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摩教美术——岩画与文身
岩画与文身，是布依族摩教艺术中的原始美术。
布依族地区最早的岩画，据考证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遗迹（贞丰沙坪），部分地区发现的文身习俗则是古百越文化的遗存，内容反映龙或蛇图腾崇拜。摩教源头之一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出现的巫，因此，岩画和文身是摩教原始艺术的遗存。
岩画，或称岩壁画，是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一种古老造型艺术。根据人类学家的解读，很多岩画内容都与宗教信仰有关。
1879年夏天，当西班牙发现了第一个史前洞穴壁画之后，欧洲各地陆续发现了很多洞穴壁画。经研究，这些壁画大多是旧石器晚期的作品。题材以动物为主，几乎全是巨大的食草动物，如野牛、长毛象、鹿、驯鹿等，有的洞穴壁画中则出现戴兽形假面，跳着神秘舞蹈的巫师，以及类似猴子的人像。画法有彩绘和线刻两种。彩绘是先在岩壁上刻出轮廓，然后涂彩。使用的色彩有黑、红、褐和黄等，多为暖色调，尤以红色最多。颜料采用赤铁矿、黄铁矿、锰矿、骨灰、亚铅等，研制成粉末后，调和脂肪和骨髓，创作时直接用手指或用羽毛向壁上涂抹。这些壁画的描绘大都很准确、逼真、生动，富有天真的情趣及很强的表现力。没有对狩猎生活的亲身体验和对动物的仔细观察是画不出来的。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这些壁画是出于什么目的画出来的？1940年法国著名的拉斯科克斯洞穴壁画被当地四个小孩偶然发现，这一壁画的艺术成就曾被人比之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的希斯廷教堂壁画，称之为“冰河时代的希斯廷教堂”，很多学者根据壁画内容及特点，确认它与巫术有关系。于是，用巫术论去解释洞穴壁画成了学者们的一种时尚。主要论据是：首先，许多洞穴壁画处于洞穴深处，有的甚至处于必须平躺在地上才能使眼睛与画面保持直线的岩缝隙上。前者如法国尼奥洞穴中著名的“黑厅”（在洞穴700多米深处），后者如法国冯·特·高洞穴壁画。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为鉴赏或展览，而是有某种神秘的巫术目的。其次，某些地方的壁画往往被一画再画，几乎毫不重视形象的轮廓是否清晰，而靠近它周围的岩壁却没有画。例如拉斯科克斯洞穴有一处岩壁的画被重叠了三次，据推测可能第一幅画被认为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气，于是这块地方就被认为是有求必应的地方而受到特别重视。再次，更有力的证据是，有的动物形象身上有被长矛或棍棒戳刺或打击过的痕迹。这无疑与交感巫术有关。
研究结果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继洞穴壁画之后，是露天岩画的繁荣期。主要论据是画面由以动物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说明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能力已大大提高。岩画遍布世界各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也陆续发现了很多岩画。从岩画的特点看，它不像洞穴壁画那样画于洞穴深处，没有重叠的印迹，也没有发现动物身上有被武器打击的痕迹。但是，岩画的巫术目的仍比较明显。我国广西花山岩画，有人认为是反映镇水鬼的场面，也有人认为是祭祀太阳神的仪式。嘉谷关黑山湖附近的黑山石雕岩画，内容都是与虎、鹿、牛、鸟、蛇及狩猎的活动有关。有的表现了集体围猎前集合的情景，有的表现了虎、蛇同追猎物的场面。显然是一种模仿巫术。有的学者在对非洲岩画进行研究后认为“许多动物形象具有巫术意义看来是可能的。这些动物之所以被画成肖像，其目的就在于想在某种形式中通过‘交感’巫术的媒介给狩猎带来成功。……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图画可能想表现猎获动物时的一种象征性舞蹈场面，并想通过这种绘画表现把狩猎动物置于巫术的影响下，从而使狩猎者易去控制、处理和捕获它们” [1] 。
研究结果表明，洞穴壁画和岩画的巫术因素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巫术直接导致了这种模仿形式的产生，为绘画艺术奠定了形式的基础。
长顺傅家院岩画
长顺傅家院岩画
布依族地区分布着很多处岩画，如关岭、贞丰、长顺、开阳等布依族聚居区均发现了岩画。
对于布依族地区各地岩画反映的内容，目前研究的人不多。而贵州大学王良范、罗晓明是其中成就最显著者，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根据王良范和罗晓明的研究，一些岩画明显反映出某种巫术观念，如开阳“画马岩”和长顺傅家院岩画中，一些动物的附近有一种小圆点符号。这些圆点要么排成行，要么密集成堆。他们认为，这似乎是在表明作巫者的愿望：希望巫术使得这里的动物大量繁殖。 [2]
在长顺傅家院红岩洞岩画上，有一幅位于岩画中心部位的图像，正中是一个手持长棒的披袍人像，披袍人的前面有一圆形物，像铜鼓面，披袍持棒人正在敲击铜鼓。而在右上方，有一个异形符号，人物下端是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或半圆形图。整个画面反映法师击铜鼓祭祀的情景。结合布依族普遍使用铜鼓，且使用铜鼓有悠久历史的情况，这一判断是有说服力的。 [3]
贞丰沙坪乡大红岩壁画
2011年5月18日至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执行委员陈兆復，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彭建一行5人组成的考古专家组在贞丰县沙坪乡石柱村大红岩处发现旧石器时期远古岩画。
大红岩岩壁坐西向东，足有400多米长，平均高度在180米左右，整个岩壁大部分区域呈现土黄色，距离地面1～30米，相隔5～10米，呈现相对暗红的颜色，喷洒清水后，一幅幅远古岩画跃然壁上。岩画形象逼真、内容丰富。大红岩岩画图像主要有猪、牛、蛇、鹿、孔雀等多种动物形状，也有兽面人身、男女对视的形状以及分布密集的手印形状。据初步统计，大小各异的手印岩画有1000多处，目前，在国内乃至世界其他国家，还没有发现规模如此之大、内容如此丰富的手印岩画。手印岩画过去主要在国外发现，研究认为与祭祀有关。
贞丰沙坪乡大红岩岩画上的手掌印
据初步推断，大红岩岩画形成的年代最早在旧石器时期，岩画上的图像乃各时代陆续绘制而成。南北盘江是布依族分布区域的腹心地带，长期以来一直是布依族居住区域。岩画上密集的手印图像，应该是与古代布依族先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某种巫术观念有关。
文身是世界很多民族中普遍的文化事象。原始人在人体上用尖利之器刺刻图案使色素渗入体内，留下永久花纹，称为文身。关于文身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以巫术说最为有力。如弗雷泽认为：“图腾部族的成员，为使其自身受到图腾的保护，就有同化自己于图腾的习惯，或穿着图腾动物的皮毛或其他部分，或辫结毛发，割伤身体，使其类似图腾，或取切痕，黥纹，深色的方法，描写图腾于身体上。北美印第安人的身体，都有描写动物的图像（如野牛、海豹、龟、哇、鸟之类）。此种精神状态的表现，正可以图腾信仰解释之。” [4] 看来，文身的目的就是与图腾物认同从而乞求庇护。
布依族源于百越，而古代百越民族有文身的习俗。《淮南子·原道驯》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而之所以要“像鳞虫”，就是将自己同化于图腾动物。《汉书·地理志》在说到越人的习俗时说：“……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文献有“越为蛇种”之说。说明古越人信仰蛇图腾。鳞虫、蛟龙，是蛇的别称。文身已同化于图腾物，就是为了寻求图腾的保护，使图腾物不要伤害自己的同类。由此可见，文身的巫术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布依族传统择吉书
与布依族同源的傣族等民族中，至今仍保存这一习俗。布依族中，直至20世纪60～70年代，在册亨、罗甸等布依族老人中，仍发现有文身习俗。这无疑是先民古越人文身习俗的传承。由于古越人文身与蛇图腾信仰有关，而蛇图腾遗迹在布依族中仍有发现，可见这种文身反映了布依族摩教艺术的一个方面。由于其反映的内容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因而可称之为布依族摩教原始艺术。虽然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但我们在追溯布依族摩教艺术发展演变历史时，应当注意到这一现象。
[1] 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615页。
[2] 王良范、罗晓明：《贵州岩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3] 王良范、罗晓明：《贵州岩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4] 转引自岑家梧：《图腾艺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