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不久，博物院要我担起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工作。开始我在思想上是有矛盾、有顾虑的。我想自己是学绘画的，后来为了生活，搞这样那样设计，到云南以后，由于有多种有利条件，对古代装饰纹样，发生浓厚兴趣。现在，要我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势必将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我国西南是少数民族较集中的地区，像云南、贵州、四川、湖南都有少数民族。云南贵州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我当时也搞不清。我要研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势必一生都要留在西南，而且要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

有些亲友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工作，说是太冒险。他们讲了许多吓人的传说，说有的民族用的箭，箭头有毒，射到人身上，拔出箭就“见血封喉”，“封喉”就是不能说话了；还有人说靠近边疆地区，有的民族在播种之前，必须砍下人的头，放在寨前的木桩上，祈求丰年，愈是远方来的人，他的头愈宝贵。还有人说有的民族善于“放蛊”，“蛊”就是用毒虫咬毒虫，用最后胜利了的毒虫，制成毒药用来害人。种种骇人听闻的传说，说得活灵活现。研究民族学的学者认为这种种传说，并不完全可靠。例如“放蛊”，生活中没有发现过，毒箭是有的，但是只是他们受到攻击时，用来自卫的。杀人祈求丰年，古代就有这种习俗，现在不能说没有，但是已经很少听见了。

不论人们说得如何可怕，我不管这些，我对少数民族艺术传统本来就感兴趣，所以决定先去贵州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过一个春节。同时收集一些实物资料，博物院拨出了三千元作为收集资料经费，后来又增拨了几百元。为了使工作进行比较顺利，从语言研究所借调了芮逸夫，他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对调查研究工作富有经验，而且他会摄影，调他来帮助我，我就更安心了。

在出发之前，梁思成找我谈过一次，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干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千万不能自己留一样东西，即使是你用自己的钱买的，这也不行。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借调查研究为名，为自己弄到一些东西，有的人还用欺骗的手段。例如有人去西藏用一只普通的闹钟，通过一些不法的喇嘛骗换一座鎏金的铜佛。有的人就偷。我们这次去贵州，确实做到了个人什么都没有留，什么都没有买。

十一月初，我们从云南昆明出发，当时从昆明到贵阳要坐三天两夜的公共汽车，在路上投宿两夜，总算平平安安到了贵阳。贵州与云南是邻省，但泥土颜色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云南昆明是“四季皆是春，一雨便成冬”。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从这几句话，也就可知贵州的贫穷了。

我们去到贵阳，除拿了中央博物院的公函，我有一个亲戚认识贵州省政府的秘书长，他特地写了一封信给这位秘书长，所以我们一到贵阳就先去见这位秘书长。经他介绍，要我们去民政厅找民政厅长，这位民政厅长听我说明来意后，立刻就说：“不行，不行，你们回昆明去吧！”他接着又说：“关于收集资料的问题，这是办不到，蒋夫人宋美龄想要一套苗族的服装，我们搞了好久，也没有搞到。你们不要空想了。”我说：“我是博物院派来的，总不能就这样回昆明，最少也应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看一看。”他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去，那么一切由你们自己负责，民政厅不能派人保护你们。”给几个县的介绍信他都拒绝写，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和他说什么了。我们只有靠自己想办法。

我们到处请教到处打听，总算打听到贵阳正在办一个少数民族训练班。于是我们想尽办法去认识训练班的学员。有一天我们请了两位苗族学员来了解情况，并向他们请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他们很直爽：“不要轻信别人所说的，没有那么严重，不需要什么保护，我们的民族不会来伤害你们的。想收集一些资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苗家姑娘一生就绣那一身衣服，他们想白要硬要，当然搞不到手。”他们看看芮逸夫上身穿了一件西装上衣，我则穿一件布长衫。他们说：“你们最好不要穿西装，不要穿长衫。千万不能穿中山装，他们最怕官方去拉夫当兵，拉去当兵的人，十有九不回。”他们认为如果先在贵阳四乡把关系搞好，可能有人会主动为我们带路。

七十七深入苗寨

我们决定先从贵阳郊区开始，出了贵阳，走一二十里路，就是山区，在山区中有苗寨。寨子很小也很分散，只要我们走近寨子，寨子里的人就全部走光，躲到山里去了。连续三天都是这样，那怎么办呢？第三天我们发现寨子里的大人虽多走光了，寨子外面有两三个孩子在东张西望，大概是监视我们在搞些什么，我们决定就从孩子身上想办法。

贵阳的糖果铺，只要你买一斤或半斤糖果，他总是用红纸包成一个大三角包，很显眼。第二天我们就带了这样一个三角包，到昨天去过的寨子，我们也不进寨去，就坐在寨子外面一块石头上，打开纸包吃起糖来。这个办法真灵，两个四五岁的孩子慢慢走近我们，大概想看我们在吃什么。我们向他们招招手，他们却又逃跑了。我们把几块糖放在远处的石头上，不去理他们，过不了一会儿糖被孩子拿跑了。于是我们又将六七块糖，放在原来的地方，这次六七个孩子过去抢糖。有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走近我们，我们把糖包全给了他们。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回城了。

第二天，我们照样带了两个三角包，到昨天去过的寨子。四五个孩子迎着我们走来，我们在寨子外的石头上，打开纸包给每个孩子一块糖。有些孩子拿到糖后就跑回寨子。一会儿十几个老年妇女走来了，我们也照样给她们每人一块糖。其中有个老大娘，衣领和衣襟上有挑花花边，一头已经破了，垂下来有两寸多长，我想看一下，谁知一碰就断了，我拿出两角的银币，问这老大娘愿意不愿意把这断下来的花边卖给我？她大概懂得一点汉语，把花边给我，我就把两角钱给她。其中有一个老大娘汉语说得很流利，她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收买花边的？我说：“我们就是来收买花边的。”后来又出来一些妇女，有人说好的花边有的是，有人还特地回家去，拿来一些花边，我又选买了几条，约定下一天再来。这一次我们再去，有个妇女领我们进了寨子到她家门口，我们这一次不仅买到了花边，还买到了挑花的衣袖，我们不单付了钱，还给他们布和线。从此，“来了两个买花边的人”的消息，从这个寨子传到另一个寨子。但是，我们始终看不到一个男人。

一天，我们走到更远一点的山区去，隐隐约约听到吹唢呐的声音，我们就顺着声音找去。看到在一块场地上，聚集着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是苗族。其中有认识我们的，一打听说是他们族中最老的老人死了，所以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向房子看去，看到死人就停放在门口。根据当时苗族的风俗，族中的长者死了要宰牛，由全族的人拿出钱来买头牛，我们也用纸包了一块银元作为一份儿。他们给我们两条白布条，我们学他们的样子把白布条缚在头上，也像他们一样跪在死人前面。

他们用两根较粗的树枝，中间缚牢，张开就像一个十字架，他们用三个这样的架子，把死人停放在架子上，前面放着一张矮桌，桌上放只木升，木升中放了些杂粮。牛肉切成小块，在白水中煮了一下，就盛了一碗放在矮桌上，这是给死人吃的。他们在死人旁边放了一把小木凳，要我坐在死人旁边，也给我一碗牛肉，与敬死者的那碗牛肉一样多，因为我是远方的来客。所有前来的苗族，不论男女老少，都跪在死人前面。看着我把碗里牛肉吃完，大家才站起来，各自去吃牛肉了。我吃这碗牛肉实在不容易，第一，紧靠着死人坐着，第二，面前跪着这许多人，再者牛肉没有烧烂，咬不动，又是用白水煮的，没有放盐，我只有把这碗牛肉硬吞下去。死人头上用布打了结，这个结名为“英雄结”，就是说此生没有地，来生像英雄一样把失去的地夺回来。为老人宰牛，敬死人吃牛肉，就是说此生没有牛，像牛马那样生活，来世能有牛来为自己代劳。

后来在场子上看到像花杆那样竖立了一根很高的树干，砍去所有枝叶，只留着树干头上几片叶子，在树干下面的地上，放着从中劈开的牛头，作为祭天。这从中劈开的牛头，平放在地上，非常像商周时期用来作为铜器上装饰的饕餮纹，用饕餮纹作装饰的铜器，多数是礼器。祭天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习俗。这种用来祭天的从中劈开的牛头，到底和饕餮纹有没有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苗族中又分几族，这是因为长期分居在各地，过去多数住在山区，几乎与世隔绝，逐渐形成了不同的风俗，服装也各不相同。例如定居在贵阳四郊山中的苗族，当时自称“花苗”。花苗之称因为妇女衣服上往往用挑花作为装饰。在黑色的布上，主要用白色的线挑出装饰图案，用红色线来作为白色的陪衬，一般都用红白两个颜色。有时也用一点蓝色线，这是极个别的。白色的挑花，与黑色的底色是强烈的对比，红色与白色对比性也很强，但是在色调上是调和的，统一的，因为它没有其他颜色。

同时由于用挑花的方法来表现，总的装饰效果，显得精致、幽雅，花样虽有千变万化，但是图案的基本结构只有一种，是十字形，根据这个基本结构做出各种变化。这些变化都是挑花的人自己创作的。

贵阳苗族妇女花衣的装饰主要的是在背部，成一个正方形，其次是袖口，外加的装饰有背带，有围腰，这上面也有挑花。

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不仅买到了许多花边，未制成衣服的挑花袖口，而且我们还买到从头到脚的全套服饰。因为经费有限，不能尽量收集。由于选购比较严格，所以收集到的资料中，有一部分艺术性比较高。听说这些资料，并没有被运到台湾去，后来由南京博物馆转交给故宫博物院。

开始他们连照相也不同意，后来他们同意照相，却拒绝为他们画像，所以我在这一段时期中，一张画也没有画。

三十年前，日本鸟居龙藏在书中讲到有些图案他当时没有收集到，而我们竟出乎意外地收集到了。我们把贵阳的工作做一结束后，就去花溪。

七十八仲家族的婚礼

我认为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艺术传统，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不是用那种猎奇的眼光，有些装束过去存在，现在他们自己已经抛弃，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少数民族都比较单纯、善良，内心是美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内在的美。我们在贵阳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逐渐认识到他们这种单纯、善良的品质。

厐薰琹《贵州山民图》——挑水、捕鱼（一九四二年）

厐薰琹《贵州山民图》——背柴（一九四二年）

花溪离贵阳不太远，是当时贵州的一个风景区，所谓风景区因为有远山，有流水，有一些平原，有一些树木。像这样的风景区，在江南是不算什么稀奇的。我们到了花溪，为了节省开支，在一个小土地庙中，支起了两张行军床，就算是我们的宿舍和我们的办公地点。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我们想买些吃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辞年晚餐，可是芮逸夫出去转了一大圈，只买回来一对红烛和几两烧酒，我们点上了红烛，分喝了烧酒，昏昏沉沉睡了一晚。醒来天已经大亮了，迎来了一九四〇年。

花溪有多种民族，主要的是仲家族与苗族，其他民族人数甚少。当时大夏大学在贵州，他们对少数民族的问题，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由大夏大学的介绍，我们就去访问了一家仲家族。仲家族基本上已汉化，但是在民族艺术传统上，却还保留着自己民族一些特点，普通服装很像清代末期时汉族普通妇女的服装，上身穿镶挑花花边的大襟上衣，下穿长裤，衣袖上与裤脚上都用挑花花边，但是它的图案风格与苗族图案风格不同。仲家族中有些人家生活比较富裕，识字的人也比较多。在清代时有些仲家族还考上秀才、举人。

我们拿了介绍信去访问的第一家人家，碰上这家的三女儿明天就要出嫁到邻村去，我们征求主人的同意后，第二天就加入到送亲的队伍中去，除了两个长枕，几床被子放在马背上，送亲的人都步行。新娘一手打着一把伞，一手还提着一个小衣包。本来应该新娘子自己拿着，因为我是远方来客，可以代她背着。大概走了一二十里，就到了男方的寨子。在寨子外面就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来迎亲的。在寨子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姑娘，双手托了一只木盘，上面有许多小酒盅，先请新娘喝，然后每一个送亲的人都要喝，不然不能进寨子。进了寨子到了男家，在男家门外，又是一个姑娘，托着放酒盅的木盘，也是先敬新娘，然后每个人都喝第二杯，才进人男家。新夫妇拜堂与汉族一样。据说结婚这天夜里，其他青年男女坐在火塘边，要整整喝一夜。因为我们既不是仲家族，又不是青年人，所以我们也不便去过问。在我们离开云南之前，几个搞民族学的前辈一再叮嘱，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搞好民族间的关系，千万不能为了个人多得到一些资料，就不顾到对方的风俗习惯。

当时花溪有苗族，他们自称为“青苗”，没有听说她们有挑花服装，她们的服装比较简朴，上身衣服是对襟，一道宽镶边，没有挑花，衣袖上有两道镶边，上面也没有任何装饰。未出嫁的姑娘用来缚头巾的带子则是姑娘自己挑的花，没有固定的图案基本结构，但是还是可以找出它的规律来，多数采用连续菱形作为图案结构，除此以外，全身没有其他装饰。

他们的“跳花”日期，在春节前举行，“跳花”是预祝明年丰年的一种仪式，也是姑娘们的一种娱乐，但是由于生活艰苦，所以即使在跳舞的时候，姑娘们脸上也见不到笑容。花溪苗族的“跳花”比较简单，选一块平坦的地，在地中央树立一棵“花树”，所谓“花树”，实际上是砍下一棵平常的树，只留下树顶上少数枝叶，把其他枝叶全部砍去，然后把它竖立在地中央，作为“花树”，七八个姑娘手拉着手围着“花树”跳舞，小伙子在旁边吹笙并不跳舞。姑娘们的舞步也比较简单。围观的人也不多。这里青苗族姑娘的主要标记，是在她们的裙边上，有一条青色的细边。

我们看过了她们的“跳花”，就离开花溪，去龙里、贵定二县。

（选自厐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七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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