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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与吴中蕃
明末清初贵州诗人吴中蕃，被鼎鼎大名的大戏剧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比为“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这是贵州文化史上颇发人深思的一个现象。
外界对贵州感到隔膜，大约是古已有之。孔尚任发现吴中蕃，就有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原来，孔尚任未接触黔诗时，根据“诗之所在，即才之所在”，把国中各地人才多寡之数，以十分为率，划了一个分布比例：“吴、越得其五，齐、鲁、燕、赵、中山得其三，秦、晋、巴蜀得其一，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而黔阳则全无。”对贵州不屑一顾，打了零分，列为人才空白区。恰巧，一个偶然机会，久寓贵州的诸生唐御九自黔归来，“盛言其地人才辈出，诗文多有可观者”，孔尚任初听了不经意地“漫应而且疑之”。后经这位来客出示吴中蕃《敝帚集》二册，并拉他共读之，孔尚任才大为惊喜，主动为它写序，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先生为人，予无从悉其概。观其诗，多忧世语，多疾俗语，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
“即中原名硕夙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乃知黔中未尝无人。”
孔尚任这才认识到贵州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对贵州文化的观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且还作自我批评说：“予论才而不及之也，固不任失言之咎矣。”
从这个故事可见，《敝帚集》之不至湮没无闻，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携之外传，而且刚好被孔尚任所看到。
其实，在吴中蕃之前，贵州还有孙应鳌、谢三秀、杨龙友等名诗人。孙应鳌作过国子监祭酒，算是一时国家最高学府的领头人。谢三秀与大戏剧家汤显祖交往，被称为“天末才子”。对孙、谢二人，孔尚任似无所知；而对杨龙友，则过于苛责，忽视了他孤忠殉国的大节与诗画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孔尚任在《敝帚集序》中也承认，贵州除了吴中蕃，“尚不乏人，安能一一搜而传之”，这也是实话。可惜，孔尚任为《敝帚集》作序，时光已过去近四百年。而今，吴中蕃的诗依然限于非常狭小的圈子里，仅为少数人所知。
认识吴中蕃，读其诗，尤其要读其人。“人生百不宜，无过生乱世，况复百不为，翘然命为士”（《敝帚集·寄友》）。吴中蕃生于一六一八年，生活在黔疆穷山阻水之间，处于崎岖离乱之世。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乡试中举人，已是明亡前夕，时年二十四岁，算是赶上了明朝乡试的末班车。第三年清兵陷北京，建立清王朝。明亡后，吴中蕃在流离栖息于云贵一隅的南明永历小朝廷，任过遵义知县、重庆知府、吏部文选司郎中。后因言事忤旨，弃官回乡奉母归隐山中。康熙中，吴三桂，以反清复明为标榜，招他入幕，后因见吴三桂有异志，拂袖而归。吴三桂子继立后，派人再三请吴中蕃出山，并对他施加压力，吴中蕃坚不应从，干脆装疯，把珍藏的复社名人方以智早年赠给他的一方端砚，掷碎于市，这才瞒过使者，得以解脱。吴三桂叛乱平息后，吴中蕃找出破砚，补缀修复。此后的诗文，便取名为《断砚草》。
这是一则富有戏剧性而悲壮的故事。后来，吴中蕃两次应聘修篡《贵州通志》。贵州总督推荐他做官，他仍坚辞，息影终身，一六八五年卒，终年七十七岁。
话题还是回到吴诗上来，吴中蕃一生坎坷，从其诗中可以概见。作为亡明遗臣，他与世异调，从不俯首向人，对新的统治者持不合作的态度，与那些国变之际，趋炎附势摇身一变，颂圣媚时之辈，诚有天壤之别。他的《自矢》诗云：“息意事躬耕，途穷岂倒行。四时常衣褐，一饭不求羹。咸至扩蛩诉，诗成送月评。丈夫死而已，何至易平生。”真乃伤心断肠之语。《杂讽》云：“圣人不贵安知非福，庸人不贱安知非辱，高歌不已安知非哭？”《问剑》云：“把看气色尽昏昏，星斗无光泪有痕。不辞今日重磨试，只恐仍前匣里存。”这些诗都表达了他的节操和志向。
吴中蕃画像
孔尚任画像
吴中蕃的许多诗篇，常以兰、竹自拟，以屈子、子陵自期。表现了兀傲的个性。《愿为》诗云：“愿为江上独立之青峰，不愿为天边弄影之明月。”《登富春山》、《钓台》、《赠汩罗》等诗，以凭吊古人明志：“骨已能全傲，名非昔所求。”“何地非湘水，蹉余愧昔贤。”“欲话沉沦意，忧君涕泛澜。”在《新柳》诗中写道：“莫嫌力弱全无定，长得人怜只是柔。我欲相从学垂手，腰肢如铁不风流。”卑视那万树干条的轻柔细柳，而独标腰肢如铁的风骨。五十五岁那年，他自置墓穴。有《置生圹讫却书》二首，其一云：“非关身后太多忧，此骨安容妾一投。已指前溪为止水，更营块土作菟裘。恨无烈士堪相傍，笑语时人岂暂游。不待盖棺方论定，一生强半在林丘。”孔尚任说吴诗“多支离漂泊有心有眼不易告人语”，此其是欤？
黄裳《漫话桃花扇》说孔尚任写《桃花扇》，“是当做政治剧来写的”。我觉得，吴中蕃的许多诗篇也是当作政治诗来写的。孔尚任的身世与吴中蕃不同。孔曾经得意过，在御前讲经，得到过康熙皇帝的褒奖，还当过国子监博士。但孔氏中年之后，游历江南，结识前朝遗民逸士，凭吊亡明历史故地，感慨很多，他对南明爱国抗清志士寄予同情，对卖身求荣者流十分憎恶。孔尚任为《敝帚集》写序，正处于他创作《桃花扇》的时期。因此，他与吴中蕃心心相通，在精神层面上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也就十分自然的了。
贵州多山，山多钙多，钙者山之骨也。贵州从古至今，铁骨铮铮之士，代不乏人。吴中蕃是其中之一。从这个角度考察，孔尚任把吴中蕃与屈原、杜甫相比拟，认为“其人似之，其诗似之”，应当说是有道理的。
在《敝帚集序》中，孔尚任更从吴中蕃引出贵州人才为何往往无闻的一番议论，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孔尚任总结认为有三条原因。一是贵州交通阻隔，外人来此，“轮蹄之徙来，疲于险阻，怵于猛暴，惟恐过此不速”；二是“官司其地者，视为鬼方，蛮触之域，恨不旦夕去之”；三是贵州人“朴略无华，不乐与荐绅游”。有了这三条，贵州便难与中心之区相争衡了。孔尚任所举的第一条原因，是指贵州自然环境与地理区位的先天弱势。贵州自古以来，远离黄河长江文化的发源地，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之崛起，较之得风气之先的中心地区实在百倍艰难。第二条原因，则涉及经济文化落后的政治因素。历代中央朝廷放在贵州的力量从来无法与中原、江南以及贵州周边省区相比。派来的封疆大吏更迭频繁，往往无长远打算，“恨不旦夕去之”，这对贵州的发展当然不利。第三条原因，是指贵州人的封闭性。所谓“与荐绅游”，用现代话语，应理解为走出边远小环境，投身于中心主流文化的大环境，参与国内国际文化开放与竞争，这样才能开阔视野，吸取外来文化养料。所以“朴略无华，不乐与荐绅游”，老实巴巴的，恐怕也不算什么值得称道的风格吧。
孔尚任与吴中蕃，是贵州文化史上一则不该湮没的佳话，也包含着若于历史沧桑，几多感慨。时代不同了，贵州早已今非昔比。但四百年前的故事里的熠熠光华，恐怕还不可视为明日黄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