于难。
在红卫兵抄我家时，我早已被关起来“集中学习”，当然不准回家，所以被抄走的书的去向是后来一位在场的红卫兵（我教过的学生）悄悄告诉我的。父亲的书被运到某所中学，但教室早已装满了从其他各处抄来的“四旧”，只好把这些书堆在走廊上。谁都可以想象得出，这些书遭到的是怎样的厄运。
此后，因为学校“复课闹革命”，这些书占了教室，成了学校的包袱，书被送回了文联，由文联的“革命造反派”接管，堆放在伙食团放油盐柴米的库房里。那时，伙食团除了一些没有文化的厨师之外，多是一些所谓问题较轻的文艺干部。他们怎会不识这些宝贝，进出库房取油拿米，你一本、我一本拿走了不少。虽说没有回到我家，“阿弥陀佛”，总算回到了一些读书人的手中，比送去纸厂或焚烧掉好多了。
其实，父亲的爱书已经形成了难以更改的秉性，就是在黑云压城的浩劫中也不例外。记得那是一个秋凉的傍晚，他外出劳动归来，秋风撕打着“大批判专栏”的纸片，百业萧条的大街上更显得凄凉、冷落。他佝偻着受伤的腰肢，拖着疲惫的双腿，踅进山城的一条小巷，突然他漠然的眼神一亮，他的心紧跟着剧烈地跳动起来，因为他在路旁的货摊上，分明发现了他被抄的许多藏书中的一本《游仙窟》，这决不会错，因为书角上盖有“遵义蹇先艾藏书”的印。这是一本一九二九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唐人传奇。书的装帧非常精美，纸质优良，是难得的珍本书。原来这本传奇在国内已失传很久，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珍爱，一字一句地从那里抄回了的。后来，北新书局准备出版这本书，请鲁迅先生作序，并负责装帧、校点、排印。这本书一出版，父亲即购了一本，几十年一直珍藏着，被抄走后，一直不知去向，想不到现在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怎么能不激动呢？他蹲下地，看了看左右是否有认识的人，小声地询问书价。小贩开口就要四元。那时，父亲每月才十五元的生活费，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四块钱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昂贵的数字，但一想到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想到鲁迅先生耗费在这本书上的心血，考虑了一下，还是倾其所有，将书买了下来，如获至宝地捧回家去。
一九七一年，林彪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自取灭亡后，政策也稍有改变，父亲的待遇才有所改善，行动也开始比较自由了。一次，我爱人家萍陪他上街，路过邮电大楼时，看见从里面走出一个中年人，手里拿了一本英文《北京周报》，父亲便急忙走过去问他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对方笑眯眯地说：“今天已开始恢复英文《北京周报》的出版和发行，邮电局里就有卖的。”父亲知道后非常兴奋，因为国内很多年没有出版英文杂志书报了（除《毛泽东选集》外）。父亲赶紧走进邮电局，找到报刊柜，准备购一份《北京周报》以饱眼福。因为当时父亲身着一件已经洗得泛白的旧蓝布对襟衫，加之长期受迫害，体瘦脸黄，鬓发未整，所以当他询问是否有《北京周报》卖时，女售书员摆出一副很看不起的神态：“是外文的，你看得懂吗？”我爱人在旁边非常生气，正要答腔，父亲捏了一下她的手，暗示不要动气。父亲一贯很幽默，也不愿意为这位售书员的无理态度冲淡了自己兴奋的心情，便用一连串的英语给女售书员开了个玩笑：I Can not only understand《Beijing Daily》but also translate some short novels.这位女售书员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外语，弄得十分尴尬。父亲知道她根本听不懂，便改用纯正的北京话对她说：“售书员同志，我不但看得懂《北京周报》，我还翻译过英文小说。”当父亲拿着买到的《北京周报》高兴地离开时，我爱人听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对售书员悄悄地说：“你不要小看了他，他是我们省有名的反动学术权威蹇先艾，学问深着哩！”那位售书员尴尬地做子个鬼脸，伸出了舌头。
“文化大革命”后期，省革委会通知说可以自己去清理被抄走的东西。父亲接到通知后要我代他去看，还有些什么书可以取回的，当我走进文联伙食团的库房时，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书早已破的破，残的残，寥寥无几。我记得父亲最喜欢的《石头记》《镜花缘》《杜工部诗集》《韩昌黎全集》已支离破碎，最使人痛心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线装书由于水湿，已经凝结成板块无法撕开。我怕父亲见丁这种惨状心里难以承受，只把一些稍微像样和比较完整的书整理好给父亲送去，其他残缺和结了板块的书由我暂时保存。
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父亲的藏书又日益丰富起来，来源有三，一是他自己买，二是友人赠送的，三是书店和出版社寄赠的。其中有不少好书，如巴金的五本《随想录》，丁玲、沙汀、沈从文、吴组湘的文集，当代著名作家的选集，一批世界名著的精译本，还有一部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选；他两次出国还收到了一部分美国、加拿大、印度作家的诗文选集。父亲对借书给别人更加“小器”了，因为他的书损失太大，痛定思痛，对自己的书不能不倍加爱惜。
一九九四年十月，父亲去世后，我因和父亲长期住在一起，照顾他的衣食住行，便接下了这批藏书。我和妻子将书细致地分类整理，还特意做了几壁书架将书陈列得整整齐齐，并不时增添一些新书。使我痛心的是那些结了板块的古线装书已开始发霉生虫，再也无法保存下去了。我迟疑了好几天，最后终于下决心将它焚掉。
在焚书时，我看着火光和一块块硬如石板的古书，心如刀绞。我两手合什，向父亲的在天之灵祷告，请原谅我的罪过，也但愿这些书化为灰烬后，能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照样翻阅它们。我想，虽然焚掉这些书是莫大的罪过，但追溯起来，罪魁毕竟不是我。
与巴金（1979年）
与沈从文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