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齐生，毕生追求光明的民主战士
1946年4月8日，一架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
一声巨响，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坠毁，机上的人员全部遇难。
当时飞机载着叶挺、王若飞、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特别是叶挺将军，他正式结束了被蒋介石关押的生活，可惜不幸就是发生了。
同机遇难的还有一位叫黄齐生的老人，他是近代大名鼎鼎的爱国教育家，一位毕生追求光明的民主战士，他的精神就像永恒的火焰，在那些昏黑的夜里燃烧。
清末瓮安平定营，一个15岁的少年背着行李离开了家，他家穷，要去外地当学徒。
学徒的时间漫长而无聊，读书成为少年业余的一种消遣。那段时间里，《民约论》、《天演论》、《进化论》等西方哲学作品，康梁维新派的《时务报》等进步书刊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营养，慢慢地黄齐生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判断社会，去思考关于人生的深邃问题。
学徒的生活总是要结束的，总要找一份工作让自己活下去。凭借真才实学，贵阳绸布书业商店“群明社”聘他为经理。接受进步思想熏陶的日子长了，进步的思维方式也被他带到工作中。他致力扩大书店业务，废除旧式学徒制度，组织业余学习，开创了贵阳商界新风气。可是商海尔虞我诈，他一点也不喜欢那些喧嚣与世故，他喜欢读书，朴素的从业观让他辞去了“群明社”经理一职，到贵阳达德学堂任教，这是他从事教育活动的开始。
学堂里，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一直没有消停过，黄齐生与渐渐走向没落的保守派发生了观念上的激烈冲突。在他看来，女人不用缠小脚，女人也可以上学堂，这些进步的想法迎得了很多青年的支持，他的声望在贵阳教育界越来越高，引起了当局政府的重视。当局希望他能出任政府要职，他推辞了，教书育人用思想去警醒世人，传播西方先进的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信念，成长在他心中。
他欣然接受了月薪仅12元的达德学校校长一职，创办了《达德周刊》，发表了许多政治时事评论，婚姻解放、远游求学、汉苗各族文化交流内容无所不有。为了让学生更多地接触进步思想，先后两次带领贵州学生远渡重洋，到日本和欧洲勤工俭学。在国外，西方工业文明的兴盛让他感叹不已，回想积弱的祖国，变革才是中国的出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又结识了蔡和森、李维汉、徐特立等人，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
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没有多久，经常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回国后，利用一切机会，他不停地为共产党的主张高呼，支持共产主义事业。
卢沟桥事变，全国上下抗战情绪高涨，黄齐生奔走呼吁各校组织抗日救国会，募捐、慰问、演讲，大力宣传八路军的作战方法。
在一次学校的演讲中，黄齐生登上讲台说：“现在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大好形势。我将八路军打日寇的方法讲一下，首先要说明日寇的装备比八路军强得多，有机枪、有大炮，又有飞机，八路军用的是步枪和土枪、土炮，民兵用的还有大刀梭镖，装备落后，医药也都缺乏。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怎么打法，同学们想一想，要打硬仗，我们就要吃亏，面对这个最凶残的强敌，用什么方法打呢？八路军就用‘游击战术’来对付他们。”
他还说：“所谓‘游击战术’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住我扰，敌疲我打’。在敌人进攻的时候，八路军就退避，不同他硬拼；敌人退走的时候，八路军就追、就截，打得他只顾逃命；敌人驻下的时候，八路军就去扰乱，使他不得安宁；把敌人拖疲了，八路军就包围着打得他狼狈不堪。这种打法使日寇无法应付，只有挨打和被俘。古时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据日寇俘虏说：‘你们打仗不规矩，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你们活捉了’。”
在各种场合宣传八路军的抗战方法，成为他抗战时期的自觉行动。
这一年，黄齐生赴延安看望外甥王若飞，受到党中央的热情接待，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党内各领导同志。毛主席赞许黄齐生是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党外人士同情、爱护党最早的一人。
从延安回到贵阳，各学校团体纷纷请黄齐生介绍延安的情况，黄齐生欣然前往，每次讲演三四小时，把一个真实的共产党、真实的延安讲给大家听，揭露了那些诬蔑中共抗战的谣言，那一刻，他成为共产党最坚定的支持者。
1946年，王若飞邀请黄齐生一同去延安，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那场谁都预料不了的空难，把他的生命远远定格在白云蓝天里，一生追求教育，一生传播文化，一生不渝地支持共产主义事业。黄齐生，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被人们遗忘，他一直活在后世我们的心里。
