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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昌明”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五、“文教昌明”

学校是清王朝在黔东南苗族地区实施“宏文教，变苗俗”的重要策略，兴办学校，推行儒学教育便成为国家经营苗疆的重要举措。 [1] 尽管清王朝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苗族人们就学考试的机会 [2] ，但乡村社会里的教育资源仍十分有限，尤其是教学场所需要人们自己筹建与维持。于是，乡民助学之风兴起，在既可使子弟获取知识，又可积累“功德”的驱动下，人们不断捐资助学。因为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我们收集到的碑刻史料中，数量最多。其内容包罗极广，有的碑铭，不仅记录人们的捐资行为，表彰他们的功德，甚至也会把与教育相关的问题，长篇大论地刊刻在碑铭之上。例如剑河县柳霁的一方“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就用了5800余字的篇幅，详细说明了书院山长的选聘、职责、待遇，教师师资延聘、薪资、上班时间，考试的方式，生童的选拔等内容 [3] 。

在这众多的助学碑刻中，妇女的身影并未缺场。例如清道光三年（1823）在锦屏县石引修学校时，就有“陆氏六妹、陆氏什女、陆氏三妹”等10余位妇女参与捐资，以期“人文蔚起，永垂不朽”。 [4] 又如光绪十四年柳霁书院锻造钟铭，费用由人们捐资，在现存“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皇图巩固”等三联钟上，刻列着上自千总、把总，下至黎民百姓的捐资者姓名，其中就有“鲍吴氏助钱八百文、返排周贺氏一千文、唐吴氏出钱一千二百文、首仕倪肖氏、陈刘氏各助银一两”的记录。 [5] 而最为典型的事例，来自天柱县，一方残碑记录下了全部由妇女捐资修建校舍的事迹：

这是一通碑铭的后一部分 [7] ，虽然碑铭的序言已不知所踪，时间亦未明确。然而，通过访谈村民及稽查族谱，时间应在清光绪至民国初年。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捐资名单，除了发起人龙大海、刘邦闻外，后面的赞助人因为注明了“某某母”“某某妻”，其妇女的身份极易辨认。由此可知，妇女不仅有参与助学的权利，而且形成捐资的风气，这对教育资源匮乏的乡村社会来说，无疑是人们重视教育的体现。

妇女不断地参与到助学的公益事业上来，她们的目的其实简单朴实，就是“望子成龙”，让子孙有读书而获取知识的空间。当然，当她们捐助了钱财以后，亦会关注自己是否有上碑的权利，因为在她们看来，上碑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自己及家庭积德，以便获得神明的眷顾，从此家庭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1] 按，已经的研究成果，对清代清水江地区官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官办学校的管理以及学校经费及其社会变迁均有浅论，但并未着力于民间参与，尤其是妇女参与捐资助学，无人提及。参见李斌、吴才茂、龙泽江：《明清时期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教育变迁——以碑刻史料为中心》，载《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2期；姜明：《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载《教育文化论坛》2013年第3期。

[2] 例如在《学政全书》中，就有多条与苗人学额相关的条款，以示激励，参见（清）素尔讷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270页。

[3] 清道光八年“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碑现存贵州省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柳霁小学。

[4] 清道光三年“石引学”碑，碑现存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

[5] 钟现悬挂于贵州省剑河县南加镇柳基村柳霁小学二楼。

[6] 无碑名及时间，碑现存于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小学内。

[7] 按，因为一块碑铭记录不下，在黔东南地区有很多碑刻都会由两到三块碑组成，叙述完整一件事情。

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