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贵阳倾城之恋的背后-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花溪河水环绕的东舍小岛上，有个身穿紫色西服的清秀老人，在东舍楼上找寻年轻时曾居住过的房间。她抚摸着褐色老窗，看着窗外的碧波自语：“流水依依，景也依依，可惜徐君已不见。我没想到我能活八十五岁。”

如果看过孙多慈《春去》一画：“一个女子对着飞花流沫低头凝思……”我深信，很多人会有移步换形、天人相隔、锦书难托的感慨。

这位沉思的老人叫廖静文。她口中自语的“徐君”，指她的丈夫、中国画大师徐悲鸿。

一九四四年，他们在这东舍别墅渡过了美好的三天。

时年，廖静文二十一岁，徐悲鸿四十九岁。此前，徐悲鸿刚经历过与孙多慈漫长的六年之“痛”，并正承受着与蒋碧微分居八年的爱恨情怨。

徐悲鸿为蒋碧薇画像

一九四三年徐悲鸿为廖静文画像

今天回首廖、徐的人生，一九四四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徐悲鸿真的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廖静文这座生命绿岛，来整合被战争、疾病、爱情、艺术所折磨的身心。某种程度上说，廖静文身居贵阳五个月的深思和决定，把徐悲鸿生命延长了十年，并使中国美术教育有机会在之后诞生中西合璧的“现实主义婴儿”。

廖静文说：“这是我一生的最亮点，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光。”

六十三年前的贵阳，究竟是廖静文心藏的怎样一卷锦书？

一腔心事说与谁

“贵阳的冬天是寒冷的，天气阴沉，太阳好像跟人们生气似地不肯露面，沉甸甸的乌云象淤泥一样总是悬在天空，几乎每天都下雨，空气潮湿得令人难受。”这是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中记叙初到贵阳的情景。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为了说服家人同意自己嫁给徐悲鸿，廖静文只身从重庆来到贵阳。她想先游说自己在贵阳师范学院上学的姐姐。来到贵阳后，廖静文在学院旁边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廖家当时不同意女儿嫁给徐悲鸿是有理由的：一来两人年龄悬殊，二来蒋碧微写信给廖静文的父亲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重庆城的各种小报消息，也几乎让廖静文窒息。

蒋碧微是何许人也？十九岁离家出走的蒋碧微，一九一七年五月随二十三岁的徐悲鸿离开上海私奔日本。后来，随徐留学欧洲八年。到一九四三年，两人夫妻生活已经二十五年了。

婚姻起初是美好的，中间的磕碰也会经常发生。但从蒋碧微的角度来说，她的第一个“坎”不是廖静文，而是徐悲鸿回国五年后的一九三一年，十八岁仪态优雅的孙多慈出现在她的面前。蒋曾几次当众羞辱孙，令孙穷于招架。轰动当年南京上层社会的徐、孙师生恋，在一九三八年以徐悲鸿广西登报声明与蒋碧微脱离关系，并随后找孙父说合失败而宣告“结束”。

孙多慈这个期间，见父亲态度强硬，犹豫不决。徐随后离开中国，辗转新加坡、印度。

但目前披露的资料表明，一九三九年孙、徐通信达十几封。有争吵、有妥协。其中，最撕心裂肺的句子是“我后悔当日因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见到我的悲鸿。”

一九四〇年一月优柔寡断的孙多慈终于下定决心，把一封希望复合的书寄出。但这信到了身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徐悲鸿手里，已经过了六月。徐悲鸿时在印度泰戈尔办的大学访问。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信件在徐悲鸿心中引起的波澜……

一九四一年，二十五岁的孙，嫁给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鳏夫许绍棣。时年四十二岁的许绍棣，此前有两件事为人诟病：一是起草通缉鲁迅的文件；二是逃难丽水，与郁达夫的美貌妻子王映霞传出绯闻。

廖静文说过：“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她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和悲鸿再见一次面。”可见，廖静文对待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是宽厚的。

大概在一九三五年，徐悲鸿与蒋碧微在南京分居。日本人侵略中国后，两人又一起逃往重庆。分分合合，战争和爱情一起在折磨着徐悲鸿。一九四二年六月徐悲鸿，返回重庆，曾主动想与蒋碧微和好，但被蒋拒绝。

一九四二年冬，徐悲鸿在广西遇到了前来考试的十九岁的廖静文，徐悲鸿的人生从此多了一段艰辛、传奇的爱情故事。

一九四三年春到一九四三年秋天，这几个月，应该是廖静文由初恋跌入生活低谷的岁月。用廖静文的话说，是蒋碧微与徐悲鸿“不和”也“不散”的日子。据二零零四年因拍卖才为社会广泛所知的徐悲鸿给朋友的信透露，至少在一九三七年徐、蒋二人的关系就已经处于廖所说的状态。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徐悲鸿写到：“碧微从前虽对弟切齿深恨，究亦尝具恩爱，自去年八月后，便只有恨无爱。”此时的徐悲鸿，在广西为孙多慈的爱情困扰着。

当时徐、蒋、廖三方僵持的程度，徐悲鸿“四川最好的弟子”屈义林之子屈智能二零零四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父亲跟随徐悲鸿多年，他见证了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从相知到相爱的全部过程。在重庆时，十九岁的廖静文与大她二十八岁的徐悲鸿相恋，引起了众多非议，廖静文还曾想跳入嘉陵江自杀。”

这个情节，在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中也有文字记载，但表达的不是自杀，而是因忧郁苦闷而在江边散步，徐悲鸿见状非常担心。

蒋碧微回忆录合订本，叙事为主的《我与悲鸿》占三分之一，而《我与道藩》“情深意长”，占三分之二。蒋碧微眼里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犟，自恋，偏执。”但“事实就是事实。蒋碧微能把手头所有徐悲鸿的信，哪怕一张小纸片，也像保存徐悲鸿的画一样保存到晚年，这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微妙，虽然各奔东西，却是‘藕断丝连’”。

而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

那么，上述的表达，哪个说的是实话？

雾锁往事，难掩当年“真”

细细一想，其实都是真实的徐悲鸿。前者是青年的徐悲鸿，后者是晚年的徐悲鸿。屈智能的说法，虽然没有在廖静文的书中得到印证，但从屈父的角度来看，至少是一种当时状态的旁观者描述。

“蒋碧微聪明之极，生活中她绝对不饶人，有众多知情者为证。但回忆往事，她却是个弱者的角色。对于徐悲鸿与孙多慈，她似乎得理不让人，还有些事出有因。而她指责徐悲鸿与廖静文，就很荒唐了，此前她与张道藩海誓山盟，情书不断，已然失去指责的资格。……可怜的是善良的徐悲鸿，他一次次被蒋碧微逼至墙角，不曾回手。”

这些对蒋碧微的评价或者分析，可能比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中，对蒋碧微的文字更平和一点。

贵阳一九四三年的冬天里，廖静文也许就是在上述的讨论、倾诉中度过的。廖静文的姐姐，作出种种假设，然后，廖静文耐心地作出各种辩解。

这些交织着的事实及各方之词，今天都成了人们研究徐悲鸿、廖静文的顶级话题。

但在贵阳那个多雨的冬天里，它却是如此熬人、如此坚硬地横亘在传统、世俗和追求之间，令廖静文辗转反侧。廖静文没有恋爱过，而且也没有想过恋爱。可这个十九岁少女不期而至的初恋，却以如此艰难困惑地开了头。换谁，能不一腔心事？

贵阳，在注视着这对恋人的命运，并给了双方充分思考和决策的时间。

困惑中的每一步，很漫长；但关键的一步，也许恰如贵阳一个短短的冬天。这个冬天见证了两个人的心路历程，并决定了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美术教育领头人的未来家庭生活，包括接下来的帮徐悲鸿躲过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间疾病的“生死劫”。

廖静文的姐姐“仍坚持要亲自与徐悲鸿先生交谈一次”，然后再决定他们是否结婚。徐悲鸿这时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课，要等放了寒假才能脱身。廖静文说：“我读着他那满怀思念的信，期待着早日和他见面。”

临近年底了，廖静文接到徐悲鸿的信，说他即将来贵阳和她共度除夕。

已是腊月的最后一天了。

从早晨起，就一直下着雨。廖静文听见脚步声就跑到门前去看。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徐悲鸿没有来。廖静文开始惴惴不安，饭端几来却咽不下。

下午一点，两点，三点……时间一秒一秒消逝。随之而来的是冬天黯淡的黄昏。

人们团聚的除夕之夜飘然降临了，廖静文和姐姐围着小火炉，窗外噼辟啪啪的鞭炮声。十点，十一点……街上已没行人了，徐悲鸿仍没有来。廖静文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已失去了血色，变得苍白而憔悴。

“他不会来了”。廖静文姐姐说，“你不要信人太过，你太幼稚和单纯了！你不听我的劝告，吃亏的是你自己！”

眼泪在廖静文的眼眶里转动。

已是深夜十二点了，“突然，我的沉思被一阵有节奏的叩门声打断了。我猛地跳了起来。这是他，徐悲鸿先生！只有他才这样敲门。我发狂一样跑去开门。”

“徐悲鸿先生出现在我面前，他那蓝布棉袍的上上下下都溅满了泥浆。”

徐悲鸿从重庆出来四天，半路车坏，换了三次车，最后一辆货车在离贵阳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又坏了“你就一个人在黑夜、雨水、泥浆里步行了四十华里？”望着徐悲鸿的样子，廖静文眼睛噙满了泪水。

为了一个小女子，六十三年前的暗夜里四十八岁的徐悲鸿，就这样第五次进入贵阳。尽管，目前见证过大师的当事人已不多，但一些口口相传的议论还是五花八门。可我觉得，四十八岁的徐悲鸿多像乱世中一汪高贵、单纯、清澈的深泉，他奔流给世人，既有中国信条，也有西学教育的自由个性。即把“独立、自由、承担、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一生托付在贵阳

一九四四年的大年初一，贵阳来了罕见的阳光天。

徐悲鸿搬进旅店。贵阳的报纸立即报道他来到贵阳的消息。廖静文看见，徐悲鸿的朋友、学生、记者、美术爱好者纷至沓来。

二月九日，贵阳版的中央日报上出现了一则特号字体的广告：

这天应一位朋友之邀，廖、徐前去花溪。这个朋友当时在花溪经营农场。

三天之后，二月十二日，另一则启事出现在报上：

也就在这一天，徐、廖的订婚仪式正式在花溪举行。

廖静文在回忆文章里写到：

“‘静，以后不许再叫我先生了，应该叫我的名字。’”

“‘悲鸿！’我快乐地叫着，‘没有您的命令，我不敢这样称呼您。’”

“他由衷地大笑起来。”

随后，他们参观了朋友开办的农场。

订婚后贵阳的时光与廖静文的心情，一起变得明亮起来。

廖静文回忆说：

“原野上一片碧绿，有时还可以听见小鸟动听的鸣叫。”“饭后，我们又骑着农场豢养的肥壮马匹出游。这是我第一次骑马，由马夫牵着缰绳，徐徐而行。悲鸿则很轻捷地跨上了马鞍，策马扬鞭，马便欢快地飞奔起来；在一阵尘土飞扬中，他像闪电一样消失在远方了。”

帮忙办理订婚仪式事宜的，是当时银行工会一个叫许耀卿的秘书。徐悲鸿还拿了一笔钱，请他在花溪买下一块地，打算建房居住。后来发生的改天换地及徐悲鸿的早逝，不仅使造屋定居之事幻灭，也使青春花季的廖静文，从此踏上另一条寂寞、孤独、艰难的生活道路。

一个叫刘大悲的人，这个期间还办了一件事，他剪下报上的两则广告，寄给了蒋碧微。这一行动无疑会激起蒋碧微巨大的心底波澜。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在徐悲鸿、齐白石精品画展在贵阳揭幕的序言中，廖静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贵阳——我在你的注视下，曾把我的一生交给悲鸿，今天，我向往已久的在贵阳举办悲鸿画展的愿望也终于实现，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美好愿望。

山盟犹在，锦书难释

一九四五年的最后一天，徐悲鸿和蒋碧微，由沈钧儒律师作证签下了离婚协议书。徐当场支付蒋碧微国币现金一百万、一百张国画。先行支付的四十张收藏古画、徐作五十幅、现金二十万归蒋所有。另外，每月由徐支付孩子抚养费两万元。有人统计，两人前后维系生活二十八年七个月零十八天。据廖静文的回忆文字，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徐悲鸿旧病复发的诱因，应该是拼命画画筹钱所致。

一九四六年初，徐悲鸿终于和廖静文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

一九五三年，徐悲鸿于北京病逝，口袋揣着给廖静文和孩子的三块糖，身上带着与蒋碧薇在法国生活时买下的一块怀表，脚上穿的是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看蒋碧微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据说，孙多慈惊闻徐悲鸿去世，关门哭了三天，后来为老师戴了三年孝。而亲自告诉她这个消息的却正是蒋碧微。

安葬徐悲鸿后，廖静文哭着走进文化部，把家里的全部钥匙交给了沈雁冰。她把留在徐悲鸿身边的一千二百余件呕心沥血之作、一千二百余件唐宋以来的名人书画，以及徐悲鸿从国外收集的一万余幅画册与绘画资料，全部无偿的捐献给国家。同时，还将徐悲鸿以她的名义购买的住房无偿捐出作为“徐悲鸿纪念馆”。这个系列行动的光芒和价值，决非任何简单的词义所能涵盖。

一九七五年一月，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六十三岁。有人分析，孙患癌症的重要原因就是一生内疚，郁闷而得。但孙多慈本人就自己与徐的交往闭口不谈。孙多慈与徐悲鸿相逢，处于徐悲鸿艺术创作的盛年，徐悲鸿为大众知名的重大作品均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之间完成。了解她，有助于了解徐悲鸿那一段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