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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卖生妻”婚契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三、“嫁卖生妻”婚契

“嫁卖生妻”是指在丈夫尚存、又没有正式履行离异手续的情况下而嫁卖妻子的行为，嫁卖生妻的主体通常是丈夫及夫家人。这种现象据闻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南北朝又出现了典、雇等明目，而国家对这种行为，也一直采取放任态度，虽然元代才在法律上予以禁止 [1] 。但至《大清律例通纂集成》尚有“户婚·典雇妻妾”条文，说明这种现象并未因律法的禁止而消失，反而在明清时期更为突出。例如，岸本美绪通过考察明清时代至民国时期的典妻卖妻习俗后认为，“在台湾，即使妻方面没有任何可以责备的行为，夫仍然任意地典、卖妻妾的情形到处可见”，官方“也没有深究之举”。 [2] 换言之，国家法律放任这种现象的存在，以至这种历史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虽然在岸本美绪和郭松义的研究中，并未见到贵州的事例，但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为示说明，先迻录一份售妻文书如下：

这份文书虽然把名字隐去，但地点、姓氏、年代、当时的黎平知府邓（在镛） [4] 等，都在行文之中出现了，是一份典型的卖妻文书，并含有诸多讯息，值得进一步分析。

首先，从格式上看，具备了卖契的主要要素：（一）以“立售妻人寨廷寨林ムムム”开头，表明卖妻行为，也显示了卖人住地；（二）卖妻原因为“六命不合，不能宜室宜家”；（三）买主，“堂油村龙ムムム之子”，也有地址；（四）价钱；（五）权利义务；（六）中见人，有亲族、凭中、笔人；（七）时间，光绪四年。 [5]

其次，这份文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呈现了卖妻人两次翻悔之后的情形：第一次是在光绪六年，卖妻人“心思不甘，仗众毁捣龙ムムム之屋”，于是双方“具控”到黎平府。当时黎平知府邓在镛的判决是：“讯断妻仍归龙ムムム之子为妻”，即判给了买方，虽然未能看到卷宗，但官府承认这种卖妻行为是肯定的。从判决的结果来看，官府也未允许卖妻之后的翻悔之举。第二次是在官府判决一段时间后，卖妻人“至今岁悦想悦深，仍复行之”，由“地方乡团头公ムムム从中解息劝罢”，并“龙姓帮补林ムムム钱ムムム以为应用”而最终平息。从中可知，卖妻人翻悔也许有真实的一面，但其目的还是在于钱财的获取。

其三，这份文书并不像巴县档案显示的那样 [6] ，嫁卖生妻需要娘家人的同意，从头至尾，虽然有两次翻悔，但未见娘家人的踪影。可以说，是典型的随意卖妻行为，因为其售的理由是“六命不合”。

事实上，所谓“六命不合”，虽说是当时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致，但如果这种“六命不合”所隐含的风险并未显现的话，并不能成为卖妻的理由。夫可嫁卖妻子的理由，岸本美绪曾归纳为四点：一是通奸之妻经官认定而卖者；二是背夫逃亡经官认定而卖者；三是本人情愿出卖为婢者；四是因贫困而不得已者。 [7] 而郭松义和定宜庄根据102宗刑案资料所归纳的四类原因：家贫无法生活（54宗，占52.94%）；丈夫外出未归（20宗，占19.61%）；妻子有私通行为（11宗，占10.79%）；夫妻不合与婆媳关系不睦（9宗，占8.82%）；另外还有其他没有归类的8宗，占7.84%。 [8] 二者表现出来最重要的特点是生活维艰，这一点亦曾被顾炎武所道及：“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 [9]

但我们看到，在黔东南地区，贫困并不是主要的卖妻原因，“六命不合”才是卖妻的主要理由。下引这份文书，又是一例：

文书虽以“立请状字”为开头，但文中“售与更我王全为室”，确是鲜明的卖契，而所用语气，更为刻薄，例如“逆妻不孝”“夫嫌妻丑难，难圆鱼水之欢”，而“六命不合”再次被提及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以“六命不合”为借口者，甚至还发生在卖童养媳身上。例如：

这份文书虽然把地名、人名、时间等部分以ム替代，而从“足银若干”中的“足银” [12] 一词，其时间应该在清代。又从后文潘姓、姜姓、杨姓等内容来看，此应实有其事，而文书本身，或可能是代笔人所拟写的草稿。 [13] 不管如何，此人嫁卖童养媳，首要原因也是“儿、媳二造六命弗合”。通常而言，既然是“过门抚养多载”，又是童养媳，应该早就排了八字，看了礼书。因此，真正的出卖原因，是嫁卖人的儿子夭亡与其能获取嫁卖的钱财。

除了“六命不合”而“嫁卖生妻“之外，亦见因贫穷而卖妻者，这类文书，格式更像婚书，而用词亦缓和了许多。例如：

吴连附与妻杨氏，结婚一起生活多年，并生有一子，但他嫁卖发妻与人作妾，是因“家寒难以养活”，得“大洋六十三元”用度。

除需论卖因外，这份文书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从格式上看，与规范的婚姻文书无异。例如“立婚领字人”“请媒四路访堂出放”“凭媒”“彩礼”“任凭龙姓择吉亲迎，承偕结老”以及“龙姓明婚正娶”等措辞，均是正式婚书的用语。从参与文书签订的人员来看，仅有买卖双方、媒人和秉笔人。而作为娘家人，与上述其他嫁卖妻子的文书一样，都未见到身影，说明黔东南地区的“生妻”嫁卖，已不需经过娘家的首肯，亦无须他们的参与，主动权完全在夫家一方了。另外，与改嫁文书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子幼无依，随娘五载”的说法，一般说来，是在丈夫亡故的情形下，子女才随娘到新结合的家庭。然而吴连附在得到“大洋六十三元”的情形下，还让儿子跟随妻子他走，只有一个可能，即此子还极为幼小，需要母亲照顾。

通过上引卖契文书的讨论可以看出，黔东南地区“嫁卖生妻”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男方出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娘家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实际的参与权（契约文书未显示出来），基本未见到他们的身影，反而是政府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有着极高的参与程度。换言之，婚姻的缔结尤其是变动，已经从亲属监督转换到了由政府地方代理人监管，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向，即法律逐渐向基层社会延伸，参与到人们的婚姻生活中来。二是“六命不合”成为“嫁卖生妻”最为惯用的措辞和理由，说明八字合婚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1] 参见陈高华、张帆等点校：《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禁典雇有夫妇人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册第1889～1890页。

[2] 岸本美绪：《妻可卖否？——明清时代的卖妻、典妻习俗》，载陈秋坤、洪丽完主编：《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1600～1900）》，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版，第225页。

[3] 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4] 按，邓在镛，湖南新宁附生，兼袭云骑尉世职，分别于光绪五年、九年任黎平府知府。参见光绪《黎平府志》卷六上《文职》，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7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版，第613页、615页。

[5] 按，除了以“立出售”为开头这种格式外，还有以“领婚字”“立婚书字”“立清白字”等为开头者，但形制基本一致，均具备了卖契的格式。

[6] 按，梁勇以巴县为例的研究显示：夫家并不能随意卖妻，其卖妻行为不仅受到妻子娘家的责问、告官，同时也受到地方官的斥责和惩罚，在卖妻这一无奈的行为中，妻子娘家享有知情权和同意权，没有他们的首肯，夫家暗地卖妻，不仅会受到妻子娘家的追问、兴讼，同时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甚至被责罚，最后落得人财两空。参见梁勇：《妻可卖否？——以几份卖妻文书为中心的考察》，载《寻根》2006年第5期。

[7] 岸本美绪：《妻可卖否？——明清时代的卖妻、典妻习俗》，载陈秋坤、洪丽完主编：《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1600～1900）》，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版，第226～227页。

[8] 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9] （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上》，载《顾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册第63～64页。

[10] 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11] 陈金全、杜万华：《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3页。

[12] 按，“足银”是“纹银”的别称，又称“足纹”“吕纹”等，是清代政府法定的标准成色银。据《皇朝文献通考·钱币考》乾隆十年条所载：“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其用钱之处，官司所发，例以纹银，凡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纹，递相核算。”因纹银的成色是清政府的法定标准成色，故亦称纹银为“足纹”或“足银”。参见张静、郑先炳：《金融新语·术语·俗语辞典》，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3] 潘志成、吴大华编著：“清水江文书研究”丛书之《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14] 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页。

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