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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帖为凭：苗族婚俗之嬗变
所属图书：《清代苗族妇女的婚姻与权利：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 出版日期：2017-08-01文章字数：字

四、庚帖为凭：苗族婚俗之嬗变

诚然，改革时机的出现，加上一些广为人所知的严重后果出现之后，这种“转娘头”的婚姻制度将会慢慢被改变乃至消失。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针对这种亲属婚姻所带来的危害，曾这样写道：“边胞居住地方，多属聚族同住一寨，一寨之中鲜有异姓在内，故伊等结婚亦不避同姓。同姓结婚竟成习俗，以致生命渐短，体质渐弱。” [1] 现在，一些偏僻的村寨里，常可见到聋哑、外貌残缺等先天残疾人和智力迟钝的“低能儿”。例如锦屏县的裕河村，人口不足千人，而患痴呆、聋哑、发育不全等先天疾病的便有20多人，据调查，这里“转娘头”等近亲通婚习俗仍很盛行。 [2] 尽管如此，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贵州黎平、镇远、思州等府多次发布文告，要各地“禁革”这种“恶风恶俗”。改革的目的是“俗兴化美，益己利人” [3] 。然而婚俗改革的过程是漫长的，为约束人们共同遵守，官府文告及改革规定多被刊成石碑立于各村寨。从目前所看到的碑刻来说，最早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就已开始，历经数百年，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甚至到改革开放前。简言之，其改革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首先，婚俗改革主要针对“转娘头”，从年龄、辈分以及男女意愿等方面加以限制，并尤其重视婚姻缔结中的“庚帖为凭”。换言之，“庚帖为凭”成为人们最为在意的婚姻程序。这当然与黔东南地区清代中期以后兴起的契约书写风潮有紧密联系，即人们凡事都需一纸文书的观念增强。 [4] 在黔东南黎平、锦屏、剑河三县地区，官府“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苗民人等知悉，嗣后男女婚嫁，必凭媒妁撮合，奠雁问名” [5] 。

在剑河小广地区，地方精英认为原有的舅公礼、转娘头，“其俗可鄙，其习甚陋”，特请示镇远府、清江厅对婚俗进行改革，提出“凡婚皆凭媒妁”的要求。现立于小广的“永定风规”碑，刊刻了清代嘉庆、同治、光绪三朝婚俗改革的官府告示，其中嘉庆二十二年（1817）规定：“嗣后男女婚娶，遵照定例，必由两家情愿，请凭媒妁，发庚过聘。不得效法苗俗，唱歌聚会，并舅家强娶，需索舅公礼娘头钱及强娶滋事”；同治十二年（1873）规定：“嗣后凡讨亲者，不拘舅家外姓必须以礼相求，不得以还娘头”；光绪十四年（1888）规定：“从改以后，由于父母主政，舅氏不得专权”。 [6] 而在剑河县九仰乡奉党苗寨立的碑刻中规定：“嗣后凡婚嫁之事，务必查明长幼班辈，只许同辈结婚，不准越辈笼娶，以正婚俗。” [7]

在锦屏敦寨，“求聘定亲，止许庚帖为凭”，“求婚令请媒妁，迎亲令抬乘舆” [8] 。而九寨地区，“姑舅开亲，现虽在所不禁，然亦须年岁相当，两家愿意方可办理” [9] 。在文斗苗寨，官府发布告示：“嗣后男女订婚，必出两家情愿，凭媒聘订，不得执以姑舅子女必应成婚，及借甥女许嫁，必由舅氏受财。” [10] “凡问亲必欲请媒，有庚书斯为实据。若无庚书，即为赖婚。如违治罪。在来请示之先已准之亲，虽无庚书，一定不易；岩寨竖碑之后，必要庚书方可准行。”

其次，舅家必娶外甥女为儿媳的权利可用“外甥钱”来赎买，同时限制聘礼数额。在黔东南黎平、锦屏、剑河三县相邻的28个村寨，“二比两愿之后，上富之女聘银十两，中户聘银八两，下户聘银五银” [11] 。在锦屏河口地区规定：“姑舅转亲，仍补外家礼银三两五钱，不得勒借。” [12] 启蒙地区详细规定了行亲之家、嫁女之家各种彩礼的具体数额，“行亲之家，彩礼六两，女家全受。舅父只收酒肉，水礼彩礼不妄受分毫；”“送亲礼物，只许糍粑一槽，其酒肉多寡听其自便；”“送陪亲婆礼，只许酒肉，不得又送糍粑；”“嫁女之家，妆奁多寡，随便其有，手中概行禁止；”“纳彩之后，禁止节礼，日后行亲节礼，只许馈送一年。” [13] 嘉庆时期，在河口“以前嫁娶种种陋弊，请示已先禁革”，但对定亲礼及过门礼未加限制，现规定：“凡接亲礼只许五钱；定亲酒礼，小则一两五钱，大则四两。如多，罚充公。” [14] 在九寨地区，“公议上户出银五两，中户出银四两，下户出银三两”，同时强调“凡有所谓舅公礼者，必须分别上中下三等，只准三两起五两止，不得再行勒索多金” [15] 。甚至到2012年，瑶白村“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专门出台《瑶白村关于改革陈规陋习的规定》，第一条“红喜”第五款规定：“结婚时男方向女方家献猪肉统一规定208斤，其中不包括母舅家、回娘头以及房族条肉部分。”第六款规定：“结婚时，男方献给母舅的彩礼统一规定为800元，不准舅家回礼。” [16]

在剑河小广地区，同治朝规定“纵有两家情愿，其舅家江钱只准取钱九百六十文；生身父母只准捡彩礼钱九千六百文，以作陪嫁之资”。光绪朝规定“娘家九千六百文以作陪嫁之资，舅氏九百六十文以纳燕会之席”。 [17] 在黎平茅贡地区，“列贫富三等，上户姑婊照现彩礼加一十六两，中户八两；非姑婊上户照加十二两，中户八两。” [18] 台江反排地区，规定“西将”（舅爷钱）三两三钱，“西奋”（人头钱）十二两。 [19]

对于婚姻过程中的钱财，明代黄佐《泰泉乡礼》即有具体规定：

若把黔东南碑刻中的规定与此对比，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继承性，即明清王朝提倡的“乡礼”，在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传播开来。

再次，对离婚与再婚进行明确规定。由夫妻不和、感情破裂等因素引起的，男女方均可提出离婚。在清代，台江反排的养猫应对离婚也做了规定，首先提出离婚的一方要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女方提出离婚者，付给男方银八两”；“男方提出离婚者，付给女方银十六两” [21] 。离婚后或中年丧偶，男可再娶，女可再嫁。在锦屏河口地区，“凡娶二婚，视礼，共议银五两，公婆、叔伯不得掯勒阻拦，逼压生事。如违送官治罪。若有嫌贫爱富，弃丑贪花，无媒证而强夺生人妻者，送官治罪” [22] 。在黎平茅贡地区，“至若改嫁别人，经过彩礼花费酒水，照加四两，以补酒水礼费” [23] 。

最后，对违反规定的惩罚。对违反规定的，可以采取罚款、送官惩处等方式，甚至家族内部处死。如锦屏启蒙地区，“凡合款之家，共计七百余户。若有故犯，俱在各甲长指名报众，倘或隐瞒，公罚甲长儆众。” [24] 在九寨地区，“倘有不遵，仍前勒索估娶，或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提案严究不贷。” [25] 在黎平茅贡地区，“公议嫁娶定规，违者公罚银三两。” [26] 在黄平翁坪地区的王氏族人规定：“我族内子孙日后分支久远，不认老少乱淫，同姓成婚，刁拐姑媳，众族查出将伊沉水，将他本业充公。” [27] 在黎平、锦屏、剑河三县相邻的28个村寨里，“嗣后男女婚嫁，必凭媒妁撮合，奠雁问名”，“自示之后，倘仍不遵，并勒取身价者，准地方绅团头首公同具禀，以凭严惩”，“许地方公同禀官究治”。 [28]

[1] 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第三章第六节“边胞婚姻”，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8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影印版，第596页。

[2] 王宗勋：《侗族“舅公礼”与婚姻制度的变革》，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3] 清道光十一年“因时制宜”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启蒙镇边沙村边沙小学。

[4] 参见吴才茂：《契约文书所见清代清水江下游苗侗民族的社会生活》，载《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5] 清同治五年“纪德婚碑”，现立于贵州省黎平县平寨乡纪德小学围墙外。

[6] 清光绪十四年“永定风规”碑，现立于贵州省剑河县磻溪乡小广村。

[7] 清道光四年“奉党婚碑”，现立于贵州省剑河县九仰乡奉党村。

[8] 清康熙二十九年“恩德碑”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敦寨镇平江村。

[9] 清光绪十四年“定俗垂后”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彦洞乡彦洞村。

[10] 清乾隆五十六年“恩垂万古”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文斗上寨。

[11] 清同治五年“纪德婚”碑，现立于贵州省黎平县平寨乡纪德小学。

[12] 清康熙二十九年“恩德”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敦寨镇平江村。

[13] 清道光十一年“因时制宜”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启蒙镇边沙小学。

[14] 清嘉庆十一年“千秋不朽”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文斗上寨。

[15] 清光绪十四年“定俗垂后”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彦洞乡彦洞村。

[16] 《瑶白村志》，2011年内部编印本。

[17] 清光绪十四年“永定风规”碑，现立于贵州省剑河县磻溪乡小广村环龙庵。

[18] 清道光二十五年“约条碑记”，现立于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寨母寨。

[19]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20] （明）黄佐：《泰泉乡礼》卷一，载《景印四库全书》第1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版，第598页～599页。

[21]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22] 清乾隆五十六年“恩垂万古”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文斗上寨。

[23] 清道光二十五年“约条碑记”，现立于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寨母寨。

[24] 清道光十一年“因时制宜”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启蒙镇边沙小学。

[25] 清光绪十四年“定俗垂后”碑，现立于贵州省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

[26] 清道光二十五年“约条碑记”，现立于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寨母寨。

[27] 清光绪二十九年“万古千秋”碑，现立于贵州省黄平县翁坪乡王家牌村。

[28] 清同治五年“纪德婚碑”，现立于贵州省黎平县平寨乡纪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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