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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三月
熊佛西像
一
去年秋天，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时分，我由独山到了陌生的贵阳。在三十年的夏天，我由陪都去桂林，虽一度路过此，但因当时心绪太坏，仅在此留宿一夜，便匆匆离开了。听说后来朋友们对我颇见怪，为什么到了贵阳不去看他们呢？
其实当时我匆匆而来悄悄而去是有难言之隐的。我有两位好朋友住在贵阳，他们是夫妇，是两位极有修养的高明的医师，就我们的交谊而论，在任何匆忙的情形之下，我也应该去看他们。但为了某一私事，他们的看法和我不同，这在他的书信中早已明白表示，而我为了减去自身痛苦，不能不坚持己见，所以当时实在不便和他俩会面。这会引起我的痛苦和矛盾，为了决定“是否去看他们”，我躲在车站小旅店里思考了一夜。说来也好笑，次晨，在车未开之前，我还一度按址去看他们，但，我走到他们的寓所门口，突然畏缩起来，我没有勇气投进我的名片，我怕与他们见着面，他们夫妇会以最大的热情来激励我脆弱的心。在他们激励之下，我知道我会流出泪来述诉我内心的悲愫。然而这，我又知道对于当时的事实是毫无补益的，说不定反会引起他们更深的误解与伤痛。于是我在他们的门前徘徊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毅然折回去车站。记得车子开出贵阳时，我还从车窗里频频向外探视，在人影中仿佛看见他们夫妇赶到车站来截留我。所以那一次贵阳给我的印象是辛酸的，那时的盛夏，给我的感觉却是凄凉的。
一别三年了，在秋风瑟瑟，秋雨绵绵的时候，我重到了贵阳。这山城的一切仿佛都在向我招手，微笑，在黔桂路上过了月余颠沛流离生活的我，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山城对我本来是陌生的，仅有过一夜之望，然而我这时似乎回到了我的故乡。在这里我原无多少熟人，然而所见到的人几乎都是我的朋友。记得在桂林第一次吃紧的时候，我和寿昌再三踌躇：究竟往那一条路走？我们一致认为贵阳不是我们来的地方，即使来了也会使我们有寂寞之感。然而这次到了贵阳，这里不但不使我们寂寞，而且使我们有在此长住的愿望。
我到贵阳，那位热情的少年沙家声，他是我在桂林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把我请到他家里去住。他把自己的房间和床铺让给了我，他却与瘦石几位朋友搭地铺，这种盛情是很可感的。将住处安排妥帖之后，他便陪我去洗澡。走出沙家门，在大十字碰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我猛然一把拉住，就说：“你老兄也在这里。”却把他吓了一跳！他以为我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叫花子，后来我常以这事取笑，说他势利眼，他却辩驳说：“我当时的确不认识你，把你当做叫花子未免过分，不过你当时确像秃头张飞！”足见我到贵阳是如此的狼狈！
次晨，贾登棣兄带了许多朋友来看我，储裕生兄便是其中的一位。朋友们见了面不免要酬酢一番，几乎天天要饮酒。对于酒，我是有兴而无量的，至多饮了三杯就会醉。在饮德上，我却与柳亚老脾气相似，只要朋友们敬我酒，我从不拂其意，但我从不勉强朋友们饮酒。记得三十三年春，方将军从长沙因事到了桂林，牛鼻子黄兄为其洗尘，邀约齐老诸昌及我作陪，名士英雄欢聚一堂，不免要大饮一番。方将军善饮正如他善战，但朋友们对他过分热情，终于将他劝醉了。当时我心里颇不过意，我以为偶尔集会，三五知己小饮，则是人生乐事，而大饮要至醉，则是一件苦事，有意把朋友们醉了更是丑事。
酬酢了一个多月，我想应该在此做点事了，以答报朋友们的厚望。同时承曾俊候先生及其公子繁昌的好意，把贵山园藏画室腾了一大间给我暂住，数月来天天过着不安心的混乱生活，今得此暂息，更不能不抖擞精神做点工作。
二
第一件工作，我愿意做的，就是《文学创作》的复刊。近三年来，我蛰居桂林，可以说一事无成。在此期间比较藉以自慰的是我主编了《文学创作》与《当代文艺》两种纯文学的月刊。《文学创作》创刊于民国三十一年的秋天，是我和蒋木善兄合作的，我任总编，他任发行之责。当时以刊载结实的创作为目的，以打破过去一般刊物的宗派的作风而自勉，只求文章硬，文章好，不论作者有名与否，是我取稿的准则：我既请我的朋友帮忙写稿，同时也特约素昧平生的作家撰稿。我的朋友的稿子未必登，不是我的朋友的稿子也未必不登，朋友们介绍来的稿子合用的固然用，否则也不应酬：自然，这是我的想法，究竟我是否完全做到了，是另一个问题，而且在我主编的刊物上登载的文章是否篇篇都是结实的力作，这连我自己也不禁怀疑。如去年春天有一位读者在桂林《大公晚报》指教我，说我刊载名作家的作品太多，无名作家的作品刊载太少。这种指教我自然是感谢，不过处此物资艰难的今日，一个刊物固然应多选拔后进作家，但是先进作家的作品岂能抛弃？正如作战，优秀的新兵固应上前线，可是那些富有作战经验的精兵岂可置之不用？实际上，如今的一个刊物即等于一个战场，要把它办得像个样儿，应该是旧兵与新兵一起参战的。所以我办刊物常以破除宗派观念，有名与无名作者的桎梏而自勉，本来“文人相轻”是中外文人的传统积习，一时要纠正，说之容易做之难，不过平时在文人各有标榜或意气还无所谓，在全国一致作战的今日，我们总体得需要团结，需要统一。政治军事应该如此，办刊物又何尝不应如此呢？
但文学创作办到去年春天，本善兄因事实的困难，不愿继续办下去，幸得友人聂叙伦兄的赞助，几至将闭的“文刊”得以延长其生命。自三卷一期起，发行与编辑由我单独负责。为了不至受到纸张的威胁，我当时便将向朋友借来的一笔资金完全购买了纸张，它们足够一年之用。我满以为这样做是上签，因为过去文学之误期出版，完全由于没有钱与纸，现在既有多量纸张的积蓄。将来决不致再误期。这是去年四月的事。但五月底湘北的战事再度爆发，桂林领到纸张，朋友们都劝我把纸张抛出，携现款逃难。但我当时坚持不允，我确信桂林不会沦陷，万一不幸沦陷，国家的损失大，文创社的一点纸张又何足惜呢？
桂林终于沦陷了，我虽损失殆尽，但使我最伤心的不是那二百担纸，而是我随身带出的将近四百万字的底稿。这些都是朋友们寄给我发表的，足够我主编的两个刊物两年之用。其中长篇小说就有八部之多，这种损失无法弥补的，我现在一提这件事就感到无限的创痛。这时我对于《文创》的出版具有极大兴趣，朋友们也这样鼓励我，这并非表示我办刊物上了瘾或除了刊物便无别项工作，实际上是缘于刊物有数万爱好文艺的青年读者，我不忍辜负他们的期望。
当时朋友们也劝我把《当代文艺》同时复刊，他们认为这个刊物虽只出了七期（出到二卷一期），却有后来居上之势，编排新颖，纸张优良，他拥有读者恐比《文创》还要广大。这种提议我颇跃跃欲试，但一细想，一个刊物尚无力使其复活，何况两个？贪多必败，不如集中力量来恢复《文创》，或《文创》与杂文出联合版。
熊佛西在贵阳寓居的达德中学旧址
决心既定，便去和正风书店的负责人王口刚、陈钦两兄商谈，试探他们是否愿意出来合作。听了我的意见他们很高兴，隔了两天他们算盘一敲，至少需要资金百万，于刚对这事极热心，但一时无法筹足这一笔款。
过了几天，我要到文通书局访谢六逸、曹未风两兄商谈这事。未风是我的文友，六逸是我二十年前的神交。我和六逸虽从未晤过面，却通过不少次信，这次在贵阳见着他，我真有说不出高兴。他的年龄和我不差上下，趣味跟我很相似，是一位十足的书生，且极富正义感。他对我到贵阳后的一切极为关怀，所以我谈及《文创》复刊的事，他就满口答应没有问题。我们什么都谈到了，只待合约的签字，于是就更积极筹备。一方面来约散居各地的朋友们写稿，一方面将三卷三期从桂林机器上抢出来的一部分文稿——其中有郭沫若先生的《论韩非子的思想》、庄瑞先生的《家庭》等交图云关的印刷所编排，承曾素昌、陈钦在百忙中为我校对。不料纸型已妥了一部分，而黔南事变突起，贵阳下令紧急疏散，于是一切又成了泡影。
这是我到贵阳以后努力文创复刊的经过。
三
其次是参加《家》的演出。
《家》是巴金先生的原著，曹禺先生的改编，于三十二年的秋天我曾在桂林导演过。这剧人物繁多，演出颇不容易，假使导演者能把握剧中的中心——作者的主题与结构的线索，也不难求其成功。我常谓，导演一本戏正如写一篇文，应该从分析题材、人物、结构各方面下手。文章应求其通顺，从起承转合中达到气韵的完整，导演一个戏何尝不是如此呢？不怕剧本长大、复杂，只要我肯细心分析它的内容，了解人物，把握它之主题。演出《家》，要紧的是把握它的主题，同时对于全剧很有条理的给观众一个清晰轮廓。这剧的主题据我的了解，消极的是暴露旧家庭一切不合理的现象，积极的是表现着社会的光明。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暴露，一方面是指示，暴露的方面在剧本里表现得很清楚，指示的方面作者虽没有十分显明的说出，我们的确从智慧的一角去发掘，这是一个导演人应该把握的第一点。其次是关于人物虽多，假使我们能把他们分成几辈处理，也没有什么难。高老太爷、冯崇山、陈姨是第一辈；克明、克安、克定，及他们的妻子是第二辈；觉新、觉珏、觉民、觉慧是第三辈；淑贞和觉英是第四辈。他们各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气质。假使导演能把这些分析得很清楚，剧的精神则不难表现，人物的性格也不难凸出，整个的演出当然容易成功。
演出《家》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倒是真的，若说它特别难倒不见得，我一向深信“一通百达”的道理，只要我们有处理别的剧的才能，对于《家》我们也必然胜任愉快；我说它麻烦是指选择道具而言。这剧的背景是“五四”时，“五四”离现在虽不能算年代久远，但毕竟那时的一切与此时不同，尤其是当时的服装与家具。旧家已逐渐在淘汰，如今要物色整套“家”中的服装和道具的确还是一件麻烦的事。
这一次的导演人本来是贾耀恺兄，以他的学识与经验来处理这个戏可谓绰绰有余，不过他客气，一定要我来凑上一角。我近日因编写杂志，伏案的时候多，对于导演的情趣已日渐淡薄，到贵阳不敢贸然应诺。而且，在中国导演一剧，便如亲临战场指挥作战一样，必须有自己的部队，否则工作人员配搭不力，很容易失败。在桂林我曾受过“乌合之众”的教训。我想这次又是些业余剧人来参加演出，我更感到胆寒。但主持这次演出的“实力派”贾耀恺、万流、汪志瑶、金荣伦、张伯番、俞佳奇、李晋先、刘楚香诸兄再三保证这一次虽仍系业余剧人演出，但决非“乌合之众”，且谓被邀各演员均系贵阳第一流名角，工作态度一向都很严肃，决不会搞砸。在这样盛情恳切的催促之下，我只好勉允加入合作。好在全剧经过耀恺兄的努力，已初具规模。我仅就各个角色的小动作、语调及应有的心理过程略加润色而已。经大家一致的努力合作，不到两星期，这剧就在省民众教育馆正式上演了，共演了十五场，几乎场场满座。据后来一些朋友们评价，演出水准在贵阳突破了过去一般的成绩。这种收获都是参加这次演出的朋友们战斗的结果。
贵阳民教馆的礼堂倘能加以改造，可以成为一个很像样的小剧场。现在贵阳所有的戏剧活动，完全集中在这儿演出，最大的好处是地点适中，可惜的是里面设备太空虚。演出的团体每次都要自己负责去筹备观众席的座位，而舞台上的一切，用不着说，需要自己去制作。慢说布景灯光道具要自己去张罗，即是舞台上最低限度的设备，如前幕、天幕、夜幕等，也得自己去筹备。这未免使主持者筹办的负担太重，同时这也是任何演出者亏损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这种困难，使戏剧在贵阳能够得到普及，而且更繁荣的生长，我曾数次和口口先生及贵阳的戏剧工作者谈到，能否在贵阳建筑一个现代化的戏剧馆。戏剧是先进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是反映并推动时代的动力，新中国的国民万不可像昔日封建人将它当做“小道”而予以鄙视。然而戏剧艺术的成长，主要的还在于普遍的设立现代化的剧场。没有完备的剧场，决不能产生优秀的演出与剧本。因为当前物资的艰难，我们固应因陋就简，用我们的“智慧”来克服艺术上的需要，但，毕竟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这次家演出的收获，据我个人看，不在艺术标准的提高，而在同志们工作态度的严肃，及收支的账目清楚，这是我最引以为荣的事！
四
衡阳不守，桂、柳相继沦陷，贵阳的人心因之大为震荡。由湘赣一带退了来的难胞，真的，途为之塞。他们扶老携幼，餐风饮露，排成了壮烈的行队，从黔桂路上向内移，这造成了有史以来未有的惨象。为了不愿意做奴隶，一般文化工作者也随着战场的退却而内迁。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人，如牛一样，平日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尤其在这战乱的时候。平日里无积蓄，一旦事变，那里还有钱逃难？不逃，又不甘心，逃，又无力量。在这种痛苦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还是冒着一切的苦难，投入自由祖国的怀抱。祖国需要他们啊，尽管弃妻抛子，挨饿受冷，遭受一切蔑视与痛苦，为了热爱祖国，为了表现文人的气节，我们终于逃到了贵阳。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抗战九年来向全世界，全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灵魂。
我比较先到贵阳，见了同志们遭受这种浩劫，几度为之涕泣。我们与贵阳的几位朋友商谈，是否可以发动一种组织，筹募一笔款子，对于这般流亡而忠贞的文化工作者予以救济。首先，承何辑伍、储裕生、陈恒安、项学儒诸先生及新闻界诸君子赞同，辑伍先生极热心，积极地在市政府组织“战区文化人协济会”，自任主任委员，储裕生、陈恒安等任委员。该会拨款五十万，以一部分改建文化人招待处，对他们予以现款的接济，每人得二千元至五千元不等。款项微薄，但亦表示贵阳人士对于内迁文人之敬意。同时，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道藩先生也拨款四十万，谷正纲先生也拨款一百万，所以后来每人可以领到五千元至一万五千元。社会服务处项学儒经营的餐厅，对于文化人用餐予以半价之优待。
复承青年会国际协会的史上达、惠金安、杨子显诸先生的热心襄助，使得到的文化工作者暂时得以喘息。
但这些救济仅限于贵阳的文化人，而那些尚滞留在其他地方的同志们还是不能得着帮助。因而贵阳当地的文化工作工作者又发起“贵阳文化界联谊会”的组织，以义演、义卖等又筹募了一笔款子，交《大刚报》记者欧阳柏先生，亲赴独山一带分发。该会同时又举行各种招待会，予寓筑之文化人以精神的关照。联谊会主要负责人、各报社及文化团体的代表，谢六逸、刘贤站、储裕生、陈恒安、刘永祜、郑永欣、汤黑子、曹未风、蒋道南诸先生协力较多。
但从桂柳撤退下来的难胞，以为到了贵阳，总可以让他们喘一口气，不料，宜由、金城江、南丹相继失陷，且独山也一度沦陷，于是贵阳大震，当局便下令紧急疏散。这是当时也没有想到的，尤其是从湘赣逃出来的我们，始料未及。
疏散令下了，但是无钱的人走不了，有钱的人又无法找到交通工具，于是多数的人只好步行。这时留在贵阳的文化工作者还有二百多位，真是一筹莫展，那些有眷属的朋友们真是苦不堪言。幸而张道藩从重庆赶来，一方面又筹发了一万元疏散费，一方面亲为调置车辆。为此唐继尧先生奔劳了好几天，谷正纲先生、国际协会的史上达先生，都日夜率领着员工加紧携助救济与疏散的工作。他们这种精神使人深觉感佩。
在十二月四、五、六三天，贵阳已到了万分紧张的阶段，各商店仿佛不要本钱似的把货物向外抛，行人见了车子就不要命似的往上乱爬。贵山图书馆，我的住所里真是川流不息，整天整夜的挤着满满的人群，他们不是向我要车，就是向我要钱，我当时真有说不出的感触。加之，谣言纷起，不是说某处已发现敌踪，就是说某地已自动放了火，仿佛敌人已到了城脚。这时道藩、文伯、辑伍、云杉诸位先生劝我快走，但大部分同志们还未离开，我怎忍先走？我虽明白我留此，除了给大家跑腿，不能有更大的贡献，但我决心要和他们在一块儿受难。我当时确是这样想：假使朋友们遭了难，我一个人侥幸而逃出又有什么意思呢！承裕生并诸友的好意，将叶子伴随其他诸友的眷属一同送到了遵义，因为她刚生产不久，健康尚未复原。
八月各报发出的号外，像雪像雨似的发满了山城，说我军已克复独山。喜讯传来，留在贵阳的人们真是欣喜若狂！岌岌可危的贵阳这时已转危为安。到这时人们才正了解“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意义。虽然黔桂线上的难胞还是像潮水般的涌到贵阳，但贵阳不到几天都恢复了昔日的状况，囤积居奇其者又开始活跃，百货公司门口的扩音器也放出了“桃花江”、“何日君再来”之类的靡靡之音，贵阳完全恢复了昔日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这使我有离开这山城的意念。
二日迭奉叶子函电，谓华儿病重，盼我速赴遵义。次日承子显兄为我购好车票，我终于风雪中离开了贵阳，和金安、蕻良诸兄一同到了遵义。
至遵义仿佛还听到贵阳街头的歌声：何日君再来？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于遵义山庄
（原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