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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熊佛西先生
一九三七年我就读贵阳达德中学时，国文老师黄齐生先生介绍的古典文学课外读物中有一首乐府杂曲，是描写汉末吴江（今安徽潜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刘兰芝因受封建礼教压迫致死的悲剧故事，因其首句为“孔雀东南飞”故名。有一天中午放学，我到书店闲逛，却在中华中路商务印书馆的书架上看见了由这首乐府杂曲改编的剧本，就叫《孔雀东南飞》，作者是熊佛西先生。
当时的我，由于失去了父亲的依靠，经济十分困难，根本买不起这本书。于是一连三个中午的休息时间饿着肚子，我终于把它读完，并对这个剧本的故事情节和作者的名字“熊佛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由于我的特殊经历，在战乱中的一九四三年，我结束了学校生活，颠沛流离到达桂林之后，竟在九哥（李白凤）家认识了这位名震文坛的戏剧家熊佛西先生。
在桂林期间，熊先生和其他著名作家一样，生活是极为艰苦的。为了办好一九四三年在桂林举行的规模巨大的西南八省戏剧展览，熊先生与田汉先生、欧阳予倩先生等整日忙忙碌碌，除与八省来桂参展的戏剧家们掌握全盘外，还具体执导了新中国剧社等剧团演出的《蜕变》《钦差大臣》和《大地回春》等大型话剧。而他的夫人叶子（散文作家）为了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曾与广西女作家凤子携手经营咖啡屋，这也是她对抗敌宣传活动的有力支持。
一九四四年冬季，我随难民人流抵达贵阳时，熊先生已携眷先我而至，居住在贵州日报社后院的由当时文化界为安顿逃难来筑的文化人而用芦席搭建的极其简陋的十多间小房之内。见此状后，我才请他们搬迁至中华中路我的母校达德中学曾俊侯校长腾出的两小间住房内（即贵山图书馆的门楼）。
两天后，我去看熊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决定先把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去重庆，然后自己在贵阳逗留一段期间再说。他曾提到过，在这米珠薪桂而又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生活难以为继。再说贵阳已经成为广西方向逃往昆明和重庆的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天寒地冻，蜷缩在临时招待所的文化界朋友们仅靠那点杯水车薪的救济，实在艰难。
在送走夫人和孩子之后，熊先生立刻将身边仅有的钱购来一些笔墨纸张颜料之类，利用贵山图书馆客房的书桌画出不少的山水花鸟画卷，准备连同身边携带的百来幅成品画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个人画展。为此我邀约了报社的编辑凌今是和记者黄炜、杨雁明等人为熊先生的画展发布新闻并做介绍。听说著名戏剧家开画展，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文坛友人也纷纷前来祝贺，买画的人还不少，山城为之沸腾。画展结束后，熊先生慷慨解囊，捐助了自己卖画的总收入的一半（具体数目已忘记）交由报社转给接待站，作为对逃难来筑文化人的救济资金，一时传为美谈。
此时，随着湘桂大溃败，从两省逃来贵州的难民，加上独山、丹寨县的难民也纷纷向贵阳涌进，黔桂路上的五、六百里间，数十万难民人如潮涌，车辆行人，昼夜不息。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老弱妇孺一步一跌，饥饿冻死者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稍有爱心者，无不悲痛万分。为了加强抗日宣传，熊先生拿出他卖画的所有积蓄与几个作家朋友相商，将由湖南衡阳迁筑的一家私营报纸《力报》的出版许可证转购过来，迁往遵义城郊租赁房屋，开始筹划出版。记得他们是这样分工的：由端木蕻良任报社经理，秦牧任总编，熊佛西先生自己担任董事兼采访并负责稿源。不久，又邀请了诗人方敬到报社主持文学副刊“阵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办得不错，受到遵义地区人民和省外迁来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的喜爱。熊先生办报十分认真，每期报纸在付印前都要亲自审稿和校对。由于人少事繁，后来竟有一些高等院校文学系的学生到报社要求义务协助，把报纸办得十分活跃。但毕竟是由于战争时期，办报条件艰苦恶劣，每天从郊区送到城区印刷厂时，由于地旷人稀，途中经常有野狼出没，还需有人持棍棒相送，兼以人们经济也并不宽裕，致使报纸的生存遭遇极度困难，不得不在仅发行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停刊。熊先生再度回到贵阳仍住在原来的门楼里，经达德学校曾俊侯校长介绍，在文风书店工作了一段时间，至一九四五年夏，才在其夫人的来电催促下决定前去重庆转回上海。在他离开贵阳的前一天下午，我邀请了凌今是、黄炜及杨雁明女士作陪，在大十字的迎宾楼饭店请熊先生吃了一顿饭为他饯行，其中有他最喜欢的“鳝鱼糊”。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次分手，竟成永别。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贵阳小十字，贵州日报社就在这里。自此向南穿过一条曲巷，即是达德中学后门，私立贵山图书馆就设在这里。熊佛西《贵阳三月》中误记成贵山书院。
熊佛西先生是江西丰城人，原名熊福禧，一九六五年逝世，年仅六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