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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婚契与再婚婚契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二、初婚婚契与再婚婚契

郭松义与定宜庄对清代民间文书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指出：清代民间的初婚婚书，大部分是以礼仪之书的形式出现，利害关系主要隐含在聘财与嫁妆之内而不显。但是在社会上尤其是民间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婚姻关系，这些婚姻关系主要靠具有契约关系的婚书来维持，这种婚书就是婚契。他们进一步指出，凡民间写立婚契，都无须官府钤印，只要当事双方认可，再有中人作证，就可以发生效用，而一旦某方毁约告到官府，官府承认这种婚约，并以之作为审理的依据。 [1] 因此，民间在婚姻关系的确立与解除上，婚契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清代的黔东南地区，尽管还被贴着“化外”或者“苗蛮”等标签，但清王朝武力开拓为先、教化随其后的经营策略，使包括婚礼在内的“礼”成为最为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这也是我们上一章讨论“庚帖为凭”的主要依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碑刻的刊立，虽然能体现出清王朝和地方社会的共同努力，但对于个人来说，尚未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婚姻生活中运用了这种“婚礼”，因此更为细致的材料，当然非与个人息息相关的婚契莫属。在清水江文书中，为数不少的婚契，正可补此缺憾。

（一）初婚婚契

通常而言，人们若要走上婚姻的道路，必然会经历初婚，多数人亦仅初婚，即完成了其一生的婚姻历程，再婚毕竟是少数，因此初婚婚书也理当是最多的。“作为文字凭证的初婚婚书，只要书写男女双方年庚、主婚、媒妁等内容，就具有法律效应” [2] 。但这种婚书，尚不能称之为“契”。所谓“契”是须有双方约定行为的，这种带有约定行为的初婚婚契，清水江文书与全国各地一样，并不多见 [3] 。仅见三张，兹分别叙述如下。

这份文书是湖南沅州府茶冲寨江运良通过媒证，将侄女嫁给贵州省天柱县攸洞寨刘显东为妻的事例。当时湖南人至贵州讨生活的现象较为常见 [5] ，这种远距离的婚姻开始出现。这份婚书基本包含了婚书所规定的书写内容：是否有凭媒聘定、聘财数目以及男女双方的情况（籍贯、三代姓名、年庚、行次），仅男方的年庚等信息不全，算是比较标准的婚书。但也可以看到，江清花才十岁（注：其生年癸酉年系同治十二年，立契时间为光绪九年），因父母双亡，其伯父“思难以抚养，即请东来商量”。虽然文书有辨认不清的地方，但其急迫的心情，还是能从“即请”“即凭”等词中判断出来，并且十岁即被迎娶过门，实有卖侄女心切之嫌，因而此婚书又兼具卖契的性质。

婚书写成兼具卖契的形式，多是女方有求于男方。下面这份文书能进一步体现：

这是一份由王昭灵舅舅家立的请状字，前部分叙述了她五岁丧父，母亲另嫁，房族中无人抚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姑母姑父把她养到了二十余岁。后半部分讲述了她长大之后，没有人来求取婚聘，恰好有平秋寨男子刘朵金，与她合配，于是，请地方乡团等，刘开贤、刘发伦、陆林益、陆显忠、刘瑞登等排解，劝与刘朵金为妻，彩礼钱二十四两。从这些叙述来看可知，虽然姑父姑母把王昭灵抚养长大，但主持他出嫁的却是她的舅舅，整个行文中，仅提及了房族在其小时候无助之时，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因此，也无权作任何干涉，以致在后文中的担忧中，仅列了“舅公有言异论，不关中人、朵金之事”。这种表达方式，其实正是黔东南苗族地区舅家拥有优先娶外甥女权利的体现，换言之，只要舅家答应，即可以无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经几地方乡团等，刘开贤、刘发伦、陆林益、陆显忠、刘瑞登等排解，劝与刘朵金为妻”一句。这句话显示，王昭灵是被这些地方乡团劝与刘朵金为妻的，即这些乡团充当了媒人的角色，并且阵容很大，应该包括了黄闷和平秋的乡团。何谓乡团？其实就是晚清地方政府在乡村任命的准军事组织，他们的职责重点在钱粮与社会治安上 [7] 。虽然婚姻不直接属于社会治安范围，但若因此而发生纠纷，则属于社会治安所辖范围。因此，晚清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管理人员，参与到了婚姻的缔结中来。尤其在这种隐含潜在风险的婚姻缔结中，他们起到了重要的作证作用。以下民国这份保长参与的婚契，亦属于此类：

这份婚书，虽然系民国年间所立，但与清代相距不远，而且在清水江文书中，清代中晚期到民间年间的契约签署，格式基本一致。而乡村社会生活亦未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放在此处一并讨论。

王有环立此愿书，是因为家里太穷、生活维艰，难以养育延生，才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与伍绍全的长子伍宏魁为妻。值得注意的是“抚养长成”一句，类似于童养媳，但又与童养媳不同。因为“该夫妇双方当事人虽未成年，经得双方家长主事人同意，依法已正式成立婚姻事实，同时聘金亦凭证人等依俗纳清”。换言之，不管是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从民间习俗来说，他们已经是完整意义上的夫妻。这一点，在“中见人”一栏中，也可以看到，既有“媒证”，又有“证人”，更有地方上行政管理的“保长”，他们的签章画押，不仅起到公证的作用，还能证明此项婚事的合法性。但相对于正式的婚书来说，男女双方的年庚一类的信息俱无，从文书格式上来看，类似于卖女契约。

初婚婚书，一般来说，不会写成契约，但最终形成契约形式，其原因除了“异地婚聘的最大问题是双方对另一方的情况都了解不够，所以特别注重凭媒订约” [9] 外，风险隐含明显和婚配当事人如果幼小，都有可能把婚书写成契约。上述婚书，第一件为异地婚姻，又兼具女子幼小。第二件婚书系舅父主持外甥女的婚事，并且不是男方主动请媒妁上门求婚，隐含的风险相对而言较高，第三件当事人双方虽然是邻近县份，但已相距甚远，更为重要的还是因为结婚男女年纪尚小，需要在这种契约式的婚书下才能使这种婚姻关系的确立，更具效力。因此，这三份初婚婚书，虽然具备了婚书的某些格式，但最终写成了契约形式的婚契。

（二）再婚婚契

明清时期，提倡贞节。如万历《明会典》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10] 大清律法继续鼓励：“凡妇人夫亡之后，愿守节者，听。” [11] 并且，清代法律规定旌表节烈的范围和方法与前朝相比都更为细化，旌表范围有节妇、烈妇、烈女和贞女之分，旌表也按照等级差别逐一规定。 [12] 旌表妇女成为一种风潮，其结果则是守寡现象的增加 [13] 。据统计，有清一代，受到旌表的贞洁烈妇有100万人之巨。 [14] 但是，更多的妇女尤其是下层穷苦百姓，夫死之后，守寡与否，主要取决于实际生活需求，即有无生存的能力和财力，成为其衡量是否再婚的重要标准。只是由于清代官方文献记载较少，再嫁没有守贞那么引人注目而已。而大量再婚婚契的存在，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清代黔东南地区苗族女子再嫁，所涉面极广，尤其是与原有家庭的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纠纷。一般的婚书或礼书，已远远不能满足再嫁所需，尤其与原来家庭脱离关系一节，非以契约形式的婚契不足以权责明晰。因此，在与黔东南邻近的平坝县，就有相关记载：“娶再醮妇或招赘，多不用庚帖，只用主婚人所出之婚书，亦以红纸为之，即愿书也。” [15] 所谓“愿书”，“就是把双方条件和要求事先一一讲明，经寡妇本人同意后，再依约开出的合同或者契约” [16] 。清水江文书就常常以“立两愿心平约人”或者“立心甘情愿字人”为开头，如前引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陆林厚立退婚字约”即是如此。

当然，在数量众多的寡妇再婚婚契中，其复杂程度远不止此，首先所面临的是她们的主婚权，即谁拥有主婚权再嫁这些失去了丈夫的寡妇。根据清代的法律：“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 [17] 即直系尊亲属为第一顺序人，其次是期亲尊长，第三是期亲以外的尊亲属。 [18] 按照已有研究成果的说法：虽然法律的规定是针对初婚而言的，但同样也适用于女子的再嫁。只是女子出嫁之后，身份归属便随之变化，婚姻自主权由父母家转移到了丈夫家。所以，女子再婚的主婚人，仍由前夫家的直系亲属出面，没有公婆，可以此类推，由大伯、小叔乃至夫家的相近房亲主持。 [19] 就清水江文书所见，基本与此类似，常以“立领婚字”“立主婚字”开头，下面两份虽然是民国年间签署，但当事人的生活显然经历了晚清，并且很具代表性，故放在此处讨论。

这两份文书综合起来，讲述了这样的事实：吴成秀的儿子龙荣（银）发亡故，遗妻欧阳氏，于民国十八年（1939）十二月，由她主婚，请媒人胡老冬，把儿媳说合与龙仁茂娶配为婚。并于第一份文书中说“得受礼钱一百六十千文整，其礼钱系龙氏吴成秀亲手领足，不少分文”。之所以有第二份文书出现，是因为虽然说吴成秀亲手领足了钱，但在第二份文书却出现了媒人暗吞六十一千文事实。因此龙仁茂又只得“复出钱五十千与龙吴氏”。由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再嫁时，媒人可能两头欺蒙；二是也显示了公婆对儿媳再嫁有较强的控制权，即在其拿不到足额钱财时，即便是被媒人暗吞，其仍然要找儿媳再婚对象索取。

由夫家叔伯主婚的事例也较为常见。例如：

这即是一份由叔伯主婚的婚契，即毛兴盛为其胞弟之妻主婚，嫁与杨方泰为妻。虽然契文中并无明确说其胞弟已亡故。但从整张契约的行文来看，其胞弟应已亡故，不然毛兴盛不可能有主婚之举。

其余如小叔主婚，丈夫叔伯主婚的事例，亦可常见。小叔主婚。例如：“立主婚杜后事字人冷水寨龙大椿，情有族兄龙大烈娶得摆洞杨招庆之女名唤连姐为妻，过门数载，毫无别论。龙大烈家门不幸，于乙丑年亡故，遗有妻室杨氏和有一女，家下寒微，无能能管，遗有寡嫂，募值年荒，日食艰维，又无一男事老，未能居孀。今我不忍母女冻饿，开生路一条，另行再醮。今有摆洞龙伯鑑央媒前来求聘杨氏为室”。 [23] 丈夫叔伯主婚。例如：“立主婚字人龙池龙文银，为因血侄征兵在外□□，音信渺无，目下年迈，生活难度，无法可施，只得将侄媳刘氏来姣改嫁与墩在〔寨〕潘宇泉名下为妻”。 [24]

另外，还有众房族共同主婚的事例。例如：

这是一份房族一同主婚改嫁吴新弟妻子的婚书，原因是吴新弟去世，其妻子“无人照管，无食难逃”。然后众族与亲房商量，把她改嫁，以获取超度吴新弟的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丈夫正妻也有主婚权，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又受到族亲的限制。例如龙世明在一纸诉状中就这样写道：“缘民家遭不幸，偶折中年，迩来中馈乏人，故不得不续弦再娶……有王家榜吴贤桂，先年亡故，遗妾杨氏春桃，青秀无靠……民故托媒代为说合，所幸该女及其娘家均已允诺……嗣后又得贤桂发妻（杨氏金姣）出而主婚，议定婚礼。” [27] 不过，吴氏家族认为龙世明与媒人蒙骗了杨金姣，于是进行干预，还打了一场官司。 [28] 诉讼了结之后，龙世明与杨氏春桃最终成婚，并立了一份格式非同一般的婚约：

这份文书因为是在诉讼结案之后所立，一开头就把中见人全部列了出来，然后再写婚书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主婚人：一个是吴世冲，为吴贤桂的叔父；另外一个是吴杨氏（即杨金姣，吴贤桂的正妻），是龙世明在状词中所说的主婚人，也是婚书正文中的立约人。这说明，正妻虽然有全部继承亲夫所遗财产及处理物事的权利，甚至改嫁丈夫妾室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也受到房族的限制，房亲以其被蒙骗为理由，参与到家庭事务的决策中来。换言之，重大问题的变动，尚须得到房族的同意，才不至产生纠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书措辞用字错误较多，体现了苗人文化水平较低的事实，尤其还加入了俗语俚语“好比是那常〔长〕江水，一去不回头，又好一比万丈深译〔渊〕，打一个岩石，你去讷讷〔拿拿〕”，更可见一斑。

由上述的事例可以看到，寡妇再嫁的主婚权，分别落在不同人群的手里，并且在婚契里，较少见到寡妇自己意愿的表达。那么，寡妇自己可否自己嫁自己？从清代的法律而言，寡妇嫁与不嫁，须她们本人同意。律法就规定：

换言之，若孀妇不同意改嫁，从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人能强嫁她们的。虽然法律上也规定了在其愿意之下的主婚人选，但从逻辑上来说，也给了她们自主婚嫁的权利。因此，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也就能看到寡妇自主婚契再嫁的事例，并且看到她们为了生存而详述改嫁的缘由。例如：

从这份再醮婚书可知，龙满妹在丈夫亡故之后，“家下寒贫，无人顾持，日食维艰”，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再三思考，“惟有改嫁，方可以度生活”。换言之，她是为了生计的考虑才改嫁的。已有的研究指出：寡妇自主婚嫁，并非是妇女在婚嫁问题上具有独立性的表现，她们在没有夫家或娘家人出面情况下的婚嫁，男方就无须再出聘财。 [32] 。而从上面这份文书来看，龙满妹交代了他夫家是有三兄金树林的，常理来说，金树林可以是主婚人，并且有干预的权利，但整张文书中，他甚至没有出现在中见人的亲友里，说明龙满妹根本无须考虑他的意见，完全具有独立的自主婚嫁权。在彩礼上，虽然没有言及钱财，却须给他前夫“超荐经斋纸四十捆”，故而也并非再醮与吴家发之后，就显得更加悲惨。

另外这份再醮婚契的特点是中见人多达12位，包含了镇长、保长这类基层行政人员，也有地方绅士和亲友。如此多的人参与，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这桩再婚的见证人，他们负有监督的职责，尤其是小孩的抚养与归宿问题，需要有人见证。契文中特别写了三层意思：一是“金姓所生小妹已议定吴姓，抚主食十年，期满后通知金姓接回”；二是“恐有病灾不测之事，各自安天命”；三是“若金姓不能接回，二比商量婚配”。这些实际问题，是需要有这么多人参与见证的主要原因。由此也可知，寡妇的再嫁，并非那么简单干脆，一走了之，其面临的实际问题非常复杂，子女的抚养与归宿问题便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一般来说，因为丈夫过世，在子女幼小的情况下，寡妇再嫁都会带上子女，新组合的家庭有抚养前夫之女的责任。但又由于前夫所生子女在他们抚养成人之后，除非特别约定外，都需要归宗。因此，很多再醮婚契里，都有这方面的约定。例如：“立主婚字人龙池龙文银，为因血侄征兵在外□□，音信渺无，目下年迈，生活难度，无法可施，只得将侄媳刘氏来姣改嫁与墩在〔寨〕潘宇泉名下为妻，并带其子龙吉树八年，期满龙姓接回抚养，此事二比心平意愿”。 [33]

总之，历史上黔东南地区苗族寡妇的再婚婚契，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建立在利害关系基础之上的契约文书。其主要内容一般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再嫁时的“卖身钱”（以聘财的名义）是多少；二是“卖身钱”归谁所有（以主婚人的名义）；三是前夫孩子的抚养。从黔东南的具体事例来看，除了极为少数的特例之外，一般来说，寡妇再嫁，最大的受益人是夫家的直系尊亲属，这是“礼”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成果显著的具体表现。至于像妇女自主再嫁一类的例子，当然也能为讨论女性在婚姻独立自主方面，提供案例。

[1] 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2] 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3] 按，郭松义与定宜庄在研究清代民间婚书时，初婚婚契仅见四例，可见其稀少之程度。参见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11页。

[4] 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第12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页。

[5] 按，清水江文书中，就能常见湖南人到天柱、锦屏一带佃山栽杉，讨取生活。事例参见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册第63页、第12册第33页，等等。

[6] 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7] 参见吴才茂、李斌：《清代黔东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控制——以新见官文书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8] 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12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9] 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10] 明万历《明会典》卷七十九《旌表》，《景印四库全书》第6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51～752页。

[11] 马建石、杨育堂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10《户律·婚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6页。

[12] 参见刘纪华：《中国贞节观念的历史演变》，载高洪兴等编：《妇女风俗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37～538页。

[13] 定宜庄：《清代妇女与两性关系》，载杜芳琴、王政主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29页。

[14] 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3页。

[15] 民国《平坝县志》第二册《民生志·婚丧》，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5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版，第103页。

[16] 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17] 马建石、杨育堂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十《户律·婚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页。

[18]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8～109页。按，瞿同祖还区分了他们的权责大小与法律责任，即直系尊亲属即祖父母、父母；期亲尊长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他们不会强制执行主婚权，多少会征求当事人的同意，所以，法律上的责任较轻；期亲以外的尊亲属关系最疏，所以，只是名义上的主婚人，实际上并没有专断的权利，而须征求本人的同意。

[19] 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按，郭先生依据他们所见的材料，在该书中继续写道：只要夫家还有能够出面的人，寡妇的主婚者就是他们，并举出了公翁、公婆、叔伯、堂伯、小叔等五种事例（第122～125页）。

[20] 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19页。

[21] 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20页。按，公翁主婚事例，可参见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第8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22] 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刘光彬家藏文书之一。

[23] 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第2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24] 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25] 按，“逃”字，系酸汤话记汉意，这里的“难逃”，是“难找，难以生活”之意。

[26] 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2辑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27] 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页。

[28] 按，双方的诉状词稿，参见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223页。

[29] 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页。

[30] 马建石、杨育堂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十《户律·婚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6页。

[31] 潘志成、吴大华：“清水江文书研究”丛书之《土地关系及其他事务文书》，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32] 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33] 高聪、谭洪沛主编：《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