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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花溪小憩
一
贵阳之胜在于花溪。而花溪之美，在于山环水绕，竹木丛郁，饶有江南风味。我风尘仆仆从沦陷区逃出后，几经周转，最后落脚在贵阳，这应当说是个“小憩”。因而巍然于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花溪小憩”，不仅建筑玲珑雅致，名字也实在取得好。抗战中流亡到西南的游子们到这里，也许会跟我有共同的感受吧？
我到贵阳之初，是任教于贵阳师院，兼课于贵州大学。贵大离城约四十华里，即在花溪之畔；兼课的老师每周都以“花溪小憩”作为临时住宿之地。我真正饱赏花溪风光，领略花溪幽趣，即在这时。后来我正式任教于贵大，宿舍反而有些简陋，离花溪也远了一些，令人感到遗憾。但星期假日，偶然散步花溪，小别重游，亦倍觉亲切。
回忆当时兼课于贵大，每周一次小住花溪小憩，备课之馀，有时徜徉于山水之间，有时把卷于回廊曲榭之际，恍如置身世外，心境怡然。最近翻检书笥，偶见一本线装书中，夹着一张老得发黄、字迹模糊的烂纸片，竟是当时写下的一首七绝，颇引起我对往事的一些遐想。其诗云：“蝉翼纱窗静里开，麟山一角画中来。踟踌忘却心头事，听罢溪声数落梅。”其时闲适之情，宛然可见。
古人对某一风景胜地，往往标榜什么“八景”“十景”之目，数目不足，则勉强拼凑，殊觉无谓。我对花溪之胜，适意之外，便觉有趣，初不计时人如何品评也。记得一九四六年秋，我与姚奠中兄偕著名教育学家罗季林先生散步于花溪灞桥之上，桥下小瀑飞溅，桥畔疏柳垂丝，游目骋怀，自得其乐，共议合照以留念。姚兄工填词，事后曾写小令于合照之背，以记其事。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每一展现，为之神往。兹录姚兄小令《菩萨蛮》如下：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即使在风景绝佳处，亦难免有天涯沦落之感。
二
又记得，是个盛夏季节，潘君芷云因事来花溪镇。那时她离婚一年，颇有人生坎坷之感。一天相约同游花溪，信步溯花溪而西，两山夹水，渐入幽境，亦即时人所称的“碧云窝”。我们偕坐巨石上，看云观水，闲话生平，有时也谈谈诗词，竟忘却外界的炎热。
古人有诗云“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庶几得其情趣。少顷清风送来一阵疏雨，芷云带来的一柄太阳伞，这时只得撑伞共障之。雨过之后，比来时气候清爽多了。此行如必命以雅称，则谓“碧云消夏”可也。
一次新秋的晚饭之后，我独自散步。行至花溪附近，忽与潘君芷云邂逅相遇。原来她是来花溪镇上访同乡人的，亦因饭后无聊而独自散步至此。我们遂相携同游。芷云曾任教于花溪中心小学多年，故对花溪一草一木，似乎都有深厚感情。畅游之际，经她一一指点，便觉山山水水都有妙趣。花溪四围都是山，如麟山、龟山、蛇山诸胜，皆以形状而得名。麟山最高，陡峭多石，嶙峋如歧角。蛇山则逶迤绵延，上多乔松。天色渐晚，我们漫步于蛇山之上，一轮新月，出现于松间，晴空澄澈，四顾无人。此时，不仅忘却人间，更不知身在花溪。少顷，麟山磷火闪灼，四出如散星；松涛震耳，凉气袭襟袖。颇有东坡《赤壁赋》所谓“凛乎其不可留”之势。乃相别而归。
我跟芷云的花溪之游，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七七年春，芷云路经贵阳时的忆花溪诗，犹可见其情景。诗云：
经过回忆而出现在芷云笔下的诗境，确实令人神往。
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贵阳之于全国，不算胜地；花溪之于贵阳，也不算名山大川。但在抗战期间，贵阳乃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称。人杰地灵，文人荟萃，花溪又以其特有的秀丽，声名也就为之大振。我初到贵阳之际，贵阳的文化风采，依然可观。贵阳师院中文系主任文学史名家谢六逸君刚去世，继任者乃以诸子名家的王驾吾君；同仁如著名文学史家姚奠中君，系章氏同门；历法大家张汝舟君；新文学蹇先艾君，其时亦皆任教于贵州大学。
抗战期间，文化名流云集西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据说，一次小提琴名家马思聪来筑公开演奏，住宿于贵阳师院教工宿舍。马的习惯，演奏期间，日夜练习不倦。一位同仁住其隔壁，并不以“近水楼台”为幸事，反嫌琴声聒耳，而下逐客之令。这也算是文化界的一件趣闻吧？有人说，抗战时期，大大提高了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水平。这话也许是对的，但为此而付出的民族代价，也未免太高了。
乱极思治，历来如此；劳极思逸，人情之常。抗战时期的花溪之所以成了人们的“小憩”之地，正是这个原因。但现实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幻想的世外桃源，也只是出现于陶潜的笔下。且不谈抗战末期日寇进犯独山时，贵阳的骚乱景象；即使抗战胜利之后，人们脑海中那昙花一现的安乐感，也没有保留几天。
记得我到贵阳不久，西南联大的学生由昆明回北京，路过贵阳，即住在贵阳师院的临时招待所。从他们口里传来了闻一多先生被害的种种情景，并带有不少神话般的色彩。说什么，闻一多先生被害前，有一位神秘的乞食老妇人，从闻的后门，用预言式的隐讳话告戒过闻，促他警惕，等等。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好心的知情人，劝闻避祸而已，并不是什么无稽的神话。
接着，这恐怖气氛，又蔓延到贵阳。贵大的学生无故失踪者，时有所闻。我的好友物理系教授左震寰，就是在这时曾突然被捕的。
紧接着，银元券、金元券泛滥成灾，物价暴涨，知识分子的生活，朝不保夕。每月的工资几十万，但却买不足一月的口粮。工资发下，如果不抢先买米，就要买成银元。否则几个钟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几元票面的法币作为手纸丢在厕所者，随地可见。
接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也在贵阳蓬勃展开。教授罢教，学生罢课，渐入高潮。有一天贵大的地质学名家丁道衡教授召集了全校性的“教授会”号召罢教。记得当时教授们只是在一个没有座椅的大厅里站着，挤得水泄不通，对罢教的号召，一致举手通过。
提到丁道衡，未免话长。当时贵大设有工学院，农学院，文理学院。丁是文理学院的院长，胖乎乎的，为人寡言谈，很厚道。我平时并没有想到，他竟有顶着风浪行的硬干精神。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想到他的祖辈清末名臣丁宝桢。丁宝桢曾任山东按察使（编者按：丁宝桢诛安得海时已升任巡抚）。当时慈禧太后的太监安得海（俗称小安子）颇得幸，所至擅权纳贿，无敢言者。过山东时，丁宝桢竟以计诛之，朝野称快，而丁宝桢之名，亦大震于天下。他曾受封为“太子少保”，故俗称“丁宫保”。中国西南名菜有所谓“宫保鸡丁”者，即因丁宫保所嗜食而得名。丁道衡的气魄，莫非犹有乃祖遗风欤！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国立贵州大学
一九四七年汤炳正（后排右一）为同在国立贵州大学任教的章氏同门姚奠中结婚当伴郎
四
我在贵阳时期的生活，不妨说是闲适与震荡相交错。所谓“小憩”，亦不过是于混乱中自我解脱而已。贵州的名胜，黄果树瀑布，是闻名世界的。但当时限于种种条件，竟未能一瞻风采，而仅得醉心于区区的花溪。这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教书，毕竟是我的中心工作。这时我所讲的课程，有刘知几的《史通》，因为抗战初期，我在家乡曾对它下了一番工夫，有一些心得，也开过声韵学、训诂学，因为它是我这时的主攻学科，并继承了章师的绝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日寇侵略，曾激起我研讨《楚辞》的动机，而闻一多的被害，又激起我讲授《楚辞》的念头。不料《楚辞》开讲之后，常常学生满坐，甚至坐在窗外、跨系听课者也拥挤不堪。现在看来，学生的情绪如此热烈，无疑是广大青年们已把屈原精神跟当时反侵略、反黑暗斗争联系起来，并产生了共鸣。
就在这时，我曾写下一些有关语言学和《楚辞》的论文，几经丧乱，原稿散失殆尽。现在仅存的《驳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语言起源之商榷》和《招魂“些”字的来源》等，可以说是我这时期仅存的一点学术陈迹吧！
如果说动久思静，人之常情；那么三年多的贵阳生活，又未尝无静久思动之感。大约一九四八年末，湖南师范学院院长皮名举、中文系主任马宗霍，前后专函聘我入湘。措词恳挚，敦促有加，不免为之动心。皮名举是清代今文学派大家皮锡瑞的嫡裔；马宗霍是章氏门下的名流，著作等身，深为先师所器重。他写《声韵学通论》时，与先师信函来往，字斟句酌，传为学林佳话。当时我之欲应召赴湘，不仅有感于嘤鸣求友之切，亦欲借此沾溉岳麓书院之遗风与凭吊屈子沉渊之旧地耳。但卒因国立大学难免饥饿袭击，故只有放弃入湘之念，而应伍非百先生之邀再次入蜀。
贵阳的生活片断，我本没有想去写它。因一九九〇年端阳节赴贵阳主持“中国屈原学会”第四届年会之际，才引起我对四十多年前的某些旧事的回忆。而这次入筑，总算领略了黄果树瀑布的磅礴气势，补上了当年所缺的旧课。可惜的是，由于会务繁剧，应酬太多，到贵大赴宴之后，近在咫尺的花溪小憩竟未得再睹芳姿。这又给我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永恒的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