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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传记的出现及其勃兴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三、贤能传记的出现及其勃兴

守节之人以何生存，族谱中并无太多的资料述其生活状况，仅有一些零星的记录。例如《郑氏族谱》中郑廷献的妻子潘氏，其夫亡时30岁，生子不育，养有二女，郑廷伟长子显丹过继给她为嗣，她抚养儿女，奉养公姑，持身纯谨，操家俭勤；郑显德的侧室杨满妹，夫亡时23岁，养姑课子，备极艰辛，治家勤俭；郑显寿的妻子明二妹，夫亡时仅26岁，并无子，为养公婆，代作孝子，家资微薄，她则日夜操针线，勤纺织，劳瘁；杨春荣的妻子郑兰蕙，夫亡时32岁，抚一子一女，毁容守志，家鲜产业，亲操作，勤女工，艰苦俱备。 [1] 又如《彭氏族谱》中的蒋氏义娥，靠“针线”而“自食其力”；李氏壬凤也是以“纺织就食” [2] 。针线和纺织成为节妇主要的生活来源。

对这样一个艰辛的群体，一些族谱在“贞节传”之外，尚专辟“贤淑传”以表妇女的贤能。例如《彭氏族谱》就在《贤淑传》称彭美华的妻子刘氏岩兰（享年85岁），不但“节列双全”，还靠一己之力，供养6个儿子成人，“足称女中丈夫” [3] 。

正是因为守节妇女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她们解决生存的能力便逐渐受到族谱编写者的重视，即对妇女的“才干”逐渐表现出书写的兴趣，并以此来激励族中妇女在面对生活困难时，要凭借自己所具备的生活能力，来确保家庭得以延续。例如《刘氏族谱》中的《曾祖妣李太君孺人传》就这样写道：

这篇传记，李氏极具“才干”的形象一览无余。她不仅具有妇德，而且在“家素清酸”的情形下“勤纺绩、兼计农桑”，以“用相夫子”，“内助称贤”。在丈夫去世后，她更是“以母道而兼父道”，支撑起了家的延续。在她及后人的努力下，“家道日以昌炽，仓箱富有，阡陌广开，饶裕之余，恤孤怜贫，泽及乡族”。在科举事业上，也取得了“两攀月桂”的好成绩，这些都是李氏“贻谋”的结果。

而对具备足够才干的节妇，其书写内容还会出现史学上所言的“层累构造”现象。例如《龙氏迪光录》中龙潘的妻子石氏，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修撰的谱中，出现在《节孝合传》（共3人）里，书写简洁：

在这一篇合传里，交代了石氏的家世、守节、抚孤、劳作以及受到旌表的事迹，简单明了，但内容并不丰满。而到同治三年再次编修《龙氏迪光录》之时，石氏独立成传，题为《孺人石太君节孝传》，具体内容如下：

对比道光版的传记，这篇传记字数徒增、文采飞扬自不待言，有关石氏的许多细节得到了详尽披露。具体而言，如下方面的事实比道光版的传记更为清楚：首先是她受到旌表的经过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即是因道光丁亥岁（道光七年）贵州学政许乃普视察黎平，着重采访贞孝贤节事迹，石氏得到绅耆的呈报，受到许滇生的手书旌表。其次是详细交代了石氏成长的家世，从其兄弟写到祖父，均是读书人，并且家教极好，这样的家境下，石氏具备了“贞静幽闲”的妇德。紧接着，是对石氏“才干”的描述，尤其是在其丈夫少谙酬事的情况下，她“一身任之”，“内主中馈，外铺摆诸务，如秤之称物，低昂咸得其当”。由此，她的才干得以完全展现，成为“非独优于德，盖亦优于才”的妇女。迨至其夫去世，家道衰落时，又是她用自己的“十指”，挣得“一衣一饭”来抚养孩子。后来即便得到她娘家的照顾，“而一饭一衣之要，未尝以累手足”，仍然无论寒暑都在“针黹纺织”。这不仅表现了她有极强的生存技能，还有以身作则的志气，为其子后来成才，做出了榜样。通过这样的传记书写，我们便对石氏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尤其为其所表现出来的才干所惊叹。

实际上，这种以贤能为主要记录对象的风潮在乾隆时期开始兴起，中期以降逐渐风行，妇女在其中表现出来的，不仅贤淑德厚，相夫教子，还能处理社会事务，充当着“半边天”的角色。例如《舒太孺人传》就记其一生：

舒氏虽然出身贫寒，是为湖南至黔东南垦荒者，由于“贤能出众”，以“干妇”的形象嫁到龙家做侧室，在龙家表现出了极为能干的形象，所谓“赖孺人力内外交勉”，龙家废弛已久的家事，也渐渐得到整顿。另外，这篇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的“赞曰”，从中可知，在黔东南苗族地区相夫教子的观念里面，已经把贤能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故相夫之道，尤以贤能为贵”。这种民间女性贤能论的普遍盛行，是极为重要的民间意识，可以纠正明清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 [8] 的论调。

进一步展现出来的是，在苗族地区，逐渐能见到女性具有的独立意识，出现了“君其无浸我志”的论述。例如《梁氏太君墓志铭》载道：

梁戌妹不仅仅贤能，且有大志，即培育后代入泮之决心。为此，她变卖自己的首饰，置田十担作为资助族人读书的基金，并指出了基金的运行方法，即“儿孙有能游膠庠，以光吾门者，独收其粒以为膏火之需，直至有续，方轮到次收同发者共收”。

在族谱的书写里，清代中期以降，“贤能”女性的篇幅和数量逐渐增多，反映了在黔东南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更为社会所重视者，已由贞节转向了对能力要求。这也是在多数族谱中并未见到贞节传的原因所在。因为实际的生活实践中，人们还是要以生存为主，“失节事小，饿死事大”才是比较符合乡村民众的真实情况。 [10]

[1] 清嘉庆《郑氏族谱》卷二《人物》，清嘉庆十九年修，道光年间重刊本，第24～25页。

[2] 天柱《彭氏族谱》卷一《贞节传》，清光绪八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刊本，第1页。

[3] 天柱《彭氏族谱》卷一《贤淑传》，清光绪八年修，民国二十五年重刊本，第1页。

[4] 天柱《刘氏族谱》首卷《顺贵曾祖妣传》，清光绪壬辰年刊本，第82～84页。

[5] 锦屏《龙氏迪光录》卷二《人杰》，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本，第77页。

[6] 锦屏《龙氏迪光录》卷二《人杰》，清同治三年刻本，第65～67页。

[7] 锦屏《龙氏迪光录》卷二《人杰》，清同治三年刻本，第67～69页。

[8] （明）冯梦龙：《智囊全集·闺智部总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4页。

[9] 锦屏《龙氏族谱》卷二《墓志铭》，民国三十二年刻本，第7～8页。

[10] 按，谢国兴以台湾的几种族谱为案例，说明明清时期守节行为和妇女守节固然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价值，然其实践也有不少困境，除了节妇个人的心理、生理因素之外，外在制度、环境的干扰也不容轻忽，社会阶层的不同，区域差异也有不同的实践结果。他利用闽台几种家谱资料作为例正加以统计分析，发现改节妇女的比例分布从55%到85%，总之守节者较少，改节者较多。参见谢国兴：《失节事小，饿死事大：闽台族谱所见妇女守节问题》，载《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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