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前夜，猴场的惊心动魄
193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猴场镇的人们怀着对新年的期盼，早早地进入了梦乡。他们并不知道，在下司宋泽生家青瓦高墙的宅子里，此刻正进行着一场紧张而热烈的重大会议。他们更不会知道，这场会议即将成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前奏”彪炳史册……
1933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重新寻找新的根据地，养精蓄锐，谋求以后的发展。于是同年10月，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下，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转移长征，打算在湘西集合所有分散的红军力量，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整顿好军队，再卷土重来，上前线跟国民党军拼个你死我活。
很多时候，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方成正果。红军长征之路，同样坎坷异常，危难不断，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领导人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指定地区（湘西）放下行李，然后才能反攻消灭敌人，失利是不可能的。”一味的消极避战，使得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凶猛的围追堵截下，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长征历时三个月，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至突破湘江时，红军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二，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至3万余人。
这还不算，最让人头疼的是，通过对红军长征路线的观察，狡猾的敌军此时已猜透红军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于是重兵布防，堵住了红军的必经之路。
面对敌人强劲的兵力，中央红军若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遭致可能全军覆没的严重后果。可是若不北上湘西，中央红军又该何去何从？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央红军匆匆召开了“通道会议”，临时改变进军路线，决定西进贵州。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短促，通道会议只改变了原定的进军路线，并未确定是否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在红军进占湘黔边界后，又接着召开了黎平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改向西行，进军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迅速向贵州腹地进击，一路势如破竹，于12月底抵达乌江南岸，准备强渡乌江。红军虽然抵达乌江南岸，但处境仍十分不利。此时，前有黔军沿江各渡口布防，后有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追击，倘若中央红军在乌江南岸时间太长，敌军就会尾追而至，四面合围，必将把红军陷入于背水一战的险恶境地。此时除了强渡乌江，似乎别无它法。但乌江作为贵州最大的一条河流，江水喘急，两岸陡峭，险滩相接，形成贵州的南北自然屏障，称为“乌江天险”。在敌人强劲的火力下要想强渡乌江，谈何容易？
于是继进军路线之后，过江与否又成了中央红军迫在眉睫的难题。
李德等人不顾红军面对的险境，不执行黎平会议关于到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议，不同意过江，主张留在乌江南岸打游击，等待机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双方各坚持己见，争执不出结果。
眼看敌人的围追越来越近，红军行动方向却未取得统一。在这紧急时刻，中央政治局果断决定，于12月31日当晚在猴场召开彪炳史册的“猴场会议”，慎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毛泽东在会上慷概陈词，驳斥博古、李德的错误思想，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会上多数同志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强调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最后会议决定：“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会议还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上做报告。”明确了部队的军事决定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问题。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从根本上结束了博古、李德等人独断专行的领导方式。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当机立断，决定立刻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历经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一举突破乌江天险，顺利渡江，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较大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凭借乌江天险堵截红军于南岸并予以彻底消灭的美梦，使红军从此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突破乌江后，中央红军士气大增，一鼓作气攻克遵义，并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可以说，在危急的历史关头，猴场会议的召开，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当之无愧的“伟大转折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