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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经济中的苗族妇女及其收益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三、林业经济中的苗族妇女及其收益

苗族主要聚居区黔东南地区，重峦迭嶂，气候湿热，“山多载土，树宜杉” [1] ，是出产优质楠、杉、柏等“苗木”的主产地，至今尚为我国南方重点林区。明清时期，木材贸易的兴起、繁荣与人工林业的兴盛相辅相成，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在此垦山栽杉，积累财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以林业契约为主的各类文书，阅读这些来自民间的原始记录，我们发现苗族妇女与男子同样买卖山场、佃山种杉，她们逐渐走出家门，活跃在林业经济的舞台上，不仅“佃山种杉”而成为“栽手”，并参与到木植股份的分配中来。所谓栽手，即在林业生产中，从“佃山”“挖山”“烧山”“种植木苗”“林粮间作”一直到杉木长大（至少需十八年方可成林）可以出售过程中的经营者，契约文书常以“栽手”谓之。而栽手股，则是她们的权益股份。苗族妇女参与订立契约的情形，并不少见。大体而言，可分五类：一是母子一体出卖，二是婆媳同卖，三是夫妻一体，四是兄嫂合卖，五是妇女独自佃山种杉并经营出卖。兹分述如下：

首先，母子一体出卖。这种情形基本是夫先殁，留下孤儿寡母者，寡母常常与儿子一体签立契约，在这一类型中，又分为两类，一是以儿子为主，二是以母亲为主，表现出来的则是，“某某某母子”与“某某氏同子”，即儿子在前和母子在前两种情形。兹举两份契约说明之。

从契约（1）可知，姜宗林母子先年佃得姜克顺兄弟山场一块，栽种杉木，获得栽手股份2股。先转卖江吉清，获钱720文。而契约（2）中，姜氏秋英也是从地主姜凤至的手中佃山栽杉，获得1份栽手股，在要用度的时候，就出卖与姜沛仁、圣端叔侄二人，获银490文。

第二，婆媳一体出卖。婆婆与媳妇在山林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多以栽杉为生，她们也完全能自主处理自己的财产。例如下面两份契约：

从契约文书来看，姜氏卧有同媳兰香二人，似均无丈夫，她们在面临无粮和无钱的困境下，通过卖杉木来解燃眉之急。然而，从所卖获益的情况来看，却极为微薄，两次出卖所得不过九钱八分。当然，从与之相关的契约文书来看，她们还不断变卖田土和山林，以此为生。

第三，夫妻一体出卖。这种情形多是妻子的财产，换言之，亦即妇女耕管的杉木。例如一份契约就这样写道：

李宗楠同其妻姜氏柳珍所卖的杉木，是姜柳珍从其娘家带过来的“姑娘林”，柳珍在娘家之时，即参与了栽杉的活动，待其嫁给李宗楠之后，这些杉木股份随之而来，在其缺少用度之时，可以出卖。上述三处杉木，共获“足色纹银十两整”。

第四，叔嫂合卖。这多为兄弟之间，手足先殁，留下兄嫂或者弟媳，在出卖共同财产时，她们参与到契约的书写中去，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妇女也参加了杉木的生产。如下面这份契约所示：

这份契约一共涉及五处山场，其中四处其兄嫂二人均系山主股份，最后一份是为栽手股，因欠账之故，全部卖与姜开明为业，获得纹银三两整。

第五，已婚与尚未出嫁的在室女，也积极地参与到佃山栽山的经济活动中来，独立耕管，培植杉木。甚至在室女父亲要出卖其股份，都要注明女儿不得异言字样。兹举两例如下：

从契约（1）可知，楼风与胞妹姝蕃，虽为姑媳，但为两家，他们一同买进姜未乔栽手股，费钱五两三钱，之后，这一股所占之杉木，由其姑媳耕管经营，日后自然亦可出卖。而契约（2）则是一个典型的在室女的佃山栽杉之案例，姜玉凤先年佃栽文斗寨姜熙年弟兄之山一截，获得五股中的二股，后来其父姜东佐卖与姜东盛，得钱八千文，但特别注明了“女儿不得异言”字样，换言之，其父虽然作为卖主立契，但买主担心其女儿日后“异言”，所以作此表述，由此不难看出，当时苗族妇女私有财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尊重和保护，妇女有将自己日积月累的私有财物占有、处分和管理的权利。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木材贸易兴起之后，苗族妇女大量的参与了山林经济的活动，她们参与林业经济的契约文书明显多于从事农事生产契约份数，说明当时期妇女投入林业活动比重明显大于农田生产。为更清楚展示这一现象，制表如下（表余-1）：

表8-1 清代锦屏各主要村寨苗族妇女订立的契约一览

（注： 地 名 林契份数 地契份数 总 数 林契所占比例加池寨 43 20 63 68%文斗寨 51 20 71 71%平鳌寨 5 5 10 50%林星寨 8 13 21 38%魁胆寨 16 13 29 55% 资料来源：据张应强、王宗勋编：《清水江文书》（1、2、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版）所载契约统计。）

从表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偏远的苗族村落里，妇女在木材贸易构筑的新的社会环境里，苗族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尤其是在林业经济中的频率越来越多，获得较大的收益。她们也因此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10]

综而论之，男女之间的分工，早已被提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人类的两性分工时这样写道：“最初，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女子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 [11] 人类学家对男女之间存在差异，亦有很多论述。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性别特征，从根本上制约并规范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美国学者罗伯特·F·莫非就说：“许多明显的生理原因使两性的角色有很大的区别。首要的差别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只有女人才能生育和哺育子女，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原始社会里女人的工作地点往往距住处很近，并且由女人来照顾家庭事务和灶火。妇女不间断地生育和哺育子女都是将妇女限制在家庭中的原因。无论何种原因，妇女的工作总是在住处附近进行的。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妇女也总是在房前屋后的院子里干活，而男人们多是外出打猎、捕鱼或打仗。” [12] 童恩正在《文化人类学》亦有如下概述：“男性的主要工作为打猎、畜牧、伐木、采矿、金属冶炼和加工、犁耕农业；女性则以采集食品、产品加工、汲水、炊事、缝纫、制陶、园圃劳动为主。” [13]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论述都有其合理性，甚至带有普遍性。然而，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特殊的事例，甚至这些特殊的事例，也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因此，社会性别关系的权责是极为复杂的。 [14]

具体到苗族女性，由上透过清代客籍贵州文人的书写文本和民间契约文书的事实，清代苗族妇女勤劳的形象一览无余。她们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家里内外、大小事务都有她们参与的身影，所谓“力田析薪，多以妇人任之” [15] 。甚至有些地方，“男皆仰给于女” [16] 。也不管是富女，还是贫妇，都在从事着不同的劳动。例如清平妇女，“富户习针黹，贫户操井臼耒耜” [17] 。竹枝词中亦写道：“草履轻盈细耳工，担头肩粪趁东风；妇人勤苦男儿乐，叶子纷纷赌赛同”（原注：“土人妇女草履，耳织细花，男逸女劳，肩上出入无空者”）。 [18]

苗族妇女的劳动贡献，更可靠的材料来自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在清代，她们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舂米，接着要挑水做饭，等吃过早饭，就和男人们一起出去劳作，晚上回到家，待至夜深人静之际，她们还要做针线活，日子极为艰辛。那些失去丈夫的寡妇，更是“一切馈井臼事，皆身自操作”。 [19] 而后来的社会历史调查材料，对呈现清代苗族妇女的劳动贡献可作进一步的参照。兹以贵州台江的一对苗族夫妇为例：张文志（男，23岁）全年出工139天，共得1084.7个工分，每日平均7.8分；万红耶（女，23岁）全年出工123天（因有13天回娘家去了，未参加夫家的生产），得914.5分，每日平均7.4分，可见这对年轻夫妻劳动能力是近似的。 [20]

而若以一年的时间而言，妇女也常年劳作，兹摘录一份调查资料如下：

这份材料其实就是黔东南农村妇女一年四季劳作的真实写照，她们终日忙碌，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事实上，即便是小女孩，其成长过程也是不断劳动的过程。例如七八岁学带弟妹、学放牛，妈妈教她们劳动，十二三岁时就正式开始工作了。她们最初是放牛、割草、拾粪，以后，女孩们学摘稻谷、薅秧、踩田、薅土、摘小米。一般挑20～40斤的担子。女孩还要采集野菜、煮饭、挑水、带弟妹，也开始学纺纱、织花腰带、绣花衣袖、种菜、种蓝靛；与男孩比较，女孩的劳动多些、重些。 [22] 如反排苗族过去有每夜睡前洗脚的习惯，全家只用一盆洗脚水，不能换水，只能添水，洗脚先后有顺序，妇女最后洗，并且负责倒水，同时打水和添水都是妇女的义务。 [23] 这些细致的调查材料和乡村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一致的。所以，吴泽霖等才说：“苗族妇女是一个勤劳善良、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社会群体，在苗族社会中，妇女一生的生活总是劳动的。” [24]

正是基于这样的劳动贡献，苗族妇女有了较为广泛的活动空间，她们走出家门，积极地参与了社会活动。借此，她们在婚姻生活里，虽有“转娘头”一类的婚姻桎梏，但“跳月”仪式表现出来的婚恋观念，却又显示了她们在婚姻中特别是婚前的选择中，具备了诸多自由的权利。“入谱”“上碑”权利的取得，亦无不是建立在她们所具备的能力的基础上，以至在族谱的编纂与碑刻的书写里，都充满了女性独立的意味，特别是她们通过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与主持，取得了一些社会话语权的权利。而契约文书中的妇女身影，进一步显示她们拥有诸多的社会权利。这一切，均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清代苗族是一个“女有外行” [25] 的社会。

[1] 清光绪《黎平府志》卷三下《食货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版，第280页。

[2]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3]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4]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5]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6]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7] 张应强、王宗勋：《清水江文书》第1辑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8] 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9] 程泽时：《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10] 吴才茂：《从契约文书看清代以来清水江下游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5页。

[12] [美]罗伯特·F·莫非：《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1页。

[13] 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14] 参见杨廷硕：《论社会性别权责关系的复杂性——以中国西南各民族为例》，载张晓等主编：《社会性别民族社区发展研究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9页。

[15]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十一《凯里县承》，载《中国方志丛书·贵州省》第15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85页。

[16] （清）舒位：《瓶水斋诗别集》卷二《黔苗竹枝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页。

[17] 清道光《清平县志》卷五《风俗》，载《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1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版，第571页。

[18] 清道光《大定府志》卷五十八《文征八·蛮峒竹枝词一百首》，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9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版，第129页。

[19] 锦屏《龙氏迪光录》卷二《人杰》，清同治三年刻本，第64页。

[20]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1]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6页。

[22]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23]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24] 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25] 陈宝良师的明代社会生活研究显示，明代的妇女有一个从“妇无外行”到“妇有外行”的转变历程，并特别指出，在这一转向中，妇女的佛道信仰堪称引发转向的关键（参见陈宝良：《好鬼崇佛：明代妇女的佛道信仰及其仪式》，载《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1期）。而本书此处借用“女有外行”一词作为结尾，则是基于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的表现所致。

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